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商业者对有关资产阶级政策的几个问题发表意见

　　<《光明日报》记者、易安>

　　本报报道  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常务委员会和北京市委员会，昨天下午邀集北京的二十几位工商业者(民建会员)，讨论赎买政策问题。讨论这个问题的起因是：上海一位民建会员李康年，提出定息应延长到二十年，而不是七年。昨天的讨论，虽然是围绕着赎买政策问题，但是，实际上是接触到有关资产阶级政策的一些重大问题，共有三个方面：(1)对资本家要给什么样的经济待遇；(2)对资本家的政治待遇问题；(3)对资本家应有的估价。

　　讨论会共有十六个人发言，其中有三个人发言两次。除了个别的意见之外，多数的问题，都没有取得一致的看法。现将一些意见，简要地报道如下。

## 认为给二十年定息才是赎买到底

　　会上有不少人赞成李康年的意见，认为定息期限应为二十年。艺华乐器厂厂长张焕尧首先发言。他认为：定息是赎买政策，既是赎买，就应该全部赎买。每年定息五厘，若发七年，只是给了35％；因此，发二十年，是100％，这是合理的。他并说，应该由1956年算起，理由是：(1)1949年开国之时，没有向资本家说清楚，不能算倒帐；(2)1949年到1956年，资本家有的赚钱，有的并不赚钱，情况复杂，很难计算；(3)1956年前，资本家虽得到“四马分肥”的利益，但也出了力，对国家有好处，因而不能算一面的账。他说：这样做好处很多，首先是资本家心平气和，利于接受改造和发挥积极性。对国际上的影响好，因为是百分之百的赎买，而不是35％的赎买了。张焕尧在开始发言和第二次发言中，并直率地说：“我认为讨论这个问题，对国家有好处，希望不要扣帽子。资本家的感情和理智是有距离的。感情上想多拿几年定息是自然的事。我也是如此。坦白的说，这是‘思想上的黑市’。”

　　北京市医药公司的顾问宋学仁说，对这一问题我有两方面的看法。首先认为提出二十年定息的建议，是多此一举。另一方面，谈出来有好处，说明我们思想上有矛盾，我也是如此。固然对政府的照顾是感激，但是照“字”面的含义说，赎买就要赎买到底；不然，就要说是‘剥夺’政策而给35％代价的照顾了。

　　有好几个人的发言是同意这种说法的，并认为给二十年定息，最好是一次发给证券或是公债票。

## 经济和政治上的得失

　　有几位的发言，不赞成二十年定息，但不赞成的出发点是不同的。其中的理由之一是：给二十年固然好，但是，经济上有所得，政治就有所失，得失相较，不要为好。

　　裕生祥电机厂副厂长吴金萃有这样一段话：“给二十年定息，不好。因为：(1)这样做增加了矛盾。资本家拿的钱多了，对别人是刺激。会被别人认为‘贪得无厌’。这样做，经济上资本家增加了收入，但顶不住政治上的损失。(2)资本家的生活，不一定需要。(3)七年定息，职工就很难搞得通，二十年更通不过。”

　　崇文区粮食供应站副主任迟学五在发言结尾时，也提到这个问题，他说：定息二十年，这个提法对头。但是这样做，会增加我们和工人阶级的矛盾。如何处理这个问题，我还没有想出恰当的办法。

## 一个尖锐的反对意见

　　认为不要二十年定息的意见，除了上述的理由外，还有几种说法。例如，义利食品公司副经理倪家玺认为，定息只是赎买政策的一部分，赎买政策中还包含了对人的安排等等。化工公司讲习班秘书陆麟勋认为这样做，会增加大、中、小户之间的内部矛盾。同时他也有和倪家玺同样的意见。

　　在反对意见中，副食品东单区管理处副主任韩子铮说得很尖锐。他说：“今天提出资本家要二十年定息，这是自己给自己画了一幅漫画，内容是：资本家背了一个大算盘，随时算自己的帐。给二十年的定息，需要不需要呢?敲锣打鼓全行业公私合营时，大家都没考虑要多少年定息，而是考虑政治地位。政治地位提高了，比给二十年、五十年定息都强。拿我们资本家的工作能力说，是有本领自食其力的。为什提出要二十年的定息呢?

