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它鼓励我们大胆去探索——参加省文艺工作座谈会后的杂惑

　　<赫伦>

　　最近，听说某编辑部的某编辑同志因组织不到“毒草”稿件而苦恼。乍听来，颇觉奇怪。从前是怕毒草，而今竟苦于“毒草”无寻处！多想一回，就明白了：这仍然是对百花齐放方针的消极认识。不管怎样吧，这有好处，某些曾被甄别为“毒草”的作品有可能被“放”出来了；至于是毒非毒，读者比几个编辑的眼睛更亮的。

　　有些作品底确被误认为“毒草”的，因之教条主义群起而攻之。一九五四年汤凡的“一个女报务员的日记”、一九五六年刘昌朴的“姻缘”和一九五七年我的“猴子”都戴过各式各样的倒楣帽子。平心地说，原不过是这几篇小说有些地方不合乎教条主义的规格而已。而座谈会有人认为：对前两个作品的批评的起因是，发表这两个小说的两个编辑部过份肯定了它们；你“大捧它”，我才“大棒”打它。这话不足信。

　　在教条主义流行的时候，在文艺批评上就常会有这样的情形发生：哪个作品的题材是不常见的，哪个作品的表现手法稍有些新的尝试，哪些作品在思想上稍有缺陷或只是达到了它所能达到的、而没有达到它不能达到的……就被打上问号。

　　回想起来，也不好意思。在讨论“一个女报务员的日记”的时候，我曾经是个“抡大棒的人”，不遗余力地挖苦这作品是宣扬不要思想改造的“不痛的手术”。而两年之后，真是现世报，自己的习作也遭到了维问等同志同样粗暴的扣帽子和挖苦。

　　从最近对“猴子”的批评讨论中，我才体会到当年汤凡和刘昌朴的心情。我保持长久地缄默，原因很简单也很复杂。我不能双手赞同维问、尚青、云展等同志的武断和机械分析；我更不能为了表示虚假的虚心而承认自己的东西是“毒草”。作为一个短篇的作者，当别人硬说他的作品里有主题或者是对它的主题作歪曲的解释的时候，自己出面另写一篇比作品还长的说明书来解释作品的主题，那并非是光彩的事！我不想作反批评，还因为我相信广大的读者比偏激的评论家更有雅量。

　　我想到的只是：我应当在创作的实践中克服自身的教条主义思想的束缚，并且再不听从那些胡乱引经据典规定别人该写这个、不该写那个的指挥棒。

　　再说，要写反批评之章我实在有不少顾虑。从经验中我知道，和辽宁日报编者意见相反的文章是不能发表的。二月间，我写过一篇题为“什么是重要的”的评论，那是就辽宁文艺发表的两篇散文写的读后感。我自信那篇文章还能自圆其说。如果说有“毛病”，那就是我没有按流行的评论八股体来写，通篇没有引用半句经典著作和名家之言；只是用自己的话来表现自己的思想(我希望也能写下自己学习马克思主义美学批评的一些小小的心得；同时也对教条主义束缚创作表示相当的厌烦)。大约就为这个缘故吧，据说这稿子的小样打出来后，被编辑向志删掉了我的基本论点，结果当然不便发表了。可是不久，那篇文章里有一句话登出来了——那是被于铁同志引用在他写的“警钟”文中。他引用的目的是为了给我扣一顶“唯心主义”的帽子，并且证明有人取消评论作品时必须有政治标准！如果帽子扣的合适我是没话可说，但，在“我衡量作品的标尺很朴素，那是：看它能否吸引我看下去，看的时候思想是否溜号，看完了能否使我联想一些什么”这句话中，于铁同志完全抹杀了所谓“使我联想一些什么”的涵义就是指对作品的思想内容的分析；那篇文章大部份篇幅是漫谈生活形象和作品的政治效果和艺术效果的，他也不加计较。读了“警钟”，我只好苦笑。

　　在前此一个时期，我省批评界中盛行着这样歪风的时候，稍具有点尝试探索念头的人，就不能不感到苦恼。你想在创作上标点新立点异么，当心！能不能发表，得闯运气；发表了，你等着吧，你的脑袋戴得了几顶“小资产阶级情绪的流露”“颓废的资产阶级文学”诸如此类的不祥的帽子！

　　省文艺工作座谈会开过了，不少同志都说：心里敞亮了。作为一个受到批评的作者，我当然有同感。上面的杂感，写出来也许还可以作为必须反对教条主义的论据吧；报刊怎样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我看是不能再那样做了。

　　我也是个编辑从业人员，在自己的业务上也还有另一些感想。作为一个文艺刊物编辑，在拥护“大胆的放”的同时，的确也产生一些新的苦恼。形势改变了，工作作风也要改变。目前我感到不是编辑部愿不愿意放的问题，更主要的是一下子不能找到有较高艺术质量的多种题材、多种表现手法的稿件编在刊物上。当然，这苦恼和那种找不到“毒草”来点缀刊物门面的苦恼是截然不同的。

　　刊物编辑部要创造“放”的条件，把编辑从他自己脑袋里的教条主义中解放出来，只是一个环节；另外一环，则有赖于为刊物撰稿的作者群的支持——拿出各色各味的花来。

　　作为一个普通的读者呢，我感想更多。人们常说我们文学艺术工作赶不上形势需要。这表现在我们的百花园里花的品种不够多彩多姿，更其明显。题材还不够多样、表现手法大同小异；新的文体、新的诗体很少出现；作品中的浪漫主义色彩淡薄……等等，都是问题吧。不能说作者们没有新的尝试，有时。不少作者曾努力向古今中外的名著学习，并试图以学来的本领使自己培植的花朵鲜艳些。而不知能不能这样说，在这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如：学习中国古代小说的优良传统，有些作者只学到一些短句、四字落尾、白描的形式，这样未必能把现实主义的经验继承下来并发展今天的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吧？为了增添诗的花朵的品种，不少青年从学平仄开始去学五言七言，这未必十分合适吧？有的作者看了苏联“鳄鱼”刊登的文代会的漫画才知道对正面人物也可以开个不伤大雅的玩笑，于是乎，就仿制一幅“百花齐放图”，这未必是太新的尝试吧？先有人家奥维奇金写问题特写，我们才敢写干预生活的特写，这未必是什么重大的创造性吧?我不是说这种借鉴不必要，也不是说这种学习没有成绩。而是说，走已有的路，不应该是唯一的发展我们的文学艺术的途径。作为一个读者，我衷心希望作家艺术家们在党中央“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鼓舞之下，更大胆地去走出一条自己的艺术创作的道路来。

　　我们最敬爱的人说过，在艺术创作上要“标人民之新，立人民之异”。要做到这，的确需要有大胆探索的精神，我是这样想的。

　　 来源：《辽宁日报》1957年5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