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国务院第八办公室联合召开十八次工商界座谈会（全部报导） 　　<《人民日报》> ## 工商界代表揭发合营企业内部公私矛盾: 工商界座谈会 （第一次座谈） ## 《人民日报》 ## 1957.05.15 　　本报讯昨天上午，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国务院第八办公室联合召开工商界座谈会。出席的有正在北京参加全国工商联秘书长会议的各省市代表，全国工商联和民主建国会的主要负责人陈叔通、章乃器、胡子昂、吴雪之、乐松生、毕鸣岐等。以及北京、天津两个市工商联的主要负责人。 　　会议由李维汉部长主持。在会上先后有韩志明、马春霖、李贻赞、谢惟安、彭六安、李仲平等六人对党和政府的工作进行了尖锐的批评。 ## 韩志明说：对私方人员也应该有奖励有批评 　　上海工商联副秘书长韩志明说：第一，全面合营以后，对私方人员的安排工作做得很不好。上海原来是打算一个月安排完毕的，后来到年底也没安排完，原因是摆不平。有人说过去工商界图利，合营后利得不到了，对名很有兴趣。那些出头露面的人都安排上了，下边就问：各专业公司的负责人为什么都是工商联的委员？“名”他们是争到了，但不能作实际工作，只挂了个空名，而原来许愿要安排的，至今还没有安排，因此下边有些人就说：我们抬轿子把他们抬上去了，就不管我们了。安排人不按工作需要，而是论功行赏。这样作对工商业者本身的改造也没有好处。现在政府提出工商业者改造以企业为基地，这是正确的。但那些骨干分子则不然，他们整天在外面活动，有很多人甚至身兼十几职，开会开个头就走了，这就使他们脱离群众。 　　第二，有人主张在合营企业里不派公方代表，就可以发挥私方人员的积极性了。我认为这样作不但对私方人员的改造没有好处，对工作也没有好处。拿我个人来说，我就没有把握在没有公方代表帮助下把工作做好。在企业里，不论他是公方人员，还是私方人员，只要是他担负了职务，那些经过民主集中以后的决议，就可以交给他执行。执行的好就表扬，执行的不好就教育。而现在有些企业领导人员是私方，犯了错误可以谅解，这是不对的。也有些人一见私方人员工作上犯了错误，就狠狠的批评，一棍子打死。这也是不对的。 　　在公私合营企业里，现在是五厘定息，我认为工作人员之间只有工作关系，不应有阶级关系。提阶级关系，不容易发挥私方人员的积极性。他认为对私方人员也应有奖励有批评，有升级有降级，才能发挥私方人员的积极性。 　　第三，董事也应给予安排，资方代理人的酬劳问题也应解决。近年来他们中很多人都希望向劳动人民过渡，应该使他们看到前途。 　　他说，有些省市到上海动员迁厂的时候讲的天花乱坠，吃的好，住的好，但迁到目的地以后，实际却不是那么回事。例如有个从上海迁到北京的西服店，在上海时他们父子两人每月拿二百多元薪水，就不愿去，北京有关部门说生活有问题可以暂借款，但给他评了个每月七十八元工资，也不准借支了。他们就感到很困难。他认为原来怎么讲的就该怎么做，政府对这个问题应加以处理，否则影响政府威信。 ## 马春霖说：合营企业滋长了好排场作风 　　沈阳市工商联副秘书长马春霖说：我们私方人员对有职有权的政策是人人感激的，对党和政府是满意的，但对具体执行的人员有意见。过去，三、四十人的小工厂，私方人员在管理上有余力，现在合并成三、四百人的大工厂，私方人员大有身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的感觉。公方又不能大胆使用我们，再加上公方来点主观，党和行政来点教条，工会和团来点宗派，于是有话欲说无地，有言欲发无处的境况就出现了。工作上唯唯诺诺的现象在私方人员中不是个别的。 　　在提合理化建议方面也有有劲使不出的现象。沈阳被帝国主义统治时间较长，受的压迫较深，私方人员一向有精打细算的习惯和经验，在试制新产品、提高生产率和技术措施计划上，一般都能做到少花钱多办事。现在企业扩大了，好排场作风在企业中逐渐滋长。一般工厂都设有八大科，每个车间又在科的系统下设有八大员，机构庞大，人浮于事的现象非常严重。私方人员提过意见，但得到的不是尊重，而是讽刺，说小家子气，作坊作风，不懂社会主义建设。 　　在公私共事方面，他认为应在党的领导下，从工作出发，开小型的，甚至两个人的、或者公私双方在一起的会议，会议要有争论，有些问题要有结论。只有这样，才能做到互相尊重，互相帮助，互相学习。计划会议和党支部召开的有关生产会议等，也应该找私方人员参加。在具体执行工作任务时，要做到具体领导，分工负责，职责分明。 ## 李贻赞说：目前工商界上层闹名誉地位，中下层愁生活困难 　　北京市工商联副主任委员李贻赞说：第一，在北京，公私共事关系问题主要是公方对私方信任不够，所以私方人员很难发挥积极性。公私双方每天在一起，他们除了工作以外互不往来，正如俗话所说：“麻杆儿打狼两头怕”，公私互存戒心，这样，他们就不能通过互相谈心，来解决工作中的问题。第二，公方业务水平低，使用干部只重政治不重业务。第三，企业内部产、供、销人员扯皮，局与局之间也扯皮，弄得私方人员很难工作。因为他们有自卑感，看到这些情况就更不敢表示态度了。 　　目前，北京工商界的情况是上层闹名誉地位，中小工商业者愁生活困难。过去工商界有句俗话：“有买卖饿不死掌柜的”，现在不同了，生产资料入股了，亲友借贷停止了，去年还可以借支，今年借支紧了，有的部门甚至根本不借。他认为对中小工商业者来说，帮助他们解决生活问题是发挥他们积极的关键。 ## 谢惟安说：江苏工商界怕“鸣”以后，被说是阶级异己分子 　　江苏省工商联副秘书长谢惟安说：目前私方人员在“百花齐放”声中还不敢大胆“放”。他们顾虑：“放”有没有条件？哪些可以“放”？哪些不可以“放”？放到哪一级？是否只在上层代表人物中“放”，中、下层不“放”？在什么地方“放”？放到什么时候？是一阵风，还是经常的？私方人员有不少话要讲，有些话不是上层代表人物所能理解的。他们有些话所以不敢公开讲，是怕给戴落后分子的帽子，怕“鸣”了以后在工作中遭到歧视，怕一旦有运动来时会把他们说成阶级异己分子。这种种顾虑主要是由于党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同党员的个人作风也有关系。有些工商界的人反映，公方人员对私方人员尊重有余，信任不足，和党员接触感到冷冰冰的。 　　好多年来，各方面对工商联的支持是不够的，从中央一直到直属上级都是如此。例如江苏省工商联的电话费，就不是按人民团体的收费办法收费，而是按私营企业的收费办法收，据说这是邮电部的规定。我认为这件事就反映了对工商联的看法。有些地方的领导部门的干部可以到工商联去发号施令，对工商联的干部可以随便使用，有些是可以按他们的意见决定。这种情况需要加以改变。 　　工商联的干部，本来是与国家机关干部一样，但实际待遇却不同。例如无锡市工商联有四十多个脱产干部，至今没人领导他们的学习，有些福利问题也没有人管，这对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很有影响。 ## 彭六安说：私方人员有两顶帽子、两个包袱、一个苦闷 　　湖南工商联秘书长彭六安说：湖南省的公私关系，表面上客客气气，就是不能以诚相见。现在私方人员感到有两顶帽子、两个包袱、一个苦闷。两顶帽子就是怕人家说不服从领导的帽子、怕别人说不接受改造的帽子。两个包袱，一个是怕犯错误。原因有三，一，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界限不清，搞不好就犯错误；二，现在企业大了，自己没有本领，怕工作做不好；三，我们是被改造的，错了没有人支持，没有人同情，工作中出了错担当不起。第二个包袱是怕挨整。在解放以后五反以前，凡是敢于提意见的都挨了整，现在凡是在公方面前表现唯唯诺诺的人安排的都好；凡是爱提意见就是不服从领导，安排的时候也两样。一个苦闷是：工商业者目前的情况是上班在企业，下班就回家，过去旧的生活习惯取消了，但新生活习惯没养成，党团员接近不了，工会也不能接近。甚至有人到工人家去看看亲友，公方代表不让去。有人说公私合营以后亲友间的关系都冷淡了。 　　他说，造成上述情况，是有客观原因的。第一，对私方人员尊重不够，有些会议都是党员参加，私方人员有的担任科长副科长，但有很多会都不能参加。有的人担任学习小组长，但从来没有听过报告，如何去领导学习呢？这就影响了私方人员积极性。第二，私方人员得不到企业和党以及社会舆论的支持。例如有个私方人员有了一件发明创造，但报纸发表时却说是工人的。有个民建会员提了一件合理化建议，已经试验成功，并达到国际水平，但轻工业部对这件事评价很低。第三，待遇不平等，例如福利方面，私方家属生病就不能同公方人员、工人家属一样到医院去治疗。春节时，公方、工人加班都有加班费，但私方人员加班却拿不到。公方人员以改造者自居。相处时总强调阶级关系。第四，在人事的安排方面，有代表性的人物都安排了，一般私方人员有的也有技术，但未得到安排。一提安排就是政治条件，出身，这说明有关领导上是存在着严重的宗派主义的。现在公私合营企业里有几个关系。一个是公私关系，一个是阶级关系，一个是党群关系。阶级关系，搞学习时可以提，在生产，合理化建议等方面就不应讲阶级关系。在公私合营企业里，公方人员应该听取私方人员的意见，当然，过去有些会议上公方人员也听了，但听了以后完全采取否定的态度。有的甚至听都不愿听。有些私方人员说：不是我们不积极，我们作不了主。我们是小媳妇，“小媳妇难为有米炊”。 　　他又说，对私方人员不要乱扣帽子，要明辨是非，具体问题，应具体分析。有些报纸提到，工商界就是五年睡觉，二年改造，定息后工商界对这种说法很有意见。前年我们来北京开会听了毛主席一次报告，从思想上给我们解决了很多问题，使我们感激得流泪，听了后我们有什么话都愿意说出来，这证明讲道理比扣帽子好，扣帽子就不解决问题。他希望公方人员伸出手来团结私方，在生活上也打成一片，要谈心，要什么都谈，才能使人感到温暖，对工作才有好处。 ## 李仲平说：统一安排、统筹兼顾的工作没有做好 　　四川工商联秘书长李仲平说：现在私方人员认为：合营不如合作，合作不如单干；这山望着那山高。为什么这样呢？除了思想没解决外，主要是统一安排、统筹兼顾的工作没有做好。在一个地区同一类型企业中，有些人工资高，有些人工资低。四川省工资改革前私方人员知道加１３％，有的就预支了钱，但后来没达到此数，负债的人很不满意。虽然经过思想教育，有的人知道生活福利必须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增加，但仍有很多人想不通，认为政府开了空头支票。当然，工资是根据国家政策制定的，但是生活有困难的应该帮助解决，维持他们的最低生活。成都市一个机电厂厂长（私方人员），有技术，每月收入四十元左右，家里九口人，平均每人七元，去年有长支，困难不太大；今年没长支了，生活很困难。他找工商联解决，工商联推给专业公司解决，互相推，才借给二十元。以后又发生困难，找专业公司，专业公司要他自己想办法。他说：“我的资本都交了出来，我人在工厂，叫我到哪去想办法呢？” 　　这个座谈会还将继续进行。 　　 ---- 原载1957年5月16日《人民日报》 ## 工商界代表继续批评党的缺点 （第二次座谈） ## 《人民日报》 ## 1957.05.16 　　本报讯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国务院联合召开的工商界座谈会，于昨日（１６日）继续举行，会上发言的共有十三人。 ## 李伯平批评某些工商界上层人物 有意见不敢反映，报喜不报忧 　　四川省工商联秘书长李伯平继续前天的发言。他说，四川工商界反映：有些上层代表人物有意见不敢大胆反映，报喜不报忧。其原因，有的人是从个人利害出发，有的人是不深入下层。所以不能深入下层，主要是兼职太多，三分之二的时间都花在开会上。他希望有些人不要兼职太多。有的人当了副市长、副县长就脱离了群众，这些人应该多搞些工商联工作。他说，有些兼职虽然多，但是真去掉他一些职务他也有意见。他认为对于这些人，可以保存他的兼职，但要确定他的主要任务。最后，他说，统战部的工作的缺点是统上不统下，应有一定的时间比较深入些。 ## 毕鸣岐不赞成李康年的意见　不愿意再吃二十年剥削饭 ## 有些干部还强调阶级仇恨，党应该教育他们 　　天津市工商联主任委员毕鸣岐说：关于工商业者的阶级关系，去年大公报曾经鸣过，参加争鸣的文章中多数认为民族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矛盾是对抗性的。当时我认为是非对抗性的，写了一篇文章送给大公报，大公报给我退了回来。既然是争鸣，为什么不让人鸣？大公报说，他们也不敢说是非对抗性的，于是我就只好戴上了“对抗性”的帽子。工商界人士就怕扣住帽子。扣住帽子，有意见就不敢提了，就不能发挥积极性。 　　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后，私方实职人员的思想情况，总的是进步的。但不能说公私、私私之间就没有问题了。去年提出定息七年以后，工商业的中小户对这个问题并不感觉重要。大户的定息虽多，但也有许多人认为拿这么多定息有些难为情。有人提出：政府为什么不采取自愿的办法？人的思想不是一齐改变的，难道到了某一天，可以一起摘帽子吗？毛主席说：“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我们的瓜不仅熟了，而且快要烂了，为什么还要等？上海李康年提出定息要拿二十年，我认为这与我们的思想发展情况不相符，这是争鸣的问题。从我们的思想和子女来讲，我们再也不愿再吃二十年的剥削饭。 　　有的公方干部作风生硬；有的问题，党、团、工会已经讨论过了，再拿来和私方商量，这是形式。改变对资本家的观感，不是一件容易事，不是单靠私方可以做到的。要求党大力宣传私方已经改变的情况，向职工说明对民族资产阶级不要对立反抗，不要以为反抗就是进步。目前，有些干部强调阶级仇恨还存在。天津南开区有一个干部在听赎买政策报告时说：“不要看资本家合营时表面积极，他们的内心是男盗女娼”。还有个民建会的会员去开会向公方代表请假，公方很不耐烦的说“你去吧，反正是信教自由”。 　　有的干部不尊重私方的职权，公方代表不在的时候，把文件给秘书批办，而不交给私方人员。有的厂保密过严，人事调配不同私方商量。 　　目前工商界中生活困难的人虽然不多，但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因为资本家一般的资金不多，尤其是经营商业的资金更少。在福利问题上，在二千元上下划一道线是必要的。但有了这条线，一切待遇都不同了。如天津规定，二千元以上的资方，所得的定息要拿出５０％买公债、拿出１０％交互助金，七折八扣，剩下的还能解决什么问题？ 　　私私之间不团结的现象，在企业中仍然相当严重的存在着。这个问题，一方面是由于私私之间互有成见，同时公方和党支部也应该负一部分责任。有的公方对私方之间的问题，不闻不问。我们要求公方对私方人员要多进行思想教育。 　　过去工商联、民建会这两个组织，从中央到地方都存在着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使得工商界不满。 　　中共中央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以后，党员同志虽然参加了我们的学习，但他们采取了旁听的态度，冷若冰霜。我们要求党员同志提出自己的看法，对我们也有帮助。 　　中央提出要尊重民主党派的独立性后，统战部对民建会就不过问或过问不多。民建开二中全会时，听说统战部要撤回党员干部。我当时坚决要求党员干部留下来工作。我们要求统战部帮助我们，问题不在撤回党员干部。 　　他认为目前有少数党员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发展了严重的骄傲自满、宗派主义情绪。有的目空一切，眼里没有群众，站在人民头上压制民主；有的喜欢别人吹捧，好听阿谀之词；有的感情用事，看问题不实事求是；有的好象他一个人就是党，他的话就是党的指示，加上领导干部存在官僚主义，只听下面党员的汇报，这些党员可以对别人打击报复，他们最有威力。在这种人下面生活的人，也学会了善于体会这样的干部的意图，顺着他跑。 ## 乐松生说：有些私方人员“愿为知己者死”，可是公方不信任 　　乐松生说，为什么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以后，个别公方还不能放手使用私方人员呢？这是因为有些公方存在宗派主义，只相信党员、团员、工人，不相信私方人员。小徒弟是团员，说句话就能听。当然徒弟的话也有对的，但很好考虑私方人员的话也是必要的。我相信，如果能大胆使用私方人员，每一个私方都会高高兴兴地把工作做得更好。私方交出企业后，剩下的就是工作，如果大胆使用，对社会主义有什么不好呢？我亲身体会到，资本家交出企业不是容易的事，这是脱胎换骨。有些私方人员有“士为知己者死”的想法，可以为党牺牲性命，跟着党走。目前的问题就在于是否信任。共产党员上下不一样，上面还好，下面差。有的公方很小的事情都使私方不愉快。我希望用“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来填平这个鸿沟。希望多采用个别谈心的方式，不要怕被资产阶级玷污了。我想，如果公方伸出温暖的手，私方不会不去拉的。 ## 提意见是“骄傲自满”　不提意见是“唯唯诺诺” ## 王贤镇说工商界左右为难 　　福建省工商联副秘书长王贤镇说，现在有些人拿定息不安心。原因是：一、工商界学习时说：“拿定息就是剥削，剥削是可耻的”。民建开会也说拿定息是剥削。所以，有人对拿定息有顾虑。二、有人认为就是因为私方人员拿定息，企业里才有阶级关系。他们感到这是一种压力。而且在企业拿定息，要通过公方领取，职工也看到，拿定息好象做了亏心事一样，理不直，气不壮。三、大、中、小户定息多少不同。大户拿一年定息，够维持几年生活。有些小户定息少，不愿拿，但非拿不可，认为是被大户拖住了。中等户也有不愿拿的。四、工商联说：“定息和工资不同，拿了定息就应该买公债。”这也是一种压力。 　　他说，工商界代表人物，如正副主委、正副秘书长，严重地存在着脱离群众的作风，有宁“左”毋右的思想。原因是各级工商联都是块块领导，即由当地党政领导，而没有很好地进行垂直领导。工商联要受同级人民委员会的指导和监督，有人就认为工商联应受当地政府的具体领导，因而有人说工商联成了政府的“派出所”。组织不独立，工作就不能主动。 　　他说，对工商界，应该有鼓励、有批评，以鼓励为主。但现在是以批评为主，而且批评得太尖锐。如工商界拿了定息，就批评说满足于“三定”，安于现状。有些人提意见，就批评他骄傲自满；没有意见，又批评他自卑，唯唯诺诺；使工商业者觉得左也不对，右也不对，以致形成工商界对工商联也不说真心话，工商联也“衙门化”了。福州市工商联党员秘书长，工作是有成绩的，但有包办代替的现象。市工商联什么问题都由党组织决定。我们不敢在工商联面前说话，说对了他们（指党员）说不对，说不对的他们又说对了，于是，我们只好宁“左”毋右吧。 　　他说，工商界来参加省人代会、省政协工作，大家认为不起作用，我也有这个感觉，因为第一，会期不定，一再延期，很长时间才开一次。原因是准备不够，被更重要的会议挤掉了。我认为被挤掉是主要原因。去年１２月２７日开省人代会，为什么这时才开呢？因为年终要交帐，不得不匆匆忙忙的开。市人代会也有问题，县人代会更有问题，说增产节约，开会要花钱，就少开会。我认为不能为节约就少开会。每次会议都是讨论过去工作和总结今后的任务，其实事件已过去了一两个月，已经具体化了，还讨论什么？再加上准备不足，所以讨论不出什么。福州市人代会问题更多。一个学生代表在会上发言说：“灯不亮，米不够吃，课程繁重”。发言以后就受到了批评。我们工商界发言，更容易受批评，因此大家说话都有顾虑。我参加福州市人民委员会工作，每年开两三次会议，讨论工作报告（包括兵役报告、财务报告）和中心任务、人事任免等等。人事任免在三个月前就发表了，还讨论什么？有一次讨论分配公债问题，有一位民主党派代表刚说机关人员少些，农民多些，接着列席的有关局长就进行解释和批评。我们委员有权发表意见，反被列席的局长批评了一顿。他说，这是个法制问题。 ## 胡庆照说：一放一收谁敢再提意见 ## 党对上层民主人士照顾太多，办公室里不能摆古董 　　安徽省工商联秘书长胡庆照说：一、工商界为什么不敢放，不敢鸣？一个原因是几年来舆论的压力。资产阶级是被改造的阶级，“是非只因多开口”，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另一个原因是工商界对方针政策不明确，得不到各方面的支持。他讲到这里，举了两个例子：安徽省安庆市国药总店在公私合营时，公方让私方提意见，私方提了意见，公方代表说：“我是政府派来的，我们对你们客气，你们却把它当成福气（意思是神气起来了）。”这种一放一收的做法，害得私方人员不敢再提意见。后来，这件事反映上去，市工商局召集国药总店全体职工开大会对证，私方人员在这种场合下哪敢再说话。这说明，要“放”应该给放的条件。再如合肥市一个搪瓷厂的私方人员（民建会员），为了研究一件产品，不慎把仪器弄坏了，有个团员，不分青红皂白，说他是破坏分子，并把这事登在黑板报上，他气得跑到民建会去哭了一场。 　　另外，我们工商联的某些领导人也学了些教条主义。不管什么问题，动不动给下边戴帽子。这也增加了下边的顾虑。 　　二、国家法制问题。共产党是一个政党，它的政策方针是通过国家来实现的，几年来的事实证明，党给我们作了很多工作，波匈事件后，我们都觉得党正确，引以为骄傲。但是，政府的法制，任何人也要遵守。我几年来接触到的和看到的，有些共产党员是不注意遵守法制的。有些会不一定非要党员才能出席，有些会，不问党与非党，需要参加就参加。我是秘书长，在我领导下的党员科长就比我知道的多。他回来是汇报好还是不汇报？我是问好还是不问好呢？ 　　三、党对上层民主人士照顾太多，有时工作安排得不适当，也容易使他们产生骄傲情绪。有些人是有代表性，但他不作实际工作，我说把这些人安在政府部门，这是古董。办公厅里是不能摆古董的，古董应当摆在古董店里。如果是旗帜，要有旗杆，挂在外面，让人看见，不要挂在室内。 ## 郑允命批评某些党员公方代表居功自傲　态度粗暴　方法简单　令人生畏 　　内蒙古工商联秘书长郑允命说，两面性是资产阶级的本质，但是，积极面是主要的，消极面是次要的，不能一概而论，混为一个统称。有些党员一提工商界就是两面性。这种片面看法，对工商界不是帮助，而是打击。他说，合营企业内部缺乏民主管理。民主管理委员会没有建立起来，工商业者有职无权。公私共事关系在内蒙古自治区基本是好的，原因是有些公方代表的水平高。但也有不好的，主要表现在分工不明，职责不清，造成私方人员遇事推、拖、拉。企业党支部包办代替，集体领导不够，个别党员独断独行，有些会议应该找私方人员参加研究的，也不找他们参加，使他们产生顾虑。个别党员态度粗暴，遇事不耐心教育，加重私方人员的顾虑，对工作不利，也不符合毛主席说的团结——批评——团结的做法。 　　郑允命说，党员干部有斗争经验，为国家出过汗，是人民功臣，得到人民的尊敬。但是有的党员过分炫耀自己，工作方法简单。对非党群众，从个人主观主义出发，不敢大胆使用，使私方人员遇事唯唯诺诺。他说，私方人员拥护社会主义，跟共产党走，私方人员和工人阶级的利益是一致的，党员干部只有团结他们的义务，没有排除他们的权利，不信任他们是没有根据的，应该让他们有职有责。工商业者有话也应该大胆的放，大放而特放。只有大胆放，才能得到更好的果实。 　　郑允命说，工商界大小之间有矛盾。合营后，又是公私关系，又是阶级关系，当两面人不好当。内蒙古自治区大工商业者少，中、小户多，特别是工业，五百元以下占８０％。大户定息七年不变，他们不愿放弃，个别人认为定息二十年也不算多。中等户认为拿定息不符合爱国精神，要，怕摘不了帽子；不要，又怕得不到劳动保护。小户急于要求摘帽子，愿意要“工人阶级”，不愿意要“小资产阶级”。这些中小工商业者觉悟比较高，５０％以上要求放弃定息，但是没有被采纳。因此，他们说政府把他们的真心当成了假意。他认为这样拖下去是不好的。他说，我们中国国家大，各地气候不同，瓜熟蒂落有早晚，应该熟一个摘一个，熟一批收一批。这样，既满足工商业者的希望，又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 ## 田玉璞说：我们那里人委会是形式主义 　　天津工商联副秘书长田玉璞说：从１９５３年普选起我就担任副区长，感觉有些苦闷，感觉是在作客，感觉得不到信任。我担任政府工作之后，有人告诉我，今后工作应该知道的知道，该问的问，不该问的就别问。政府是不是有这个规定，我不知道，但是，这在机关里是普遍的。