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商界代表揭发合营企业内部公私矛盾: 工商界座谈会 （第一次座谈）

　　<《人民日报》>

　　本报讯昨天上午，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国务院第八办公室联合召开工商界座谈会。出席的有正在北京参加全国工商联秘书长会议的各省市代表，全国工商联和民主建国会的主要负责人陈叔通、章乃器、胡子昂、吴雪之、乐松生、毕鸣岐等。以及北京、天津两个市工商联的主要负责人。

　　会议由李维汉部长主持。在会上先后有韩志明、马春霖、李贻赞、谢惟安、彭六安、李仲平等六人对党和政府的工作进行了尖锐的批评。

## 韩志明说：对私方人员也应该有奖励有批评

　　上海工商联副秘书长韩志明说：第一，全面合营以后，对私方人员的安排工作做得很不好。上海原来是打算一个月安排完毕的，后来到年底也没安排完，原因是摆不平。有人说过去工商界图利，合营后利得不到了，对名很有兴趣。那些出头露面的人都安排上了，下边就问：各专业公司的负责人为什么都是工商联的委员？“名”他们是争到了，但不能作实际工作，只挂了个空名，而原来许愿要安排的，至今还没有安排，因此下边有些人就说：我们抬轿子把他们抬上去了，就不管我们了。安排人不按工作需要，而是论功行赏。这样作对工商业者本身的改造也没有好处。现在政府提出工商业者改造以企业为基地，这是正确的。但那些骨干分子则不然，他们整天在外面活动，有很多人甚至身兼十几职，开会开个头就走了，这就使他们脱离群众。

　　第二，有人主张在合营企业里不派公方代表，就可以发挥私方人员的积极性了。我认为这样作不但对私方人员的改造没有好处，对工作也没有好处。拿我个人来说，我就没有把握在没有公方代表帮助下把工作做好。在企业里，不论他是公方人员，还是私方人员，只要是他担负了职务，那些经过民主集中以后的决议，就可以交给他执行。执行的好就表扬，执行的不好就教育。而现在有些企业领导人员是私方，犯了错误可以谅解，这是不对的。也有些人一见私方人员工作上犯了错误，就狠狠的批评，一棍子打死。这也是不对的。

　　在公私合营企业里，现在是五厘定息，我认为工作人员之间只有工作关系，不应有阶级关系。提阶级关系，不容易发挥私方人员的积极性。他认为对私方人员也应有奖励有批评，有升级有降级，才能发挥私方人员的积极性。

　　第三，董事也应给予安排，资方代理人的酬劳问题也应解决。近年来他们中很多人都希望向劳动人民过渡，应该使他们看到前途。

　　他说，有些省市到上海动员迁厂的时候讲的天花乱坠，吃的好，住的好，但迁到目的地以后，实际却不是那么回事。例如有个从上海迁到北京的西服店，在上海时他们父子两人每月拿二百多元薪水，就不愿去，北京有关部门说生活有问题可以暂借款，但给他评了个每月七十八元工资，也不准借支了。他们就感到很困难。他认为原来怎么讲的就该怎么做，政府对这个问题应加以处理，否则影响政府威信。

## 马春霖说：合营企业滋长了好排场作风

　　沈阳市工商联副秘书长马春霖说：我们私方人员对有职有权的政策是人人感激的，对党和政府是满意的，但对具体执行的人员有意见。过去，三、四十人的小工厂，私方人员在管理上有余力，现在合并成三、四百人的大工厂，私方人员大有身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的感觉。公方又不能大胆使用我们，再加上公方来点主观，党和行政来点教条，工会和团来点宗派，于是有话欲说无地，有言欲发无处的境况就出现了。工作上唯唯诺诺的现象在私方人员中不是个别的。

