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解决校内矛盾提高教学质量——五月十五日乌鲁木齐市中等教育界座谈会记录摘要(续) ## 邵建华：学生为啥闹事？教师何以消极 　　矿业学校去年暑期派我去内地招生，招生简章上清楚地写着：助学金甲等每人每月52元，乙等48元，丙等38元，凡合调干条件者还可申请调干助学金。可是学生招到学校以后，校方变了卦，说印错了，没交代清楚。学生不满，说学校骗了他们，校方也不解释，就不了了之。 　　那时适逢寒潮侵袭，新生衣单被薄难以御寒，学校库房里存有棉大衣和线毯子，却推因是新的，任学生挨冻生病，也不肯借用。学校开课了，学生没有纸、笔，找校长去借钱，校长却说：“你们借钱能还得起吗？”学生当然还不起，只有不满而已。学校里有个维文教员，讲汉语学生听不懂，他们曾要求学校调换，一次再次也没有效果。 　　这些事情凑在一起，学生们很不满，纷纷议论。校方对此不进行说服教育，反来了个压制措施。如校长和办公室主任都认为：那个再闹就开除那个。还说：“把学生的历史查一下。”团委书记，还跑到学生宿舍说：“那个团员闹事就开除团籍。” 　　学生的善意要求得不到解决，反遭到恐吓、压制，当然就激起义愤，因此，学维文的学生，也因要求调换老师得不到解决，给校方来了个“最后通牒”。青年学生当然不知道这个字眼在什么场合对什么人用，但校方没考虑这些，却大为震惊，以为学生要“造反”了。于是大会小会，说服、“压服”双管齐下。 　　在一次教务会议上，校方总结上学期工作，提到助学金与调换教员等问题，把责任全归咎于学生。当场我提出不同看法，却惹得团委书记大发雷霆。他说：“学生闹助学金邵先生要负相当责任！学生这样闹是由于他的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所致”。并说：“不革命就是反革命。”天哪!不要说我还是参加组织的，就说不是，难道学生(包括党、团员)与一个教师相处不到一月时间，就受了他的影响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吗？这恐怕不可能吧！ 　　我们学校有位教员爱好文艺，业余搞了些文艺创作，这好像也犯了什么错似的。学校广播站某次播了篇讽刺小品。讽刺这位教师说：他想当作家，为50—60元的稿费而飘飘然。说他在教工文艺会演时，为自己年青漂亮的脸庞而狂喜，为千百双姑娘的眼睛而醉心。并说他曾骂国务院人事部分配他来新疆是绝子断孙。这些莫须有的事情播出以后，教职员和部分学生都嘲笑这位教师，甚至有些学生在作文里骂这位先生说：“在漂亮的词句下掩盖着卑鄙、丑恶、无耻的灵魂。”这位教师听了只有偷偷的哭泣而已。 　　中央民族学院分配给矿校六位教员，在矿校教民族学生的汉语课。其中有两位教师为了学生学习方便，日以继夜地辛勤劳动，编出了一本12，000字的维汉字典。校方对这一有意义有价值的创举，事先不予任何帮助，事后又不给以足够的重视。这部字典的活叶放在办公室里已有半年，直到现在仍未装订起来。 ## 领导安于现状 　　阎恩德我们矿业学校的领导人在学习业务方面很差。就拿张付校长来说吧！他原先就是个知识分子，但办学4年来提高很慢，至今还是这方面的外行。我校有苏联专家讲学，学习条件很好，但我们过去并没有注意总结专家的经验，这就使得我校的教学工作提高不快。 　　我校领导人对作大报告看来兴趣很大。一开会，张领导、李领导都想上去讲几句话，使听众厌倦。群众反映校长很少深入科室，更很少去教员家里。 　　去年我校绝大多数毕业生都服从了组织分配，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但是有一个毕业生却与众不同，她一定要留在乌鲁木齐，对这样的学生，本应进行教育，使她服从祖国的需要，但是，由于她是公司付经理的侄女，所以领导上便迁就了她，我们本来不需要教员，却让她留校作教学工作。 ## 陈声远: 四点感想 　　我想谈以下几点： 　　一、正确的对待并领导知识分子的学习问题。