因此，我工作上就听之任之了。我认为，需要有个规定，谁应该知道什么事，应该按职位来确定。但现在不是按职位，而是按人。 　　在工作接触中，有些党员对党外人士的看法，使人难堪。例如今年３月份，区里布置代表大会代表和政协委员视察的事情，有个秘书给下边起草了个通知，里边有一条“接见代表时要客气一番，茶烟招待、面带笑容”，第二条是“讲究策略”。这种对党外人士的看法，不是个别的。 　　从我们那里的实际情况看来，我认为开人民委员会，是形式主义，只是为了完成法律程序，很少对政策方针进行细致研究，要讨论的事情党内都先讨论了，党员再参加会的兴趣不大，使委员们感到只是政治照顾，其他问题很少考虑。会议成了形式。一般说来，党外人士对党员是很尊重的，党员也应尊重党外人士的意见，应认识我们是六万万人之一，而不是六百万人之一，有些人总以为自己是六百万人之一。应当克服这种优越感。 　　定息七年的问题，大户满意，中户随意，小户不同意。投资不多的都希望摘帽子。小户说：为什么我们要陪大户过七年呢？陈云副总理说：“小户投资不多，少数放弃定息，我们不反对，工会也可以吸收”，但至今一个也没有这样作的。同时，公私合营了，资方代理人的基础消失了，为什么资方代理人这个帽子还非戴不可呢？戴这个帽子工作上有困难，在企业里工作只是强调阶级关系，压力很大。人事部门一找，就有些怕，不知又犯了什么错误，原因就是强调阶级关系。 　　此外，部分工商界的人士对参加手工业合作社意见很多，苦闷很大。从经济上看，合作社是劳动者的组织，但收入比过去减少了。有人说：“什么是工作？参加手工业合作社是对我们进行劳动改造。” ## 郑砚耕说：有的公方代表竟说工商联没有资格同他谈话 　　吉林省工商联秘书长郑砚耕说，吉林省合营企业中的公私关系，表面上看来相安无事，实际上是貌合神离。原因是公方人员有阶级优越感，例如：有一个大车店，私方人员对工作提意见，公方人员就说他不服从领导；私方要想找公方人员当面谈谈，公方人员就说他没有资格。工商联发现这一问题，想找公方人员交换意见，帮助解决，那位公方人员也说工商联没有资格跟他讲话。类似这种现象很多，这反映某些公方人员对工商联的看法，也影响私方人员的改造。他认为在合营企业里应多强调共事关系，过分强调阶级关系，就会造成隔阂。 　　他说，吉林省合营企业的工资改革最近要公布了。过去私方人员对这件事很关心，抱着很大希望，后来听说调整幅度不大，就不大高兴。高潮以后，国务院曾指示，工资高者不降，低者不提，这原则上说是对的，但不能以理服人。在合作商店里，一般工资都降低了，不调整，大家有意见，这个问题应该及早解决。 　　我在县里工作的时候，经常得到党员的帮助，工作很顺利。但是，到省以后二年多，连统战部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统战部长从未找我们谈过话。有一次，省八办有个处长到工商联联系工作，临走时告诉我有事常常联系，也可以到他们那里去，也可在电话上联系，可是他们的电话号码印在专门的小本上，我们根本没法知道。 ## 童泉如揭发某些干部歧视工商联： 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态度要不得 　　浙江省工商联副秘书长童泉如说：现在在公私共事当中过分强调阶级关系，把私方人员的职权否定了。去年下半年开公私座谈会时，有人反映：一个私方副厂长，因为厂里的事给办事处写了一封信，信的后边挂了几句说：“某某同志（工人），要结婚，请从上海带些礼物。”这封信被公方代表秘书看见了，就批评他不该把私人的事情写在公事信里，还说：这是腐蚀工人阶级，一定要他检讨。他检讨了，但是想不通。有许多工商业者，过去要好的朋友，现在也很少来往，原因是怕戴三顶帽子：小的是“小资产阶级情调”；不大不小的是“搞小集团”；大的是“阴谋诡计”。这三顶帽子，不得不使大家明哲保身。现在一般工商业者的生活，只有上班办公，下班抱孩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很淡薄。对工商联工作人员的态度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如某县搞文娱活动时，要工商联帮助搭戏台，戏台搭好了，工商联的干部也帮助装了扩音器，这时主持会议的人宣布“工商联的人退出会场”。这种歧视工商联工作的事情并不是少数。在绍兴县，有人说工商联合会的会费是中间剥削，提出要废除。这样下去，工商联的工作如何开展？ ## 劳元熙提出对某些工商业者安排不合理：经营药材的老手却去卖咸鱼 　　广州市工商联副秘书长劳元熙说：党发挥我们的主动性是对的，高潮后，把党员秘书长调走了。可是，在调走以前，统战部没有考虑一下我们非党的秘书长会有什么困难。其实我们工作上有很多困难。过去许多工作多是市委布置，文件都是党内发出，原来的党员秘书长能看到，他走了以后，方针政策我们就没办法知道了。我们提出可否用政府名义把文件发给我们，直到今天还没有得到解决，做工作只好完全靠自己摸。 　　广州市安排了一千多人，在试用期间工资是一百三十分，以后长期没增加，我们提过许多次意见，过了相当一个时期以后才给增加了五分。安排的时候并没有按照各人的特长合理安排。过去的经验无从发挥。一位大学毕业经营药材很有经验的人，安排去卖咸鱼、开发票；一个经营蔬菜的老行家，安排去卖油。我们提出以后，才把卖油的调回来，可是两三个月都没给安排工作。最近又碰到精简机构、冻结干部，看来问题更不好办。有人说：早合营不如晚合营，早改造不如晚改造。这虽是牢骚，但是党政部门也应该考虑，应该先解决早接受改造的人的工作问题。 ## 张国英说：私方人员并非天生自卑 　　广西工商联秘书长张国英说，有些公方代表对私方人员信任不够。比如有关改进业务和改进产品质量方面的文件，私方负责人很少看到。我去年到南宁开会，了解到有一种柴煤两用的玻璃炉，我将建炉的图形画好寄回厂，但公方厂长一直没有给负责生产的私方副厂长看。到我回厂时，问私方副厂长对这个炉的构造有什么意见，他说：“只看到你寄回来的信，没有看过这个炉的图形。”你说怎不叫私方人员产生自卑感？连文件都不给看，还谈什么有职有权呢？ 　　有些公方代表摆出架子。是不是摆架子就使人对你尊敬？我认为这只有使私方人员不敢接近。南宁和行腊味店的公方，是个转业军人，用军队的方法来管理企业，七点钟上班，私方人员迟到一些马上批评；私方人员第二天六点半到店，他叫职工不要开门。职工问为什么不准私方人员提早进店，他说，他们是资产阶级，没有改造好，他们还会偷钱的。他整天站在柜台看着。私方人员为了避免嫌疑，就高声报告每笔营业收入。在工场里，私方人员听见公方代表的皮鞋声，工作已做完的还得东摸西摸，表示还有工作做。这样，哪里谈得上与公方谈谈生活和学习情况？如果私方人员不敢接近公方，公方怎样对私方人员教育和帮助？这不是一个政治上的损失吗？ 　　有些公方代表，对于企业生产的事情，每每只找党支书、党团员和工会负责同志商量，不同私方负责人一起研究，把私方负责人当成企业外的客人。这就难怪私方人员有作客的思想。梧州市兴华电池厂，私方人员是技术副厂长，厂里改变电池配方时，私方人员同意改变，但提出在没有试验成功时不要大量生产。公方代表当时对他说：“你是保守思想，是不是想破坏生产？不准你发言。”结果，因质量不好，损失四十多万元。这样怎叫私方人员发挥积极作用？ 　　因此，他认为私方人员的自卑感并不是一生出来就有的。他说，资产阶级既承认工人阶级的领导，工人阶级又以资产阶级为朋友，那么，对工商业者就要采取帮助的态度，而不应该采取歧视的态度。为什么有些公方用岐视的态度来对待朋友？希望在这次整风中加以检查。 ## 柯尧放说：合营企业里的党团员自以为高人一等 　　重庆市工商联秘书长柯尧放说，大部分专业公司只管经济、不管政治，大部分手工业管理机关和合作社，只抓生产不抓教育。合营企业的党团员和工会工作人员，在职工群众中有高人一等的优越感。某陶瓷厂公方厂长和私方副厂长一道工作回来，公方厂长买一包花生米和面包，自己吃，对私方副厂长连理都不理。有一个机器厂的工会主席说：工人就是不相信私方人员是国家的工作人员。某单位公方代表召集职工开会，工会组长竟不让私方人员参加。这些情况，使私方人员产生消极情绪。 　　 ---- 原载1957年5月17日《人民日报》 ## 工商界继续批评统战工作中的缺点：成立两个小组分别研究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和工商联工作问题 （第三次座谈） ## 《人民日报》 ## 1957.05.17 　　本报讯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国务院第八办公室联合召开的工商界座谈会，昨天（１７日）举行第三次座谈。在会上发言的有六人。座谈会由李维汉部长主持。 　　为了今后进一步研究与解决这次座谈会上提出的问题，今天的会上决定成立两个小组，一个小组专门研究有关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中的问题，一个小组研究工商联工作中的问题。这两个小组分别由许涤新、千家驹、孙孚凌、黄玠然、经叔平、华煜卿、谭志清、冯和法、韩志明、田玉璞、柯尧放、谢惟安、胡庆照、李贻赞、彭六安、白瑞西、万景光等十七人组成。他们将在这次座谈会结束后开始工作。 ## 崔捷元批评统战工作　不该光听一面之词 　　哈尔滨市工商联秘书长崔捷元说：许多专业公司的经理很少到合营厂、店去走走，了解了解。有些干部下去，也只是找公方代表、工会主席，很少找私方人员，这样就难免听来的情况是不全面的了。私方人员说：“统战工作是两方面的，为什么光听一面呢？” 　　哈尔滨市工商业者对保留工资有意见，不服气，影响一些人的积极性。 　　工商联的公方委员、主任委员常不关心工商联工作，开会通知也不到会。大家颇有意见，统战部也很少过问工商联的工作，有些事情可能早已通知党员秘书长，我却心中无数，摸不着底，工作中非常苦恼。 　　他谈到工商界有些人有消极情绪和自卑感的原因时，举了一个例子：哈尔滨一个漂染厂的私方厂长，患高血压病，但因为是两千元以上户，不能享受劳保待遇，而厂方又认为他有钱，工资也不发给他，为了一家人口生活，他只好带病上班。这样当然会影响他的积极性。 ## 毕鸣岐谈应该怎样看民族资产阶级 　　毕鸣岐说：我今天只谈一个问题，就是工人阶级应该怎样来看民族资产阶级，怎样把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国家的资产阶级区别来看。 　　帝国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跟共产党是敌对的，他们跟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也是敌对的。今天，我国民族资产阶级已经欢天喜地、敲锣打鼓把自己的企业交给了国家。他们的家属为了要求进步，锻炼自己成为自食其力的人，凡能走出家庭的都走了出来，参加社会工作和社会活动，在工作中任劳任怨。思想改造有了这样的变化，若干人还给我们扣帽子，说我们还在留恋资本主义，想走回头路等等。我认为这是不符合事实的，是教条主义的片面性。即使有些小商小贩由于政治觉悟不高，发生一些不法行为，但是他们不能代表民族资产阶级。这是把少数人作为一般，把一点作为全面。当然，我们不能不承认这是改造过程中的污点，但是作为工商界的代表人，也一再呼吁政府对他们加强改造，同时也去协助政府纠正这些不法行为。 　　社会人士分不清民族资产阶级和手工业者的区别，把手工业者的行为算在民族资产阶级身上，在报上不分青红皂白乱骂一气，这对民族资产阶级是个打击，这是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宗派情绪。我认为这是不正确的。过去民族资产阶级没有上过历史舞台，也受三重压迫，共产党解放全国人民，我也是被解放出来的一个。我们不否认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与世界各国的资产阶级有共同性：还有剥削。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有很大的特性：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它有消极的一面，也有积极的一面。它是一个爱国的阶级。他们看见中国共产党具有远大的理想，所以才诚诚恳恳地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积极改造自己的思想，提高社会主义觉悟，同时也甘心情愿地把企业交出归全民所有，跟着共产党走。他们一方面是为了改造自己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人民，一方面也是为了共同实现共产党的崇高目的。我认为这是在阶级斗争中和对人的改造中突出的一点，从这里看到人是可以改变的，不象一些党员干部说的我们本质有劣根性，不可改造。 　　民族资产阶级把自己的企业交出来不是简单的事，他们的思想斗争过程是党员同志体会不到的，是教条主义者更体会不到的。今天，对民族资产阶级改造说是基本胜利，我说是完全胜利。这个完全胜利，首先是由于共产党毛主席教导有方，但另一方面也是民族资产阶级自己积极努力，经过日夜痛苦的斗争取得的。我认为，这表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伟大的（当然共产党是最伟大的）。我认为中国共产党应该把这段改造的历史丰富地精采地写出来，作为历史资料。 　　至于资产阶级在结束了私人所有制，参加政权和企业管理以后，为什么还有自卑感呢？这种自卑感应由谁来负责呢？当然民族资产阶级不主动，但我认为政府和企业党员干部负有更大的责任。他们应该消灭宗派主义情绪和作风，应该正确认识新形势的具体内容，要求基层党员干部给民族资产阶级以应有的评价。在参加政权和共事关系中，不要再以求同存异的想法来对待我们。从心里说，我们不愿再当来宾，我们也是主人，我们是在自己的祖国，是主人中的共同的主人。我记得黄炎培主任在１９５３年民建代表会上说过这样两句话：“谁是主人谁是客，同在天高地厚中。”那时候，我对这两句话就觉得不太实事求是。今天，我愿把这两句话改为：“同是主人没有客，同在社会主义领域中”。几年来，由于党的培养教育，我们之中也生长了一些马列主义的芽（虽然不多）。如果没有这些，就不可能敲锣打鼓接受改造。因此，我们要求党员同志们欢迎我们参加工作就象欢迎新战士一样，和我们握起手来，紧紧地握起手来。我们既然有共同的目标，也应该有共同的感情。我们从心里渴望温暖，希望党员把温暖的手伸出来，面向我们，把工人阶级的思想带进来，增加我们的毅力和勇气，共同为社会主义建设而努力。 　　我是资产阶级的代表之一，本身也是民族资本家，我愿意在党的教育下，号召下，毫无保留地表达自己的真实意见和真实要求。我相信我是党的忠实朋友，我也同样相信工商业者也同是党的忠实朋友。 ## 周同善说：给统战部提意见如石沉大海 　　民建中常委工商改造辅导处副处长周同善对统战部处理下边意见拖拖拉拉提出批评。他说：今年３月１２日民建会曾向统战部和八办反映地方组织询问工商界加入工会的问题，后来又反映有关定息问题，这些都是当时下边急待解决的问题，可惜反映上去以后，却石沉大海，至今也没答复。 　　他说另一种情况是有些问题反映上去以后，答复是得到了，但是不能执行。如今年３月２３日国务院第四、五、八办公室联合召开的工商界座谈会，有关私方人员病假工资问题，上级已有明确指示，但很久也不执行。 ## 聂叙伦批评安排工作的缺点　“大户当经理，小户饿肚皮” 　　云南省工商联副秘书长聂叙伦说：有些行业，在人事安排上没有结合私方人员的技术专长，造成用非所长的情况。个旧锡矿对原来私方人员——一个日本留学生，安排去赶马，要他树立劳动观念。后来闹到了省里，才另作安排。还有些行业不照顾私方人员的体力条件，把老的安排去做较重的活。如昆明糕点业把原来有技术的私方人员，安排去抬几十斤重的铁锅。 　　他说，现在私方人员普遍反映工资低，生活安排不好，影响了他们的积极性。有的私方人员看到别人的收入比自己多，政治待遇比自己高，生活比自己好，产生一种不满情绪。有人说：“大户当经理，小户饿肚皮”。这个说法也反映了大中小户之间的矛盾。象这样生活上有困难的工商业者虽然不多，但问题确实需要解决。 　　关于定息时间问题，他认为要看具体对象而定。他说有些定息确实太少，昆明市饮食业有一户半年只有七厘的定息，有的行业，一户每季只有四分的定息。因此有些人要求摘掉定息户的帽子，我认为这个要求是对的。 ## 谭志清说：统战部宁左毋右成风　大的论功行赏　小的喝粥捞汤 　　全国工商联执行委员谭志清首先对目前工商界的情况作了概括的估计。他说，我走了几个省，大家认为今年的情况比去年好，但问题不少，私方人员总感到有些委屈。有的说是做媳妇，有的说是小媳妇，有的说是新媳妇，有的说是孙媳妇。原因是公方作风不民主。公方代表是党员，常常以党代公。在整风中应当在这些方面做检查。例如协商精神不够，对制度不好好贯彻。有些事情事先在党内已经作了决定，才拿到会上来讨论，使人有“真主义，假商量”之感。同时对私方人员信任不够，人事科、计划科、统计科就没有私方人员。对制度的检查也不够。譬如，有职有权问题，李部长已经讲了七年，到今天，成绩是有，但很不够。 　　关于中小工商业的问题，他认为有不少问题需要解决。最后他对统战部提了一些意见。他说，毛主席把民族资产阶级划为内部矛盾的范畴，需要根据这个精神，检查过去的工作。七年来在统战工作中，宁左勿右几乎成为普遍风气，对统左不统右，统大不统小，统少不统老，大的论功行赏，小的喝粥捞汤，工商业者是有意见的。这一点统战部应该负责。他说，统战部在处理一些重大问题的时候，跟党外人员协商也不够。协商不够，就难免偏听偏信。有些党员的面孔冷若冰霜，总以改造人自居，使大家感到很难接近。各级统战部应对这些干部加强教育。 ## 高振声分析工商界不敢鸣放的顾虑 　　河北省工商联秘书长高振声劈头就提出工商界为什么不敢鸣不敢放的问题。他说，在全国各民主党派、各团体振振有词、生动活泼、理直气壮大放大鸣的时候，工商界为什么小手小脚，似鸣似放呢？原因有四：第一、当毛主席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以后，河北省的宣传部门，宣传贯彻这个方针不够，工商界领会不深，不知如何“鸣”和“放”。其次，几年来，党和政府对工商界的照顾是周到的；合营前，企业有困难，国家给予大力支持。合营后，私方人员有工作，有定息，有政治地位，一些小意见，提出来就不够朋友，就没良心，别人看来是不是得寸进尺。第三、怕提了意见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又怕招来麻烦。他说，过去有个私方人员提出有职无权的问题，这个意见一提出，公方人员就把文件都给他批，结果弄得这位私方人员吃不消，血压也高起来了。第四、共产党到一个阶段有一个阶段的工作，如过去的“三反”“五反”，这回又来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什么名堂，是不是诱敌深入聚而歼之呢？ 　　接着他谈到公私共事的问题。他说，现在公私双方同时都是为建设社会主义工作，为什么一定要划分阶级界线？工商界有人认为只有工作关系，没有阶级关系，还有的说阶级关系和工作关系是不能分开的。他说，千家驹虽然给他们作过报告，也没有解决这个思想问题。他说，过去有些党员认为和资本家说几句话打一些交道就是丧失立场。党员接近资本家就沾上臭味，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 　　对工商联是否要长期存在，是否能成为第二工会的问题，他认为大有研究的必要。将来多数工商业者要参加工会，成为自食其力的人，工商联如果成为第二工会，也是人数寥寥。他说，这是用不着唱对台戏的。喊长期共存，喊万岁，倒不如说工商联在一定的时期有存在的必要。如果这个提法单纯是为了稳定工商联工作者的情绪的话，是不必要的。 　　他在谈到中小户的苦闷后，对河北省的工业厅、商业厅及工会提出了批评。他说，有了中心工作，有关部门不和工商联配合联系，不重视工商联的作用。工会随便吸收工商业者参加工会，不和工商联取得联系。定兴县吸收了６８．７％的工商业者参加了工会，使那里的工商联会也开不起来。 　　最后，他对全国工商联的工作提出了批评。他说北京城市生活太高，农村有意见；中小户工商业者到北京有意见；到东安市场门口一瞧，什么牌子的汽车也有，谁能坐？不全是公家的汽油么！某些人有功劳也不能摆老资格，应当做人民的表率。最后，他说全国工商联、八办、统战部对省工商联具体领导少，要材料，临时抱沸脚，要省里忙。全国工商联对下面的工作检查少，有检查，也是坐上软席火车、坐上飞机到上海、杭州去。省里睡的是木板铺，吃的是棒子面，这些地方就很少去。今后要深入下去，不要高高在上。 ## 张修锡说：鹰潭镇叫工商联干部扫厕所 　　江西省工商联秘书长张修锡说，几年来，我们在工作上并不是不动脑筋，然而，为什么工作仍然没做好呢？原因是没有好的工作条件，有顾虑。拿我个人来说，我作工商联的秘书长，就有四怕：一怕辜负党的领导，二怕和主任委员搞不好关系，三怕脱离群众，四怕干部调不动。有些干部看不起工商联的工作，更增加工作上的困难。一些县里的基层组织，更不被人们重视。例如某县油脂公司的负责人就曾说过，我们为什么要同工商联在一起开会呢？言下之意，就是不屑与工商联为伍，这问题我们曾在省里反映过，但得不到解决。有些县竟派工商联干部抬桌子，有的县派工商联干部送信发通知，鹰潭镇甚至叫工商联干部打扫厕所。对这些不合理的现象，建议有关部门在这次整风学习中求得解决。 　　 （编者注：这篇是前天会上的发言） 　　---- 原载1957年5月18日《人民日报》 ## 工商界座谈会上展开争论: 资产阶级有没有消极性？　公方代表要不要撤除？(第四次座谈) ## 《人民日报》 ## 1957.05.18 　　本报讯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国务院第八办公室联合召开的工商界座谈会，于昨日（１８日）举行了第四次座谈。会上有六个人发了言。 　　第一个发言的是全国工商联常务委员李国伟。他对计划生产提供了两点建议后，又对工业生产计划和手工业生产计划的平衡问题发表了个人的看法。他说：我国人口众多，发展手工业生产是十分必要的；发展手工业生产，不仅可以解决部分人的劳动就业问题，而且也可以使国家充分利用现代化的设备，来发展重工业。 ## 马春霖不同意毕鸣岐的意见:资产阶级离开党的领导是无能为力的 　　接着发言的是沈阳市工商联副秘书长马春霖，这是他参加座谈会的第二次发言。他不同意毕鸣岐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估价的提法。他说：毕鸣歧认为当前有不法行为的，是那些觉悟不高、政府管理不严的自负盈亏户，不是真正民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代人受过”未免有些委屈。我认为这是“五十步笑百步”，过分强调资本家交出企业的积极一面，忘掉了资产阶级思想本质，忘掉了大户也是从小到大从无到有发展起来的。我认为因为民族资产阶级有积极一面，所以才能接受改造；又因为民族资产阶级有消极一面，所以就必须改造。这是一个接受改造和必须改造的问题。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能有今天，能有本事作为一个公职人员，能光荣的参加政权，要感谢的是共产党的领导。我们很难想象，如果不是共产党掌握政权，我们民族资产阶级会变成什么样子。也许我们之中绝大多数会走到“日出”里潘经理的下场。我认为这是发展规律问题，我不承认是自卑感。敲锣打鼓公私合营以后，我感到的不是掉泪，而是工资开得出去了，生产正常了，劳资关系改善了，工作顺利了，坐轿子的还坐轿子，甚至赔了钱还可以拿定息，我倒是觉着能力不够，毫无苦水可吐。 　　虽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现阶段是个比较有文化有技术的阶级，是中国的财富；但这是就整个阶级来说的，不是说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个人，限于阶级本质，吊桶老是七上八下，患得患失。就经营能力来说，我们是由盲目经营走向计划生产，是由直线管理走向区域管理，是由家长式独裁走向民主集中；是由大胜大败宿命式的经营走向经济核算制。这一套计划生产、区域管理、经济核算制、民主集中制，以及什么流水作业、技术财务措施计划等等，对我们都是新的。我在资本主义国家留过学，还专攻过工厂管理这一门课程。