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安师院墙高沟深　教授提出尖锐批评

　　5月11日，本报编辑部邀请西安师范学院一部分教授座谈整风问题。出席座谈会的有地理系教授兼主任黄国璋、语言文学系教授傅子东、王捷三、历史系教授朱本源、教育系教授马师儒、数学系教授兼主任夏以农、物理系教授兼主任赵恒元、函授部主任梁益堂。他们由于学习了毛主席的报告，思想上得到鼓舞，对学校党委和行政领导在执行知识分子政策、党群关系、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关系以及对老教师的使用和安排等方面所存在的问题提出尖锐批评，对省委、市委和陕西日报、西安日报在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也提出批评意见。这些意见对推动党的整风运动将起良好的作用。

## 有人用两句古诗形容师院整风现状“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

## 朱本源　“和声”吃得开“异议”倒了霉。敢于提意见的人不得不三缄其口。歌功颂德成为风气。

　　毛主席的两个讲话，在西安师院早已传达了，教职员的学习热情已达到沸点；但是和上海、北京等地的高等学校中的那种慷慨淋漓、畅所欲言的气魄比较起来，师院的运动显然还在含苞待“放”。虽然学校党委召集了一次院系领导和老教师座谈会，但发言纪录在院刊上公布时，群众对那些空洞的一般性的发言，深表不满，有人说，像那样的座谈会只是对官僚主义和教条主义者投其所好，因为它们本身就是八股文，是等因奉此。这成什么局面?天下皆春色，师院充满着金秋之气。

　　在传达和动员的大会上，在院领导指示怎样结合师院实际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时候，听众所得的印象似乎是：领导与群众的矛盾，教员与职员的矛盾，学生与教员的矛盾等等都是等量齐观的。于是有人就去在学生的数量和质量间、在学生思想中的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间，在教学工作与科学研究工作间，在浪费和节约间去找矛盾。谁也不能说，这些不是矛盾，但是至今尚未见人公开指出，通过人民群众和领导者之间的矛盾而集中地表现出来的矛盾。有人用了两句旧诗来形容师院运动的现状。“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5月8日的院刊就是琵琶之一。

　　师院的运动所以迟迟不“放”，也许有正当的理由；我本着“言者无罪”的原则，指出两个历史的原因。

　　第一，我们的领导在过去给人们的印象是：表彰同调，罢黜异调。在许多次的扩大校务会议上，当领导提出一个新方针、计划或工作时，大家的发言都是用自己的“和声”来烘托领导的“旋律”。如果有人表示异议了，那就要被大帽子压下去。例如，三年前，在全院教研组主任座谈新法考试制度的会议上，大家异口同声地赞扬新法考试，我却不识时务地说：“新法考试避免了旧法考试的一切缺点，但没有吸收旧法考试的一切优点”。于是领导就马上替我戴上一顶大帽子：反抗学习苏联先进经验。接着民主党派也随声附和地来向我提意见，在肃反运动中系秘书也把这一点提出来。至于那些歌功颂德和善于体会领导意图的人，却往往成为学校所倚重的人。敢于暴露的人渐渐变得世故起来，效金人之三缄其口。歌颂成为风气，到今天是积重难返了。

　　第二，我们老教师们总结了历次大运动的经验：在运动中要发言时，最好是从党、团员或青年积极分子的带头作用中去窥探方向，否则发言错误了，不仅要受到群起而攻之的批判，可能更要由检查思想而检查历史，在肃反运动中，我系不少老教师私下的意见总认为我们对某些问题的看法与领导的看法相反，可是有人稍有流露，就被人事处的一位党员的猛烈批判一棍子打死了，于是我们只好昧着良心，挖空心思找出一些适合于领导意图的话来说。我们已经养成了“跑龙套”的自卑感了，这次运动来了，还是等党、团员起带头作用。可是这次的空气有些不同了，群众在毛主席讲话的鼓舞下蠢蠢欲动，而带头作用却姗姗来迟。

　　最后，谈一点老教师的一个顾虑。老教师们切切私语时，总结出一个经验：大运动平均约两年一次。下一次运动是什么呢?自作聪明的人说，将是反修正主义。而这一次运动中的发言，最易流入修正主义。有人也说：这次运动中领导不是已保证坚决实行“言者无罪”的原则吗?但是有些自作聪明的人又说，一切是辩证的，今天的保证在今天的条件下是必需的，将来的取消保证，在将来的条件下又是必需的。至于最可靠的保证呢?那是沉默。当然，这些顾虑完全是从个人主义思想出发的，不过，这顾虑的形成多少也有一点历史的原因。

## 拆墙填沟主要应由党来作

## 黄国璋　学校党政不懂也不学。了解情况以耳代目。用人标准重“德”轻才。

　　解放几年来，我们国家建设的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在我们的各项工作中也是有不少缺点的。这是因为党中央的方针政策虽都是正确的，但到了基层就往往变了样。最近有很多人谈到要拆墙填沟，这是个很具体的问题。我认为拆墙填沟主要应由党的方面负责，因为群众都是希望党把他当作党员一样看待的。