1950年我在一女中教书，平时爱读大本书，这是我的老习惯。1950年教师暑期学习时，有天我看列宁主义问题，队指导员于英见了，不问我是否能懂，就说我好高鹜远。报告的质量不高，还不许提意见。有次某科长作报告，说宗教是阶级的产物，我说这是错误，于英就说我不虚心。我觉得知识分子有读书的能力，应该读经典著作，否则科学遗产将无法继承；理论问题应该容许争辩，否则真理就会被埋没了。有自学能力的，应该准予自学，领导适当的组织与辅导。 　　二、学术问题不能用行政权力强求统一。我们高级中学校校长有次给学生作报告，说自然科学有阶级性，另一个教员在讲课时说自然科学没有阶级性。学生反映给领导，于是领导同志就找了几个所谓对这个问题有研究的人与这个教师谈话，硬要他将自然科学无阶级性的出处和根据指出来。当这个教师指出根据，并拿出在大学读书时的笔记给他看时，他仍然要问这是谁讲的，并表示怀疑。又某次一位教授去作联共党史报告时说，1861年俄国废除农奴制时，俄国贵族和地主反对。在理论教员讨论会上，我对这个问题提出了异议，这位教授也硬要我指出出处根据来(我可以指出，但当时未带材料)，并非常武断而又机械的应用阶级分析的方法作了个错误的结论：“地主阶级一般地是主张保存农奴制的，所以俄国贵族也不赞成废除农奴制”。实际上当时俄国的贵族是赞成的，黑土地带的贵族主张保存土地，解放农奴；非黑土地带的贵族主张连土地带农奴一起解放，因为这是符合于他们对西欧进行粮食贸易的利益的。像这样的问题不争论，怎样会弄明确呢？又怎样不遗害学者呢？学术问题要用行政权力来强求统一，只会阻碍科学的发展。 　　三、由上两点引起我对有种说法还有些意见，那就是必须先站稳工人阶级立场，而后才能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我认为工人阶级的立场不是先验的，而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过程中逐渐建立起来的，知识分子不学马克思列宁主义哪来的工人阶级立场，要是先站稳了立场然后再学，那知识分子就都不能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了。我以为不一定先有工人阶级的立场，才能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只要有明确的目的，正确的方法，同样可以真正学好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是总结了各种科学的最高成果而产生的，通过各种科学工作，通过从各种不同的角度的实践，最后还是可以认识真理并达到马克思主义的。 　　四、要提高教师的业务水平，应多给教师以学习参观的机会。过去教育厅曾经组织了一些参观，但都是行政干部，他们一般地对各种教学业务不熟，对别人的经验无法吸收，回来传达得肤浅，教师在实践中无法应用，感到苦恼，因此应多给教师这种机会。 ## 施方舟: 我校的矛盾 　　我们银行干部学校学员绝大部分是来自工作岗位，都有实际业务知识，但在教学人员方面是教学经历短、实际经验缺，加上学校方面经常研究工作少，具体帮助不够，所以就发生了教学质量与学生要求的矛盾。 　　学员与学校领导之间也有矛盾。一方面是因为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对学员生活不关心，对学员的合理要求不能及时解决。例如：去年冬天烧炭问题，事先用炭无计划，领导上不了解检查，因此到严寒时无炭可烧，影响了教学，也引起学员的不满。另一方面是由于学校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薄弱，平时对学员缺乏了解，也缺乏教育，等到问题发生了才来研究解决，如去年广东来的学员对助学金有意见，但领导上不闻不问，直到集体赴上级党委请愿走了很远，学校才知道。从这里就明显看出平时的政治思想工作是如何做的。 　　