公私合营二年来，我感到真是追随一年，胜读十年书。我认为我们民族资产阶级离开党的领导是无能为力的！ 　　现在我们听到积极一面，总觉着舒服，甚至就自高自大起来；而听到消极一面，老觉着刺耳，甚至要“分庭抗礼”“取而代之”。说句良心话，公方也够苦的，一方面要完成国家计划，一方面要团结我们做好改造工作。从团结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达到新的团结，这个公式执行起来并不简单，有的情况不同，有的接受的程度也有所不同。我认为“躬自厚而薄责于人，我们有必要进行一下自我批评”。 　　他说：我百分之百赞成开这样一个会，大家有鸣有争，是就是是，非就是非，双方苦闷隔阂是可以解除的。 　　最后他说，公方代表是彻不得的，党的领导更是不可缺的。因为我们离开党的领导是无能为力的。 ## 许汉三批评某些党员看不到党外人士的向心力 　　民主建国会许汉三首先批评了统战部工作中的缺点。他说，几年来，民主党派中是培养了一些骨干分子，这些骨干分子多数人是好的，但也有不少的人逐渐地脱离了群众，还有些人不能真正代表群众的利益。这个帐应该算在统战部的身上。他认为：不少参加民主党派的共产党员，修养差，有优越感，批评不得，竟有人说，批评了党员就是反党的行为，反党就是反革命，在共产党员之间，也很少开展批评。这些不好的情况，统战部检查处理得不及时，也说明了有宗派主义。他认为：党与非党之间，有墙，而且也不大平等。他举例说：在某一件事情上，罗隆基曾表示态度说这件事即使周总理答应，我也不肯答应；后来竟有人批评他太骄傲了。党有威信，有吸引力，党外人士有向心力，可惜一些党员对党外人士的向心力却看不到。他在谈到资产阶级有没有两面性的问题时说，有两面性是肯定的；不过，许涤新在分析资产阶级消极一面的时候，忽略了对具体情况作具体的分析，工商界长期间形成的思想，企图用速成的办法来解决，这是行不通的；如果分析不具体，说服力不大，解决不了别人的问题。最后他说：今后对工商业者的教育，除了组织他们进行理论学习外，还应该多组织他们做一些实际生活的考察工作，多接触实际，对提高认识是有好处的。 ## 宋莲甫说：消极性不仅资产阶级有，工人阶级也有 　　湖北工商联副秘书长宋莲甫举了五个小商小贩因生活困难而自杀的例子，建议政府要积极安排小商小贩的生活。湖北省一些中小企业职工工作时间过长，他建议政府规定轮流休息制度。 　　关于工商业者的两面性问题，他认为：作为阶级的消极性，不是工商业者独有的，工人阶级也有。因为中国工商业者大多数是劳动人民出身，他们在大鱼吃小鱼的社会里也是为了生活。因此，两面性不是工商业者独有的，要有大家都有。他说：有人说统战部统上不统下，统大不统小，是有道理的。被安排较好的都是上层人物。我们那里有的县把有的工商业者安排去搞文教卫生，是不是因为财经工作重要，不愿分给工商业者呢？这也是宗派主义的表现。最后，他建议对于工商联的性质要扩大宣传，中央有关部门的首长要经常下去，最好组织视察组，到省、镇以及偏僻的地方去看一看，多了解了解。他还建议多在一些县设立统战部，多配备一些统战干部。 ## 经叔平不同意撤出公方代表 　　全国工商联副秘书长经叔平说：有人提出，为了发挥私方人员的积极性，是否在合营企业中只提工作关系，不提阶级关系。还有人提出，是否在合营企业中加重私方人员的责任，不要公方代表。我不同意这种提法。阶级关系是客观存在，目前合营企业中还有相当一部分私方人员拿定息，拿高薪，没有阶级关系，我们就得不到这些。当前不是承认阶级关系存在不存在的问题，而是如何处理的问题。现在有公方代表，他们多负了一些责任，私方就感到有职无权。可是，公方代表当真退出去，私方人员是否就能把全部工作担负起来，是值得考虑的。大家都知道，公方来了，工人敲锣打鼓欢迎，工人感到自己当了主人，生产起了变化。没有公方代表下厂，私方人员是起不了这种作用的。而且公方代表国家，处理问题考虑几方面的利益，使私方人员和各方面的关系也缓和了。这也是私方人员不能代替的。另外，社会主义企业的民主管理，走群众路线等等，对我们这些人来说，都是陌生的，公方代表要比我们强，我们向他们学到了不少东西。以上这些，都说明公方代表制度的作用是不能抹杀的。至于部分公方代表没有起到这样的作用，和私方人员关系搞得不好，那是由于他们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个人思想作风上的问题，应该提出批评，如不接受，可以要求政府撤换他，但不能取消公方代表的制度。不过，也可以在少数有条件的企业，如工会组织、党组织、民主管理委员会较健全、私方人员政治上较进步、业务较熟练的企业里试点，摸摸经验。 　　他说，共产党是个很好的党，但是也做了很多蠢事，那就是全部包下来的做法。比如湖南代表反映高潮后，有少数小商小贩因生活所迫自杀了。小商小贩生活困难不是在今天，他们所以早不自杀，高潮以后才自杀，是由于我们工作中的缺点，没能把他们全部包下来（事实上，我们国家这么穷，也不可能把他们全部包下来），又没有给他们自由经营的出路，因此才使他们感到无法生活下去。他说，要解决小商小贩生活困难的问题，不是光依靠伸手向政府要钱，而是要发挥社会力量，要给他们适当自由经营的出路，不要把自发工厂叫“地下工厂”；叫“地下工厂”就意味着不合法，而他们做的事是人民需要的，为什么不让他们做呢？政府要管，但不要管得太死。不要怕他们走资本主义道路。只要采取各种办法，是可以引导他们走正确道路的。关于工商业者的福利待遇问题，他也提出了一些意见。 　　最后，他说，有人批评统战部统上不统下。我认为不是统战面大小的问题，因为李维汉部长不能和所有的工商业者都一一握手。而是统战政策如何贯彻的问题。有些公方代表开会不参加是不对的。各地政协会议是统战性质的，但也没有很好发挥作用。这些都影响统战政策的贯彻。关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问题，他建议在常委外再成立一些专门性质的委员会，解决各类专门问题。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应多负一些人民代表的责任，少兼一些其他职务，不要只是开会发言，举手通过，每年出去视察一次就完了。 ## 苏先勤说：私方人员存在消极因素　撤出公方代表对生产不利 　　武汉市工商联秘书长苏先勒在发言中首先对党表示感谢，他说：在党的教育下，几年来，我的几个企业先后合营了，现在我还担任一个专业公司的经理，感到光荣兴奋。接着他对公私关系中有无阶级关系以及公方代表要不要撤出合营企业的问题，发表了个人的见解。他说：近来有不少人提到过这样的问题，有很多人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我的看法是我们私方人员还没有经过脱胎换骨的改造。如果把私营企业说成是娘家，合营企业是婆家的话，现在娘家的关系是渐远了，和婆家的关系是亲近了。但这并不是说公私双方就没有距离。目前阶级关系是存在的，这种阶级关系不是人为的，而是客观存在。私方人员，要随时随地了解自己的阶级局限性，这样才能更好地接近公方。否认阶级关系，就是无视客观存在，这是盲人骑瞎马，是危险的。他在估计武汉市的公私共事关系时说：武汉市的几个大厂子，私方人员是有职有权的。当然也不是没有问题；有些问题的存在，是由于私方人员是否敢大胆负责，对政策领会是否深刻，工作是否深入，对社会主义企业管理方法是否了解等条件决定的。不这样，即使有权也不行。他又说：私方人员在合营以后，积极因素增加了，但消极因素还是存在的。公私双方有矛盾，这也是必然的，否认矛盾的存在，不现实，对解决问题不利。最后他申明，不同意从合营企业中撤出公方代表。他说：私方人员受阶级性的限制，经验也不足，撤出公方代表，对生产是不利的。有许多工作，私方人员是不可能代替的。 　　座谈会在１９日（星期日）休息一天，２０日继续举行。 　　 ---- 原载1957年5月19日《人民日报》 ## 工商界继续讨论阶级关系 (第五次座谈) ## 《人民日报》 ## 1957.05.20 　　本报讯昨天上午，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国务院第八办公室联合召开的工商界座谈会，举行第五次座谈。会上继续就资产阶级两面性和工商联内部有没有阶级关系问题展开了讨论。 ## 苏克勤认为马春霖的批评不全面 　　武汉市工商联秘书长苏克勤继续上次发言，他感到工商界的力量还没有全部发挥出来。他说，目前，在武汉有部分工商界上层分子有骄傲自满情绪，使工商界群众不愿接近；工商界家属互相之间有不少意见；资方和资方代理人之间也有隔阂，资方认为资方代理人不能代表自己的利益，资方代理人对资方也有意见；不同性质的企业组织在一起，人员安排不平摆，互相瞧不起；有些老年工商业者认为新社会与自己无关，遇事也不积极；少数工商业者中有技术的人员，也还未发动起来。这些现象的存在，说明了资产阶级本身仍存在两面性，也说明了工商联的工作没有作好，应该进行检查。同时，这种现象和统战工作中的统大不统小、统左不统右、工作不够深入、接触面太窄、没有掌握资产阶级的复杂性、下情没有上达等有关。他举例说：有些工商业者善于察颜观色，看风驶船；有些工商业者就比较埋头苦干，不善于表面迎合；如果不深入，就辨别不了真伪。他说：玻璃本来就有折光，如果再涂上黑颜色，把光线遮掩起来，就会使人享受不到阳光和温暖。他建议把这种黑影玻璃先刷干净，使广大工商界的群众都能看到阳光。 　　接着，他认为沈阳工商联副秘书长马春霖在上星期六对毕鸣岐的批评不够全面，他说，毕鸣岐并没有要公方退出企业，更没有提出脱离党的领导。５月１９日人民日报上刊载马春霖的发言时用“马春霖不同意毕鸣岐的意见，资产阶级离开了党的领导是无能为力的”的标题，是不妥当的，这帽子太大了，会使大家不敢鸣。他认为帮助党整风，发言都是真诚的，是由于对党的爱护，如果断章取义，就会非左即右。 ## 寿墨卿说：人事部门应该成为整风的重点　工商联内部仍有阶级关系存在 　　接着发言的是全国工商联办公室副主任寿墨卿，他认为党群之间的高墙深沟同国家人事制度以及干部作风有极重要的关系，要拆墙填沟，就要改变国家的人事制度和人事干部的工作作风。他说：现在做人事工作的都是党团员，而且多数是青年干部，他们年纪轻轻的，面孔冷冷的，同群众离得远远的，他们学会一套老成持重的样子，却不懂人情世故，我认为这些年青人做人事工作是不适宜的。人事工作应该公开的放在群众监督之下，而现在的人事部门却成为机关企业的保密部门，成为一种“特殊”的部门，群众无从监督。人事部门应该联系群众、关心群众，同群众打成一片，而现在的人事部门只管追查历史，却不关心群众生活，有的人“权大无边，违法乱纪”，使人望而生畏。这样，人事部门就成为群众的“怨府”，成为党和群众之间的墙和沟。全国工商联的人事部门也不能例外。 　　因此，他认为人事部门应从组织上、任务上以及工作方法上进行必要的改革。第一、一般肃反工作已经结束的机关企业人事制度完全公开，使“贤者在位，能者在职”，不管党员、团员或群众都要平等看待。第二、人事任免调动要有请示批核制度。第三、人事工作应该让非党干部参加，而且应该让群众有可能进行监督，否则，必然要产生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这次整风，人事部门应该是每个机关的重点。全国工商联的人事工作也是有问题的，不要以为“太平无事”。 　　这时，李维汉部长问全国工商联合会副秘书长黄玠然：“你们那里人事部门是不是也都是党团员哪”？黄副秘书长说：“差不多吧！我不太了解。”李维汉部长说：“回去了解了解。向大家作个交代，”接着又说：“为什么非要党团员来做人事工作呢？我看没有必要。” 　　谈到工人阶级怎样看待资产阶级问题的时候，寿墨卿表示对毕鸣岐提到解铃还是系铃人的看法有一点意见。他说：过去阶级之间有仇恨，是事实，这个仇恨是资本主义剥削制度造成的，并不是工人阶级和共产党捏造出来的。既然过去系铃人是资本主义制度，也就是资本家自己，那么现在要改变工人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观感，主要还在于资本家自己。他认为高潮以来各方面对资本家鼓励多了，而对资本家的批评少了。 　　最后，他谈到阶级关系问题，他肯定地认为在工商联内部仍有阶级关系存在。他说：从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以后，我国阶级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对立”的关系已经变为“非对立”的关系，今后阶级之间的距离将逐渐缩短，阶级之间的差别将逐渐减少，资产阶级将逐步消灭，但是，在阶级没有消灭以前，阶级关系仍将继续存在，即使在阶级消灭以后，人们在立场、观点以及思想意识上的差别，也还会长期保留着。 　　他不同意某些人认为工商联内部没有阶级关系的说法。他说：第一、工商联不是单一阶级人民团体，而是各类工商业者联合组成的人民团体。这里，既有工人阶级，也有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这就是说，这里不仅有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关系，还有工人同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关系，所谓公私关系，所谓大、中小关系，就是这种阶级关系的具体表现。第二、在工商联的领导机构中包含着各种阶级成分的成员。第三、工商联的一项基本任务是代表工商业者的合法利益，实质上代表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合法利益，这种利益，在社会主义一致的原则下可以同工人阶级利益统一起来，但在有些问题上不仅涉及到资产阶级同工人阶级之间的关系，而且还涉及到资产阶级同小资产阶级的关系。目前，职工对赎买政策不够了解，中小工商业者对于大户的“名利双收”也有意见，而某些资本主义工商业者认为定息应该延长到二十年，这些都是阶级关系在政治上经济上的具体表现。可见，工商联内部阶级关系是客观存在，调节阶级关系是工商联的特殊任务，否则，它的性质和任务就要发生根本的变化。 ## 邓季惺建议由国库支付“赎买金”　她认为这样可以解决合营企业内部矛盾 　　第三个发言的是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妇女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邓季惺。她认为现在合营企业的公私、职私、私私之间的矛盾，特别是公私之间、职私之间存在着深沟高垒的情况，主要是由于作为赎买金的“定息”制度造成的。因为现在合营企业的私方还持有本企业的股票，每三个月还要凭股票在本企业里领取“定息”，这样，纵使不再强调阶级关系，阶级关系也是显然存在的。她说：“定息”既然是作为国家赎买私营企业和为了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支出的一笔费用，而且这笔费用又不管企业是否有盈余都要支付，那么，为什么不可以由国库支出，一次赎买呢？这样，可以使工商业者单纯以工作人员的身份参加工作，企业内部重重矛盾也就可以得到解决。根据以上理由，她参考了捷克斯洛伐克１９４５年颁布的工矿企业国有化条例，建议政府发行“公私合营企业国有化公债”，用这种公债把所有已经定股的合营企业股票收回，然后将合营企业改为国营企业或地方国营企业。公债发行的总额可根据国家的财力，订为六亿至八亿元，不给利息，不上所得税。公债可每半年兑换一次，分为五年或七年还清。她不同意李康年提的定息二十年的建议，她说，赎买给价是照顾性质的，国家财力有限，付给二十二亿是不合理的。而且定息再拖二十年，对各方面都没有好处，中小户也不愿意。但是，她认为李康年的建议精神是可以吸取的。她认为采用国有化公债有以下四个好处。一、“私方”一词不存在了，工商业者在国营企业中工作完全以公家人身份出现，积极性、创造性可以充分发挥，企业内部矛盾简化，有利于团结；二、免除现在三个月支付一次“定息”的手续，可以大大节省人力，持票人也便利；三、可以简化企业经济核算方法。现在合营企业的经济核算办法因有定息的支出，和国营企业不一样，福利金、奖励金的提成也不一样，改为国营后，私方不再由企业领取定息，企业经济核算办法和国营一样，便于统一领导；四、更利于工商业者的改造。如中、小户不愿意要的可不要，或送给旁人，或交给工商联作互助基金，从而摘掉“资本家”的帽子；大户可以割掉尾巴，对定息不再存有延长的希望。最后，她说：当然，经济上的改造完毕并不等于思想也改造好了，那是另一回事。 ## 黄英民认为：毕鸣岐对资产阶级进步性估价太高 　　贵州省工商联秘书长黄英民着重对毕鸣岐在５月１７日的发言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毕鸣岐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进步性估计过高了，对民族资产阶级的落后性估计过低了，积极方面看得多了一些，消极方面没有看到或者看少了一些。 　　他认为当前民族资产阶级在中国社会里是活生生地存在着的。在座的很多人都是民族资产阶级分子，民族资产阶级既然存在，在合营企业里阶级关系也就存在，民族资产阶级存在，它的两面性也就存在。 　　他认为现在提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是指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对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人民革命的态度，和在各个历史时期的表现说的。许涤新在全国工商联合会发言中就曾指出那些积极和消极面的表现。那些都是事实，并不是把消极的东西硬套在民族资产阶级身上。那些事实行为无论是积极的消极的都是通过人们的思想来支配的。他说当前积极方面是主流，而且正在上长。这是多年来党的教育培养，和资产阶级分子的自我努力，在思想上接受了社会主义的东西，排除了一些资本主义的东西，才取得的。他举例说，当前民族资产阶级分子中有些人闹不团结，争名夺利，骄傲自满，互不服气，这些不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又是什么呢？这些反映在工作中起积极作用还是起消极作用呢？是推动了工作呢，还是阻碍了工作呢？又如合营企业中，有些公私双方关系不好，难道私方一点责任都没有吗？他认为把公私共事关系搞得不好的责任，完全推到公方身上是不公平的。公私共事关系存在问题，正反映了社会主义思想与资本主义思想的斗争。有人说在工人中也有争名争利甚至贪污腐化等消极的东西，但不是工人阶级的本质，这也是受了资产阶级影响的反映。这是两回事，不应等同看待。 　　有人说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敲锣打鼓进入社会主义，是民族资产阶级进步性的表现，这是事实。他特地举出贵阳地区的例子说，所以有这种表现，正是党对民族资产阶级贯彻了团结改造政策的结果。 　　在贵州省工商联秘书长黄英民发言以后，统战部李维汉部长对大家在统战工作方面提出的批评表示欢迎，他表示，工商界的中共党员，应把大门敞开，有些问题要进行检查，应该改的立即改进。 　　最后，李维汉部长提出：有些人在发言中提到目前工商界仍存在着进步的、中间的、落后的，左的、中的、右的。是不是这样？如果是这样，应该怎样看，怎样分析？这都需要进一步讨论。工商联内部有无阶级关系，对这个问题争论也很有意义，希望大家自由发表意见。 　　这个座谈会，今天将继续进行。 　　 ---- 原载1957年5月21日《人民日报》 ## 资产阶级分子要不要继续改造？　全国工商界座谈会继续举行 (第六次座谈) ## 《人民日报》 ## 1957.05.21 　　本报讯全国工商界座谈会于昨日（２１日）举行第六次座谈，民建中央召开的工商改造辅导工作座谈会的全部人员也参加了这个座谈会。 　　（会议由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主持。中午，统战部举行了招待会。） 　　会议将在今天继续进行。 ## 吴咸吉说：革命已深入到革资本家脑子的命，工商联就更需要党的关怀和帮助 　　他还说：有些人对资本主义感情特别浓厚。不能设想，生产资料交出以后，就什么问题都没有了。 　　南京市工商联副秘书长吴咸吉在会上发言，他对统战部、八办等部门没有根据高潮后新的情况给工商联以新的帮助提出了批评。他说，高潮以前的革命是革生产资料的命，当时统战部在政策思想上曾给工商联很大的帮助。高潮以后，革命已深入到每个资本家的脑子里去了，已是革资本家脑子的命了。这时，工商联就更需要党的关怀和帮助。 　　从去年下半年起，工商界的工作都安排了，级别也评了。照理说应该更加安心工作了。但事实却并不如此，有些人总在闹情绪，在一起的时候，总爱谈过去自己得意的事情；拉起对公方的意见，就津津有味；拉起对私方人员的思想改造，就客观原因一大堆；背后说怪话，有的人甚至在办公室里吵架。他特别声明说：在高潮以前我们工商联是没有吵架的，而今天要自己发挥独立作用的时候，反而吵架了。这说明有些人对资本主义感情特别浓厚。不能设想，生产资料交出以后，就什么问题都没有了。 　　吴咸吉说：河北省工商联秘书长高振声说“有共同的目的就不必再提什么阶级立场了”，我不同意这种说法。天津市工商联主任委员毕鸣岐认为今天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改造已经取得了完全的胜利的说法，我也不能同意。这次会上很多人提到阶级关系，意见就很多。为什么这样注意这个问题呢？为什么又这样怕听资产阶级这几个字呢？高秘书长看到党员们去开会就认为“鸿沟”是领导上建起来的，为什么这样想呢？这反映了对党的信任问题。毕鸣岐说：交出企业不是简单的，是经过思想斗争的，这话是对的，说到我们心里去了，但还应加上一句，这就是：“今天要挖出资产阶级思想本质，也是痛苦的。”否则，为什么有些人动不动就说“你们共产党，我们工商界”，在“你们”“我们”之间要划一条沟呢？这沟又是谁划的呢？ 　　接着他说，资产阶级分子个人主义的东西很多，旧的思想没有挖出来，高潮后有些工作，本来可以做得更好，但没有做到，很多力量对消了。这也说明思想改造是不容易的。也说明更需要党的关怀和帮助。 　　谈到这里，他深深感到南京工商联党员秘书长离开以后，工商联内部出现了不团结的现象。他说，这件事，使我体会到党员秘书长的作用，在工商界的团结没有进一步加强和思想没有进一步提高以前，不应该把党员秘书长调离工商联。 ## 李樾卿说：公私关系没搞好，公方是矛盾的主要方面 　　接着发言的是上海市印染工业公司副理李樾卿，他认为工商业者的积极性所以不能充分发挥，基本原因是在公私关系上。有些人仍以老眼光看待新关系，以老办法处理新问题。他说，有些党员对工商业者的看法是定了型的，认为工商业者就是唯利是图，满脑子的资本主义思想，随时都会散布毒素腐蚀干部，对社会主义是冷淡的，对企业是不负责任的。由于这种狭隘的阶级成见，反映在实际工作中，就是对私方人员不信任。他举了很多例子，如有的私方人员工作很积极，每天都很晚才回家，但是得到的不是鼓励，而是被怀疑为别有用意；有的公方厂长在安排科室负责人员时，已经将名单送给上级审查，才同私方厂长协商，实际上等于假协商。上海有个旅馆区，办公室的钥匙每个干部都有一把，就是私方人员没有。有些公方人员不但对私方人员不信任，而且还歧视。 　　他说：由于有些人对私方人员的看法是定了型的，因此对私方人员该表扬的不表扬，该批评的也不批评。上海有个厂有个私方人员每天赌博到深夜，早晨很晚才上班，不到下班时间就走，有时还拉着工人一块去赌博，但是公方厂长也不批评他。 　　他还提到，有些党员干部思想作风上存在很多缺点，如用人唯亲，说话无原则，脱离群众，带头不遵守劳动纪律等等，都影响工作的进行，影响公私关系。 　　最后他说：当然，公私关系没搞好，私方人员也有缺点，但是公方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因此，应该特别加强对党员干部的教育。党员干部应加强理论学习，不要总用老眼光来看待新关系，用老办法来处理新问题。 ## 吴秉钧说：合营企业中有阶级关系和工作关系　目前应以搞好工作关系为主 　　北京市工商联合会副秘书长吴秉钧说：现在公私双方在合营企业中有两重关系，即阶级关系和工作关系，这是没有人否认的。但是，目前哪个关系是主要的，应明确。我认为目前应以搞好合作共事关系为主，即以工作关系为主；通过工作关系，贯彻党的团结教育方针，解决阶级关系。 　　