　　在西安师范学院党和非党群众之间有墙有沟没有呢?我说是有的，不但有，而且很高、很深。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观察一下这个问题。

　　一、学校党政缺乏虚心和老教师一起讨论问题的作风，这也就是说缺乏民主。例如陕西师院和西安师院分科系问题。陕西师范学院原来是个专科学校，北京师范大学在西安办分校的计划停止了以后，陕西师范专科学校就改为陕西师范学院了。陕西师院和西安师院相隔只一里之遥，这两个学院的科系怎样分才好呢？这是个大问题。但是像这样的问题，学校当局事先没有和老教师们商量过，就和陕西省教育厅作了决定。现在文科方面语文系两边都有，理科方面数学系两边都有。为了迁就陕西师院已建成三个化学楼，于是就将西安师院的化学系和生物系拨到陕西师院去了。这样理科方面，陕西师院有生物系和化学系，西安师院有物理系和地理系。这样作就破坏了数、理科五系的完整性和关联性，使人力、物力遭到很大浪费，教学方面受到很大损失。比如现在地理系开土壤地理和生物地理的课就因为西安师院没有化学系和生物系而发生很大困难。如添置设备吧!地理系就庞大成了个四不像了，不添吧!开课就成了问题。这样分科系的办法，据我所知，真是世界上所没有的。这就是西安师院、陕西省教育厅和高教部主管师范教育的部门的一些领导人，自己不仅又不愿向人学的结果。在西安师院大事如此，小事可想而知。

　　二、以耳代目，造成了官僚主义。领导上看的少，听的多，以耳代目的情况严重存在。比如我们在地理系就没见到过教务处的领导上到系里来了解过什么。要让这些教务处的领导人到教师那里去谈谈当然更是困难了。他们只是派干部到下边了解情况了，靠汇报和指示研究和布置工作。这种情况党委方面也是如此。记得有一次在城里的一个会议上，一位负责同志讲过一句话，大意是：假如一个领导人不亲自去直接了解情况，单凭秘书给汇报情况来进行领导，那末秘书就会成这个领导人的掘墓人。这话我认为很有道理。因为党政方面单靠党、团员和秘书汇报来了解情况的话，这是不会全面的。而同时一般的人由于怕他们汇报而不愿和他们多所接近。这样他们就会脱离群众，领导上以耳代目的结果，就会变成官僚主义。假若，有些党、团员或干部品质不好，那靠汇报来了解情况研究和决定问题的坏处就更大了。

　　三、重“德”轻才。一般的讲用人要德才兼备，这当然是完全正确的。但德才不能兼备时我认为应该根据工作性质来作决定。如果是教学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的话，才还要更重要一些。西安师院的情况却不是这样。德才不可兼备时就重德不重才。比如选送留苏学习的人的时候，领导上就认为采用党员第一、团员第二的办法，最稳当，对留助教也是如此。这是对德的一种看法。还有一种看法是以平时意见多少，来评定德的好与不好。唯唯听命的人“德”就好，意见多的人德就差。我认为这些看法对国家培养真正的建设人才，对党群关系的害处都是很大的。因为现在国内的敌我斗争已经基本结束，阶级已经基本消灭，只要不是反革命，我们就应该在政治上信任他，发挥他的特长，在德的方面，就可不必顾虑太多了。

　　最后我想谈一下，推倒墙的问题。知识分子是信任党、信任毛主席的，只要把墙推倒，大家就会团结无间把工作作的更好。我来西安师院已经快五年了，我常想和学校党政领导同志多来往以便提高自己，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一到他们那里，我就有谦虚拒人不便久留之感，于是就谈一下工作赶快离开了。要推倒墙，知识分子的自我改造是个基本的办法。另一方面，党内应当检查宗派主义倾向和对待非党员、民主人士的态度，这样就可以更能提高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

## 省委对“鸣”“放”方针有抵触情绪

## 梁益堂　解放后党员思想作风变坏了。党员院长门前老教师望而却步。犯“思想罪”被判刑值得研究。

　　（毛主席指出了当前中国人民内部的矛盾，并号召我们揭露矛盾，讨论矛盾，解决矛盾。）

　　现在，我想谈谈党在领导学校教育工作中的一些问题。

　　(1)知识分子大都拥护和热爱共产党，但对共产党员则是可敬而不可爱：解放前后的共产党，党的性质并没变，但党员的思想作风变了。是变坏了，而不是变好了。坏在什么地方呢?最主要的也是最危险的是：宗派情绪浓厚了，群众观点薄弱了。由于这种带有危险性的思想没有得到及时地克服、纠正，把许多好事办成了坏事。

　　西安师院教育系，去年曾有过这样的事：系里有几个学生党员，表现积极，经常向党组织“打小报告”汇报系里的情况。但了解和汇报情况不是从积极方面去帮助被认为落后的学生求得进步，而是冷言冷语地去批评他们打击他们。在肃反后即去年4、5月里闹翻了。九个人联名控告到北京、到“人民日报”，一直闹了将近一年。费了不知多少唇舌，花了不知多少时间，问题表面平息了，但党的威信受到损害。