领导与被领导的矛盾，主要是过去领导干部不深入了解情况，单凭听取汇报来判断是非。对有缺点的同志，不能以理服人，而是用简单的行政命令的办法，因而被领导者不敢大胆提意见，影响了工作的积极性。 ## 岳峣: 使人寒心的歪风 　　我们速中本来是受组织部和教育厅双重领导的，但是却看不见具体领导。办学4年来，教育厅只视察过一次，视察之后也没见解决什么问题。前教育厅有个付厅长是学校的兼校长，但却很少到学校去，是个挂名的校长。组织部虽然也管我们学校，但也只是派人参加一下开学典礼，很少插手具体领导。 　　我校的一位化学教员本来离不开，但教育厅却硬要调了去，使教学受到了很大的损失。我自己本来学的是教育专业，到了速中后曾经三次改行。这就使得我学用不一致；同时，也专不下去。 　　我们速中的学员中有一股使教员寒心的歪风。有些学员以“三八”式等自居，在既非老干部又非党员的教员面前摆老资格，在课堂上也不听从教员的指导，甚至扬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前一个时期，为了加强师生的团结，曾组织了一个“主题班会”。但，结果事与愿违，“主题班会”变成对教员的斗争会。闹得我们教员走也不是、坐也不是，不得已只好硬着头皮被“斗争”。 　　我校的党群关系上也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一位党员领导同志对人是两付面孔，见了党员嘻皮笑脸，见了党外人士面孔一板，好像谁欠了他二百钱。有一次，工会主席去找这位领导人，他正在和颜悦色地跟另一位党员同志交谈，但当他看见工会主席以后，就黑了脸，现出厌烦的神色。 ## 洪星虎: 把教师也冻结了 　　在我们工农速中，还表现了一些本位主义，这也和上级领导有关。我校从去年夏天以来，闲了一些教师(我本人当时也已经快要“失业”了)。当时有人提议把闲置起来的教师分配到需要人的地方去，可是，校长却说：现在速中教师已经冻结了，上级党委指示，一个也不许往外放。其实不必为了将来用人，就乘早把人积压下。不放的结果使得这些同志思想混乱了，国家的教育事业也遭受了一定的损失；同时，还闹了些笑话。比如我吧，一周只有6节课(还有每周两节课的教师呢)，而且是物理兼体育。 　　教学质量不高是我校普遍存在的问题。其主要原因是学员水平太低，而且参差不齐，施教很困难，其次，课程分量太重，课程的配备不科学，没有照顾成年人的特点。 ## 蒋永发: 教学工作不重视　群众意见不采纳 　　有人说：春风已渡玉门关。现在我们林业学校里，却还丝毫感觉不到春意。 　　我校一间18平方米的房间里，要容纳3个人办公住宿，3人中还有两个人兼有班主任工作。工会要一间房子作办公室兼俱乐部之用，领导上却一直没有给解决。同志们要求党支部从政治上关心每个人，但党组织对大家在政治上的关怀却等于零。学校领导上对教师很不尊重，动辄就在全校大会上随意批评甚至训斥教师，以致损伤了教师的自尊心和教师在学生中间的威信。 　　教学本应是学校的中心工作，但在我校却得不到重视和支持。学校领导上召集过两次班主任联席会议，一次的议题是发鞋问题，另一次议题是发衣服问题，而教学工作却从来不曾提出来研究过。校长不知整天忙些什么，却从来不曾听过一次课，教务主任也只听过一两次课。学校的一些活动也不为教学着想，曾经不只一次地为了参加义务劳动，为了看电影，就停了课。有一次，教学上需要使用仪器，这仪器得从新疆学院去借，还得让学校的吉普去拉。但是学校没有派车子去，说是没有汽油，实际上这只是一种借口。 　　校领导对于来自群众中的意见不认真考虑。对付群众意见的挡箭牌很多，诸如，“学校是新办的。”“新疆地区困难多。”“过去二万五千里长征时候的苦才叫苦。”就用这一类挡箭牌，把学工人员合理的要求，宝贵的意见，一概拒之于千里之外，结果闹得教职员工作劲头不大，不愿再去过问学校的事务。至于学生方面，小问题没有及时解决，日久形成了大矛盾，以致发生了去年秋季的罢课事件。 　　我校人浮于事的现象很严重，举例说吧，会计科竟然有人每月只发一次薪，再没有别的工作。并校之后，机构不但没有缩小，反而变得更加臃肿了。