他说：目前合营企业中公私双方的关系所以搞不好，私方人员积极性不能充分发挥，就是由于没有搞清楚这双重关系的缘故。他并举了一些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 ## 李汉湖说：私方人员参加增产节约有四种顾虑 　　民建重庆市委工商改造辅导处副处长李汉湖介绍了重庆市私方人员参加增产节约运动和提合理化建议的情况。他说，由于公方人员对私方人员的积极性支持不够，相当地影响了私方人员的积极性。目前重庆私方人员存在着四种顾虑。一、怕领导不信任，不支持。二、怕职工们误会，把节约说成是偷工减料。三、怕搞不成丢面子。四、怕搞成了自己负不起责任。但最主要的是怕领导不信任不支持。 　　其次，他还谈了增产节约所得的分配问题。 ## 闵子说：有些工商业者学习理论的目的是为了弄些名词对付公方吓唬工人 　　他还认为：在相当长时间内，对工商业者是一片赞扬声，必要的批评少了，于是有些人就飘飘然起来了。 　　杭州工商联副秘书长闵子说，有些工商业者学习理论的目的不是为了改造自己的思想，而是为了弄一些理论名词，搞一套政治资本，去对付公方、吓唬工人。因此，他们在学习方法上是教条主义的。他们看问题的特点是：抓住现象、否认本质，抓住个别、否认全部。有些人强调中国的特殊情况，对于普遍的经验采取了否定的态度。 　　他感到目前工商界有相当一部分人有“学习到顶”的思想。他说，杭州有个工商业者曾经说过这样的话：现在工商业者与工人阶级的矛盾正在互相转化、互相渗透中，资产阶级分子有社会主义思想，这种思想和工人阶级的思想一样，在工人阶级当中也有资本主义思想，并且和资本家的思想一样，这就是说你的思想中有我，我的思想中也有你。有人要求定息七年一次发放，这样可以摘掉帽子，也就是说不要再改造了。还有一些人认为资产阶级有技术，是社会主义的财富，在理论上也有一套，似乎各方面都比公方强，比工人强，不要改造了；公私合营企业可以挂上国营的牌子了，公方代表可以撤走了，今后不要再提什么阶级关系和两面性了。这里，反映了资本家有一种实质的东西没有拿出来。因此，工商业者的理论学习如何提高仍是当前的问题。可惜，杭州市委宣传部对工商业者学习却管得很少，而专业公司领导方面对工商业者经常性的学习也不够重视。 　　目前，工商界有些领导人员高高在上，脱离群众。在领导方面仿佛是“春眠不觉晓”，在群众方面却是“处处闻啼鸟”。这种情况，工商界要负责任，而党与政府放松了思想领导也有关系。高潮以来，对人事安排抓多了，对思想教育抓少了，鼓励多了一些，而必要的批评却少了一些。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听到的是一片赞扬声，于是有些工商业者就飘飘然起来了。长此下去，对公对私都无好处。 　　 ---- 原载1957年5月22日《人民日报》 ## 王伯雄、于熙钟在工商界座谈会上说: 公方代表不能撤出(第七次座谈) ## 《人民日报》 ## 1957.05.22 　　本报讯由中共中央统战部主持的全国工商界座谈会于昨日（２２日）继续举行第七次座谈。今日休会，明日将继续进行。 ## 王伯雄说：如果不设公方代表，职工与私方、私方与私方的矛盾谁来解决？党员副秘书长在工商联有重要作用，不能不要 　　中国民主建国会广东代表、广东工商改造辅导处处长王伯雄在座谈会上讲两个问题：一是公私合营企业要不要有公方代表；二是工商联要不要有党员副秘书长。他说：有些人认为公私合营企业里有了公方代表就会有公私关系，并且影响企业的发展，我认为这个看法是不全面的，我要求这些人正视这样一些事实：从企业的发展来看，广州的合营企业有了公方的领导，生产提高３０％以上；从公私关系来看，关系愈来愈好，不好的只是少数；从私方积极性来看，在社会主义竞赛中很多人受到了表扬。这个情况说明了公方代表制度的必要性。 　　假如不设公方代表会有什么困难呢？我看，有很大的困难，第一，职工与私方的矛盾无人解决，私方在今天还是资产阶级，他们跟工人阶级的思想不是没有距离的。第二，合并的企业私私之间纠纷很多，谁都不服谁，他们互相勾心斗角，排挤打击。有一个厂为了厂的名字，争执了一个月，相持不下，后来经过公方代表的帮助才得到解决。所以合营企业的公方代表制的存在对于贯彻国家生产计划和政策，领导职工搞好私私关系有很大的好处。取消公方代表，害多利少。 　　为什么某些私方人员对公方代表会有不满情绪呢？他认为某些公方人员对私方进步性估计不足，忽视私方的意见，而私方人员也有缺点。过去，私营企业长期以我为主，独断专行；合营后对集体领导不习惯，甚至不满意；其次，过惯了自由散漫生活，对建立制度觉得不方便；其三、看不起公方代表，认为他们不懂技术，他认为公私双方虽然都有缺点，而解决这个矛盾公方应负主要责任。 　　谈到正确对待公私关系问题的时候，他说，总的情况是好的，不能因为某些公方代表有缺点就不要公方代表制；这正如不能因为某些私方人员有缺点就叫私方离开企业一样。当然，如果某些中小企业条件成熟，也可以考虑不设公方代表，但，不属于改变这个制度问题。 　　他认为目前企业的问题不是要不要公方代表问题，而是企业内部的党政分工问题，党支部不要干涉和代替行政方面的工作。他提议要明确职责，如果公方是副职，副职要服从正职。 　　关于工商联要不要党员副秘书长，他认为党员副秘书长在工商联有着重要的作用，广东有个党员副秘书长被领导上调走时，工商联就不愿意他走。我们的秘书长在场，可以证明。他说，有些人对党员副秘书长不满，要加以分析，可能党员副秘书长作风上有错误，也可能非党秘书长有宗派情绪。他说：我同意昨天吴咸吉的发言，工商联有了党员副秘书长可以团结干部、贯彻政策，可以互相监督、共同进步，因此，我的意见：凡是有的要保留，没有的可以考虑增设，有缺点的不好的要给以教育。 ## 李贻赞说：资本家一方面感到剥削可耻，一方面觉得定息可爱，留恋剥削生活。有的人甚至认为定息七年还不够，斤斤较量，这正表现了资产阶级思想的本质。他认为：否认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本质上是否定资产阶级进一步改造的必要性。 　　北京市工商联秘书长李贻赞首先就阶级关系和两面性问题发言。他说：阶级关系是个客观存在，不是可有可无的。合营企业内部既有阶级关系又有共事关系，如何正确处理这个双重关系，需要双方共同努力。 　　两面性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特性，高潮以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随着企业生产关系的改变也起了很大的变化，积极的一面是主流，消极一面大大减退，这种进步是由于他们的社会地位决定的。但由于阶级关系的存在，民族资产阶级的消极性仍然存在，不承认是不合实际的，现阶段的两面性内容主要是：在彻底消灭剥削制度的过程中，一方面感到剥削可耻，愿意创造条件为放弃剥削而努力，另一方面觉得定息可爱，留恋剥削生活，有的人甚至认为定息七年还不够，时间还要延长，斤斤较量，这正表现了资产阶级思想的本质。 　　但是，应该看到：整个阶级正在分化。有一部分中小工商业者自己本来从事劳动，定息收入不多，毛主席说他们是小资产阶级。他们愿意早日放弃剥削摘掉帽子。望政府考虑逐步满足他们的愿望。所以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不应该包括这些人在内。 　　另外还有一部分工商业者在合营后产生骄傲自满情绪，对企业有作客思想，私私之间存在不团结现象。这种思想虽然不是资产阶级所独有，但是，资产阶级分子表现特别严重。 　　有些人居功自傲，认为自己已经改造完成，不需要再努力学习了。有些人认为自己交出了企业，在国际上是史无前例的。我认为这种光荣应该属于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决不可以引为骄傲。有人说：“工人阶级进入社会主义是赤手空拳，资产阶级是带着礼物进来的”，这种说法，好象资产阶级比工人阶级还光荣，这是万万不可的。中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为革命和建设所付出的巨大的代价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对国家的贡献来衡量是无可比拟的。 　　一年来合营企业中公私共事关系是有进步的，但还不正常，有些人还有顾虑，他们怕挨整、怕报复。我认为在合营企业内部过分强调阶级关系，对公私共事关系是有妨碍的。有一部分公方代表，是由企业职工中提拔的，他们的政治水平不高，习惯于过去阶级斗争的一套，对私方人员时存戒心，惟恐染上资产阶级的污点，把共事关系当成阶级关系。私方人员也有自卑感，对工作缩手缩脚，象“大观园的林黛玉，终是外人”的样子，我认为对有成绩的私方应该表扬，有错误应予批评，有关文件应给他们看，有关会议应让他们参加。 　　接着，他谈了一些关于合营企业中存在的一些具体问题，他说：过去人事安排大体是合理的，但是有些学非所用的应该予以调整。应当赏罚分明，有升有降。对于生活福利要逐步做到一视同仁，在劳动竞赛中，对于私方人员和职工应按成绩大小，统一评比。 　　最后，他谈到的工人阶级学习问题：他说：自从大公报发表了吴金萃“向工人阶级学习什么”的文章以后，各地工商业者正在热烈的讨论。我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在向劳动人民过渡中，对工人阶级不要用阶级成见去看问题，应该从几年来伟大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工人阶级的作用来认识工人阶级的优良品质。如果不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如果没有工人阶级的思想领导，就不能有这样的成就。个别工人有落后情绪是事实，现在他们同样在改造过程中，不能笼统地把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都归到先进与落后的范畴，资产阶级两面性与个别工人的落后表现是有区别的。有人说资产阶级没有两面性了，只有一面性，即使承认有两面性也只是与工人阶级一样的，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这种思想，本质上是否定了民族资产阶级进一步接受改造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改变阶级本质的重要性。我们要学习工人阶级先进思想和他们具有大公无私、反对剥削、集体主义、善于协作的优良品质。这样对我们是有好处的。 ## 孟羽卿说：要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 　　天津市印染公司副理孟羽卿就进一步发挥民建会和工商联组织的监督作用发表意见。他说：在贯彻对私改造的一些具体措施中，党依靠民主党派和工商联组织讨论研究不够。如私方人员的生老病死补助办法和工资支付办法，下边执行得不一致，致使有些私方人员生老病死得不到合理照顾，影响他们的工作积极性。而民建会和工商联由于不了解情况，又无法进行解释教育。 　　在会上，他又提出，有些公方代表不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在合营后并店时，竟采取多数表决的办法，把回民食品店和汉民食品店并在一起，或派回民到汉民饭馆去工作，回民意见很大，影响民族团结。（他说到这里，统战部李维汉部长插话：“应该解决这个问题，这样搞很不好。”并请他写个材料转给有关部门处理。） ## 宁思宏说：工商部门的人事、保卫、劳动工资等工作都是共产党员领导，只听职工一面之辞。他主张：各级人事科室都应该开放，让非党人士进去。 　　上海制革工业公司副经理宁思宏发言中着重对上海某些公私合营企业的人事、保卫、劳动工资等工作提了意见。 　　他说，工商部门的人事、保卫、劳动工资等工作都是共产党员领导的，领导关系条条垂直，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倾向严重，处理问题简单化，只听职工一面之辞。很多人有话不敢讲。对人事科敬而畏之。这些部门应该是这次整风的重点。 　　他说，本来人事部门是职能科室之一，应为生产服务；但现在这些部门的人都整天忙忙碌碌不知所事何事。有人讲人事科已成了公安部门的派出所，这不是没有道理的。虽然党号召关心人，但这些作人事工作的在企业中却不关心人，使人们感觉不到温暖。他又说，有人甚至把人事科的干部看成“打手”。 　　他认为这些部门存在的另一严重问题是宗派主义倾向。例如合营银行上海分行在合营时，室主任都升了科长，党员都升了处长，而有的私方人员已有二十多年的银行业务经验，却仍只担任科长。成了“用人唯党”。他还说：上海中华造船厂的党员干部把爱人也调到工厂里，简直成了“一尊罗汉，一尊观音”。 　　他希望中央劳动和人事部门，对劳动和人事部门的干部下功夫进行教育；各级人事劳动科室，都应开放，让非党人士进去。 ## 于熙钟反映中小户青年工商业者的意见：看到延长定息二十年的意见很生气;公方代表千万不要撤走，否则职工与私方，私方与私方之间非乱不可。 　　第五个发言的是北京市第二五金工业公司副理于熙钟。他是一位年青的工商业者，他在会上着重反映了中小户青年工商业者的意见和要求。他说：现在一般中小户青年工商业者都迫切要求放弃定息，摘掉“资本家”的帽子，但是，提意见没有人管。因此，有的人拿了定息也不愿承认是剥削，他们说：“我们自己不愿拿定息，不愿当资本家，偏让我们拿、偏让我们当！”于熙钟说：中小户青年工商业者看了李康年提出的延长定息二十年的意见都很生气，有的甚至说再提就咬他的耳朵，我们不愿意老当资本家，我们愿意把自己的青春献给祖国。 　　接着，他又对工商业者的病假工资问题和合营企业中私方人员职权问题发表了意见。他认为病假工资的处理原则以两千元上下来划分看不出有什么好处，真正有病的人不多，但是这样一划分，惹得多数人惶惶不安。 　　他不同意有人提出的私方人员有职无权是由于有公方代表存在造成的，他说：公方代表千万不要撤走，否则工人之间、职工和私方之间、私私之间非乱不可，打起架来都没人劝。 　　最后，他代表北京市工商业者对市工商联和市民建会领导人员提出意见。他说：现在市工商联和市民建会的领导人员实际上成了职业活动家，他们得到了“名、利、享”，体会不到中小工商业者的困难和要求（连我自己也在内，没有积极反映他们的意见和要求，检查起来觉得很可耻）。他们在党的面前点头哈腰，唯唯诺诺，想尽办法保持自己的地位。有人说他们是“代而不表，表而不代”。我们没有看到他们放出鸣声；即使有，也是应付差事。有的上层代表批评我们说：“大的闹地位，小的闹生活”，大家对这种说法很有意见，认为他们的地位已经很高了，没什么可闹的，生活也没有问题，所以才说这样的话。对党只听他们的话，也有意见。希望党要注意观察他们之中哪些人是真正为国家、为群众，哪些人是为了自己。 ## 朱松龄说：对待私方技术人员要一视同仁 　　上海三英电业厂厂长朱松龄说：在高潮以后，很多有技术的私方人员，都热望着把自己的技术力量贡献出来，为增产节约多做些事情。可惜有些领导部门对私方技术人员的技术成就采取了官僚主义和本位主义的态度，影响了他们的积极性。例如：上海大威电机厂有个私方技术人员张忠康曾创造了一种电动中文打字机，打字效率比老式打字机高一倍，但他们厂属于重工业，而这种产品属于轻工业范围，领导上就不许生产。 　　还有一些单位歧视私方技术人员。他说，有一次他们为了解决一个技术问题，到国营厂里交流经验，带工业局的介绍信，不许进，要有市人民委员会的介绍信，有了市人民委员会的介绍信以后，又提出带人事材料才可以。总之遇到“私”字就要倒霉。他要求有关部门重视解决这一问题，对待私方技术人员，要一视同仁。 　　 ---- 原载1957年5月23日《人民日报》 ## 工商界座谈会上很多人说　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是客观存在 (第八次座谈) ## 《人民日报》 ## 1957.05.24 　　本报讯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工商界座谈会于昨日（２４日）举行第八次座谈。会上有十三个人发言（其中一个是书面发言），对资产阶级两面性、定息年限和撤不撤公方代表等问题展开讨论。座谈会今天继续进行。 ## 李师道认为：有公方代表能帮助私方人员发挥积极性 　　第一个发言的是长沙市工商改造辅导处副处长李师道。他说：我认为合营企业有公方代表，不但不会阻碍私方人员发挥积极性，而且还能帮助私方人员发挥积极性，原因是一个人的积极性要以思想觉悟为基础，公方代表政治思想水平比私方人员高，看问题比私方人员全面，可以帮助私方人员提高思想觉悟，和正确地处理工作中生活中的问题。另外，企业中不只是公私关系、公私矛盾，私私之间、职工与私方之间也存在矛盾，而后者常常不是私方人员可以解决的。 　　他说，当然，有的公方代表是有缺点的，如对私方人员不信任，不让私方人员提意见，对私方人员提的合理化建议不支持等等。但不是所有公方代表全都这样，而且有些问题也要具体分析。如有的私方人员不管自己提的意见正确不正确，只要公方代表不采纳，就认为是不信任，这就不对了。因此，他认为不能因为个别公方代表不好，就要求取消公方代表制度。 　　对于如何搞好公私共事关系，他认为首先要加强双方思想教育，其次是建立一些必要的制度，使双方分工明确，使私方人员有职有权。他还建议有关方面结合这次整风，对合营企业公私关系进行一次普遍检查。 ## 高振声主张取消“公方”“私方”的称呼 　　河北省工商联副秘书长高振声表示不同意撤出公方代表；李康年提出的“定息二十年”的建议，不但青年工商业者反对，中年和老年工商业者也反对；资产阶级两面性是客观存在，说工人阶级也有两面性是错误的。 　　他认为合营企业有阶级关系，但是，公私双方都是政府任命的，都在党的领导下，共同对生产负责，是厂长的就称厂长，是副厂长的就称副厂长。不要分“公方”“私方”了。因为代表工商界利益的，有工商联，还有董事会。他认为改变这种称呼，可以减少或者缩小公私之间的距离，可以加强私方人员对企业的责任心，也能更好地发挥他们的积极性。 ## 严谔声批评有些党员干部不了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政策 　　上海民建中央委员严谔声首先提出：虽然党早已提出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政策，但目前尚有不少民主党派的人士对这个政策有怀疑，他们不相信能够长期共存，更不相信能够互相监督。原因是一方面有些民主党派人士本身有自卑感。另一方面是下边宣传不够。上海至今还有专业公司经理一级的党员干部不知道我国目前有哪些民主党派。他建议党把“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政策放在党课中对党员进行教育。 　　他说，在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中不是要不要共产党员的问题，而是党员的地位如何摆法的问题。他认为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不同于企业，在企业中党员是代表党去领导企业。在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中，共产党员应该在党与民主党派之间起桥梁作用。过去有些部门对这种关系认识不够，处理不妥当，如有的在发一般行政文件指示时，只发给共产党员个人，而不发给那个党员所在的单位，这样做法是不恰当的。 　　他还对公方代表不重视业务学习的现象提出了批评。 ## 千家驹的发言　我对资产阶级两面性和赎买政策的看法 　　首先声明，我今天不是代表工商行政管理局，而是以私人资格在这里发言的。 　　对批发商的改造、税收政策、盈余的分配等工作都有缺点。党员干部有严重的“宁左毋右”思想。 　　过去几年，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工作，是取得了伟大的成绩，但也存在着缺点。由于对资本主义的和平改造是我国新的创造，既无经典著作可以依据，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也无先进经验可供参考，错误难免，但成绩是主要的。这种成绩已为全世界所公认，也为我国工商界所承认。 　　今天，我不谈成绩，只想谈谈缺点。举例来说，如对批发商的改造，在今天看来，在工作上是有缺点的，如果做得好一些，对我们更有好处。其次，税务机关的税收政策，在利用限制改造中，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所得税是不够实事求是的。所得税按规定说，有所得才能收税，而且最高税率不能超过３４％；事实上，由于剔除不合理开支，往往没有所得也征了税，而且税局盈余与帐面盈余相差很大，选典型、选胖子、不选瘦子，虚盈实税，杀鸡求卵的情况，决不是个别的现象。又例如，在执行盈余分配上，许多企业未按私营企业暂行条例二十五条，以及四马分肥的原则执行。许多工作干部往往把政策措施当成客观事物的规律，以主观代替客观。对小工商业者与对待大工商业者，一律看待，有些明明是劳动人民，强加以资产阶级的帽子。对职工、资产阶级出身的干部、职员及青年学生的献股，不问其是否出于自愿，是否本人确实进步，生活来源确不依靠股金，除共产党员外，一律均不接受（最近才稍稍开了一点门，个别的可以接受），这不是实事求是的办法。干部在执行政策时，有“宁左毋右”的思想，他们认为左了不过发生偏差，右了丧失立场，甚至工商行政干部明知偏左，也不敢说。这是相当严重的思想问题。诸如此类等，今天不是检查政策，可以不多谈。 　　我今天想谈的，是关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有无两面性，公私共事关系是否同时又是阶级关系，赎买政策应如何理解等几个问题。 　　资产阶级正处在消灭过程中，资产阶级思想绝不可能先阶级消灭而消灭 　　其一，关于资产阶级两面性是否存在以及两面性应作怎样解释的问题。首先应问资产阶级今天是否已经完全消灭。我认为八大文件中说，资产阶级“处在消灭过程之中”不等于说已经消灭，如认为已经消灭是不符合事实的。事实是，国家每年还要付出一亿多元的定息，国家对资产阶级分子有生活上和政治上的各种安排和照顾，公私、工私之间还有矛盾，还存在着问题。这些都是客观存在的事实，非任何人主观的产物。现在民族资产阶级客观存在，则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是否可能先阶级消灭而消灭呢？这是不可能的，有物质基础就有上层建筑，有阶级存在就有阶级意识。而且即使资产阶级分子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后，也不等于说资产阶级的残余思想不再存在了，因为思想落后于实际，这是一般的规律。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强调思想改造的长期性和必要性。两面性是与工商业者的两重身份相适应的，（在未有两重身份前，也已有两面性，但两面性的内容不同。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积极一面并不包含社会主义的因素。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它就包括社会主义因素了。当全行业合营后，社会主义因素大大增加了。）全行业合营后，一方面资本家把生产资料交给国家，基本上他已成为国家工作人员，是国家干部，就这一意义说，他已经是一个劳动人民了；但另一方面，他与一般的劳动人民还有所不同，他拿定息，还有生活上的种种照顾（如高薪不减，病假期工资发５０％—７０％等等，因而还保留资产阶级的身份，这是过渡时期的特殊情况，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一方面是劳动者，同时又是资本家，这是他们的社会地位。有工人阶级思想，又有资产阶级思想，这两种思想不断斗争，工人阶级思想不断克服资产阶级思想，这是他们的思想状态。这种两重性是两面性的根源。应该承认：工人阶级的一面正在发展扩大，资产阶级的一面不断缩小以至消灭，最后成为一面性，这是它的发展趋势。但不等于说：现在已没有两面性了。毛主席说，如不承认两面性，是形而上学观点，这种形而上学观点如果胜利，则学习任务没有了……这是不符合绝大多数工商界的愿望的。