# 改进党群关系　办好师范大学 教授们积极提出意见帮助党组织整风

　　<《人民日报》>

　　本报讯中共北京师范大学委员会于１０、１３、１４、１５四日内，分别邀请中文、教育、俄语、历史等系的教授、副教授座谈。教授们对于学校党的领导工作提出了批评和建议。

　　胡明说，党员有特殊的优越感，个别党员采取粗暴方式维持“威信”。

　　北京师范大学的党和群众的关系怎样呢？许多教授对这个问题很关心。俄语系主任胡明教授说：现在我校的主要矛盾是党和群众的关系不好，而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党员和党的组织。有的党员有特殊的优越感，看不起一般群众，因而脱离群众。有人总说群众自卑，其实群众并不自卑，是因为党员有特殊的优越感，夸大自己的作用、功劳，使群众相对的自卑了。更严重的是个别党员采取粗暴的方式维持“威信”，在群众中影响极坏。

　　中文系李长之教授说：“师大的党组织和群众之间的墙是很厚的，象钢骨水泥一样坚固，这个墙如果不拆，有愈来愈厚的危险。”“人之相知，贵相知心”，本来群众很愿意和党员作知心朋友，可是党员没有这种表示。党员的作风确实影响党群关系，但群众往往通过个别党员与党建立感情，师大很多青年共产党员没有经过同群众共甘苦的锻炼，不少高级知识分子入党后反而脱离群众，成了当权派，不虚心听取群众的意见，喜欢摆出教育人的姿态，容易使人产生反感。

　　政教专业何廷杰教授说：现在都说党群间有墙，这种提法有问题，不是党与群众间有墙，而是一些基层党组织、党员和群众间有墙。个别人留在墙外不要紧，墙外人多了对社会主义建设不利。这墙是谁造成？有人说是双方面：一方面是自卑感，这个墙一碰就破，另一方面是优越感，这是三合土加上电网，还通上电流的墙，好在现在是没连成一片，否则就太危险了。

　　朱智贤教授说：党群关系问题主要是党和老教师的关系问题，行政负责人看起来比教学人员重要。在学校里，教学要依靠教学人员，特别是依靠老教师的思想是不明确的。解放后形成一种风气，太看重新教师，党对老教师支持不够，青年同志中有一股歪风，有些对领导、对党员很服从，这当然很好，但对老教师、对群众都不够尊敬重视。有些年青同志入党前很谦虚，入党后就不同了，“养不教，父之过”，党应给他们以教育。

　　邵鹤亭教授说：希望党组织慎重考虑各种联系群众的新方式。他建议党除掉通过民主党派联系群众外，应当充分通过工会组织，把一切问题向群众开门，把群众当作自己人看待，填平党与群众间的鸿沟，使每个人都有主人翁的态度。

　　邰爽秋说，教授是处在四层楼板下面和四道围墙外面。

　　学校如何广泛吸收教授的意见？怎样扩大教授同各方面的联系？邰爽秋教授说：教授在学校里，是处在四层楼板下面和四道围墙外面，这四层楼的最顶层是校长，其次是教务长、研究部主任等，再下一层是系主任，还有一层是教研组主任，四层楼下才是教授，而教授又分六级，实际上有十层之多；四道围墙：第一道是党委会，第二道是校委会，第三道是系务会议，第四道是教研组的核心会，这四道城墙层层保密，水泄不通。作为一个教授除非兼任行政职务，什么事情都不知道，这叫人怎么能提出意见，怎么能对学校热爱呢？采取这样保密制度和这样的工作方法，实际上却是影响了团结。必须拆掉这些墙，打通这些楼板。

　　张怀说，领导高高在上，中层干部忙于事务，我们有话无处说。

　　张怀教授说：我们教授的意见没有发表的机会，领导高高在上，中层干部忙于事务，我们有话无处说。去年学校在北校举行过茶话会，这很好，倒不是为了吃茶点，而是有机会谈出自己的意见。校长出布告规定接见教授时间，用心固然好，但仍然是形式，还没有了解到高级知识分子的心理，高级知识分子大多数都难免有些旧的书生脾气，找朋友谈天可以，找领导就不愿意。老实说我就不愿意排队等接见。希望领导通过各种方式接近群众。何副校长只在到师大来时找我谈过一次话。我对学校不是不关心，不是没有意见，是有意见无从上达。

　　俄语系胡明主任说：学校领导的官僚主义相当严重。学校、党委各部门职责分工不明确，自解放至今学校还是混乱状态。一个问题来了推前、推后、推左、推右无人真正负责，问题不能解决。许多问题校领导都是以耳代目，凭听汇报办事，办不通就命令主义。学校宗派主义相当严重，在使用、提拔干部、评级评薪等问题上都表现出来。中文系副教授俞敏说：师大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矛盾有二：一、不信任群众。二、领导对被领导管的太多。我研究古汉语二十年，我愿意教这门课，即使不能教我也愿意研究有关这方面的问题，但领导上硬说我擅长语音，要我在这方面进行研究。语音是研究古汉语的工具，正如数学是研究物理的工具一样，对一个学物理的人说他数学很好，他会感到受了侮辱。