“官”也就相应地增多了。又是这主任，又是那处长，领一支蜡也得经过几道手续，还得由处长批。 　　校长的爱人本来没有什么工作能力，但是，却在人员编制里占了一个位子。她的具体工作是什么呢?——管理校印。林业厅某科长的“公子”本来不够入学条件，结果不知怎么搞的也收了进去。农业厅办公室也曾经介绍过插班生，据了解，这个插班生是不合格的。 　　学校领导上对党外人士不信任，什么工作都由党员包了，甚至让一个不在家的党员干部担任了工会的领导工作。总务部门的浪费现象很严重，增产节约运动中大家要这个部门的负责人检讨。但因为这人是党员，他坚决不检讨，党支部也就迁就了他。 ## 王春林: 宗派主义妨碍了教师的积极性 　　我们石油学校的一些领导人，对人并不是一视同仁的。对某些党员抱的是姑息的态度。如对个别大闹待遇问题的党员，很少给予严厉批评。又如在我校反浪费展览中，有个别党员干部因一幅漫画批评到他，就说要撕毁展出的画报。某些党员在生活上对领导是一种态度，对教师和下级(“小老百姓”)又是一种态度。同志们有意见时，他们不是冷静考虑，反而是盛气凌人的反击。党组织对这些人，也不认真批评和处理，反而以“团员要维护党总支的威信”这一挡箭牌来对待群众的意见。至于对待刚出学校的非党青年教师，却常常小题大作，连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也要提到原则的高度去分析，给人以尖刻的感觉。 　　我校领导人多是从部队上转业下来的。对他们来说，一离开部队走进学校，环境改变了。随着环境的改变，工作性质的改变，他们应当很快地改变自己的工作方法。但是，一些领导同志却没有这样作，至今还惯于使用部队上的一套。比如，大楼门口的警卫制度定得过严，就连教师提个水壶也得开条子，没有条子便不能通行。教师时事测验的成绩也拿出在同学面前公布。同志们对这些作法意见很多，但党总支负责同志却说：纪律对任何人都是一样的。列宁在理发馆里如何如何……。一些教员在工作时间看了场电影，被总支书记发现后，就硬让一位同志写出稿来在黑板报上公开批评。当有人提出，黑板报学生也看，为这鸡毛蒜皮的事在学生面前批评教师，可能损害教师的威信，对教学无益。但总支书记说：我党正是由于在历史上公开地批判了“左”右倾机会主义才能取得今天的革命胜利。那篇稿子，原来校长也不同意登，但是在党总支两位同志坚持下才登出来。从这看来我校还有以党代政的趋势。 　　学校里，一些领导干部对坐班制与教师负责制的理解是不够正确的。好像教师每天不“坐”八个小时而自己支配时间是占了便宜似的。所以在一些教师不能很好支配时间的时候，就抬出坐班制和负责制论述一番。使教师感到负责制不象是根据教师工作特点，发挥教师积极性的工作制度。看来学校某些领导，过多地用了不合适的批评，妨碍了教师积极性的发挥。 ## 徐守先: 为何教学质量低 　　我们水利学校去年在关内盲目招生，量多质低(有小学四年级的)给教学工作带来很多困难。招生前准备工作没有做好，教师来源不足，只得从没有毕业的同学中抽出来任课，甚至临时请打字员上课。专业设置和仪器、图书供应，学校拿不出钱，有些东西这儿买不到。这样教学质量怎么能提高。 　　教育部门一再提出要提高教学质量，但不给具体解决存在的问题，如教师质量低，有的教师任课多(有每周任课26小时还兼班主任)，没有进修时间。教学提纲不适合新疆具体情况，内容偏高偏多，因上课要通过翻译时间不够，只得压缩课程内容，或减少课程门数，批改作业和自习辅导都成问题。另外上级规定学维文，虽对工作有利，但对进修不利。我们住地离城30多里，用电、交通等方面的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 ## 王传勉: 矛盾在哪里 　　在石油学校存在的内部矛盾，我认为主要有三个： 　　一、教与学的矛盾。学校工作的重点应该是教学，但我们学校的教师大多是刚毕业的学生，教学经验不够，又找不到教材，就只好搬别的大学的教材，结果讲的不深不透，解决不了问题。而同学们总想多学些东西，就看参考书，结果越钻越负担重，又消化不了。