　　西安师院的党群关系，只有一般化的、冷冰冰的工作关系或者师生关系、同学关系，缺乏应该具有情谊的同志关系。对他们的工作、学习、生活、疾苦特别对他们的政治要求漠不关心。无公不见面，见面得谈公。正副院长们甚至明文规定接待干部的时间，这表示拒绝见面或少见面。因此，老教师们抱着“明哲保身”、“谨小慎微”的态度，谈问题“四平八稳”，道感想有三化：“一般化”、“概念化”、“教条化”。一般青年干部，精神无所寄托，于是牢骚满腹，自由主义泛滥。不管老教师或一般青年干部，当他们闷不过气的时候，总想倾吐倾吐自己的心情，谈谈自己的衷肠，他们去找院领导。于是副院长李瘦枝同志(民主人士)应接不暇，有求必应。另一副院长李绵同志(共产党员)的办公室却很少有人去，虽不是“门可罗雀”，但“过门不入”倒是常事。在日常生活中，党群关系不和谐的现象，已不是什么奇怪的事，而成为人们生活中习以为常的生活样式。没有党员参加的场合下，人们真是畅所欲谈，敞开胸襟，谈古今，论中外，扯到东，拉到西，有酸的，有甜的，发牢骚，评是非，总之无所不谈，无所不包，而且谈得有声有色，如歌如画。但此情此景，没有党员的分儿。我敢说，西安师院内部的实际情况特别是群众的舆情，党委同志是难以听到的。

　　在陕西省教育厅及其领导的中等学校里的共产党员，其宗派情绪和脱离群众的思想作风也是普通严重的，省委文教党委有责任。

　　一个规模较大的完全中学的党员校长，冷若冰霜，画地自封。不接近教师，不深入学生，只听积极分子汇报，偏听偏信。在某个学期初，两个老教师对他提出的学校工作计划提了不同的意见，他可能认为是“别有用心”应予以“教育”。便安排了一个会议，并向团员和积极分子作了布置。在开会时，这些“奉命发言”的人，便乱箭齐发，两位老教师成为众矢之的，一个工作会议变成了斗争会。与会的教师面面相觑，会后则纷纷议论。这样的作法，给学校工作带来的是什么?不难理解！

　　教育厅直接负责中学领导工作的某党员科长，他的思想作风不仅对他自身是一种威胁，而且威胁到绝大多数的校长和教师。每当这位科长擢升调职时，不少校长和教师都有一种难以描述的敏感和心情。那末，这位科长究竟怎样领导中学工作和怎样看待人民教师呢?且举一例：1955年吧，在渭南专区的一次教育行政会议上，某科长在会议上讲话，由于他不满意教师们携带家眷，用诠释“说文”但是歪曲的说法来解释“家”字以讽刺辱骂。他把家字分为上下两段，他说：上段宝盖象征“小房房”，下段“豕”字是“小猪娃”，合拢来看，是：“小猪娃住在小房房底下”。何等尖酸！何等刻薄！我认为：某科长利用职权地位滥用党的威信，讽刺辱骂人民教师，是绝对不应该的。

　　(2)陕西党包括省委、市委和西安师院党委，对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的贯彻执行，显得不坚决，有抵触情绪。党中央提出这个方针后，在全国范围内的文学艺术、科学乃至人们的政治生活中开展了一个新的局面：积极性提高了，思想活跃了。但这种使人振奋的情况发展得不能令人满意，首先表现得迟缓、无力。比如：关于党中央总结出的中国当前的“十大矛盾”(亦即十大政策)是去年上半年的事。据说在北京、天津等地的党组织及时作了传达报告，并展开了讨论。但在陕西，至少拖延了一两个月于7月20日才由省委书记张德生同志作了传达报告。又据说，张书记的传达报告还是经西安民主党派的催请才作的。听了传达报告后，省委、市委曾组织了有限人数和有限次数的座谈，而西安师院就根本没动静。

　　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陕西省委没有大胆放手，且不敢放手。1956年9月5日，教育部高师司纪司长召集的座谈会，纪司长大概根据陕西的情况，指出在这方针下产生了一些“偏向”，说有些人极端民主，无原则地批评领导，夸大领导缺点，甚至骂共产党，等等。1956年10月20日，西安师院副院长(兼民盟负责人)在包括各方面人士的座谈会上小心翼翼地而且是委曲婉转地说，暗示大家批评要有分寸，不可孟浪等。这些都说明放是放了，但不大胆，甚至偏向收缩趋势。

　　关于毛主席的讲话，即“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问题”同样来得慢腾腾的，劲头不大。最高国务会议是2月27日开的，3月1日闭会。3月8日由赵代省长伯平同志向大约一千五百人而且是被指定的党内外干部作了传达报告。在西安师院，4月26日才由新到差的副院长郭琪同志向全体干部任职传达报告(相隔时间四十八天)。在赵代省长传达报告的“前言”里他叮咛听众说：“可记可不记，如果记了，个人负责。”这意思是说要“保密”。再看看我们的党报——陕西日报和西安日报，从3月8日起到4月中旬这一个多月来，关于毛主席讲话宣传是不多的，而且是低调。西安师院的情况当不能例外，直到现在，虽然已经开展起来，但嫌不深入。