　　在提合理化建议方面也有有劲使不出的现象。沈阳被帝国主义统治时间较长，受的压迫较深，私方人员一向有精打细算的习惯和经验，在试制新产品、提高生产率和技术措施计划上，一般都能做到少花钱多办事。现在企业扩大了，好排场作风在企业中逐渐滋长。一般工厂都设有八大科，每个车间又在科的系统下设有八大员，机构庞大，人浮于事的现象非常严重。私方人员提过意见，但得到的不是尊重，而是讽刺，说小家子气，作坊作风，不懂社会主义建设。

　　在公私共事方面，他认为应在党的领导下，从工作出发，开小型的，甚至两个人的、或者公私双方在一起的会议，会议要有争论，有些问题要有结论。只有这样，才能做到互相尊重，互相帮助，互相学习。计划会议和党支部召开的有关生产会议等，也应该找私方人员参加。在具体执行工作任务时，要做到具体领导，分工负责，职责分明。

## 李贻赞说：目前工商界上层闹名誉地位，中下层愁生活困难

　　北京市工商联副主任委员李贻赞说：第一，在北京，公私共事关系问题主要是公方对私方信任不够，所以私方人员很难发挥积极性。公私双方每天在一起，他们除了工作以外互不往来，正如俗话所说：“麻杆儿打狼两头怕”，公私互存戒心，这样，他们就不能通过互相谈心，来解决工作中的问题。第二，公方业务水平低，使用干部只重政治不重业务。第三，企业内部产、供、销人员扯皮，局与局之间也扯皮，弄得私方人员很难工作。因为他们有自卑感，看到这些情况就更不敢表示态度了。

　　目前，北京工商界的情况是上层闹名誉地位，中小工商业者愁生活困难。过去工商界有句俗话：“有买卖饿不死掌柜的”，现在不同了，生产资料入股了，亲友借贷停止了，去年还可以借支，今年借支紧了，有的部门甚至根本不借。他认为对中小工商业者来说，帮助他们解决生活问题是发挥他们积极的关键。

## 谢惟安说：江苏工商界怕“鸣”以后，被说是阶级异己分子

　　江苏省工商联副秘书长谢惟安说：目前私方人员在“百花齐放”声中还不敢大胆“放”。他们顾虑：“放”有没有条件？哪些可以“放”？哪些不可以“放”？放到哪一级？是否只在上层代表人物中“放”，中、下层不“放”？在什么地方“放”？放到什么时候？是一阵风，还是经常的？私方人员有不少话要讲，有些话不是上层代表人物所能理解的。他们有些话所以不敢公开讲，是怕给戴落后分子的帽子，怕“鸣”了以后在工作中遭到歧视，怕一旦有运动来时会把他们说成阶级异己分子。这种种顾虑主要是由于党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同党员的个人作风也有关系。有些工商界的人反映，公方人员对私方人员尊重有余，信任不足，和党员接触感到冷冰冰的。

　　好多年来，各方面对工商联的支持是不够的，从中央一直到直属上级都是如此。例如江苏省工商联的电话费，就不是按人民团体的收费办法收费，而是按私营企业的收费办法收，据说这是邮电部的规定。我认为这件事就反映了对工商联的看法。有些地方的领导部门的干部可以到工商联去发号施令，对工商联的干部可以随便使用，有些是可以按他们的意见决定。这种情况需要加以改变。

　　工商联的干部，本来是与国家机关干部一样，但实际待遇却不同。例如无锡市工商联有四十多个脱产干部，至今没人领导他们的学习，有些福利问题也没有人管，这对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很有影响。