　　今天提出这个问题，对工商界只有坏处，没有好处。别人说我们是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四个朋友之一，我们听了很高兴。其他的三个朋友都在为社会主义设想，而我们是打自己的算盘，斤斤计较，这岂不是自己把自己关在社会主义大门之外。”

## 政治上和精神上的问题

　　吴金萃认为，今天的主要问题，不是给多少年的定息，而是“工作、职位、工资等问题的安排和处理，是不是真正平等。”他又说：“真给二十年定息，由今年算起，还有十八年半才能摘掉资本家的帽子。这就太难受了。大家都知道，精神的压力和物资的多少，那一个更影响人的寿命，我就不细说了。”

　　北京市医药公司副科长阎少青的发言中也谈到精神上的问题。他说：“政府对资产阶级的看法，应由几十年辛辛苦苦为国家积累了一点工业这一方面多看些。政府的照顾是不够的。尤其是对资本家精神上的问题，照顾不够。别人是愉快地在建设社会主义，而资本家是思想上带着锁链在建设社会主义。”阎少青在第二次的发言中，又说到这个问题，他说：“今天的实际要求，一是经济要求，一是精神上的要求。定息发放后，左扣右扣，结果是徒有剥削之名，而无剥削之实。……精神上的问题，是戴了资本家的帽子，为什么不能改名称，称大家是干部呢?我认为不能以给定息或放弃定息作为摘帽子的交换条件。”

　　晨光农药厂副厂长张国强说：我认为今天的主要矛盾，是对资本家估价不足所引起的。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一般性的资产阶级，估计得多，而对它的特殊性，考虑不足。……对资产阶级分子几年来的进步，也估计不足。由个人看，我今天所要的，不是想拿多少钱的问题，只是想拿不多的钱维持生活就可以了。在工作上说，我所接触到的人，都想把企业搞好。

　　张国强又说：由国家的角度来说，没有人怕资本家造反，而在企业内部，却有怕资本家造反的情况，不能放手叫大家做工作。

　　女工商业者，前门区服装鞋帽店副经理杨承志认为，要请领导考虑一些实际问题，有些人的生活是有困难，不设法，就要影响生活和接受改造。她又认为，如何使资本家感到温暖和改变社会对资本家的观感，这也是重要问题。

　　关于既拿定息，同时摘帽子的问题，会上有不同的意见。国光制药厂厂长武步元说：“既要钱，又要摘帽子，是不好的提法。”

　　宫灯壁画广副厂长樊勤农说：“我个人的看法，摘帽子是思想问题。资本家总说，这样不好看，那样不好看，如何才算好看呢？叫别人也很难办。

　　我建议把中、小户的帽子摘一部分。这是由生活上考虑问题的。有些小户拿不了几元定息，而影响了劳保福利待遇，生活就发生困难。生活上没有困难的人和大户，什么时候摘帽子，要看你改造得如何了。”

　　会议由民建北京市委会副秘书长史耀先和民建中央宣教处副处长许汉三主持。到会的有：倪家玺、张焕尧、陆麟勋、王宏亮、樊勤农、迟学五、刘玉梁、宋学仁、孟昭生、常梦渠、阎少青、张国强、武步元、顾扶青、姜宏林、卢炳光、曲耀庭、杨承志、韩子铮、雷绍瑜、吴金萃、程仲鸣、张立宏，张(此处一字打不出)石二十四人。

　　（来源：《光明日报》1957年5月14日。原题为：“在昨天民建中央和民建北京市委召开的会议上工商业者对有关资产阶级政策的几个问题发表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