　　我觉得，党的方针政策从来是正确的，有力的，从来是爱人民欢迎的，从来是指导着人民的生活特别是政治生活。无论那一级的党组织和它的领导人，明确方针政策思想，及时地、坚决地贯彻执行，让方针政策和群众见面；如果把它“神秘化”显然是不应该。因此，我认为：陕西省委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政策，存在有一定程度的抵触情绪，不敢“放”，不让“鸣”。

　　(3)在贯彻教育方针和知识分子政策上，有些党员干部由于方针政策的思想不明确，时“左”时右，摇摆不定。关于这个问题，我想列举以下几件事实来说明：

　　西安师院的党委和行政，在贯彻知识分子政策上是带有片面性的，即：突出地强调了高级知识分子，忽视了广大的一般知识分子；走上了单纯福利路线，放松了政治思想教育工作。1956年上半年，为了贯彻对高级知识分子即教授、副教授和部分具有条件老年讲师的政策，曾经多次研究、想尽一切办法来为他们创造工作和生活条件，规定了优待办法和优待范围，并人手一张地发了优待证(我也有一份)，以示保证。但在这个基础上提出政治要求，即福利路线和政治任务相结合，却没提出任何意见。而对于青年教师和行政干部的工作、生活应有的关切和照顾，既没有任何表示，当然更不会有什么具体措施。似乎认为，这批新生力量居于无足轻重的地位。由于这个原故，不仅广大青年教师和行政干部对领导是离心离德、不即不离，而且使老教师也脱离了群众。不少青年教师和行政干部，认为西安师院是一座“冰山”、“没啥干头”，因而不安心工作。

　　对于专门学术的老教师，没有大力支持，没有从组织上予以保证。换一句话说，不重视学术研究，特别是对于不同见解、不同理论体系的学术。比如对傅子东先生的语法理论，就是这样。据我所知，西安师院的党政领导对傅先生是尊重的，但对于傅先生的学术思想(即语法理论思想体系)持有偏见，有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因而重视不够，支持不力；使得傅先生大闹情绪。

　　在贯彻高等师范教育方针政策上，西安师院也存在不少问题。这些问题的产生，客观上是发展太快，主观上是领导业务生疏和对方针政策体会领悟不深。比如“全面发展、因材施教”的方针，也曾经研究讨论，但未获得一致的认识，在工作中束手束脚。去年上半年，曾经推行“优秀生”制度，评选出一百八十名优秀生。这是不符合教育方针的一种偏向：把体力劳动的竞赛搬来进行脑力劳动竞赛，显然是违反思想劳动发展规律的。

　　1954年9月10日，咸阳公安机关逮捕了咸阳中学一位教师舒龙元，据说被判处了十五年有期徒刑。舒是怎样个人呢?什么罪名被捕的且判了刑？舒是个大学毕业生，曾在国民党政府国防部作过翻译。舒是冯友兰的得意门生，唯心论者，反对唯物论，反对马克思主义，对共产党不满，反动思想顽固，态度相当死硬。被捕的罪名是反革命。被捕后，仍坚持他的思想、观点，并向其他犯人宣传，因此判了刑。判刑后，仍无悔改表现，并再三声称他是被冤枉了，坐的是“冤狱”。我认为这个问题值得研究。

　　很显然，舒的被捕和判刑，是犯“思想罪”，因为他的思想反动；但思想反动不一定就是反革命，因为他并没有现行反革命罪行。假如舒的犯罪有确凿证据证明他确系现行反革命，那是罪有应得，另当别论。

　　舒龙元被捕后，不少教师表示不同意，认为政府作得不慎重，不妥当。学生的反应更强烈，认为是“陷害”。自舒被捕后的一两年来，除开口头上对党和政府不满外，反对党同情舒的标语接二连三地出现。但有关方面，初则保守秘密，暗中侦查，疑神疑鬼地去追究“作案”的人(有必要)；继则无法掩盖了，便向群众公开了；但标语并不因此而绝迹。有关方面并没有从舒案的本身去研究，也没有从方针政策和法令的贯彻执行去检查，偏去做了些徒劳无益的事，结果一无所得。

　　在我们底国家里，不许有“冤狱”，不许有“含冤莫鸣”。根据材料，根据舆情，我建议政府，本着“有反必肃、有偏必纠”的方针，对舒案重新研究处理。

　　最后，我想回忆一下十年前的历史，是党的斗争史。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代，无论大学或中学，都有国民党、三青团的组织，这是为了控制思想，实行所谓“党化”教育(实质是法西斯教育)。有不少负有特务任务的“党棍”和“职业学生”在学校里横行霸道，迫害共产党员、进步教师和学生，弄得乌烟瘴气，天怒人怨。我们的党，在当时明智地提出了“党团退出学校”的口号，来号召群众向敌进行斗争。在各学校的我们的地下党，以党的政治主张和政策向敌党伪团进行艰苦无比的斗争，争取青年、争取教师、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进步力量，孤立敌人，壮大我们。这段历史的回忆，对今天我们的党团员说来，是很重要的，因为它具有启发性的教育意义。