## 彭六安说：私方人员有两顶帽子、两个包袱、一个苦闷

　　湖南工商联秘书长彭六安说：湖南省的公私关系，表面上客客气气，就是不能以诚相见。现在私方人员感到有两顶帽子、两个包袱、一个苦闷。两顶帽子就是怕人家说不服从领导的帽子、怕别人说不接受改造的帽子。两个包袱，一个是怕犯错误。原因有三，一，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界限不清，搞不好就犯错误；二，现在企业大了，自己没有本领，怕工作做不好；三，我们是被改造的，错了没有人支持，没有人同情，工作中出了错担当不起。第二个包袱是怕挨整。在解放以后五反以前，凡是敢于提意见的都挨了整，现在凡是在公方面前表现唯唯诺诺的人安排的都好；凡是爱提意见就是不服从领导，安排的时候也两样。一个苦闷是：工商业者目前的情况是上班在企业，下班就回家，过去旧的生活习惯取消了，但新生活习惯没养成，党团员接近不了，工会也不能接近。甚至有人到工人家去看看亲友，公方代表不让去。有人说公私合营以后亲友间的关系都冷淡了。

　　他说，造成上述情况，是有客观原因的。第一，对私方人员尊重不够，有些会议都是党员参加，私方人员有的担任科长副科长，但有很多会都不能参加。有的人担任学习小组长，但从来没有听过报告，如何去领导学习呢？这就影响了私方人员积极性。第二，私方人员得不到企业

　　（和党以及社会舆论的支持。例如有个私方人员有了一件发明创造，但报纸发表时却说是工人的。有个民建会员提了一件合理化建议，已经试验成功，并达到国际水平，但轻工业部对这件事评价很低。第三，待遇不平等，例如福利方面，私方家属生病就不能同公方人员、工人家属一样到医院去治疗。春节时，公方、工人加班都有加班费，但私方人员加班却拿不到。公方人员以改造者自居。相处时总强调阶级关系。第四，在人事的安排方面，有代表性的人物都安排了，一般私方人员有的也有技术，但未得到安排。一提安排就是政治条件，出身，这说明有关领导上是存在着严重的宗派主义的。现在公私合营企业里有几个关系。一个是公私关系，一个是阶级关系，一个是党群关系。阶级关系，搞学习时可以提，在生产，合理化建议等方面就不应讲阶级关系。在公私合营企业里，公方人员应该听取私方人员的意见，当然，过去有些会议上公方人员也听了，但听了以后完全采取否定的态度。有的甚至听都不愿听。有些私方人员说：不是我们不积极，我们作不了主。我们是小媳妇，“小媳妇难为有米炊”。）

　　他又说，对私方人员不要乱扣帽子，要明辨是非，具体问题，应具体分析。有些报纸提到，工商界就是五年睡觉，二年改造，定息后工商界对这种说法很有意见。前年我们来北京开会听了毛主席一次报告，从思想上给我们解决了很多问题，使我们感激得流泪，听了后我们有什么话都愿意说出来，这证明讲道理比扣帽子好，扣帽子就不解决问题。他希望公方人员伸出手来团结私方，在生活上也打成一片，要谈心，要什么都谈，才能使人感到温暖，对工作才有好处。

## 李仲平说：统一安排、统筹兼顾的工作没有做好

　　四川工商联秘书长李仲平说：现在私方人员认为：合营不如合作，合作不如单干；这山望着那山高。为什么这样呢？除了思想没解决外，主要是统一安排、统筹兼顾的工作没有做好。在一个地区同一类型企业中，有些人工资高，有些人工资低。四川省工资改革前私方人员知道加１３％，有的就预支了钱，但后来没达到此数，负债的人很不满意。虽然经过思想教育，有的人知道生活福利必须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增加，但仍有很多人想不通，认为政府开了空头支票。当然，工资是根据国家政策制定的，但是生活有困难的应该帮助解决，维持他们的最低生活。成都市一个机电厂厂长（私方人员），有技术，每月收入四十元左右，家里九口人，平均每人七元，去年有长支，困难不太大；今年没长支了，生活很困难。他找工商联解决，工商联推给专业公司解决，互相推，才借给二十元。以后又发生困难，找专业公司，专业公司要他自己想办法。他说：“我的资本都交了出来，我人在工厂，叫我到哪去想办法呢？”

　　这个座谈会还将继续进行。

　　 ---- 原载1957年5月16日《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