所谓形而上学观点即唯心主义观点。两面性是什么？归根结底，仍为社会主义一面与资本主义一面。 　　资本家说不留恋资本主义，是不符实际的。 　　所谓资本主义一面，即指资本主义的思想意识，工作作风、工作方法等等。我们指他们还留恋资本主义是指思想情况，不是指他们还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是根本不可能的了，这一点他们是明白的。现在民族资产阶级是否一点也不留恋资本主义呢？我不是工商业者，不能代表他们来答复。我是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解放前即学习马列主义，但现在有时看到排队买东西，产品质量降低，或其他种种现实生活中的缺点，也不免想到只要有钱，在资本主义社会想要什么有什么。这种想法虽一瞬即逝，虽明知其为错误，但不时要冒出来，可见留恋资本主义，犹如“见猎心喜”，不是什么不可想象的事。工商业者从资本主义社会出身，习惯于老的一套，说全行业合营后，即脱胎换骨，不留恋资本主义，似乎是不符实际的。有朋友说：“脱胎换骨”这句话要不得，易使人想到下句就是“抽筋剥皮”；孙晓村同志说：为什么下句话不是“超凡入圣”呢？这不是很好一句话吗？我认为，对这句话的理解如果是指破资本主义、立社会主义来说，并没有错，应该如此。这样提法有什么不好呢？ 　　毕鸣岐同志说：“民族资产阶级把自己的企业交出来，不是简单的问题，这种思想斗争，思想变化的情况，是很多党员同志体会不到的。”的确，民族资产阶级交出企业是经过艰苦的思想斗争，这是他们接受改造的明证，也正因为如此，我们不能设想放弃之后，特别是当遇到一些工作上的困难时，不再存有不堪回首话当年的留恋之感，所谓“合营前小国之君，合营后大国之臣，合并后亡国之民”，不是这种心情的表现吗？同时，我们更不能同意认为民族资产阶级放弃生产资料而毫无留恋，比那赤手空拳的工人更加光荣。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 　　李康年主张定息二十年，就是消极性的表现。 　　所谓消极一面，即指资本主义一面，它的表现形式是各种各样的，而且各人的程度是不平衡的。但作为一个阶级来说，肯定是存在的。仅就李康年主张定息二十年这一点来说，不就是消极性的一种表现吗？自然，同意李康年的主张的，在工商界中占很少数，这也证明消极性一面今天已不占主要的地位，但不能说这种思想仅是李康年一个人的主张。定息二十年，除了想吃剥削饭吃一辈子的思想以外，同时还包括一个对赎买政策认识错误的问题，这我在后面谈赎买政策时还要谈到。除此以外，例如对于工人阶级领导不服气等等。消极性表现形式有各种各样的不同，而且工商界各人存在的程度也不同，但总的观察，从大量观察，从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来观察，总还是存在的，（虽然它正在逐步缩小之中，这还需要继续教育），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问题在于既有此客观事实存在，是承认好，还是不承认好。承认有利于改造，还是不承认有利于改造？我认为还是承认好，这不仅符合实事求是的精神，而且有利于改造。不承认等于讳疾忌医，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这是不符合绝大多数工商界的愿望的。 　　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和某些工人的保守落后有本质的不同；保守落后的工人决不留恋资本主义。 　　有人说，资产阶级有两面性，工人阶级中不也有进步、先进与落后保守的两面性吗，是否一回事呢？不是一回事。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是来自资产阶级所特有的阶级本质和这个阶级的思想意识，即对社会主义许多新鲜事物还不习惯，还有抵触情绪，还留恋旧时对企业可以专断专行，过着富裕的剥削生活……等等，总之，来自资本主义的一套。工人阶级有没有落后一面呢？肯定是有的，特别是近几年来工人阶级的队伍日益庞大，不少农民流入城市变成产业工人，农民所具有的保守性，自私自利，爱占小便宜，不遵守劳动纪律等等也带入工人阶级中；同时他们还受资产阶级的思想腐蚀的影响。但无论如何，工人阶级的保守一面决不会是留恋资本主义，决不会是再想替老板做工。所以工人阶级的落后保守一面和资产阶级的消极性性质是有不同的，工人阶级也需教育，也需改造，但决不是“破资本主义”的问题。 　　觉得不需要向工人阶级学习的人，骨子里是对工人阶级的领导不服气。 　　有人提出，民族资产阶级向工人阶级学习什么？好象说工人阶级缺点多得很，如不爱惜公物，不遵守劳动纪律，自私自利……难道我们还要向它学习吗？又有人说，要说美国资产阶级向苏联工人阶级学习完全同意；可是要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向中国工人阶级学习，我却想不通。这里面其实就意味着一个对工人阶级领导不服气的问题。资产阶级向工人阶级学习什么，我认为应该学习工人阶级大公无私、集体主义，纪律性，革命性的优良品质，应该学习他们自食其力的劳动习惯，应该学习社会主义的经营管理方法……总之一句话，学习社会主义。学习工人阶级就是学习工人阶级的立场、观点、方法以及社会主义的经营管理方法。这些都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东西。有人举出某些企业工人某些缺点，认为中国工人是不值得学习的。显然这是以局部代替全部的片面性观点。为什么不举出一些中国工人阶级的优良高贵品质做例证来学习呢（这种例证也是很多的）？对于某些工人所表现的缺点，我们应该进行教育，站在工商业者立场，就应该本着“团结——批评——团结”的原则相互教育，而不是说：“你看，工人群众也有这些缺点，你要我们向工人阶级学习，难道这些缺点也要向他们学习吗？”这样提出问题，如深入一层去分析，不正是对工人阶级领导不服气的一种表现吗！ 　　劳资之间有墙，资方应负很大责任。资方把解放以前所作所为想一想，就会心平气和了。 　　二、公私关系是否同时又是阶级关系问题？这也是一个客观事实问题，事实存在，不能否定它不存在，主观否定存在也不等于客观不存在 　　（。如不存在阶级关系，那就根本不存在公私、工私关系问题了。这次座谈会所反映的一些公私问题也变成无的放矢了。既有此事实存在，承认好还是不承认好？我认为承认好，承认矛盾存在才能解决矛盾；否认矛盾存在，更不能解决矛盾。目前有些工人对赎买政策认识不足，对私方人员采取不正确态度，这是一个教育问题，不是否认阶级关系即可解决。应该承认：劳资双方过去有墙，全行业合营后，这道墙已缩小，正在拆除过程中，但还没有完全拆掉。工商业者应该认识，这道墙所以筑成，资方应负很大责任。今天资方想拆墙，而工人还没有拆，或没有完全拆，这也是很自然的，私方应有耐性。不能设想，百年冤仇一旦可以解开的。我们能否认资本家过去没有剥削过、压迫过工人吗？没有打骂过工人吗？且不说解放后是否对抗性问题，至少不能硬说解放前也不是对抗性的吧！劳资双方长期以来是死对头，今天要变成好同志，这决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做到的。我们工商业者必须有最大的耐性，不怕碰钉子，从工作和生活上去改变职工群众对民族资本家的观感，这难道不是应该的吗？工人同志对私方确有些不大公平的地方，这一方面要加强对职工的教育，但工商业者如把解放前所作所为设身处地想一想，也就会心平气和一些了。） 　　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本应没收；采取赎买政策是为了使资本家安心改造，安心工作，不是国家还资本家的债。 　　第三、是关于赎买政策问题。李康年提议赎买应有二十年才够本，这根本不了解赎买政策的意义。赎买政策体现党和国家和平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方针，这是马列主义创造性的发展，不是修正马列主义。要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消灭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所有制，这是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苏联采取没收政策，我国历史条件不同，采取赎买政策，方式不同，目标则一。在马列主义者看来，资本家生产资料是剥削所得，为过去剩余价值的积累（指整个资产阶级说，非指个别人说，个别分子可能是劳动积累来的，但经过若干年后，亦早已收回原投资了）。我们要搞社会主义革命，就必须消灭资本主义所有制。本应没收，照理亦可没收，但由于我国民族资产阶级历史条件，我们不采取没收而采取赎买。应该认识，这些生产资料不是天生属于资本家的，而是工人阶级所创造被资产阶级所掠夺去的，现在是物归原主。宪法上保障资本家所有制，但又规定要经过国家资本主义改变为全民所有制，这证明在人民中国，生产资料资本主义所有制并非神圣不可侵犯。国家付给定息，其目的在使资本家可以安心改造，安心工作，就这一点说，定息有其积极的意义。但是现在有些工商界朋友却曲解了赎买的意义，在他们看来，赎买是国家欠了资本家一笔债，由国家分期还清，既然赎买就要赎买到底，否则不如干脆说是没收。李康年提议二十年，还有的说“我们拿定息是共产党要给我们的，是维持政府的面子，为了国际影响。”这些思想都是完全错误的。其错误在于把赎买视为国家欠了资本家一笔债，非还不可；拿定息是理所当然，是光荣的事。这种想法是不利于改造的。因为他们把剥削可耻的根本道理都忘记了，把自己过去学习过的东西也否定掉了。 　　其次，赎买从什么时候算起，我认为应从１９４９年算起，私营企业条例是赎买（虽然有些企业未贯彻），四马分肥也是赎买，定息也是赎买。从私营企业条例到定息七年（１９４９—１９６２年）共十四年，这十四年中，企业收回的赎金，有的超过，有的刚好，有的不到，不外这三种情况。如果一个个企业来算，是很困难的。赎买还应把高薪、董事领的干薪等等计算在内。总的来说，经过了十四年，生产资料赎买大体上差不多。政府说七年之后还可以拖个尾巴，这也是从政治上说（不是算细帐，算细帐不合理，也不可能），即指某些资本家如生活还有困难，可以拖个尾巴，其目的也在于使他安心改造，不必忧虑生活。工商业者应该认识赎买是国家对他们进行改造的一种安排，而不是欠了他们一笔债，非还不可。自然，这种安排也不仅为着资产阶级的利益，同时也为着工人阶级和整个国家的利益。如认为国家欠了他们，定息七年是国家揩了６５％的油，占了便宜，这不仅不符合事实（赎买应自１９４９年算起），而且对工商业者来说，也等于白白学习，这不是破资本主义而是立资本主义了。 　　工商联领导上官僚主义严重，希望好好整顿。 　　最后，我想对工商联工作提一点意见。工商联过去几年做了不少工作，如反映工商业者的意见，代表他们的合法利益，团结教育资本家，接受改造，组织学习及参加各种爱国运动等等，对改造工作起了一定推动作用，这是好的。但另一方面，也不能不承认他们在代表工商业者的合法利益上，特别在代表中小工商业者的利益上是非常不够的。上层领导人物脱离群众，有话不敢说，不敢争，这当然也有主观和客观两方面的原因，不能全责备工商联，但工商联没有能真正代表工商业的合法利益讲话，领导高高在上，脱离群众的现象是相当严重的。同时在全国工商联机关内还有个别党员干部有严重欺压群众，违法乱纪的行为，从未认真处理，违法乱纪的干部还提了级，对党与非党干部赏罚不明，是非不分。这些都证明工商联领导上的官僚主义是相当严重的，希望通过这次整风，严肃处理。 　　希望工商界打破顾虑，尽量批评过去改造工作中的缺点。 　　过去工商界顾虑重重，不敢公开表示意见，通过这次争鸣，大家把心里话说出来了，这是好现象，希望工商界朋友打破顾虑，继续鸣放，尽量对过去改造工作中的缺点提出意见。要真正做到争鸣，就要展开争论，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分清是非。有些意见，貌似为资产阶级争合法利益，如否认两面性和主张定息二十年，实质是对改造不利，必须加以批评，这样才对改造有利，对工商界有利。 ## 王金标说：天津青年工商业者90％不同意延长定息。他还说：公方代表撤不得，撤了矛盾更多 　　第五个发言的是天津市第四机械工业公司生产计划科副科长王金标。他着重反映了天津青年工商业者的意见和要求。他说：天津青年工商业者有９０％（包括我自己）不同意李康年提出的延长定息二十年的意见。他们非常愤怒，不愿意多扣十三年的帽子。 　　他说：天津中小户青年工商业者对放弃定息的要求很迫切，原因是解放几年来，他们在党的教育下，认识到剥削的可耻；全行业合营后，他们中绝大部分都得到了很好的安排，生活有了保证；他们知道自己要在社会主义社会生活的时间是很长的，不愿当资本家被人歧视。但是，他们这种诚恳的要求不但没有人支持，还有人说他们是假积极，想钻空子，享受劳保。有人因此对政府不满，产生悲观失望情绪。他希望政府认真考虑一下他们的要求，制定一个标准，什么样的才可以摘掉帽子，以便使他们有努力的方向。 　　他说：公方代表撤不得，撤出去是可怕的，不撤虽然有矛盾，但撤出以后矛盾会更多，私方人员会更没有办法，更加苦闷。他认为公私关系不正常，只要双方都采取积极态度是可以解决的。 　　最后，他对目前合营企业公方代表出去开会时间过多，无暇掌握生产等问题提了批评。 　　北京市工商研究处副处长萧心一的发言，主要是反映工商联与民建会的工作关系问题。他认为目前工商联与民建会的分工不明确，工作内容有重复，造成互相抢人、抢工作、抢时间，双方力量相互抵消；而民建会的骨干分子由于常常被工商联拉走，工作处于无人负责状态，以致使干部不安心民建会的工作。他要求统战部帮助他们解决这些问题。 ## 金斌统说：民主党派干部处于四不管三不象状态 　　武汉市民建副秘书长金斌统谈了自己对于赎买政策的认识。他说：资本家的生产资料是从工人身上剥削来的，因此，工人要把生产资料从资本家手中取回是理所当然的。有人把赎买当作等价或不等价的买卖来理解，显然是不适当的。 　　他还批评了统战部不关心不重视民主党派的干部，使民主党派干部处于四不管三不象状态。他还反映某些同业公会的主任委员或副主任委员工作没有得到适当安排。 ## 谭志清说：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是存在的，但积极性是主要的 　　民主建国会副秘书长谭志清说：目前资产阶级两面性还是存在的，积极一面是主要的，消极一面是次要的。消极的具体表现：动摇、软弱、怕批评，看风使舵，患得患失，个人主义浓厚，留恋豪华生活，希望定息二十年，等等。但是，几年来我们的进步还是很大的，例如学习出勤率到达９０％以上，先进分子先进人物日益增加，有些人同工人一起参加劳动竞赛，更加热爱祖国等等都是积极的表现。在国内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的形势下，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而不是阶级斗争，可是，人们的思想常常被旧的理论观点所束缚，习惯于用过去的观点和方法来观察今天的问题，这是对社会主义不利的。 　　谈到进一步加强对私改造问题，他认为除了以企业为基点外，应加强对工商联在这方面的工作。 ## 王贤镇说：瓜没熟先摘有危险 　　福建省工商联副秘书长王贤镇说：资产阶级过去那段历史很长，想要在几年的时间内改造得和工人一样，没有那么简单。 　　很多人都说现在已到了瓜熟蒂落的时候了，为什么还不摘？百分之八、九十的人可以先摘，百分之十到二十的人可以慢一些。他认为这样看问题不全面。瓜熟不熟不能只看颜色，还要看味道是香是甜，好了人家才会要。有人说“熟了不摘就要烂了”。我认为，如果没熟先摘有危险。他认为公方代表不应撤出，这对生产不利，但是有些具体问题需要解决。是否每一个小企业都派一个公方代表也值得考虑。 ## 姚铭鼎说：资产阶级不要把自己的进步估计过高 　　杭州市工商改造辅导处处长姚铭鼎着重对目前资产阶级进步性的估价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说，目前资产阶级正在向劳动者过渡，但还没有完全摆脱剥削者的地位，还保持着相当完整的资本主义思想体系。具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向往社会主义，但又留恋资本主义；二、承认资产阶级必须消灭，但联系到切身问题时，又有惋惜情绪；希望摘帽子，又怕思想改造；三、表示愿意接受工人阶级领导，也有取得工人阶级光荣称号的愿望，但又看不起工人阶级和公方代表；四、有技术，要求别人尊重自己，但又不愿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他说：高潮以后，资产阶级有一定的进步，但不能估计过高，过高了会麻痹自己，会使自己迷失方向，对工作对改造没有好处。 　　第十一个发言的是民建会江苏省工商研究处处长惠无疆。他认为现在撤出公方代表未免太早了，条件还不成熟。 ## 戴德嵩批评长沙市委统战部歧视工商联 ## 他认为不能因为公方代表有缺点就否定公方代表制度 　　长沙市工商联副秘书长戴德嵩说：工商联是工商业者的联合组织，七年来工商联在社会主义改造工作中起了一定作用，但是许多单位认为工商联没什么作用，是个可有可无的组织，对工商联任意发号施令。长沙市委统战部在一定时期有一个教育计划，从来不发给工商联。我们看不到改造措施的文件，只好照报纸办事，报纸没登，我们就没有办法。向统战部提出意见，统战部说：今后一定让你们和私方人员一样看到文件，这就是说把工商联和私方人员一样看待。统战部对工商联都有不正确的看法，别的机关更不用说了。有的高等学校认为工商联是资本家组织，不准工商联干部投考。他认为：这次整风应该好好检查统战方针执行情况。 　　接着他说：公方代表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是如何发挥作用的问题。公方代表在企业里的作用很大，不少私方代表进步很快，这是和公方代表的领导分不开的。今天有人主张撤出公方代表，只是仅仅从他们本身具体条件出发，认为有公方代表在，公私关系就搞不好。他认为这不能作为取消公方代表的依据。有些公方代表是有缺点的，如不明确本身的任务，一来就乱抓、又抓得死，好象什么事非他不行。较多的公方代表没有帮助私方进行改造，私方人员有问题总是交私方代表去处理。现在许多企业形成公方代表管职工，私方代表管私方人员。但是这都不能否定公方代表制度。 ## 丘庆铭不同意工商联内部有阶级关系 　　全国工商联丘庆铭作了书面发言。他认为，公私双方在合营企业内基本上是社会主义的同志共事关系，但其中仍包含着一定的阶级关系。 　　但是这与私营企业内的阶级关系不同，同高潮前采取“四马分肥”办法的合营企业内的阶级关系也不同。不承认合营企业内部仍有阶级关系是不符合实际的；但不去进一步观察目前企业内部的阶级关系变化，也不利于工作。 　　他反对定息二十年的主张。他还说，目前有一部分人不考虑人的改造，只是设法从速摘掉帽子，这是不对的。他认为关键在人的改造。因为即使阶级消灭，如果人还没改造过来，阶级矛盾还会存在。 　　因此他建议有关部门帮助公方代表进一步加强统战工作；而工商业者也要进一步靠拢党，主动搞好公私共事关系。 　　他又说：我不同意工商联内部有阶级关系存在的说法，更不同意认为工商联既有工人阶级，也有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把社会经济成份 　　（与社会阶级混淆起来，把问题复杂化的看法。工商联是各类工商业者联合组成的人民团体，它没有谁剥削谁的关系，也没有劳资之间的关系，只有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但是它内部还是有矛盾的。它代表工商业者的合法利益，同时，它也反对违法行为。如果认为工商联内部阶级关系是客观存在，调解阶级关系是工商联的特殊任务，就会使工商联的性质任务发生根本变化。） 　　 ---- 原载1957年5月25日《人民日报》 ## 怎样认识公私关系和赎买政策？工商界人士发表各种不同意见 (第九次座谈) ## 《人民日报》 ## 1957.05.25 　　本报讯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工商界座谈会于昨日（２５日）举行第九次座谈。麻新泉、黄祖康、黄炎培、温少鹤、徐崇林、向德、吴家荪、孙孚凌等八人在会上发了言。另外还有王达夫、李忠义、陈炳煌三人提出了书面意见。 ## 黄炎培发言：　帮助共产党种牛痘 　　中国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黄炎培说：我们才从上海、无锡、南京视察归来，正在“百家争鸣”的时候，我也应该“鸣”一下，可是我的“鸣”，主要是“鸣人之所鸣”。 　　“鸣”是和党内整风运动结合起来的。我向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国务院第八办公室提出意见以前，先说一下我对整风运动的看法。 　　我在１９４５年从重庆到延安，见了毛泽东主席，临走的时候，他曾经向我征求对延安所见所闻的意见。我答：现在很好，我想，“很好”之上又加个“现在”，对方应该有所刺激的。因为我所亲眼看到的，任何事业，初办时吃尽艰难困苦，从万死中求得一生，后来环境好转了，骄傲了，懒惰了，不团结了，最后是失败了消灭了。我希望找出一条新路，跳出这周期性的支配。毛主席答：我们已经找到了一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人人起来负责，才不致于象你所说的演变。这次党内整风运动，这样做法，我到几处地方接触一下，感觉真是必要。我们小组从南京回来，恰好在车上碰到盛丕华同志。闲谈中间，他说：“党的整风，等于种牛痘”。这句话妙极了，越想越有道理。我们年轻的都种过牛痘，年老的也许种过土痘。我的手为什么曲而不伸呢，就因为土痘的毒没有很好发泄。我尝过不种牛痘的苦！一个人生下来应该及时种牛痘。帮助党整风，等于帮助亲爱的人种牛痘，有痘毒在内而不种，结果一定是浑身满面“天花乱坠”。这几年来，我对党的政策、方针是完全拥护的。但在执行过程中所发生的一些偏差，我是常常毫不客气地以“诤友”自居，来对党提意见。这次我到上海、无锡、南京三个地方视察，深切体会到党和政府在工作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无论如何要承认。但是，同时也发现了不少缺点和毛病。现在且就我们工商界同志所最关心的两个问题，拿出来说一说。 　　公私关系搞得好，生产一定搞得好，公私关系搞不好，很难希望生产搞好。 　　第一、我们工商界同志目前最关心的，就是怎样搞好“公私共事关系”的问题。 　　就目前的“公私共事关系”来说，一般还是正常的。我们这次视察，采用开矿下钻的办法，在上海看了四个厂，在南京看了一个厂。其中有些工厂搞得特别好。例如我们在上海曾经参观过有代表性的震旦铁工厂、上海机床标准零件厂、美光织造厂和华成电气厂。这四个厂的公私关系都比较好。因此，在生产上也都有较好的成绩。在南京，我们也曾经去参观过一个大同被单厂。这个厂在南京的公私合营企业中，就“公私共事关系”来说，可以认为比较突出地良好。由于“公”“私”关系好，生产水平因此也很迅速地提高。１９５６年总产值比１９５５年增长了４４．９％。质量也有显著的进步。就我们所知，大同被单厂搞好“公私共事关系”的方法，有这么几点：一、公、私双方的职责划分得很清楚，私方有了一定的职责，就可以主动地发挥积极性；二、重视对私方人员的教育工作，同时也重视对党员对职工干部进行统战政策与赎买政策的教育；三、能充分发挥民建支部和民建会员的作用，组织私方人员参加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真正做到以企业为基地来对私方人员进行改造。 　　这三种办法，别的工厂当然也是可以做到的。有些工厂搞得不好，因为所采取的办法和上述方法相反。例如一、分工不明确，私方人员没有一定的职责权限，对私方人员采取歧视的态度；二、只片面地对私方人员进行教育，而对党内干部或职员群众很少进行教育，管了一面，丢了另一面，双方的关系因此就搞不好；三、不重视发挥民建的组织作用，不懂得在私方人员中培养骨干分子带头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重要性。