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党与自然科学

　　<叶冈>

　　××同志:

　　这几年，生物科学是特别多事的。从摩尔根批判到小麦多倍体事件，事情是一个接着一个。生物学家鲍文奎的遭遇，恐怕要算是其中最突出的了。前几年，他在四川农业科学研究所怀着满腔热诚做小麦多倍体的实验，因为实验的方法与摩尔根的染色体理论有关系，终于为研究所的领导所不容，他的工作便在1954年被判为“反科学”，实验被命令停止，而且还株连小麦，所内命令研究者亲手将试验作物拔除，鲍文奎力争无效，眼看多年的工作被摧毁，不禁伤心得落下了眼泪。

　　这件事情虽然已经过去，但是生物学家谈起来，至今犹有余惧。去年，百家争鸣声中，和风所及，摘去了摩尔根遗传学的反动帽子，这个学派的生物学家乃得与米丘林学派的生物学家以平等的地位在青岛争鸣。有一位生物学家深有所感，当时说了一句心腹话:“我死了七年，现在复活了。”一个学派死而复活，这当然是一件好事情。

## 关键是在具体领导问题

## 今年春天，在宣传工作会议上，有人提出了党能不能领导自然科学的问题。能与不能的问题虽然早已解决，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党对自然科学的领导，能的例子也多于不能的例子。今天有人重提这个问题，可见在大放大鸣以前，这个疑问并未完全消除。

　　问题的解答也非常明确:又能又不能。党既然能够领导阶级斗争取得胜利，当然也能够逐步学会领导向自然界作斗争。凡事都是从不能到能，天下并无绝对能与绝对不能的事情。

　　（从最近科学界的一些集会和谈论中听到的意见，问题也不在能与不能，关键是在具体的领导问题。为了这个问题，我曾经特地去找生物学家武兆发教授，请他谈一谈对这个问题的意见。）

　　他说:“党领导自然科学，应当体现在政策和支持方面，而不是在科学的具体问题上。正确的政策可以促进科学发展，错误的政策是会使科学萎缩的。百家争鸣就是极好的科学政策，科学如果只许一家独鸣，那是断无前途的。科学需要支持，大的事情要支持，小的事情也要支持；几万块钱的设备要关心，几块钱的零件也要关心。至于自然科学理论领城中的具体问题，那应当让科学家自己从实验室去得出结论，党不要去干预他们。科学上的是非，他们是能够判断的。”

　　武兆发说:“现在好像许多人已经忘记了自然科学是一门探索自然界客观规律的科学，它的最终目的是为人类的福利服务的。绝大多数科学家进入科学领域也是出于这样一个正直的动机。我觉得这个动机与党的改造世界的目的，并无矛盾。那么为什么不可以放心让科学家去决定一些研究方面的问题，不论他是属于何种学派，采取的是什么样的研究途径。自然科学既是一门客观的学问，那么在科学研究的道路上完全可能发生这样一种情况:有些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也许知道得少一些，但是埋头做出来的工作，却可能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有些人也许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知道得多一些，如果有了主观主义，做出来的工作，就不见得一定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甚至可能是反马克思主义的。”

## 主观主义妨碍了科学研究

　　“举科学教育为例，”武兆发说:“主观主义使我们做了许多事倍功半的事情。现在的大学生不能不算用功，可就是知识质量不高；现在的教师不能算不忙，可是弄得精疲力尽，收效不大。大学的课堂讨论，本来是一个解放思想的论坛，现在却变成了一个助长思想僵化的背书竞赛场。这几年，生物系的许多青年学生是被两个问题缠住了:活质究竟怎样演化为细胞?维尔和的细胞学说中究竟有多少唯心主义?为什么要这样过早的把我们的青年送进牛角尖呢?那还不是因为有些人已经主观主义地确定了勒柏辛斯卡娅的活质学说是唯一的真理，维尔和的细胞学是反科学的学说。这样领导科学，我觉得对科学对青年是不会有什么好处的。学派上的问题还是让实验室去作答复，除此，并无其他的捷径可走。”

　　武兆发教授从1953年开始就进行水螅“活质”的研究，以后又进行鸡蛋卵黄球的研究，这些研究结果，都不能证实勒柏辛斯卡娅的实验工作，而与捷克斯洛伐克的科学家们的研究结果符合。这些事实说明活质学说的理论基础与事实基础是不够坚强的。以前把活质学说看成不可置疑的定论，独鸣讲坛，其后果就正如武先生所说，使我们许多青年在这种鼓励下陷进了牛角实，阻塞了科学上的思路。

　　谈起前几年科学工作中的一些错误，武先生是很有意见的。他说:“真科学、老老实实的科学是对社会主义事业有用的；假科学、似是而非的科学、不透彻的科学，对社会主义事业是没有好处的。主观主义就是最不可靠的科学，凭此办事只会坏事。比如农业上的密植本来是一个有道理的增产办法，如果不问气候条件到处密植，有些地区的作物就会用不开花不结果来抗议你的主观主义。马尔萨斯人口论的某些论点确是有害的，但因此而闭眼不看我国的人口问题，现在大家就都感到人口压力的紧张了。可是前几年朱洗先生提了一个‘少生一些，教好一些’的建议，竟弄到禁书于市的地步。”说到这里，他不无感慨的说:“这几年，似乎许多人已经完全忘记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这个著名的真理，常常只凭几条空洞的原则发号施令，结果在生物学方面就使得遗传学的研究工作整整中断了七年。应该承认这是我国生物科学的一个不小的损失。”

　　一个没有进过实验室的人急于要去干预实验上的是非，动机虽好，坏事的可能性是很多的，何况再加上一个主观主义。这几年，生物学上的一些问题处理错了，原因可能就在这里。

　　对自己专家的意见不尊重，这是近几年许多方面工作的一个通病。即使像自然科学这样一个十分专门的工作，也不可免。和许多科学家接触，参加了许多科学家的集会，这个问题都是一提再提。中国的科学落后是事实，但是也不是毫无所知。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以前，许多人对于这一点是估计不足的，因此也就谈不到尊重。冶金学家叶渚沛最近在一个座谈会上提到这一点的时候，曾笑着说:化工冶金是近代冶金科学的一个生长点，应当设所研究，可是这个建议如果不是苏联巴尔金院士的支持，科学院恐怕不见得会支持的。他说了这番幽默的批评，会场为之活跃，可见是人同此感的。

　　对党外的专家信任不够固然不好，对党内的专家信任过分可能也是不好的。科学既然是一个整体，那么发展祖国的科学当然是党内党外科学家共同的事情。中国药学会理事长薛愚教授有一次说:党是能够领导自然科学的。但是党能够领导自然科学不等于党员就能够领导自然科学。党外的科学家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需要改造思想，学好了，改好了，做好了科学工作，不是也应当理解为党领导了自然科学吗?因此，他认为不应该狭窄地去理解这个问题。

　　党的政策、党的支持和党的影响渗透在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党与自然科学的关系当然也是这样。在这一点上，科学界的看法是并无分歧的。有些科学家提出党不要去干预自然科学理论领域中的具体问题，原因是因为这些问题大复杂。过去干预了一些问题，但是效果是不好的。

　　在改造自然的斗争中，在向科学进军的大路上，党和自然科学家是联盟的关系。百家争鸣为巩固这个联盟提供了充分的保证，那么让过去的错误不再重复，让一个为近代科学武装的工业化中国在这个联盟手中实现吧!

　　 来源：《文汇报》1957年5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