教学行政方面也有很多缺点，如有一个班上了11周课，就换了四个老师；老师的口音，教学方法都不一样，当然就要影响教学质量。教学领导同志因忙于事务，不能深入教学，教师在教学方面发生的问题就无法解决，也就不能提高教学质量。我认为这是学校存在的最主要的矛盾。 　　二、领导和被领导之间的矛盾。校长和教学领导同志困在事务的圈子里，什么都管，什么也没管彻底。各科室之间联系不够，各自为政，步调不一致，有问题就直接找校长，连那个干部住宿问题都找校长，结果校长整日忙于事务，无法解决学校中的主要问题。 　　党和群众的关系也不够正常，党员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有些党员还盛气凌人。对有缺点的党员，组织上还包庇，认为这个同志对工作不熟悉，慢慢就可改正了。但对一个刚毕业的教师工作有了问题或思想有了问题，就提到原则上来批判。这不能不说是宗派主义。 　　对群众的疾苦也关怀不够，有的同志不够安心，生活有困难也不及时解决，病倒了也没人管。有的同志要求参加理论学习，但从来没有人通知他何时听课，何时讨论。使同志们感到冷冰冰的。 　　三、在民族关系上也存在问题。如医生对民族同学看病不热心；民族同学伙食不好也不能及时改善，都引起民族同学的很大不满。开干部会时只重视汉族干部的讨论，对民族同志的发言，却认为只要翻译综合的翻一下就行了。我们学校本来是培养民族技术干部的。可是对民族同志的意见却不广泛征求。希望能通过这次整风，把我校这些存在的矛盾彻底解决。 　　另外石油学校和矿业学校关系很不好，也应当解决。 ## 易继桂: 盲目办学 　　成立畜牧学校以前，有关部门没有很好地作一些必要的准备工作。连校舍还没有修好，就一下子招来大批学生，住所不够，只好一个宿舍里住十几个人到二十多个人。师资也没有配齐，有些课没人上，有些课又只好由外行去开。仪器图片资料不齐全，缺这少那的。 　　我校教师都是从高等学校毕业不久的学生，水平本来就很低，但是领导上却并不重视对教师的培养提高，教师开的课不固定，经常变动，以致教师专不下去。同时，教师除担任教学工作外，还有行政工作。这也使得教师不能全身心投入教学工作。 　　汉族干部认为自己的文化水平高，技术好，产生骄傲情绪，瞧不起民族干部，民族干部又觉得自己还不错，瞧不起汉族的风俗习惯。 ## 景世荣:“三大主义”阻碍我校发展 　　由于我们军区子女学校与一般学校有着比较好的物质条件，因此也培养起一些人的优越感，同时，也使我们学校与一般学校的关系不够融洽。 　　关于学生的升降级问题，国家是有规定的，我校却不照着作。如有的学生害病半年耽误了功课，病好了领导仍然让他回原来的班内上课，让学生硬挺。学生费很大力气跟不上班，领导却要老师个别对待。 　　又如学生纪律越来越乱，去年有一次劳卫制锻炼时，体育老师要一个同学经常锻炼，不能时断时续，可是该学生当着面说：“你长眼睛了没有?”像这样的事不止一次的出现。但反映到领导上，就说：“你是人民教师吗?”不了了之。领导上缺乏对学生的严格要求，反而在学生全体大会上，强调老师应正面教育，反对粗暴……。我这个人领导是信任的，也给重要的工作做，但我爱提意见。所以，对这件事我也提了意见。可是，领导听了以后，没有很好考虑反而说：“我听别人反映你光收集对领导的意见”。 　　国家的教育方针明确提出学生毕业要参加生产，对学生要进行劳动教育。我校有一个班主任领导学生排好了一个讽刺剧“口是心非”，但领导却不让演。 　　在对知识分子使用方面，由于领导上存在“三大主义”，造成很大浪费。如有一位皮革专家，在我校当教导主任，但无法发挥其专长。后来他虽然被调到兵团，但工作仍不合适，所以他借到北京开会的机会向中央提出要求，才被留到中央军委工作。另外，还有教授，他们的专业水平很高，但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有一位老师，文化水平很高，会几种外文，竟因语言不通，无法教课，作刻蜡板工作。 　　可是，另一方面，领导同志却片面地只重视培养青年教师。