　　回忆过去，看看现在吧。共产党，青年团同样在学校里有他的组织活动。用人的原则是：“不问能不能，先看党不党”，所以，学校的“要害”都是共产党“镇守”着。当然，这不能同过去同日语，因有本质的不同。但由于党员的不良思想作风，党群之间竖起一堵墙，掘了一条沟，把党和群众隔开。不少教师都有“不堪回首”、“寄人篱下”之感，为了生活，为了儿孙，不得不干。不少学生感到乏味、感到没温暖，不是有不少学生不安心学习吗?不是有学生在毕业后不愿掉头看一眼，背着铺盖卷回家吗?所有这类典型事例，都生动地说明了党在学校里的领导工作中的缺点造成的事实。但我不赞成取消主义的主张要“党团退出学校”(清华大学叶笃义教授有此意见)，因为我们的党不是国民党，我们的青年团不是三青团。我只要求共产党员纠正不良的、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作风，改进领导，不主张也不赞成取消党的领导。我再要求非党人士，帮助党跟党在一起，积极地、主动地把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反对掉。

## 三大主义　样样都有

## 马师儒　领导不了解下情。选派留苏教师非党员不可。凭主观想像确定肃反对象。

　　在这次座谈会上，我愿将自己过去没有谈过的话谈出来。我在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以后，初步体会到我们师范学院在执行知识分子政策，和培养师资等方面存在着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现在我只就几件事情来说明一下。

　　西安师范学院的官僚主义具体表现在培养师资方面。师范学院的唯一任务是提高教学质量、培养人民教师。解放几年以来，学校培养出来了许多教师，这些教师中有一部分是留在西安师院各个教研组充当助教的。但是他们的作用没有被发挥出来。这些教师们对领导上意见很多。就以我们教研组来说：个别助教常常没有工作作，他们说，学校既然不用我们，为什么又把我们放在这里呢?这件事情在学校各个教研组都存在着，可是我们的院长不知道，教务长也不知道。教研组主任虽然知道但也没有正确的处理。国家需要各方面的人才，而西安师范学院培养出来的人才又没事情作，学校领导对这一问题又毫无所知，这难道不是实实在在的官僚主义吗?

　　其次是宗派主义。一年以前西安师范学院曾经抽调学习成绩好的教师送苏联去进修。许多年轻的教师都盼望着去苏联学习。学校选派的两位进修教师，第一名是共产党员，第二名也是共产党员。因此有些青年教师们都说：还是共产党员吃的开。

　　主观主义最突出的表现是在各个运动中所犯的错误。我们教育系在肃反运动中，总是首先选择好几个有历史问题的，或不同党派的，或无组织关系的对象，然后群起而攻之。选择对象时是没有充分根据的。会上弄得当对象的人痛哭流涕。这样的斗争就连斗争人的人也说不出足够的证据来?这岂不是用莫须有的主观主义来进行工作么?

　　党号召我们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我觉得党这一号召——整风，这是有划时代意义的。毛主席是研究中国历史最透彻的历史家。这一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提出是大大的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大大的推进了一步。我个人的粗浅的看法，认为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是有极重大的历史的现实意义的。我个人是年老人看新事物很不全面的。所以对这一问题体会也不深。但对报告中的这句话：“即使对抗性的矛盾没有了，非对抗性的矛盾还是有的”印象很深。因此，我认为必须把矛盾很好的展开，好好地处理矛盾，才能对国家建设起很大的作用。

　　有些资本主义国家的人们，故意歪曲这次整风运动，他们认为我们的党领导不了国家建设，所以才来整风。这种思想是必须要清除的。毛主席说要正确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所以就必须先把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中间的矛盾揭发出来，不揭发就没办法处理。现在号召整风就是让非党人士给党员提意见，要被领导者给领导者提意见。在这个问题上目前人们有三种顾虑。一种人说，不要再上当了，老虎(指领导者)尾巴不敢摸，另一种人说，这是放长线钩大鱼呢!还有一种怕给自己穿小鞋。除以上顾虑外当然领导上也还有顾虑，他们怕思想和群众见面，西安师范学院领导有了错误时宁愿意人到房子里去谈，不喜欢在大会上发表。这显然是顾虑重重。

　　我们很高兴能遇到这次整风，我认为这是中国前途远大的象征，我愿党和毛主席青春常在。

## 学术领导不同于行政领导

## 王捷三　学校在政治上翻身是必要的，科学造诣不容易马上翻身。

　　党中央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这是吸收了中国治国平天下的哲理，又一次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我接触现实不深不广，但这一政策鼓励了我，我要本着知无不言的精神就一般的教育问题，西安师范学院的教学工作和党群关系谈一谈自己的看法。