　　廖泰初说，非党教授有四个难处：会见领导难，谈心难，对党员了解难，办事难。

　　教育系教授廖泰初谈到非党教授在处理日常工作中有四个难处：（一）会见领导难。向领导请示一件事往往要花费很多时间，有一次他想和丁浩川教务长商量一个问题，约了三次都没见到，直到第四次才见到，但见面谈话却不到十分钟。这件事使他很寒心。他说，直到现在，他连和何校长、黄教务长谈一次话的机会都没找到。他认为，需要和领导同志谈谈。领导上的所谓“忙”，值得打个大问号。（二）谈心难。过去自己有些甜酸苦辣的心事总喜欢找老朋友们扯扯。但是，现在大家都提高了，怕自己谈出的东西不好，人家会不会扣帽子，有了这种顾虑，就不敢找人谈。有时找到党员同志谈心，但在谈的过程中，自己倒是诚心谈自己的问题，而对方只是帮助你分析分析问题，从不谈他的问题。自己谈十句话，对方谈不了一句话。（三）对党员了解难。党员中春风满面的比较好接近的固然有，但冷若冰霜，不好接近的也不少，这样的同志摸不着他的脾气，和他谈话就有顾虑。例如，党员中有个别同志好下命令、坚持己见，不大愿意和人商量问题。看来这些党员认为他们就是教育人、改造人的；而非党人士则是被教育、被改造的。他觉得这是党员的一种宗派主义情绪，因为党并没有教育党员去脱离群众。（四）办事难。办个事情要花费很多时间用在请求、写报告上面，而且拖拖拉拉，长期之内得不到解决。

　　叶苍岑说，领导上在评级问题中对待党员和群众有两种态度

　　教授们在发言中，对评级评薪问题提出了很多意见。为什么把教授分成六个级？级别的高低到底根据什么？对这些问题，不少教授有意见，并且认为分成这么多的级没有好处，反而影响了教授之间的团结，甚至连好朋友也为了级别问题，伤了感情。由于教授中分成很多等级，意见很多。中文系教授叶苍岑认为在评级问题上，领导上对待党员和群众有两种态度，如一个派去匈牙利学习的党员教授每次评级都提升，甚至还提升两级；而对某些工作成绩很好的教授却评得很低，不注意提拔。他就曾经为一个姓高的教授的级别评得太低而提过几次意见，但都未被采纳。有些教授认为评级就应公开地评，不应对某些人保密。如有些一、二级的教授据说是教育部指定的，既然已经指定，何必再评。

　　殷祖英说，群众伸出手来党员不接

　　党员应该在思想、工作、生活各个方面和群众打成一片，许多教授都有这样意见。物理系主任方嗣蘰教授说，一般从表面上看还好，但确实有一堵无形的墙，有许多事情不是事先征求教师的意见，而是先在党内作决定，而后再拿出来。党员助教和老教师谈话很严肃。有的人说“我得沉默一个时期，才能转变过来。”有的人见面不是说“今天天气好”就是“这两篇社论如何如何”。数学系主任张禾瑞说：我感觉青年党员越来越严肃了，原来活泼的也变严肃了，我不知道为什么党员党龄的增长，会使他们越来越严肃。生物系陈昭熙副教授说：党员的态度过于谨慎，党员说话对一些问题不加可否，就会使群众怀疑其中有什么问题。本来无矛盾，也就形成了矛盾。董渭川教授说：党和领导只抓些具体事情，结果使党政不分，领导忙于事务，成了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在学校听到有“校首长”的称呼，还要盖什么“首长住宅区”、“高级干部宿舍”等，听了叫人多刺耳，住到那里群众会怎么看呢？毛礼锐教授说，搞好党群关系，可以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地理系殷祖英教授说：搞好团结不容易，现在趋向团结了。党员主动伸出手来，群众不接是没有的，往往是群众伸出手来党员不接。

　　赵擎寰说，教育部办事令人啼笑皆非

　　有些教授在发言中对教育部的官僚主义作风提出批评。制图专业教授赵擎寰说，学校今天有问题，教育部不能不负一定责任。教育部办的许多事，真令人啼笑皆非。例如对制图课，可说是灵机一动，调集了许多人，有的坐飞机赶到北京学了一个月，但大家刚回去，却又接到教育部的通知说不开制图课了。而司长曾在会上对大家说过“制图课目前是需要的，前途是大有可为的”，这样变化多端，可不令人啼笑皆非！教育系教授左学礼还揭发了另一件事情。过去教育部曾经要她翻译一本有关心理学的英文著作。当时教育部限定她三个月译完，本来需要半年时间才能译出，她加班加点如期完成了。但这本译著送到教育部之后，长期没有音讯。后来知道教育部将这本译著丢失了。她在发言中表示，教育部一定要将译稿找到退给她。

　　陈景盘说，官僚气浓，学术气薄

　　有的教授认为师范大学有官僚气压倒学术气的倾向，校内官僚气氛浓厚，而学术气氛淡薄。教育系陈景盘教授说：师大是个学术机关，应该有研究学术的空气，但相反，从教授发表的文章来看，使人感到学气少，官气大。负责行政领导的同志就是把行政放在第一位，替他们计算一下工作时间，就可看到他们在教学方面花费时间很少。拿科学研究来说，似乎科学研究是为行政服务，而不是行政为科学研究服务。教育部注重的是填表，教授进行科学研究也是为了赶任务、填表，我自己也是这种情况，对于科学研究方面的分歧意见却没有抓紧进行研究。中文系启功教授也认为师大的学术空气不浓，他建议加强对这方面的领导。他说图书馆的书应打开箱子，不要搁在那里不利用，否则影响科学进军。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5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