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医学教育和医学科学研究工作中的问题——医学界六十多位教授、专家发表意见

　　<《人民日报》>

　　本报讯５月１３日和１５日的上午，卫生部邀请了北京医学院、中国协和医学院、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科学委员会等单位的六十几位教授、专家们座谈医学教育和医学科学研究工作。教授和专家们说：卫生部召开这样的会，次数已经不少了，希望这次不再象过去一样，开会时开会，开完了会是开完了会。北京医学院张昌颖教授说：但愿这次风能刮得长一点，虽不能象大旋风一样把树连根都拔起来，至少也应当把树吹弯过来。

## 医学教育中存在严重的质和量的矛盾的原因，在于卫生部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

　　教授们认为医学教育当前的严重问题是质和量的矛盾。根本原因：第一、入学学生基础差、质量低。这是卫生部重量不重质的思想造成的。医学院每年的招生数字卫生部订得很大，而几年来学生来源不足，为了凑数，把不合标准的也收进来。人民卫生出版社社长白备伍说：１９５４年医学院录取的新生，有的平均只有二十分。第二、学生增多了，师资、设备、教学基地等等又都跟不上来，卫生部又很少考虑解决这些问题。北京医学院刘思职教授说：按北京医学院现有的人力、物力，学生要减去一半。第三、学制短，而课程多，以致许多课程无法讲很深，讲得透。第四、学生接触实际的机会少，实验和临床实习也少，学生课堂所学缺乏实践的印证。协和医学院张钧教授说：过去学生学解剖必须要解剖半个身体，而现在学生只能解剖一点点，生理实习也都是由助教做好了，让学生看一看，至于临床实习，学生也少有机会接触病人。教授们认为学生对“琐碎”的实验操作、临床化验不感兴趣，只想搞理论、跑图书馆，这也是影响质量的原因。第五、领导不重视科学研究工作，不注意提高教师质量，北京医学院教授王志钧说，我过去搞一点科学研究工作好象“办私货”。他说大学不搞科学研究就只能算是个中学。第六、专业设置过细、专业化过早，也影响质量。

　　教授认为这些都是由于卫生部过去很少听中国专家的意见，工作中存在严重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造成的。徐诵明说卫生部没有很好地抓业务，又不走群众路线。许多人有同感。

## 教授呼吁延长学制、精简课程，让学生学会独立思考，让医学教育后继有人。

　　教授们认为提高质量除了提高入学学生录取标准，充实设备，增加教学基地，减少专业设置，加强科学研究以外，首先应当考虑延长学制。张、刘思职和教授们在会上呼吁，要求医学教育赶快恢复六年制，他们说：我国过去医学院的学制就是六年、七年，苏联也是六年，而现在，我们为什么只规定医疗系五年，口腔系四年呢？北京医学院教授王志钧说：学制短、课程多，各科讲义精简得象浓缩的鱼肝油精一样，只有几点几条，以致学生认识问题很局限，思考能力低。协和医学院林巧稚教授说：培养人才首先要打基础，毕业后的专科进修那只是盖楼房而不是打基础，基础不好，楼就盖不成。许多教授认为中医课开得太早，未经整理的中医经验，学生难分精华糟粕，费了时间，效果并不好。张钧教授认为把祖国医学作为历史知识教给学生是必需的，但中医内经等著作不一定要学生去学。至于总结出来的有效经验可以摆在不同科目里讲。教授们认为延长学制，如果目前不能全国一起改，可以先在少数学校先改，先培养一批研究人才和师资，否则会如澳大利亚医学代表团团员说的，将来中国医学教育会后继无人。教授们说延长学制主要是增加基础科学，基础医学，实习、实验的时间。最好先学一两年预科，再入本科。预科最好设在理学院。