而在这三种缺点中，最严重的乃是第一点，即对私方采取歧视的办法。 　　我在这上边看出一条似乎可以认为规律的，就是在企业中间，凡公私关系搞得好的，如没有特种因素，生产一定搞得好；而相反地，如公私关系搞不好，很难希望生产搞好。 　　必须纠正公方对私方的歧视；人事问题民主党派要共同负责。 　　我在这次视察中，发现不少合营企业是对私方人员存在着歧视的。其中有些歧视的办法甚至到了荒谬的程度。例如在南京就有一个厂，今年清明去祭扫烈士墓的时候，到了祭扫完毕，工会的负责人要报告烈士的生平事迹的时候，就要求私方人员走开，因此引起了私方人员很大的反感。无锡有一个协新毛织厂，今年春节，私方正厂长值班，到车间去巡查，厂内保卫科长竟然要求厂长拿出工作证才许进车间，而对公方副厂长就没有提这种要求。可见这个厂保卫科的工作人员对于私方的歧视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程度。这样的事情，我也碰到过。我在轻工业部工作五年，关系搞得很好。当部长总想做些部长的事，我管八九十个厂，我想把局长、厂长的名单抄一份在办公室挂出来。秘书说，党总支不同意。后来，有两位青年党员同志说不能挂，要保密。我说政务院还要公布名单呢，这有什么保密。不久，我在一位党员司长办公室看见一个名单清清楚楚挂出来了。经过说明工作需要，我的办公室里才挂上了局、厂长的名单。当然，他们都很年轻，他们都尽忠于党，很难责怪他们，因为教育不够，所以思想偏到一方面去了。另外，对于人事制度也是如此。目前有好多公私合营厂的私方人员，不论是正厂长也好，副厂长也好，差不多对于厂内的人事任用，都完全不能过问。这就大大地使合营厂的人事任用、干部考核带着片面性，这是很不好的。一般私方人员不 　　（敢说话，怕打击报复，原因就为人事大权由党方单独掌握，如果得罪了党，隔了一时，掌握人事的只须轻轻地把你一调，调到你所万不愿意的职位上，使你一点没得办法。去年，我接到一封人民来信，要求调动工作。信写得文理通顺，我把他的信转到江苏省教育厅，该厅不加思索层层下转，结果，他所在的单位竟因此把他调去扫地。（现在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他已经到农村当教员去了。）——以上这些对私方人员所采取的歧视办法，党和政府必须迅速有效地加以纠正。我建议这些人事机构可以由党、行政、工会、民主党派合组委员会来共同负责。我从报纸上看到李维汉部长主张对工商联内部人事问题不应由党包办。这是非常好的主张，可以推广开去。） 　　提前考虑给中下层“摘帽子”。 　　第二、眼前我们值得大大关心的又一问题，是工商界中下层的生活福利问题。我们必须承认：目前有些工商界同志们的生活的确是很困难的。他们顶了一个“资本家”的帽子，可是生活却相当艰苦。有些人的定息少到只有几元钱、几角钱，可是他们却因此就不能享受“劳保”。他们虽然也愿意积极参加劳动竞赛，可是由于有顾虑，还怕一旦病倒的时候，反而要减扣工资，所以总不能充分发挥积极性。我认为，对于这些已经在实质上是依靠工资劳动维持生活，而同时在工作上又有积极表现，在思想上已有显著转变的“私方人员”，政府应当提前考虑他们的“摘帽子”问题。这点愿向政府郑重建议。 　　早就决定的病假工资办法迟迟不公布，充分表现了“八办”的官僚主义作风。 　　至于私方人员的病假工资问题，就我所知，贾拓夫同志老早在今年３月间对工商界同志作了决定。可是我这次在上海、无锡、南京，特别是在南京视察时，已是５月中旬的末了，工商界同志们却普遍地还在为这个早已解决了的问题苦恼。我们查问的结果，才知道贾拓夫同志虽然早作了决定，可是国务院第八办公室却并没有趁早把这个决定用公文下达，也没有把这个决定在报纸上公布，以致引起了工商界的普遍混乱。希望以后各部门的所有和人民生活有关的命令、通知，最好全文在报上公布。最近人民日报上登载的卫生部提倡避孕的通知，仅仅作了摘要发表，我们就没有机会看到全文，如果能全文刊登就好了。在这一问题上，我认为国务院第八办公室实在是充分地表现出不关心工商界人士的疾苦，高高在上，十足官僚主义的作风。我认为今后党和政府实在有改变这种作风，切实注意关心工商界中下层生活的必要。 　　根据以上种种，我们可以看出，在目前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还充满着问题。由于这些问题还没有能够完全得到解决，所以在如何使工商界进一步发挥积极性、贡献自己的才能这一点上，就或多或少地受到了阻碍。就我所知，眼前绝大部分工商界人士要求进步都是很迫切的。如果党和政府能够在这次整风运动中切实地改进了所有工作上的缺点，克服了它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那么，我相信工商界同志们的积极性一定还能够得到更大的发挥！ 　　但我们必须明白：我们所以要这样做，正是象我们在开头所说的那样，是为了给共产党种“牛痘”。种牛痘这一个譬方，是很正确的。如果它身体中间没有毒素，种下去的牛痘不会出的。这还不是毛主席说的“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么！我们的目的是积极的，是为了要能够更好地让党领导我们大家早日把我们的祖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我个人相信：眼前虽然有很多党员在作风上有官僚主义、组织上有宗派主义、思想上有主观主义的毛病，但从整个党的方针、路线、政策来说，是完全正确的。就看这一次整风运动吧！这样广泛地让大家“鸣”“放”，同志们！不问古今中外，还能找出那个空间，那个时间，象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主席在今天的中国，不但允许大家“鸣”“放”，而且要求大家“鸣”啊！“放”啊！就这一点来说，不能不认为伟大吧！我很反对某些人看法：说人家好，简直有百是而无一非；到翻过来的时候，又是有百非而无一是。 　　中国的私营工商业能够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这一点，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贡献，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新的发展。我们工商界同志们在这次伟大的党的整风运动中，完全没有理由在帮助党进行整风的同时，放松对于自己的改造。 　　我还要谈种牛痘。牛痘是人人要种的，没有例外的。而且隔了一年二年还要种，直要种到没有反应，就是“无则加勉”为止。我想从婴儿长大起来的人，没有不懂的吧！怎么党员被整风，我们不要自我改造呢！相反地正因为我们要帮助党整风，克服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我们就更应该虚心地向党的整风运动的精神学习，认识我们自己的阶级本质所带来的局限性，进一步地在“破资本主义、立社会主义”的方向上努力。 　　我们民建会过去在代表工商界的合法利益上，以及帮助党进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问题上，都没有把工作做得十分足够，这些我们要坦白的。今后，我们必须好好地努力，在这一点上，也希望中央统战部不要放松领导。我们民建会如果在思想上、在组织上有错误，党还是应该“当仁不让”地纠正我们的缺点和错误。如果实行“互相监督”，我们在批评党了，我监督你，为什么你不监督我呢？我认为：只有这样做，才能叫做真正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同志们！牛痘人人要种的。共产党在种牛痘了。千万莫忘记自己种牛痘。 ## 麻新泉认为：　资产阶级交出企业，外因起主导作用 　　黑龙江省工商联秘书长麻新泉就民族资产阶级到底有没有两面性的问题发表了意见。他说：有人认为不要再提两面性和阶级关系了，也不要再划什么阶级界限了，他们认为民族资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工人阶级只有共同之处，没有差异之分，因而也就没有什么求同存异的问题了，认为民族资产阶级同是国家主人，可以和工人阶级共分天下，平分秋色，并驾齐驱了。我不同意这种说法，我认为这种说法，实质上就是不需要工人阶级领导，这对工商界的进步是危险的。还有的人以交出了企业作为资本，来向党讨价还价，夸耀于人。当然资产阶级能交出企业是一种进步的表现，但不能因此就骄傲起来。民族资产阶级并非天生就是社会主义者，而是由于国内国际的影响和政府一系列的安排改造措施，在社会上造成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才把企业交出来的。我认为是外因起了主导作用。有人说“甘心情愿”把企业交出来，倒不如说“不太勉强”更为确切。 　　他认为资产阶级还有两面性，只不过在全行业合营之后，资产阶级的进步一面成为主要方面，而消极方面也与以前有所不同罢了。不承认这一点是不行的。现在有些人不是全心全意为社会主义服务，而是三心二意，甚至对社会主义还有抵触情绪。有人认为企业不是自己的了，就产生了松劲情绪。有的说：“厂长厂长，床上一躺，半月借薪，月末开饷”。有些人认为合营后有三不自由：一，花钱不自由；二，按时上下班，人身不自由；三，经营不自由。还有些人盗卖物资，造假帐、开假发票，私收帐款等等。尽管这些人是少数，但毕竟是出在我们工商界，又和我们的阶级本质相联系，因此，认为和工人阶级没有差异之分也是错误的。 　　李部长提出工商联党员副秘书长要不要的问题，我的意见是要，不能撤走，若撤走对工作不利。在不少市县中，党员秘书长或秘书是存在一些问题的。如对主委的职权尊重不够，有些包办代替的现象。有的市工商联党员秘书长单独作主行事，象要在市联会员代表大会上聘请几位工商界兼职的副秘书长，这样有关人事的重要问题，事前不和主委协商，直到他在大会主席团的准备会上提出名单时，主副委们才知道。也有的县工商联党员秘书长，开工商业者会议，事前不通过主委，到开会时写个报告材料，临时叫主委念一下，结果主委不愿意当传话筒，就没给念。这种包办代替的作风，在少数市县工商联中还存在着。我认为党员秘书长应当很好地按照工商业联合会的章程规定，在正副主任委员的领导下处理会务，尊重主副委的职权，并且认真地发挥委员会的集体领导作用。应该承认，非党秘书长有他不可代替的作用，党员秘书长也有非党秘书长所不可代替的作用。所以党员秘书长撤不得。 ## 黄祖康说：　并厂并店，要考虑华侨投资的特点 　　上海前先施公司副经理、民建委员黄祖康说，我是一个归国华侨。华侨历来就是热爱祖国的，由于过去在国外受到帝国主义的压迫，把在艰苦工作中所挣来的钱，汇回来办实业或买房子，希望能够早一天回到祖国安居乐业。因此，每年的侨汇一直是很可观的，最近上海成立一个华侨投资公司，虽然时间不久，但汇回来的侨汇数已经不少，对祖国的建设有一定贡献。 　　这是一件好事。但是我们一方面争取华侨投资，另一方面在合营后，又把解放前华侨投资的企业并掉了，这对争取华侨投资是不利的。我举两个例子说明：一个例子：上海南京路有一家中国内衣公司，是二十多年前华侨投资的，合营后，有关领导公司把这家公司并到北站区，连牌号也去掉了。这个公司有两个经理，一个在檀香山，一个在上海。如果在上海的经理将这件事情告诉国外的经理，那末就可能引起华侨对于向国内投资的顾虑。 　　另一个例子：有三十多年历史的先施牙膏厂，共有三个厂，一个在香港，一个在广州，一个在上海，产品远销南洋、新加坡等地。但在合营以后，把先施牙膏厂并掉了，厂名也取消了，先施牙膏也不生产了。 　　他说，我并不反对并厂并店，只是希望在合并的时候，要考虑到华侨的观感，不要引起他们对投资的顾虑。我建议政府很好地考虑这个问题，照顾华侨投资的特点。 ## 徐崇林说：　非党人士有职无权是普遍现象 　　民主建国会重庆市委员会主任委员徐崇林说：在机关、企业、学校中，非党人士有职无权现象相当普遍。我是重庆市人民委员会委员，由于不了解全面情况，开会时很难发言。每次开会半天，讨论问题很多，这些会实际上是走过场。有些事情，做完了才在会上追认。有时党员委员不来开会，因为会上要讨论的问题党组早决定了，不来也没关系。我当公用局局长，要人事科汇报肃反情况，他们不汇报。我召开过一次关于缆车安全问题的会议，决定了一些安全措施，至今也未办。要是我是党员，可能就办了。我认为，从“设计”到“施工”，从“编导”到“彩排”，民主党派都应参加，这样非党人士才能搞好工作。周总理在重庆作报告，资本家的人民委员就听不到。重庆公用局党员干部有宗派主义，有特权思想，提拔升级都是党员占先，非党干部很难得到提拔。公用局非党干部冯克熙，水平高，有能力，干了好几年还是个计划科长。我是市城市建设委员会的委员，正副主任是党员。这个委员会从未开过会，我提了几次意见也不开，可见对非党干部的意见不重视。 　　他说：非党人士有职无权的现象，跟党政不分、以党代政、以及很多党员思想落后于形势的发展，看不到党外人士的进步是分不开的。党政不分，从中央到地方都有。我怀疑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指示是否恰当。重庆市有些工作也是党政联合发指示。这种以党代政的做法，会给人以错觉，好象行政单独发的指示，就不是重要的工作。 　　他批评重庆市统战部对民建会干部的配备、支持、协助不够。他还认为统战部统上不统下，统男不统女，接触面狭，了解情况不全面，对人的安排有时就不够妥当，有时反映问题犹如石沉大海，没有下文。 　　他说，重庆市合营企业中私方人员有职无权的现象也很严重。公方代表对私方人员是“信任不足，支持不力，使用不当，关怀不够，分工不明；私方人员关不倒火（即做不了主），公方人员点头作数。”他说绝大部分私方人员是愿意继续接受改造和参加增产节约运动的，但有的人提出的合理化建议得不到支持，有的人不能参加上级召开的会议，看不到与自己业务有关的文件。有的公方代表和支部书记管的事太多，使私方人员无事可做，在群众中毫无威信。有的公方代表、党员干部的宗派主义、官僚主义严重；民主作风差，协商时，真主意，假商量，摆出一副改造者的面孔，使人望而生畏；作风粗暴，过分强调阶级关系，偏听偏信；对私方人员缺点错误过分挑剔，但自己有错误不检讨。公方代表对私方人员家属参加生产，没有一视同仁。如民建会会员于坤裕的爱人在明亚机器厂超额完成任务，没受到表扬，有人提意见，公方代表说：“要站稳立场，还是不表扬好。” 　　他认为党与非党人员之间确实有墙有沟，现在是拆墙填沟的时候了。他建议：一、今后用人要根据德才的标准，不分党派、阶级成分，大胆使用，对党与非党干部提出同样要求，不称职的都要撤换。二、不要党政不分，不要以党代政。三、在合营企业中，订出公私共事制度，信任和支持私方人员。四、对中、小户放弃定息、加入工会问题，以及工资福利待遇问题、工龄问题、病假工资问题、资方代理人问题等，都要有明确的办法，才能各得其所，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五、要加强党内外的统战政策教育，宣传民主党派的作用，党员与非党员要交朋友。六、有些制度，如保密制度、会议制度等，要根据新形势作相应改变。他很同意安徽省委在整风计划中规定的机关、团体、企业讨论政策方针的时候，请民主党派有关人员参加的意见。 　　 ---- 原载1957年5月26日《人民日报》 ## 怎样认识公私关系和赎买政策？　工商界人士发表各种不同意见 向德认为：定息存在，阶级关系就存在，用任何方法也掩盖不了 ## 《人民日报》 ## 1957.05.25 　　湖南省工商联主任委员向德在发言中首先介绍了湖南工商业者最近讨论什么事情什么原因阻碍了工商界的积极性的发挥的问题。 　　阻碍工商业者发挥积极性的主要原因是党的宗派主义。 　　他说，阻碍工商业者发挥积极性的主要原因是党的宗派主义。它表现在提拔干部上，党员不懂业务也提拔得很快，而非党干部却得不到提升；党员有特权思想，不遵守制度，评奖不公，不愿接受批评，党员犯了错误，不公开处分；党员对别人不信任，遇事不同非党员商量，不重视非党员进步；党员与非党员互不往来，看人说话，分别对待，等等。他说：这些缺点所以发生，往往跟上级党政领导机关的缺点是分不开的。比如今年１月湘潭市人民委员会召集副职以上财经干部会议，布置一季度工作的时候，手工联社公方在通知上批明要私方副主任去参加，可是私方副主任到会场以后，有人就要他退出会场。在公私共事关系上，强调阶级关系，不信任和支持私方，以致私方有职无权。又如有些小企业主生活困难，特别是在合营企业中的私方死后，家属生活无着，也没有得到解决。病假工资没有规定。有人要求摘掉帽子也没有被重视。 　　讲到工商界中的矛盾问题的时候，他说：我认为工商界中的矛盾跟一般人民内部的矛盾一样，但又有它独特的矛盾，即阶级矛盾。这一矛盾主要表现在公私共事关系上和定息问题上。 　　（第一， 公私关系的矛盾，已集中表现在要不要公方代表的问题上。定息存在，私方就存在；私方存在，企业就是合营性质的。） 　　有人说：现在的公私合营企业，实际上已经不是公私合营企业了。因为人权、财权、经营权已不属私方，盈亏与私方无关，只有一点定息，再把它叫做公私合营，就是教条主义。 　　我的看法不同。我认为虽然私方的三权没有了，企业利润的大小同私方的关系也少了，但这只是私的量的变化，还不是质的变化，只要有一点“私”的量存在，就仍有“私”的质存在，就不能说不是公私合营了。这一点“私”是什么呢？就是私方所得的定息。定息是根据私方在企业生产资料的定股来的。如果说有定息而没有私方，那末定息又是谁拿去了呢？既有私方又说不是公私合营，那末是谁同谁合营呢？ 　　定息存在，阶级就存在；谁拿定息，谁就是资产阶级分子。 　　有人说，私方交出了企业，没有剥削工具了，因而也就没有阶级关系存在，也不需要改造了。 　　我认为不能这样说。首先，要弄清阶级的存在是有条件的。条件是什么？就是资产阶级还拿定息，定息是剥削性质的收入，因此，有定息存在就有阶级存在。从具体的人来说，谁有剥削收入，谁就是资产阶级分子，那怕他的工作岗位不在原企业，甚至不在合营企业，而在国营企业，在行政性质的局，在政权性质的人民委员会。一句话，阶级存不存在，谁是不是资产阶级分子，不能以是不是公私合营，是不是在公私合营企业中工作来划分，而是以剥削收入的有无和多少来划分，不承认这一点就不能说服人。 　　放弃了定息，合营企业变成了国营企业，思想还需要改造。 　　其次，关于改造问题，特别是思想改造问题。资产阶级分子的思想改造，就是改掉资本主义思想，树立社会主义思想。思想问题，不能以阶级结构、基础及工作的变化来衡量。即使放弃了定息，没有了剥削，合营企业变成了国营企业，思想改造还是需要的。因此，我认为资产阶级的思想改造，是脱胎换骨的、长期的工作。民主党派、工商联“万岁”，就是因为有这一个改造任务。提“万岁”，不是奉承你，使你开心，也不是笼络你的假心肠，而是向你提出更高的要求和更大任务。就是说，前面的路还长着啦，不要急于下马，还要加油干。就是说，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事业是共同的事业，要求大家共同负责，长期负责干下去。 　　既是合营性质，就要有公方代表；要解决企业里所有的矛盾，还要 　　成立民主管理委员会。 　　有人说，要发挥私方人员的积极性，把企业搞得更好，就要撤出公方代表。 　　我也不同意这个意见。企业既然是公私合营性质，就要有公方代表（但必须注意要发挥私方的积极性，使企业搞得好）。合营企业不仅有公方，有私方，还有工人，撤出了公方代表，即使解决了公私矛盾，但是还不能解决领导和工人的矛盾。所以，从合营企业要求来看，我认为要成立一个管理委员会作为领导机构。它的成员有政府派来的代表，即现在的公方，有工人，有干部和私方。主任或主席由公方代表当，因为他是代表公有制的，即代表全民利益的。委员会有一套制度，照制度办事。有人说这样会不会削弱党和公方代表的领导呢？会不会放松对私方的改造呢？我看都不会的，相反的会加强。 　　领导，不是“我说了算”；真正的领导是发动群众的积极性，贯彻 　　国家和党的政策。 　　对领导问题，有三种看法：一说，所谓领导就是事事都管，而且非我点头就不算；一说，谁对某一件事提出一个意见和看法，即是包办，即是领导示意，即是真主意假商量（当然也确有如此的）；一说，有事和群众商量，接受了别人的意见，改变了自己的意见，就是放弃领导。这是从事务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的观点来看领导问题。 　　我以为，真正的领导，就是发扬民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贯彻党和国家的政策和完成计划。所以，领导不仅不怕群众，相反的要找群众。民主管理委员会正是克服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最好的组织。私方人员的思想，只有通过民主管理委员会的集体领导，分工负责，通过有职有权有责的具体工作，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和若干经验教训的反复锻炼，才能改造好。 　　有人不好意思在被剥削者面前拿定息，就想出了金蝉脱壳之计，建 　　议把定息变成存单或公债。 　　第二，李康年提出定息二十年，还有人提出发赎买存单或公债券，由银行发款。长沙工商界讨论了这个问题，有的同意二十年，多数不同意，但绝大多数认为用存单方式由银行发款为好。 　　我的看法恰好相反，李康年提出要定息二十年，他有自由，但不能用存单方式或公债方式，也不能由银行付款。为什么？我认为：大家都承认赎买政策是对的，但每每在口头上承诺了，转一个弯又想不承认了。 　　赎买就是承认生产资料、资本，实际是工人阶级的，工人阶级不愿强行拿回去，而愿意出钱给我们，所以叫赎买。 　　工人阶级的东西为什么到了我们手里呢？是我们剥削来的。剥削是不光荣的，可耻的。这点大家同意，但是有些人可能说定息不是剥削，湖南就有人这样说。这种说法当然站不住。人家只要问一句话：“定息既不是劳动收入，那么，不是剥削又是什么呢？”回答不出。有些人不好意思在被剥削者面前去拿定息，于是就想变一变，穿上另一件外衣，如存单、公债等等，象其他存款的人一样到银行去拿。 　　私方人员的病假工资比工人的还高；工商界是否想到这个规定也是赎买政策呢？ 　　李康年提出定息二十年，他有这个自由。国家现在还没有法律说定息几年，那就可长可短，各人可有发表意见、提出要求的自由。我看这是各人对赎买政策的看法和觉悟不同的问题。何以说对赎买问题看法还各有不同呢？可以举例说明：私方人员的病假工资，国务院规定按困难情况、病假长短，定为５０％到７０％，不管非会员，不管工龄。这件事在长沙就伤了脑筋。叫私方病假工资少，是我们；现在说伤脑筋也是我们。问题在哪里？问题在于，长沙工人实行劳保条例的有四万多人。病假工资，是会员的六月以内领６０％到１００％，六月以上领４０％到６０％，都要算工龄，非会员对折。只实行劳保合同的有五万多人是会员的，病假工资为４０％到８０％，不算工龄，非会员对折。此外还有无劳保合同的约二万人。以实行劳保合同的工人中的非会员来讲，病假工资只有２０％到４０％。就是说，最高只有４０％，抵不上私方的最低数５０％。实行劳保条例的非会员，只有３０％到５０％，最高数等于私方最低数。难道非会员的工人还抵不上资本家么？同在一个厂工作，彼此相处，待遇不同，请问如何处得下去？市人委和统战部、工会和我们商量，国务院这个规定不执行是不行的；要执行，又要看到这样做会使阶级关系更不好，工人对私方人员的观感更不好，从资产阶级着想，政治上是很不利的。我们商量好久，结果只有一条赎买政策大道理来向工人说服。难道除了这一条，还可以说出其他理由么？在私方人员是不是想到病假工资这个规定也是赎买政策呢？打不打收条呢？假如这个座谈会里还有工人，就不能只由我们讲话。难道他们就不怕病了无人理么？当然也可以说：“他们的病假工资也加上好了”，问题在于企业支持不了。现在还有不少企业连劳保合同都不能执行，如长沙建中织布厂，会员连３０％病假工资也没有。所以说，要统筹兼顾，适当安排。不然矛盾会更加尖锐。 　　又要拿定息，又说“阶级关系不存在，你莫喊我做私方”，这不能服人。 　　末了，对定息问题，我不反对别人要二十年；但要求别人不反对其他的人不要；要求政府大公无私，一视同仁，要的就发，要放弃的就接受。这样，大中户就各得其所了。如果要了，又说“阶级关系不存在，你莫喊我做私方，不能以阶级成份看人”，那是不足以服人的。这里我还要说明两点：一、定息是剥削性质的，因此它是阶级关系和鉴别谁是资产阶级分子的标志；二、定息是根据企业资金定股来的，因此，要列作企业经济核算的支出，要在企业里发，不能作存单，不是公债，不能由银行付款，那样做会模糊事实和是非。 　　