　　各级学校的行政领导由党员担任，在政治上来个大翻身，这是十分必要的，几年来已显示出一定的成绩。至于学术领导究竟和行政领导性质不同。科学造诣不容易马上翻身。我觉得由于各科学部门领导上让资历造诣浅的领导资历造诣深的，无疑是各级学校教育质量的一个重要原因。学校领导之所以借重这些人，因为他们靠拢组织紧，能听指挥，其实他们的品质是否好，思想是否进步，还成问题。一般说来，学术水平高的老教授老教员不受尊重，就使他们的积极性受到限制，也就影响了课业传授和学术研究。而且，刚起来的青年人迎合领导，为了自己上进往往打击别人制造纠纷。这样的结果，当然在提高教育质量上受到不应有的损失。

　　这里附带谈一下关于党吸收新党员的问题。有些人说吸收高级知识分子入党与民主党派的长期共存有矛盾。我不赞成这种看法。我认为要扩大党的队伍应该吸收高级知识分子入党，但吸收时要注意质量。1949年以前党与敌人作血肉斗争时所吸收的党员，我认识的，我都佩服。但现在却有些人品质和思想并不怎样好，他们申请入党的动机就不纯，他们往往立意在运动中表现为积极分子。因为善于歌功颂德，希风承旨，便成了校院长的心腹，常常假借领导威信，自便私图，因而为学校制造出不应该有的矛盾，而领导者尚懵然不知。这种现象在中小学校更厉害。本来，领导者就易于把他自己的威信等同于党的威信，盛气凌人，每每造成党与非党人士的隔阂。再加上一些人的蒙蔽，对人处事自然难得平允，没矛盾会生出矛盾，小矛盾会变成大矛盾，原因在此。所以，我希望党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吸收党员，应当格外慎重。

　　西安师范学院的教学工作，受到主观主义的害处不少。尤其是教条主义。清规戒律到处是，生搬硬套更甚。例如口试制，五分制，工作量制，全面教育的体会等等，人们把大部精力用在摹仿形式上，前几年，讲授只是照本宣科，很少独立思考气氛。我有一次在授课时因为作了古今对比和评价秦政权性质问题，我所采取的其实是很普通的方法和极流行的见解，仅仅两句话不合教条主义的胃口，便戴过唯心主义和反历史唯物主义的帽子!事关学术不容辩论。亏的有“放”“鸣”的方针，不然，学术气氛是不会有的。北京有人提出要改革学校管理制度，甚至取消教研组等等，我不赞同。但是西安师范学院中国文学教研组从来很少讨论过真正有关学术的问题。像这样的教研组取消了也没甚损失，至少应该改变作风。语文系和历史系的学生很用功，但直至毕业苦于阅读中国古籍的程度提不高，至于学外国文学和外国史，一门外文工具都不掌握。像这样严重的大问题却从未引起办学者的注意。长此以往，那确实是一种教育的危机。

　　官僚主义在西安师范学院也不是空白的。要克服它，我以为应认真体现民主集中制的精神。大学院校学科繁多，行政领导不可能门门都懂，最好，信任专家的意见，发挥大众的智慧，把党与非党人士间的墙推倒，沟填平，矛盾随发随解决，领导也将更有效，更顺利了。

　　最近党提出要与群众同甘共苦，真伟大极了！定出制度，认真贯彻，由党推及非党的知识分子，这便是克服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切实可行的方法。

## 刘泽如院长不支持我这个学派

## 傅子东　我认为共产党员，特别是文教部门的党员领导干部，除了应读读“资治通鉴”而外，而应对儒家律己对人的道理和法家循名责实的方法好好的研究一下。

　　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共中央最近决定全党展开整风运动，这些英明的措施，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应用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儒家最理想的领导者是尧舜，尧置敢谏之鼓、舜设诽谤之木，是这样的领导的唯一最重要的证明，毛主席和共产党这一英明的措施，其意义是远超过于“鼓”“木”的。

　　许多共产党员(不是共产党)犯的错误，如整风所指示，综合拢来就是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这有其客观的原因，如执政九年实际上缺乏群众有力的监督，若干非党人士阿谀逢迎(我曾函北京，非党人士参加整风应整掉阿谀逢迎的作风，但这些党员同志个人自身的缺点，是犯错误的最根本的原因，所谓“物必先腐也，而后虫生之”，即是这个道理。通过这次整风运动，党员和群众关系必然大大改善，两方面的团结自然坚强起来，这，无庸置疑会推进我们的社会主义各方面建设。我们可以自豪地告诉我们的敌人——帝国主义者，我们的脸本来比你们干净的多，但是我们还要继续洗得更干净。这就是说：我们的政治本来比帝国主义进步，我们还要不断地努力达到更进步的境地。

　　整风运动这样重要，可是就目前西安师院的情况说来，党委虽然开会研究，而如何把整风运动好好地开展，如何积极地发动群众来作好这项工作，学校领导上是作的不够的。以致到现在还有些领导和党员干部还错误的认为“以前的几次运动是我们整你们(指群众)，这次是你们整我们。”因此，对整风运动抱着消极态度。我们学校在“八大”学习时，曾发动大家给领导提意见；刘泽如院长是个老党员，工作中犯的错误也不是很少的，却没有人给他具体地提出，现在我来重点地谈一下。