## 把优秀的毕业生分配去当助教，给教师以进修的机会。

　　其次应当大力进行提高师资质量的工作。北京医学院刘思职教授说，近几年来教学法有了改进，但教学内容没有提高，这是因为年轻的教师没有足够的本钱。应当选一些优秀的、有培养前途的毕业生在学校工作，现在是把好的学生分到各地，中等水平的或者是为了照顾身体或爱人关系的留了下来，同时留校的也只重政治不重业务，这样做，教师质量怎能好呢。张钧教授也认为应当重视培养助教的工作。这是新的师资的来源。北京医学院方亮教授说，过去卫生部很少考虑讲师以上干部的进修问题，这些人没有时间进修，教学质量也成问题。

## 卫生部筹建和调并学校很不慎重

　　教授们批评过去筹建和调并学校不慎重。徐诵明说：去年办了四个中医学院，别的三个我不清楚，北京的校舍设备都是借用的，教师又是东拼西凑，一个大学为什么这样匆忙地办起来呢？试问办中医学院的目的是什么？假若说为了传授中医经验，由中医带徒就可以了，假若说为了总结、研究、整理中医经验，高中学生未必能行。他的发言得到许多人的同意。他又说：过去整顿归并了一些院校，这显然是考虑不周的，如浙江医学院牙科，是中国最早的一个牙科，师资设备较齐全，历史悠久，不知为什么把这些师资分在东北、四川各地，上海第一医学院的牙科，历史比浙医短，条件远不如浙医却不去动它。又如山西医学院公共卫生系只有一个教师，江苏医学院有几个，不知为什么把江苏的并入山西。北京医学院朱希涛说，卫生部不要过早地到处下蛋，四处下蛋不一定会孵出鸡来，还是让现在的鸡长得更健康一些。

## 只管杂务是无法领导科学研究工作的

　　教授们认为卫生部非常不重视科学研究工作。北京医学院的教授们说，北京医学院全年的科学研究经费只有七万元，据说还为第二位。医学科学委员会副秘书长张查理说：卫生部安排科学研究经费既患寡又患不均。拿１９５６年来说，全国三十多个院校全年研究四十多个中心问题，先给一百万元，几经争取才有了一点增加，而生物制品所只研究一项中心问题，却拨给七十万元（据说后来有了减少），张查理还说，卫生部业务司开专业会从来就很少通知科学研究委员会。劳动卫生研究所汪德晋说：卫生部在建立劳动卫生研究所时说如何如何重要，可是又常常调研究人员去突击别的工作。中国医学科学院刘培楠说：卫生部和医学科学院党组织应当了解科学研究工作究竟是什么一回事，只管杂务是领导不好科学研究工作的。中国医学科学院杨恩孚说：过去卫生部是怎样重视科学研究工作的呢？要研究什么就先挂招牌，接着盖房子，可是常常是一切就绪了，却没有研究人员。应当是有了人再考虑盖房子等问题。他还说：卫生部对高级人员的信任是不够的，对具体工作干涉过多。杨恩孚认为应当让科学家把所有时间用于工作。领导不爱惜研究人员的时间，不重视研究工作的连续性，工作是无法进行的。他说，我一个小时没有人找，或是不接一个电话那是罕有的事。关于科学研究人员，教授们说，要把好的送到研究单位，现在却是一些成绩中等，有病的分配来了，一来就请假。杨恩孚说：在研究单位应有新陈代谢，医疗和教学做得好的人不一定适宜做研究工作。统一分配固然不好，自己要来的，也得经过一、二年的考验是否合适。教授们都认为应当重视高等医学院校的科学研究工作，因为许多有研究工作经验的专家都在学校而不在研究机构，高等医学院校的研究工作做得不好，不会教出好的学生，研究机关也不可能补充好的研究工作人员，研究工作自然做不好。吴朝仁说：现在是加强医学院校的研究工作，而不是忙于建立许多研究所，母鸡不健康，不会下蛋，下的蛋孵的鸡也养不大的。中国医学科学院刘培楠说：卫生部应当重新认识一下什么叫科学研究工作，在什么条件下工作，这工作有什么意义，认识不清，还是领导不好科学研究工作的。许多教授、专家认为资料保密妨碍了科学研究工作，劳动卫生研究所汪德晋说：在总工会等单位去找材料，别人双手欢迎，要什么给什么，可是来卫生部找资料，东也保密，西也保密。为抄资料一次抄几个钟头。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5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