过去几年中，我校送去进修的教师，100％的都是党团员，年老的教师却得不到一点进修机会。我认为这是严重的宗派主义情绪。 　　在党群关系方面也因宗派主义作风受到影响。如我们体音美教研组原有一位女教师是团员，她过去是专门学体育的，但不愿作体育教学工作。以致我在那一学期里一个人代十一个班的体育课，可是党组织却吸收她入党了。在她入党时，党组织征求我的意见，我不同意吸收她入党。结果还是入党了。当我们和有些党员同志交谈时他们也不同意她入党。我校党组织就从来没有找过我。我校党组织是等人去找它的。 　　我校领导的主观主义也很严重。他们只从表面上看到中学部的老师之间是缺乏斗争批评，生活不活跃，小学部老师斗争性强，但却不知道中学部成年人较多，小学部青年人较多，一味的强求一律，是极其不恰当的。对教学工作和学生的班级活动，领导上不向老师深入了解，也不常听课，却主观地认为人家不好，轻下结论。有一次，五个班联合组织了一次音乐欣赏会，领导只听了一个学生的反映，就主观地指责这次音乐会学生不感兴趣。 　　主观主义与官僚主义是分不开的，因为领导上主观主义地对教师劳动估计不足，所以，在待遇上处理的不公平。如我组教师教的课分量并不比别组教师的少，工作并不比别组轻，但在待遇上却是全校最低的。 ## 周国盛: 阳光看得见，但是照不到 　　可能受了整风运动的影响，一女中领导同志开始重视一般同志的意见，最近我也向学校领导提了意见，领导上还作了公开回答，意思是说精神很好，只是内容不全面、不完全符合事实，而且还不够“真诚”。近来有人主张取消小品文，是不是用讽刺性的作品对待同志不真诚呢?我校领导上可能是不欢迎这种作品的。“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正如近几天的天气一样，确有“难将息”之感。 　　工作必须讲求效率，这是原则，我校领导上对此理解最深，因此为了追求效率，不论思想问题或者是教学工作，过多的采用行政命令方式，有时一面征求同志的意见，一面对不符合他们主观意图的意见立即加以驳斥。现在我们正在学习哲学，这是不是辩证法中的矛盾统一律? 　　新疆人见惯了风雪自然不觉为奇，我是南方人，对风雪存有戒心，记得有一次为了讨论一个课文中的问题，因与互助组长的意见不一致，发生了争吵。结果领导上除叫我在小组会上检讨外，还要我写书面检讨。后来还在期终总结中提出批评，搞得我的手足经常是冷冰冰的(真的我的手足是冷冰冰的)。 　　为什么这样呢?最近才知道，原来学校领导当我刚进学校时(1953年)就嘱咐下面的负责同志说：“这个人来历不明。”我1949年就参加革命工作，怎么到新疆以后反成了来历不明了呢?从此我的身体犹如坐在一口深井中，四面袭来的是阵阵寒气，阳光可以看得见，但是照不到。有同感的不止我一人。因为以前的乌鲁木齐第一女中的领导同志为了把同志们划成几个圈子。进步的人不是深入群众帮助落后的进步，而是远远离开群众怕受传染，造成同志互存戒心。进步与落后中间、领导与被领导间存在一道高墙。最近学校领导上有意拆毁这道墙，但勇气似乎还不够。 　　我校过去把党员与党、团员与团的界限划不清，认为给党团员提意见，就是破坏党团的威信。有一位团员工作拖拉，领导上说是被和她一起工作的非团员影响坏的。 　　北京大学的教授们认为教研室是行政组织，那末在中学当然不例外。我校的教研组既不教也不研，以前组长开会主要是汇报组内同志情况，今天已有改变，但作为行政单位的性质仍未改变。 　　以上均说明一女中领导上和一般同志之间存在着矛盾。过去对这一矛盾解决的方式方法是风雪交加的，所以始终没有得到很好解决，有的同志被迫离校了，有的同志坐观变化；教师未形成集体，工作当然难有朝气。 　　最后希望文教当局对于我们的业务进修多给予具体协助，因为我们急需要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的。 ## 安勇新: “厚此薄彼” 　　解放几年来，社会上对教师工作估计太低，多看见他们的消极因素，健康的东西却视而不见。我不知道我们中学教师，究竟算哪一级的知识分子。