　　1954年春，我来西安师院的第二个学期，语文系领导人要一个过去学音乐的人来教语法，我知道不可，可是又不敢开口。后来在讲课中出了毛病，因为我负责语法这个学科，学生向我提出。我认为把一位不能教课的教师硬派去教，实在是对人民教育事业不负责任的作法，但系的领导人反说那位教师教得好。一个原由我培养的助教(关于我培养助教及我语法体系等问题，参看西安日报5月12日我的“百家争鸣感想”一文)，因为和系领导人有共同利害关系结合甚紧，虽把教好摆在第一位，学好摆在第二位，他却“步步高升”，除在我院教现代汉语语法外，还在系领导人的提拔下在西北大学、俄专、教师进修学院和我院函授部担任语法课；同时我已不能正式在我院讲现代汉语语法。但是我知道他在讲课中还有不少问题的。1955年春，我要求语文系二年级甲、乙两班合并起来，以便我去听讲，讲错处才可以纠正；系的领导人采用种种办法阻止，还说我意在打击新开课的助教。1953年秋，我为了对教学负责，要这个助教把他的讲义——从我的讲义挖下来的——在付印前给我看，但他在付印以后才给我看；指出他的错误，他也拒不更正。这一切我院领导都是支持的；因为我作教学总结时，说这个助教不做练习，领导丝毫不注意，指出他讲义上的错误，领导也丝毫不注意，还不在事前让我知道，就把他提升为讲师。升讲师时，刚在陕西省政协开会之后，我的书面发言明明说出助教只能逐步的代替我讲课，既升讲师我也就不能干预他的讲课了。以“物必先腐也而后虫生之”这个道理来说，系领导人的错误，院长刘泽如同志是有责任的，何况他自身对我函告和面陈这一切事，他决没有表示过同意我的见解，而且他坚决否定我的主张——教研组的领导是与技术的领导一样，不能以普通技术员领导总工程师。

　　1956年秋，派给我一个新助教，要我把他培养来教古代汉语语法，我认为这是妨害我对人民教育事业的贡献，坚决地提出我的意见：要新助教学现代汉语语法，1957年在我的指导下与“旧助教新讲师”竞赛。为这事向刘泽如院长面陈五次，又给他写过信三次；最后几乎是向他哀求，却仍然被拒绝。他对我的答覆，斩钉截铁，“你考虑得不全面”。有一次，他竟对我说：“你向中央反映，我也不怕。”我很惊异，这样的话，竟出自一位革命多年的老党员口。这个问题，我迫不得已，后来反映到省党委和国务院，其先后情况，西安日报5月12日我的“百家争鸣的感想”中说到的不赘述。中央和地方党政领导虽支持我，新助教可不和我见面，据说是系上一个党员秘书不让她来。院长刘泽如同志对这个党员如不纵容——不必说指使——他反抗中央和地方党、政领导，她敢于出此，那是不可想像的。这个秘书平日的行为还有特别值得提出的：一、他实际上可以决定同学中申请入党的是否应予批准，可以决定毕业生中哪些可留为助教或考研究生；二、现在的语文系四年级原来的三年级学生在1956年选定了班上的优秀生，被他取消，由他裁定优秀生名单；三、侮辱女生，破坏女生的家庭。“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伤”。如果入党后，不问成绩如何，可以留作助教，考研究生，派为留苏生，那末，要被吸收的党员是为可以留助教，考研究生，派为留苏生而表现积极，正如饿伤的细腰一样，这对党和教育事业的危害是难以估计的。去年语文系考取的研究生中有事先得到考试题目的，有在未公布考取的名单前就到北京叫同学代运行李到北京的。这两个人都是党员。留的助教当中，有把鲁肃读成鲁萧，说西藏是共和国的。刘泽如同志身兼党委书记，对这些事是应负最重大的责任的。

　　去年4月，我教的现代汉语语法讲义就交出一部分去付印，但到秋季开学三周后只印了八页，古代汉语语法讲义，在开学七周时，讲义还没印一页。本年情况更为严重，有一次我找一位助教去向丁副院长请求，当晚印出四页；可是第二天，印刷厂的人却把那位助教叫去，给他一个条子，写道：“今早面令，傅先生的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今日停止排印。今后你若未带介绍信或证明，或未经我厂允许时，不准进入印刷所厂房。嗣后查出有大力者唆使，这件事却到现在没有处理。去年10月为印讲义事，我曾向中共陕西省委反映，院长刘泽如同志我也函陈和面告过，就他的职权说，印讲义是件小事，竟没有解决的办法。这不能说他是关心我院教学的。