以上两个问题实际上是一个问题，一个根子。就是说，定息是根据私营工商业者在企业的资本来核算息金的，因此，它既是剥削，又不能和金蝉脱壳一样脱离开企业。也因此，还是有私方的存在，有公方的必要；有阶级存在，有改造的必要。但全行业公私合营实行定息制度后，与过去的公私合营不同了。在新情况下要有新的观点，新的方法，才能把企业搞得更好。 　　 （其他发言将陆续发表） 　　 ---- 原载1957年5月26日《人民日报》 ## 合营企业里要不要公方代表？工商联里要不要党员秘书长？ 工商界在统战部召开的第九次座谈会上的发言 ## 《人民日报》 ## 1957.05.25 ## 温少鹤建议在公方领导下，实行行政集体领导 　　重庆市工商联代理主任委员温少鹤在会上反映了重庆工商界对公私共事关系、思想改造、定息及加入工会等问题的意见。他并提出了下列几点建议： 　　（一）在公方领导下，建立企业行政的集体领导，实行行政负责制。企业的政策方针由公方领导，公私双方的行政负责人按行政职务各负其责，做到有职、有权、有责。 　　（二）中小户工商业者要求放弃定息的问题，只要条件成熟，应当个别的加以解决，并应责成合营企业的公方负责办理。资方代理人只要条件具备，也应该让他加入工会。 　　最后，他要求工商联继续帮助工商业者进行思想改造，继续代表工商业者的合法利益，关心他们的工作、学习和生活，反映他们的意见和要求，帮助解决工作中生活中的困难。 ## 吴家荪认为：公方代表制度现在不能取消将来可以取消 　　苏州市民建工商改造辅导处长吴家荪对在公私合营企业中是否需要公方代表制度的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他认为，当前私方人员对社会主义改造，有很大的积极性，本身还有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的才能，一般都想搞好企业。但是还不能说他们已经完全没有资产阶级立场、观点、思想方法。有不少私方人员由于薪水已定，明哲保身，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有些人对社会主义事业，偶然还会出现怀疑和动摇态度。在这个思想状况下，他们是不能担负双重改造的领导责任的。 　　合营企业要以社会主义原则作为改造企业、领导群众的根本方针，私方人员更缺乏这种能力。 　　从当前客观条件来看，公方代表制度已受到全体工人阶级的拥护。合营后，工人热烈欢迎公方代表下厂，生产积极性空前提高，今天要取消公方代表制度，必须考虑这一方面情况。 　　同时当前阶级之间的矛盾，虽然已经基本解决，但不等于说完全解决，工人对资产阶级长期以来所进行的残酷剥削的印象还很深。虽然工人阶级大公无私，从社会主义长远利益着眼，不念旧恶，但是阶级感情，不是马上就可以迅速转变的。在这一方面，还需要私方人员主动努力，通过工作积极缩短双方距离。我们不能忘记在合营前，企业中的主要矛盾就是劳资纠纷，今天所以劳资关系较好，相安无事，一方面固然由于生产资料所有制改变了，另一方面，也由于企业中有了公方代表，使公私关系掩盖了劳资关系。我们能否设想，取消了公方代表制度，就能保证劳私之间不会发生矛盾？发生矛盾的时候，再请政府仲裁，再请公方代表回厂，不是更麻烦？ 　　从以上情况来看，目前取消公方代表制度，对生产、对企业改造、对私方人员的改造都是不利的。公方代表制度是有利于双重改造的。现在的问题在于一方面提高公方代表的思想水平和能力，一方面在于发挥企业的集体领导，既发挥公方代表在企业中的领导作用，又能发挥私方人员社会主义积极性。因此，研究企业中集体领导制度倒是一个非常具体而切合实际的问题，也就是研究如何健全民主管理委员会，加强监督。 　　现在不能撤出公方代表，那末将来是否可以呢？也就是将来是否可以让私方人员全部担当企业的领导责任呢？我认为是可以的，否则，就等于说和平改造不可能。如果将来不可能撤公方代表，那是执行政策有问题，即没有把私方人员思想改造好。私方人员改造到什么样程度才算好呢？我认为要具备以下三个条件：一、对社会主义有无限的坚定信心，在社会主义事业遇到困难的时候，不仅不动摇，而且协助党克服困难，这也就是在思想意识方面，对社会主义只有积极的一面，而没有消极的一面。二、与工人阶级有共同的思想、共同的语言，就是在企业里只有一种同志关系，没有阶级关系。三、具备按社会主义原则领导职工群众的能力。 ## 他说：提出取消公方代表制度，不单纯是消极性的表现 　　吴家荪说：有些工商业者，甚至是积极分子，为什么提出现在取消公方代表制度呢？我认为这正是目前合营企业中公私关系不正常的反映。（如对私方信任不足，关心不够等）具体表现如下： 　　这些人提出取消公方代表制度，本身就带有积极因素，即表示他们敢于担当企业中的生产经营责任。看不到这一点，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就会犯错误。有些关起门来研究问题的经济学家，是不能体会私方人员的苦衷的，因而认为是消极性的滋长，或者是私方人员的轻狂、夸大和不要社会主义等等。因此，在肯定当前不能取消公方代表制度的前提下，必须满足私方人员要求有职有权的合理要求，这样才有利于双重改造。 　　最后，他建议：一、所有公方人员必须信任私方，让私方有职有权，消除一切人为障碍，充分给以工作上的条件，通过工作实践改造私方。今天指出公私合营企业中存在两重关系，为的不是要永远保存两重关系，而是更快消除两重关系。为了推动和督促公私双方贯彻以企业为基地进行双重改造的方针，建议市、县成立公私关系检查委员会，或者公私合营企业业务改进委员会，以党为领导，吸收公私双方代表以及民建会一起，负责协调公私关系，检查企业统战方针执行的情况，调动私方人员的一切积极因素，推动改造工作。二、在生活、福利等方面，对私方人员进行适当照顾。希望在疾病医疗、病假工资等方面适当由二千元的界限提高到五千元。 　　全国工商联副秘书长孙孚凌建议，在不违背政策的原则下，公私双方意见有分歧时，不管正厂长是公方还是私方，都应听从正厂长的意见。 　　他认为李康年提出定息二十年的建议是不可能实行，也不应该实行的。 ## 王达夫认为“思想改造到顶”的说法不符实际 　　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王达夫在书面发言中说，全行业公私合营以来，民族资产阶级的积极性不断增长，消极性不断减少，但消极一面仍然存在。消极的一面，已经不是利用生产资料在经济方面的不法活动，而主要是表现对工人阶级的领导不服气，患得患失，只看到自己是“财富”，看不到自己的缺点，骄傲自满，放松改造；有些人对定息七年还不满足，想要延长到二十年；对社会主义经营管理方法的优越性认识不足，而习惯于资本主义的一套；争名夺利，私私不团结。所有这些消极性，虽然在党和政府的不断教育之下，逐步减少，但仍然是从民族资产阶级的本性所产生的，因此，否认消极性，认为“改造到顶”的思想，是不符合事实的。即使将来阶级消灭了，资产阶级思想残余还会长期存在，还必须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进行思想改造。 ## 李忠义发表书面意见：反对“工商联不要党员秘书长”的主张 　　四川省工商联组织部长李忠义在书面发言中说：工商联的党员秘书长或副秘书长，是由执行委员会选举或聘任的，党员是他个人的政治身份，他的职务是工商联给他的，不是共产党给他的，他在工商联的主张、建议，只能代表他个人的意见，不是代表共产党的意见，他应当接受主任委员和副主任委员的领导，遵守工商联的制度。因此，我认为党员秘书长或副秘书长在工商联应当是居于工作人员的地位，同其他工作人员是一样的。 　　不可否认，有的党员秘书长严重地存在着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自以为是共产党派到工商联来的钦差大臣，骄傲自满，独断专行，在工商联至高无上。但应当指出这是缺点，工商联应同对其他工作人员一样，采取批评教育的方式，而不应采取“不要”的办法。 　　现在反映的党员秘书长的缺点：一种是没有把同主副委、非党员秘书长关系搞好，即是没有做好团结工作；一种是在工作中包办代替。我认为，凡是关系问题，两方面都有责任。一般来说，关系没有搞好，党员秘书长负的责任应当多些，但是，不能因此就主张“不要党员秘书长”了。否则，假定有人问，“工商联的工作人员或非党员秘书长中，也有把关系没有搞好的，未见主张‘不要’，党员秘书长没有把关系搞好，为什么就主张‘不要’呢？”至于包办代替，当然是缺点，但这是在做工作中的缺点。社会主义改造是新的工作，没有成熟的经验，在工作中难免不发生缺点。何况存在这些缺点的只是少数人，而且有的已改正了呢。 　　因此，我不同意有人所主张的“工商联不要党员秘书长”。 　　他还举了几个事例，说明党员秘书长在下面是受欢迎的。 　　四川绵阳专区十五个县，工商联的秘书都是党员、团员，大多数同主副委的关系都搞得好，不大好的只有一个县。重庆市、宜宾市工商联的党员秘书长同主副委、非党员秘书长关系也搞得很好，重庆市工商联的党员秘书长调走时，主副委、非党员秘书长都曾一致挽留。四川省工商联也有党员任副秘书长的，四年来，他同主副委、非党员秘书长之间关系很好，尊重主副委的意见，尊重非党员秘书长的职权，一切事情协商办理，统战部找工商联研究、布置工作，也是找主副委同秘书长，并不直接找党员秘书长而迈过主副委这一层领导，因而，关系既搞得好，工作也很顺利。 　　上海提篮桥区舟山路有兴面馆的私方陈炳煌在书面意见中，反映有些小户生活困难，原因是合营前，为了克服企业困难自动减了薪，合营后工薪没有恢复，定息又少。他要求政府帮助解决。 　　 ---- 原载1957年5月28日《人民日报》 ## 工商界第十次座谈会着重讨论　如何正确处理公私关系 ## 《人民日报》 ## 1957.05.28 　　本报讯中共中央统战部工商界座谈会于昨日举行第十次座谈。在会上发言的，有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盛丕华、河北省工商联主任委员吴韫山、上海永新雨衣染织厂副经理潘仰尧、民建天津市委员会主任委员朱继圣、安徽省工商联秘书长胡庆照。他们继续对于公私共事关系、赎买政策、两面性等问题展开了讨论。 　　盛丕华首先发言。（全文另发） 　　关于公私共事关系问题，吴韫山认为目前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主要反映在公私共事关系上，分方代表在企业中处于领导地位，公私关系好不好，公方应负主要责任。为了搞好公私共事关系，他建议，首先应加强对公方代表的教育，在私方人员方面，应该诚恳地接受领导，既不要自大，也不要自卑。他说，如私方人员是副职，应按照职务分工进行工作；如果私方是正职，就应有全面处理和主持业务的权力，公方副职除自己的分工范围外，对全面业务最好处在监督地位，不要代替私方，要放手让私方去做，并给予大力支持。他认为公私共事关系中的矛盾，今后仍会不断发生，私方人员要树立主人翁的态度，不要象红楼梦中的林黛玉，多愁善病总把自己看成“外人”，要学习李逵的正直无私，对各种歪风要拿起板斧来“劈”，如果自己有错就负荆请罪，这样才合乎互相监督的精神。 　　潘仰尧认为公私共事关系不好的原因，是公方代表抓的太多，抓的太紧，抓的太死，抓的太细。他认为，有人主张索性不要公方代表是不对的，那是因噎废食的想法。 　　朱继圣认为某些公方人员对工商界有成见，对工商界的进步估计不足，提起工商界总是唯利是图，总是自私自利，以致造成了公私之间的深沟和高墙。他认为：改善公私关系，应该双方努力。 　　座谈中大家集中注意的另一个问题是如何正确地理解赎买政策问题。胡庆照反对定息二十年的做法。他说我是一个资产阶级分子，具有工商业者兼地主的成分。我所经营的企业曾经经历过简单协作、手工业工场生产阶段，然后积累成为半机器工业的食品工厂，现在是合营厂，到了客观条件许可时，就可以转为国有。他回忆自己企业的发展过程，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同世界一般的资产阶级具有共同性，都是剥削工人阶级养肥了自己，尽管少数企业的原始积累容或不同，但其最后的成长还是取诸之剥削。这是一个本质问题。他说，从根本上分析，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由于剥削而积累起来的生产资料，本来应该无偿的归还给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国家，但是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受过三大敌人的压迫，具有两面性，可以不用剥夺的办法，而采用和平改造的方法过渡到社会主义，赎买政策正是根据和平改造的原则确定的。他认为赎买不能等价交换，也不能要求等价交换。因为人是不能以经济价值来比价的。至于“赎买到底”的问题，是人的改造问题，就是说要把一个剥削者，改变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不能以民族资产阶级有了进步的一面，就要求国家在根本性的问题上有所迁就。当前有部分工商业者提出“定息改变为二十年”和采用“赎买存单”以及用“公私合营企业国有化公债”等代替定息的办法，这无异说：资本家剥削工人是天经地义的事了。有人认为工商界中已经没有两面性了。他说：这是带有浓厚的阶级思想感情的。这种看法，正可以作为“没有两面性”的有力回答。 　　潘仰尧、朱继圣等都表示不同意定息二十年的主张。潘仰尧认为问题并不在于发了存单工商业者就成了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应当认识它是需要经过长时间的思想改造过程。但他最后说：“李康年想出的一些办法，修得参考，不可一笔抹煞。” 　　座谈会今天将继续进行。 　　 ---- 原载1957年5月29日《人民日报》 ## 全国工商界座谈会继续举行，讨论公私关系和批评统战工作的缺点 （第十一次座谈） ## 《人民日报》 ## 1957.05.29 　　本报讯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工商界座谈会，昨天举行第十一次座谈。在会上发言的有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王艮仲、民主建国会中央副主任委员胡厥文、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毕鸣岐、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黄长水、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巩天民、云南省工商联主任委员李琢庵、福建省工商联副主任委员刘永业。民建中央委员兼宣教处长资耀华发表书面意见。 　　王艮仲从自己改造过程中的一些体会谈到关于党与非党人士的关系问题。他首先申明自己是资产阶级兼地主阶级分子，当过国民党的立法委员，同时也参加过民主运动，营救过革命干部，遭到蒋介石的通缉，解放后参加过土地改革。在这段过程中，曾经产生过骄傲情绪，也出现过自卑感，在土改以后，有宁左勿右的思想。这些表现，在党和非党的关系上受到了一定的影响。根据他自己的经验：当思想上远离资产阶级故旧朋友或党员朋友的时候，原来没有墙的也有了墙，当自己的思想上丢掉了这些成见时，墙也就拆掉了。他认为拆墙就是拆阶级，就是要破资本主义，立社会主义，如果说资产阶级交出了企业就可以不要改造了，这就是等于把资本主义带到社会主义社会去，这是不可以的。 　　他认为障碍着党与非党关系的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有些党员对新形势认识不足，对工商界歧视，有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但工商界有些人抱着原来的东西不放，不愿意继续改造。因此，拆墙要从两方面拆，一方面要教育党员克服宗派主义，另一方面资产阶级要承认两面性，掌握自己的命运，努力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他提出对宗派主义和宗派活动需要加以区分，宗派主义是团结群众问题，是属于思想作风问题；而宗派活动，则属于组织上闹小圈子的问题，是纪律不容许的。其次反对宗派主义不能同党的核心领导对立起来，核心不是宗派，没有以共产党为核心的领导，要建设社会主义是不可想象的。 　　胡厥文认为公私合营企业的公私共事是一个最好的制度，只要公私双方互相学习，一两年后，公方就可以成为企业中内行的组织者，私方也可以学会社会主义企业的管理方法，改变自己的作风。他说，我们人民内部的合作共事，不等于对待敌人，尔诈我虞是不适于共事关系的。他认为目前公私共事是有阶级关系的，但这种共事关系应该对事，不应当对人，更不应当对阶级。他说凡是做对社会主义事业有利的事，不管他是什么阶级都是对的。把企业办好，是公私双方的共同愿望，为什么不能相处得更好呢？目前，公私双方关系搞不好，不外乎是相互间信任不够，自高自大，鄙视对方，侵犯职责。这种情况，公方要多负些责任。他主张公私双方要互相尊重，开始相敬如宾，进一步发展到开诚相见。夫妻之间吵架原是平常的事，有的越吵越好，如果一吵架就马上“离婚”，公方代表就不要了，这也不好。最后他认为工商界这次帮助党整风，在大放大鸣中间，也要看看自己有没有三个主义？程度怎样？每个工商业者都要在运动中抓紧机会，锻炼自己，使自己成为国家名副其实的财富。 　　黄长水首先对今天上午毕鸣岐的发言提了一些相同的意见和不同的意见。他认为千家驹在发言中引用一首打油诗作为资产阶级思想类型来批判是不适当的。他说：“合营前小国之君，合营后大国之臣，合并后亡国之民”这些话，在我接触的人当中还没有这种思想。他说，工商业者自己要求合营，是受到党几年来的培养教育，和本身觉悟提高的结果。合营以后，政治上得到很好的安排，经济上也得到比工人农民更多的照顾，又如何会产生“亡国之民”的感慨呢？ 　　他不同意毕鸣岐提出“公私双方应该平等协商”的说法，他说：企业中共事关系，不是平等协商的问题，而是领导与被领导的问题。根据宪法精神，国家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反映在企业中就是公方领导私方。因此目前在企业中存在的问题，是对私方的信任支持和有职有权问题。 　　巩天民说：党的团结教育改造民族资产阶级分子政策，是通过统战部贯彻的。过去中央和地方各级统战部门，在这项工作中是贯彻了党的统战政策，对社会主义改造工作，起了很大作用，获得了一定成就，就是大家公认的。但另一方面是存在着缺点的。主要表现在对各民主党派和工商界上层人物照顾的多，而对他们的工作作风、思想改造方面具体帮助少。没有通过具体事物，适当的给予批评和帮助。老实说目前中央和地方工商界的代表人物普遍存在着领导落后于群众的现象。在运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上，在上层人物中，只能讲团结，不能批评，有时运用了批评，又不能达到新的团结。而统战工作对合营企业中的民主党派成员和工商业者往往使用多、关心少，例如私方人员的医疗费用、病假工资，国务院早有指示，但下边到现在多未贯彻实行。因此有人反映：统战部是“统上”、“战下”。为了正确贯彻统战政策，加强统战工作，他建议统战部应认真检查总结一下统战工作。 　　李琢庵发言中反映地方上对于统战工作有一些意见，认为统战工作不深入，统上不统下，统大不统小，征求意见只限于上层；而上层由于经济比重大，顾虑多，对于中下层的情况不了解，反映的问题也就不会全面，很多问题反映上去也没有下文。统战部对工商联、民建会的工作，有时管得太紧，民主不够；有时又管得太松，形成不管。他反映目前在工商界还“鸣”“放”得不够，主要顾虑是认为有放必有收，有收必有整，另外看到工商界的领导人物只讲好的，或只谈过去的老问题，还没有把真实思想情况反映出来，因此下面也就马首是瞻，不敢大胆“鸣”“放”。他们认为要大鸣大放，还得工商界的领导人物真正起带头作用。 　　刘永业也反映工商界对整风还有顾虑，怕报复。他认为对工商界的改造，应该本着治病救人的办法，对症下药，但这方面做的不好。他说，我们是来帮助共产党整风的，但现在感到好象是反过来帮助工商界整风了，例如对“定息二十年”、“撤出公方代表”等等的批判。 　　资耀华在书面发言中，首先肯定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和公私共事关系中的阶级关系，是客观存在的问题；二十年定息也没有必要；在公私合营企业中，在政治上需要有公方的领导，在经济上也需要是公方的领导。如果公方代表作风不正派，态度恶劣，不能搞好企业和公私共事关系，甚至妨碍开展生产时，可以请主管部门调换。 　　接着，他就最近在各地视察及原来所见所闻，谈关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者的统战政策、关于党与非党的关系和关于破资本主义立社会主义，如何破如何立的问题。 　　关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者的统战政策，他说党中央重视，中小基层不重视，企业机关等部门更不重视。甚至有些地方根本不知道统战政策是什么意义。因而在有些公私合营企业中，发生了好些相当严重的偏差。例如有些公方代表因为不懂统战政策，不但公私关系搞不好，甚至有意造成私私之间的矛盾，在全行业合营后在私方很多的企业中，公方抬举那些表面唯唯诺诺，遇事逢迎一方，压制那些认真老实，爱提意见的一方。他希望中央统战部要将政策贯彻到基层和各企业中去，并随时进行检查。 　　关于党与非党的关系问题，他说，有些党员以个人的意志代表党，不但以党代政，且以个人代政，要党的招牌，假党的威信，曲解党的政策，来压制非党人士。这怎能谈得上互相监督呢？他希望党在这方面多做些宣传教育工作，使党员正确地贯彻党的政策。 　　关于破资本主义立社会主义的问题。他说资本主义要破，要破得彻底，社会主义要立，要立得巩固。但破什么？如何破？这是各地工商业者希望有所适从的一个问题。因为有时一谈到破资本主义，差不多总是全盘否定，认为资本主义工商业者过去一切的一切，都是要不得的东西。否定得太多了，就会看不起资方，因而使工商业者自己也感觉到一无是处，低人一等，失去了自信心，这就妨碍了改造和进步，不能发挥积极性和潜在力。他认为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资产阶级的立场、观点、思想和作风，都应当彻底铲除。但有一些很好的经营管理方法和经验技术，过去可以为资本主义服务，现在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将来还可以为共产主义服务。党中央和政府早已说过，资本主义工商业者不是国家的包袱，而是国家的财富。这个财富是指什么呢？当然不是指那小得可怜的二十几亿的生产资料，而是指的经营、几十万工商业者过去对企业、工厂管理、技术、经验等等知识。这些知识，是他们几十年来在资本主义经济生存竞争中得来的，是在抵抗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中获得的，是在反对帝国主义经济侵略斗争中所积累下来的。过去一个工厂，一个企业，其所以能在惊涛骇浪中，由小到大，生存发展，既不是偶然的，也不是简单的。因为私人资本过去对于经营管理，稍一疏忽，就要倾家破产；对于技术知识，不求改进，就要被淘汰；对于服务方式，不日新月异地便利居民，就要门可罗雀。这些积极因素，若一概抹杀，而不加以批判地来肯定，则几十万大小工商业者就不是国家的财富，而真是国家的包袱了。所以希望负团结教育改造资本家职责的各方面，对于“破资本主义”，要破其所当破，不要破其所不必破，更不要破其所不当破，既不要全盘否定，更不要玉石俱焚，才可以动员一切可能动员的力量，才可以发挥一切可能发挥的积极因素。 　　 ---- 原载1957年5月30日《人民日报》 ## 全国工商界座谈会继续举行 （第十二次座谈） ## 《人民日报》 ## 1957.05.30 　　本报讯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工商界座谈会，昨天举行第十二次座谈。