比如一个大学生分配在医院工作，先大夫后主治医师，社会统称为高级知识分子，中学教师大部分也是大专学生，但社会上没有那么称呼他们。 　　不光是称呼问题，实际待遇也不平等。教师们起五更睡半夜，星期天还要备课、改作业和访问家长。每年虽有寒、暑假，但都被集训学习占去了，实际上得不到休息。像这些教师中的积极因素，好像别人都视而不见。再如听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报告传达，我们学校只校长一人去听，其余都没有听。而其他机关的收发会计都去听了。听一般报告也把我们跟机关干部放在一起，人家听了回去可以休息，我们听了回去还得补课。 　　我们学校的房子历史算是悠久了，破破烂烂也没人管。有时正上课墙上忽然掉下一块砖，吓的老师、学生都往外跑。我们的学生十几人住一间房子，住宿太挤，学生都长了虱子。而其他不要说机关，就是学校都比我们强。人家是高楼大厦，暖气自来水，学生只几个人住一间房子。 　　我要问教育部门的领导为什么要厚此薄彼呢?一样的学校为什么是两样待遇呢?希望有关部门能改变这种看法，对我们也给予适当的照顾。 ## 袁俊明: 粗暴不能解决问题 　　我们农业干部训练班学生和领导的矛盾是尖锐的，去年一直闹到罢课，其原因是在内地招生时，答应的太多，来后兑不了现，来新时正是冬天，这儿各方面的条件都比较差，领导上对他们不关心，农业厅对存在的问题不处理，也不向大家解释，更不敢承认自己工作中的缺点，这样就闹到罢课请愿。但事件发生后，仍未适当处理，农业厅郝付厅长只是态度粗暴的把大家骂了一顿，绑走几个人算完事，这种作法当然不符合党的原则。 　　学校将来的前途怎样，连教职员都不得而知。在编班上原来开了一个行政管理班，现在又要撤销，这样就影响教学，有的同志就说班主任是“编班专家”和“搬家专家”。 　　我们学校教与学的矛盾主要表现是人多，设备等于零，图书馆里只有杂志和小说，严重的影响了教学效果，有些课还没办法开，要求两年达到中等专业水平是有困难的。政治课的比重太大(3比7)也影响到教学进度。从组织机构上来说，行政干部多，光总务部门就有30多人，而教职员还不到30人，坆务处才一个人。不能适应教学的要求。 　　近千人的训练班，不编制几个站岗的人，规定教师也要轮流站岗，有时从晚9时站到第二天天亮。不考虑教师工作的特殊情况，要教师和学生住在一起，说是师生打成一片，实际上影响了教师和备课。训练班还编制一个协理员也是少见。 　　（另外我过去原在中国科学院新疆综合考察队搞财务方面的工作，我们付队长陈溪鹤自己跑到南京北京逛，把我们丢下不管，同时他的很多违反原则的做法我不同意向他提意见，他还不满意，耍手腕把我调出来，假借党委的意见，实际上是他自己搞的鬼。） ## 齐维亮: 机构大 效率低 　　（我们粮食学校以前的机构小，上下还通气，现在机构扩大了，上下反而不通气了。自学校设立了许多科以后，处理问题往往拖拖拉拉不及时。比如，去年有一位学生向校长写了个报告，要求离开新疆回家去。校长本来可以及时予以处理，但他却在报告上批示，要班主任先作说服教育工作，旁边批上组织科、教务科办。实际上班主任早就作了说服教育工作。） 　　学校的领导工作本来存在着不少的缺点，当同志们提出意见时，领导上却把一些责任推到下边干部的身上去。学校里大喊大叫要节约用电，但是个别党员领导干部却自视特殊，一面在动员大家节约用电，一面又在浪费电。因而有人把这种现象称之为“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我们学校的教职员不但学习时间少，就是休息时间也很少。干部每天工作8小时，而教员必须加班(坐班制长，平时强调制度，教职员没有寒暑假。)再是有些人兼职过多。我是一个教员、班主任，又是团总支委员、团支部书记。每天忙于备课、开会，而组织科有三个同志却无事可作。这种现象如不改变，会严重地影响教学质量。 　　 来源：《新疆日报》1957年5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