　　总务处给刘泽如同志造好一座特别宏大壮丽的房子(比起教授住的)，造成后，他不敢住进去；可是对它的负责人没有公开批评过，似乎信任有加。我院每次加薪，都起了副作用，群众(包括教师和职员)反映，领导以私人的爱憎裁定教职员工的成绩。这等事和这座房子联系起来看，根源当然是一个，也就是说：刘泽如同志对它们是要负主要责任的。

　　党员领导干部一般是学过马列主义的，可是“毛泽东思想”告诉我们“马列主义应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所以我认为除罗隆基说的共产党员应该读读“资治通鉴”而外，共产党员特别是文教部门的党员领导干部还应对儒家律己对人的道理和法家循名责实的方法好好地研究一下。

## 我们感觉不到温暖

## 夏以农　民主党派不被重视。年轻党员干部目空一切盛气凌人。

　　忠言逆耳，良药苦口。正因为逆耳和苦口，才能帮助人正视缺点，治愈疾病。在我们学校，不管党与民主党派或者行政领导与群众等的关系上都存在一些隔阂。我就这些问题上谈谈个人的意见。

　　我感觉学校党委对校内的民主党派重视不够。我自己是民盟盟员，就有这样一点体会。在我们西安师范学院里有民革、民盟和九三学社等民主党派的组织，平时这些民主党派却并不被重视，只有在大的运动来到时，才召集各党各派谈一谈。我们学校有没有专职搞统一战线工作的干部呢，我不太清楚。总之，学校民主党派是没有被重视起来，这怎能够谈得上“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呢!在报纸上我看过一些文章，说民主党派是党的左右手，可是，在我们学校就体现不出这个意义来。就拿民盟组织来说，过去曾为办公室向学校党委要过好几年，直到现在才给了一间办公室。

　　学校领导对群众关系也不够密切。有的群众不太满意的干部，领导反而重用。比如一个干部，群众很不满意他，领导上为了缓和群众的情绪，曾经给予降职处分，但不久又恢复原职了。这样，自然影响领导与群众的关系。

　　党和群众之间像有一条鸿沟，把他们隔离开来。我们学校的领导同志多数是党员，教师和领导上除谈工作之外，私人可以说没有往来，冷冰冰的，沉默得感觉不到什么温暖。

　　说到学校党委对有些年轻的党员干部的教育是不够的。他们表现的目空一切，盛气凌人。有什么事情就不经商量独断独行，似乎它们都是代表党组织在处理问题的，这种认识是不是狭隘一些。随便举个例来说吧，如去年，我在北京养病，回来后准备给高年级开选课，这项工作本来系主任有权决定，而且我和教研组也商量过了，因此在寒假期间将讲义送教材科刻印，但教材科没有给刻，而把讲义送给教务处。后来我去追查原因，才知道是系秘书的意见。从这件事情上看来使我感觉党对某些青年党员还应加强教育。

　　还有一点也应该提一提，就是我们学校在发展党员工作上似乎做得不够公开。我个人认为，在吸收新党员入党时，可以在群众中(至少是和他接近的群众)了解一下，而我们学校有许多同志光荣的被批准为党员，大家就很少知道。

## 必须把这道墙推倒

## 赵恒元　某些党员对老教师有偏见，党委应负责任。

　　毛主席的报告，说明人民内部有矛盾，所以第一应该认识有矛盾；第二是正确处理矛盾。

　　西安师范学院人民内部的矛盾也不例外地集中表现在领导与被领导关系上，而且还很严重。这些矛盾的发生很大程度上领导应该负责；解决这些矛盾领导上也应该负责。

　　党与群众之间有道墙，我们必须把这道墙推倒。在我们学校里，记得1952年不管是教师或者是一般干部的谈话，如果里面没有党员同志，他们谈话很爽朗，万一中间来了个党员，他们就幽默地说“人民”进来了。意思说，你们是人民，我们不是。某些党员同志，特别是某些年轻的党员，对老教师主观上有偏见，认为老教师一定落后，这样必然造成党员与非党员之间隔了一条鸿沟。这条鸿沟是人民内部矛盾，产生这些矛盾，是与党委工作上的缺点分不开的。近几年来，党发展了很多党员，他们是经过“三反”“思想改造”“肃反”等运动中锻炼而成长起来的，因此对艰苦朴素，联系群众上没有经过锻炼，他们只学会解决敌我矛盾，不会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于是一接触就牵涉到很多问题，对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是缺乏经验的；党委在这方面，教育是很不够的。

　　学校党内是存在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由于在新的客观形势下，思想意识赶不上发展，仍旧采用老办法解决新问题，这样实际上就产生了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倾向。

　　现在各个学校内的矛盾和有关单位是相互关联的，三大主义下级有，上级也有。黄国璋教授在座谈会上提出为什么把西安师院的化学系分到陕西师院呢，据说原因之一是因为陕西师院盖了一幢化学大楼，要利用这大楼就决定搬过去。这件事从表面看是节省基建费用，实际上仍旧是浪费。

　　毛主席提出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这个问题处理得好，我们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就能很快向前发展。

　　（来源：《陕西日报》1957年5月15日。原题为：“教授和工程师不平则鸣：西安师院墙高沟深　教授提出尖锐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