会上发言的有福建省工商联副主任委员刘永叶、天津市工商联常委（天津造纸公司经理）董少臣、中国民主建国会天津市委员会秘书长（天津油漆颜料公司副经理）车重远、中国民主建国会常委章元善、上海棉纺工业公司业务委员会主任委员陈述曾、全国工商联常委（广西工商联副主委）卢燕南、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姚维钧。 　　刘永叶在发言中，建议政府让小商小贩大大开放，来进行自由竞争。他认为中国人口多，需要的商品花色品种也多，小商小贩有它存在的条件。如果能让小商小贩大大开放，一方面可以沟通城乡物资交流，满足人民需要，一方面又增加一个劳动就业的场所。他说：现在自由市场很混乱，不是由于管得太死，而是没有管；只要把他们很好地管起来，他们是会起很大作用的。 ## 董少臣说：我不主张完全撤出公方代表。他又说：我主张选择几个 ## 点以一年为期进行试验，成熟后再全面推行。 　　董少臣在发言中对于撤出公方代表问题做了比较详细的说明：他说，自从人民日报以“天津工商联常委董少臣建议撤出合营企业公方代表”为题登出我对公方代表的主张以后，有人说我想纂夺工人阶级的领导权，说我要造反，说胆子太大了。后来有人帮我做了解释，说明这个标题和我的原意有些出入，有人又责怪我说了话不承认。因此，思想上有些沉重，本想申明一下，也有人劝我不要申明，为了“鸣、放”起个带头作用。 　　他说，本来大公报记者访问的时候，我并没有系统的准备，就随便说了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我们资本家接受党的教育已经七年了。合营后，虽然安排了工作，但作为国家公职人员，总觉得无事可做；衡量自己的能力，又不是干不了。这反映了私方人员有职无权的苦闷心情。我想，要使私方人员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不能只靠空洞的语言教训一番，必须让私方人员在企业管理的实践中去锻炼才有可能。因此，我建议在企业党支部领导和支持下，把国家计划、具体业务交给具有才能的私方人员负责，让公方代表放到更重要的工作岗位（后来新华社播出来是撤出公方代表），这对私方人员是有积极意义的。我不主张不加区别地把公方代表完全撤出，那样做是有害的，我只是说选择几个点以一年为期进行试验，成熟后，再全面推行。我认为这样做有几个好处：第一、私方人员可以有条件学会社会主义管理技术，成为名副其实的劳动人民；第二、可以精简机构，公方代表可专做党的工作；第三、党的领导可以掌握全面情况，可以密切私方与党组织的关系，把生产搞得更好。 　　董少臣发言后，车重远又补充了一点意见。他说：关于“公方代表要不要撤出”的问题，天津市的工商业者有的同意，有的反对。我个人认为在个别合营阶段，公方代表是非派不可的，但是全行业合营以后，情况不同了，一般都成立了专业公司，小的企业变成了车间，层层都派公方代表是否必要，值得考虑。不过全部撤出，是不堪设想的，因为阶级关系还存在，工人对私方人员的观感还不能一下子改变过来。 ## 章元善说：“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个别的”，这句话容易成为官僚主义的护身符。 　　章元善说：党号召党外人士帮助党整风，我们感到义不容辞。我曾在国务院参事室工作了五年，参事室搬了几次家，愈搬愈远，我也感到愈想靠近党愈困难。现在三大主义已经发展到危险的程度，很多意见反映上去得不到及时处理，问题愈积愈多，党与群众之间的墙也就愈厚、沟也就愈深。有些问题，上面已经作出决定，到了下面又被保密起来，没能贯彻。他说：现在保密的事情太多，甚至有的疗养所的作息时间都保密。他建议政府把保密范围缩小，让更多的人知道国家更多的事情。 　　他说：解放后，在公文里常常会看到这样的话：“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个别的”。这句话容易麻痹大家对缺点的认识，做了官僚主义的护身符。大家要对小的缺点提高警惕，因为小的会发展成大的，个别的也会发展成普遍的。他最后希望党对党员加强教育，希望公方和私方一齐学习，同时受同样教育，以便思想认识一致。 ## 陈述曾提出了资方代理人对酬劳金的意见。 　　陈述曾发言中反映了上海棉纺业资方代理人对酬劳金的意见，他认为这个问题是棉纺业内部矛盾之一。他说，在公私合营企业暂行条例中资方代理人的酬劳金有着明确的规定，这说明酬劳金是资方代理人应得的合法利益（当然不一定是合理的利益）。资方代理人提出酬劳金问题已经一年多了，而上海工商联的领导人物一拖再拖，似乎准备拖过三年七年，把这个合法利益变为不合法。他认为政府对这个问题的处理是有缺点的；去年说，酬劳金不必谈了，今年又说，可以由私方自己协商，真是一个哑谜。这个情况，反映了资方代理人同棉纺业同业公会的领导层之间是缺少共同语言的。 　　接着，他对千家驹的发言提出了批评。他说，从资方代理人的角度来看，千家驹的发言跟我们资方代理人的思想感情有着很大的距离。他不同意千家驹所说排队买东西会在思想上滋生一些留恋资本主义的情绪；相反，如果对排队有所不满，只是对社会主义的向往，是积极性的表现。他认为千家驹把脱胎换骨说成超凡入圣也不对，他说，我们绝大部分工商业者对于抽筋剥皮固然害怕，而对于超凡入圣也不感觉舒服，如果说工人阶级是圣人阶级，资产阶级是凡人阶级，那恐怕有许多资产阶级要放弃改造，工人阶级也有许多要背叛自己的阶级。 　　接着，他反映上海一些代理人的不满情绪：说我们代理人代理得太多了。我们代理经营管理，代理剥削工人，代理五毒，代理受教育，代理大老板过关，代理……而那些在工商界团体领导层里的人物（即代理资方的代理人）却是代而不表，表而不代。最后他要求在工商联、民建等组织中有自己的代表席位。 ## 卢燕南希望改变对“资本家”的称呼。 　　卢燕南在发言中，主要谈的是公私关系。他谈到：现在有些党团员仍以旧眼光看待私方人员，对他们不信任。有个厂，上级有事通知开会，厂长不在，让秘书去；秘书不在，让党支书去；党支书不在，让工会主席去；都不在，宁可缺席，也不让私方人员去。有的厂，党与非党人士犯了错误，教育方式也不同，一是内部教育，一是开会批评，甚至发通报。他说：我们是资本家，但是有人叫我们“资本家”、“先生”或“老板”，心里总有些不舒服，听到有人称“同志”，心里就很兴奋，他希望社会上能改变对他们的称呼，希望报馆也能笔下留情，不要左一个资本家，右一个资本家。 　　他说：拆墙、填沟，要公私双方一齐来搞。从私方人员来说要除三害，即消极性、自满情绪和自卑感。我们即是国家的公职人员，就要拿出当家作主的样子，正视自己的缺点，虚心学习，不怕碰钉子，主动争取公方领导，积极发挥“财富”作用。从党这方面来说，要加强对党团员的统战政策教育，让他们和党外人士交朋友，说知心话，公方要大胆信任私方人员，要与私方人员真诚相见；在企业里，要把民主管理委员会很快建立起来，草拟章程时，要有八办和工商联参加，以便反映多方面的意见。 　　最后，他提出：他们省工商联没有党员秘书长，工作中遇到很多困难，要求统战部给他们派个党员秘书长或党员办公室主任。 　　姚维钧发言中，主要反映工商界家属和女工商业者的情况，她认为工商界家属和女工商业者在社会主义改造中起了很大作用，他们之中不少人得到了学习机会，思想有了提高，其中有些人也逐渐得到了安排。但是还存在很多问题。如有的因为家务事多、或男工商业者不支持，不能参加学习和社会活动；有些骨干分子因社会活动太多，家务劳动没时间搞，爱人也发脾气。她建议有关方面要对男工商业者进行教育。她还反映了一些中小户工商业者家属生活困难情况，建议政府对他们给予适当照顾。她又反映了妇女在节育宣传中所遇到的困难和歧视，要求政府要多方面宣传，并按宪法规定保护妇女儿童的健康。 　　 ---- 原载1957年5月31日《人民日报》 ## 全国工商界座谈会继续举行 （第十三次座谈） ## 《人民日报》 ## 1957.05.31 　　本报讯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工商界座谈会，昨天举行第十三次座谈。会上发言的有全国工商联常委、黑龙江省工商联主委刘佩芝、北京市公私合营裕生祥铁工厂副厂长吴金萃、全国工商联办公室副主任兼宣传处处长冯和法。 　　刘佩芝说：黑龙江省合营企业内公私关系大部分是好的，也有一部分不正常，如私方人员有职无权，分工不明确，公方代表不信任私方，包办代替，偏听偏信等。党的政策是正确的，所以会发生这种不正常现象，是下边公方代表存在严重的宗派主义思想。他说：合营才一年，日子还少，缺乏经验，发生一些小问题是难免的。一年来，公方代表对推动生产起了很大作用，没有公方代表，让私方人员全面领导企业还有问题，因此公方代表不能撤。他认为工商联党员秘书长联系各方面，对贯彻国家政策，推动工商联工作作用很大，也不能撤。他认为大多数工商业者是要求进步的，但是消极一面还有，表现思想动摇，留恋定息、患得患失。他还反映了工资福利方面的一些问题，并对统战部统上不统下提了一些意见。 ## 吴金萃主张：七年定息一次付清，资本家的帽子随着摘掉 　　“不同意千家驹的意见” 　　５月７日大公报把我写的关于向工人阶级学习的一篇文章发表了。在这二十多天里，我从报上看到、在不少的座谈会上听到，有些人同意我的看法，也有些人不同意，所以我还要谈谈这个问题。我主张“向工人阶级学习，如果具体到向工人店员去学，应当是有目的、有分寸、有选择的去学，而不是盲目的、笼统的去学。应当紧紧的抓住人家的优点主动的去学，而不是啃住了缺点拒绝学习。”我的想法错了么？到今天我仍不以为然。因为我还没看到有人主张要盲目的笼统的向每个工人、店员去学，也没有人主张抓住人家的缺点去学。我说有落后思想和行为的工人店员“不是个别的”，也还没有人能讲出“是个别的”。我说中国工人店员不能不具有很大分量的资产阶级思想或农民的小资产阶级思想，也为许多人的发言加以进一步肯定。作为一个问题来研究，至今还没有人提出足够的理由来推翻我的几个主要论点。 　　千家驹先生的发言吓了我一跳，他虽声明他是以私人资格发言的，但几年来他是经常教育、领导我们的，谁都知道他是理论专家，他一发言很能影响或引导我们工商界的思想。他一扣帽子，很多人不敢鸣了。他说“又有人说要说美国资产阶级向苏联工人阶级学习完全同意，要中国资产阶级向中国工人阶级学习我想不通，这里面其实就意味着一个对工人阶级领导不服气的问题”。我曾一再强调工人阶级的高贵品质，不过分析了若干工人店员还不完全具备这种品质，并没有想把若干工人店员的落后思想推广到整个阶级上，为什么千家驹先生却硬说我们把它扯到一起了呢？更何况“不服气”的人根本不会想到向工人阶级学习的问题，只有对工人阶级领导服了气的人们，才会深入研究如何向工人阶级学习和学什么的问题。 　　千家驹先生又说“有人举出某些企业工人某些缺点，认为中国工人是不值得学习的……”请问难道不许举出这些缺点么？举出来某些工人的缺点就是不服气，那么今天我们帮助共产党整风，提出许多党员的缺点岂不成了更大的“不服气”？何况谁又说过“中国工人是不值得学习的”这样一句笼统的话？ 　　另外在千家驹先生的发言里还有几点我不同意，这里只提毕鸣岐副主委没提到的。 　　比如千家驹先生在谈到“公私关系”问题时，说“工人同志对私方确有些不大公平的地方，这一方面要加强职工教育，但工商业者如把解放前所作所为设身处地想一想，也就会心平气和一些了”。这就是说我们遇到“工人同志对私方不大公平的时候”，不要提意见了，只要想以前，不要想公平，而要安心于不公平。事实上这样谈解决得了问题么？ 　　“拿定息是拿照顾，我主张用公债票一次付给，不留什么“定息款”的痕迹 　　关于定息问题，我认为拿定息是拿赎买金，是拿照顾；是合营以前的剥削，而绝对不是现在的剥削行为；政府只是现在付款，而无所谓欠债，也没有人这么说。我主张：不要这样为付款延长时间而拖着我们当资产阶级分子了。我主张：按七年计算定息，除去已付的，一律用普通的公债票一次付给，不留什么“定息款”的痕迹，将来我们也便于处理，手续也简单（自愿的可以放弃）。 　　“公私合营改成国营，这是合情合理、切合实际、减去无穷矛盾的办法” 　　公私合营的牌子可以摘掉，改国营。现在是“合资”不是“合营”，因为人既不一定在本企业，即使在企业的，也是大的问题由上级决定，小问题由公方领导，私方只是作“公职工作”，谈不上经营，更没有为私人利润而经营的剥削实质，这叫什么公“私”合营呢？至于那些国家未投资，也未派人去的小户更是空挂合营的牌子，可以考虑根据自愿改为国营或仍维持私营，维持私营而又雇用劳动力的叫作资本家，政府按私营管理。其余是小业主。这是合情合理、切合实际、减去无穷矛盾的办法。 　　“资本家的帽子一律摘掉” 　　随着，资本家的帽子可以一律摘掉。因为１９４９到１９５５是七年，我们已经取得四分之三社会主义，１９５６到１９５７这二年进步更快（因为已经改变了生产关系，失去了物质基础），完全可以取得另外的四分之一，落得个四分之四（至于资本主义思想残余还是要改造的）。以前有不少人把企业搞垮了，今天已入工会，并且有的当了公方代表；在资本主义国家里，资本家还可以根据自愿或破产而改变阶级，我们怎么不能呢？ 　　如果不是这样，退一步，撤出公方代表也是可以分别不同情况考虑的。因为撤了公方代表还有党在领导，事实上公方代表当中有很多是一般干部、工人、转业军人，……有的并没有什么社会主义企业管理经验和办法，有的政治水平也并不高，起的作用确实不大。但我不主张不加分析地全部撤出，同时，也不要把公方代表就看成是党，把撤出公方代表和服从党的领导混淆起来。 　　如果不是这样（不改国营、不摘帽子），比照劳保条例的办法也请再加考虑，不要草率从事。我们不是得寸进尺，而是二千元以上的照顾办法实在太笼统了。执行起来会发生很多问题。二千元以上的适当照顾，四千元的照顾不照顾呢？象我是个四千元股本的资本家，每年定息二百元，除去买公债４０％，交互助金１０％，余５０％为一百元，每月合八元多。为了这八元多，资本家的帽子戴着不提（因为还有八角的……），病假工资、医药费、家属医药费就没有人管了。 　　那么我们又想不通了，对这样的资本家放弃定息不行，享受劳保不行，中国人的健康条件又是如此，究竟这定息是照顾呢？还是惩罚呢？是使我们安心呢？还是心慌呢？所以我想还是都允许摘子帽子吧！ 　　“工商界上层脱离群众” 　　这些日子以来我感到工商界上层确有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想法和作法。中下层鸣放起来意见很大，这自然是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矛盾，但我们一方面帮助共产党整风，一方面也要多听群众意见，反映出来的问题，才能既代表自己也代表群众，否则一方面给党提意见，一方面不断地给群众扣帽子，并不等于自己完全没问题。我十分赞同巩天民副主委前天谈的“目前工商界上层人物的工作、学习、思想都没有一般工商业者进步快”这句话。确实，因为中下层劳动是比上层多一点的，这就是进步快的根本原因。中下层都拥护上层，没有上层不成；上层是中下层选举出来的。但希望上层深入下层，否则反映情况不代表群众，被理论家们搞了去当资料，解决不了问题，那些新的理论、办法又不切合实际，矛盾反而增加。 　　另外，也要求研究工商界问题的理论家，和作工商界业务的同志们，深入中下层，因为自然科学家必须把实验品拿到实验室里来作研究工作，不能光靠书本。社会科学家们若是不深入实际，必然脱离实际。小说家、画家坐在屋里写作，不体验生活，弄出来的东西就是不伦不类的，我们真怕研究工商界工作的人们把我们搞得不伦不类。 　　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固然可怕，但更可怕的是理论家们的教条主义，因为教条主义是从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来的，并且在制造新的更厉害的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 ## 冯和法说：不能把别人不同的意见说是打击“鸣”“放” 　　冯和法说：工商联的宣教工作存在很大的缺点，其原因首先是党对宣教工作注意和领导不够，有些地区工商联和党委宣传部门挂不上钩，有些专业公司根本不重视工商业者的教育学习工作。其次是形势发展过快，我们自己主动的努力不足，常常以旧眼光来看新问题。再次是我们作宣教工作的干部在理论和实践方面水平不高，没有及时提高自己。 　　但是，我们不能因为存在缺点，就全盘否定几年来工商联宣教工作和工作上的成就，更不应该把教条主义的帽子到处乱扣。教条主义是必须反对的，因为它不结合实际。但是，什么是教条主义？这必须弄清楚，不能把不合自己意见的理论，或者别人对自己意见的批评，都扣上教条主义的帽子；也不能以修正主义来批评教条主义，或者在批评教条主义的口号下抹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真理。 　　这次工商业者揭露矛盾，是为了帮助党整风，而不是对工商业者整风，这是谁都不会有不同意见的。但是，大家的意见不可能是一致的，免不了会有争论，而且争论是有好处的，决不能对别人不同的意见扣上教条主义帽子，或者就认为是在打击工商业者的鸣放。例如５月２８日北京日报所载，北京工商界座谈中，吴金萃把别人批评他的意见认为是在对他加压力。阎少青认为千家驹的发言是给工商业者扣上五顶帽子，他所指的帽子是否真的是帽子还是讨论中的不同意见，姑且不谈，而阎少青给千家驹带上了“严重的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三大帽子。这样的帽子乱飞，似乎也不是争鸣的应有态度。 　　现在工商业者中似乎没有人斩钉截铁地说自己不要改造了，但是，有一些人的说法给人的印象似乎现在工商业者不要再改造了，认为说工商业者还要改造，就是不了解实际情况，就是教条主义。吴金萃在大公报上所发表的文章，谈到向工人阶级学习和私方与公方的问题，就是认为工人阶级和公方并不比工商业者进步。这种说法是值得考虑的。前几天毕鸣岐同志在这里的发言，我和别的同志有同样的印象，仿佛资本主义工商业者现在都是很进步的，现在还有不法行为的只是那些小业主、小商贩和手工业者。姑且不论小业主们是否会喊“冤枉”，我认为不加分析，说资本主义工商业者都是很进步，这样的说法是不全面的。毕同志在第三次发言中对于自己的说法作了补充，认为那天没有提到工商业者的消极一面，是不全面的。这是一种实事求是的精神。 　　工商业者目前的两面性不仅是由现在的两重身分所决定，而且主要的是由过去长期是一个剥削阶级所决定 　　有的人认为，现在还说有两面性，是对客观事实不加分析，是教条主义。这是一种臆测之词。目前工商业者的两面性表现在一方面要求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一方面还存在定息等物质因素；一方面日益增长着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力量的愿望，一方面还存在着资本主义的思想感情。千家驹同志认为工商业者目前的两重身分决定两面性，改造的方向就是两重身分变成为一种身分，即改变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两面性变成为一面，即建立工人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我认为这话还可以加以补充。工商业者的两重身分是由于定息等物质条件尚还存在所致，然而即使定息等物质条件取消，摘去了资产阶级的帽子，思想方面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还是会存在阶级矛盾的。所以，我认为，工商业者目前的两面性不仅是由于现在的两重身分所决定，而且主要的是由于过去长时期是一个剥削阶级，思想感情如不经过较长时期的自我改造，是不可能一下子改变过来的。在某种意义上说，工商业者思想感情的改造比物质关系的改变，还要艰巨些、长期些。 　　有些人忘了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是消灭剥削，消灭阶级，他们把赎买政策理解为买卖关系 　　“赎买”“定息”这些字句，是不应该从字面去理解的，赎买政策是区别于“剥夺”政策的一个用语，意思是国家采用和平改造方法来改变资本家所有制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由于工商业者接受和拥护社会主义改造，并且和工人阶级结成了同盟，所以国家在物质方面给予工商业者照顾，使工商业者逐步的改变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在思想方面同样进行一系列的帮助，如政治理论学习、参加社会主义竞赛，以企业为基地进行自我教育，以及适当的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等，以改变工商业者的思想感情。所以，根本不存在“赎买到底”等各种把赎买政策理解为“讨价还价”“等价交换”等问题。 　　但是，工商界中有一些人，以李康年为代表，认为赎买就应该赎买到底，定息期间应该延长到二十年，还有一些发行赎买存单、赎买公债的主张。这种意见反映一种什么思想呢？我认为，工商界中有一些人似乎忘记了我们现在的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目的是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消灭剥削，消灭阶级，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他们把国家对工商业者进行和平改造的赎买政策理解为一种买卖关系，把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解为英国工党的改良主义，也就是一种变相的资本主义。所以，我认为应该研究的是如何在国家的物质帮助下使工商业者更好地改造自己为工人阶级的问题，而根本不存在定息的年限长短和赎买从那年算起等问题。千家驹同志一方面很正确地说，赎买如何计算是根本不必谈的，而且越谈越糊涂，而另方面他又认为赎买应从１９４９年算起，这也是一种矛盾。我认为定息七年是从宽计算，在这样长时期中，工商业者的大部分一定能够改造成为根据按劳取酬原则，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薄一波副总理说过，只要自愿，也可自动放弃定息，七年后还有困难的，可以拖一个尾巴。这是帮助工商业者改造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充分体现了国家对工商业者的重视和帮助。如果忘记或者抛弃社会主义革命这个大前提，一切问题就很难讨论下去。 　　资本家爱国不等于爱社会主义 　　工商业者由这个阶级变到另个阶级，把这种质变用通俗的话来形容，就是“脱胎换骨”。这四个字并没有什么不好。但是，有些工商业者认为“这太可怕”，认为“我们交出了企业，还要对我们抽筋剥皮”。这可能是一种误解，实质上也就是认为不再需要进一步改造。使我不解的是，章乃器同志把“脱抬换骨”说成信仰主义、神秘主义，认为工商业者已经过了五关，现在还说要脱胎换骨，会增加工商业者无穷忧虑。这不只是对这四个字的误解，实质上也反映了一些工商业者的感情。并不是所有工商业者都同意章乃器同志的说法的，乐松生同志就认为工商业者的自我改造是一种“脱胎换骨”。 　　我国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爱国的阶级，这是不会有争论的。但是，如果说，除了个别的资本家背叛自己的阶级，能够走向社会主义外，一般的资本家爱国不等于爱社会主义，甚至不可能爱社会主义。这样说法是客观的真理还是教条主义呢？在民族、民主革命时期，资产阶级不是为了发展资本主义受到了压迫而参加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吗？在解放初期，资产阶级难道没有强烈的发展资本主义愿望，因而使限制与反限制的斗争成为我国过渡时期的国内主要矛盾？１９５６年社会主义革命高潮中，我国资本家能够敲锣打鼓接受全行业公私合营，把企业交给国家，这肯定的是一件光荣的事，对国家作出了贡献，但是，如果不是解放以来，国家通过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把私人资本主义逐步引导到国家资本主义，没有这种长时期的量变过程，那会有１９５６年全行业公私合营这样的质变呢？工商业者能够不太勉强地接受社会主义，难道不是由于国家长时期的说服教育工作和逐步改变私营企业的生产关系的缘故，而是资本家自觉地热爱社会主义因而走向社会主义吗？说资本家爱国不等于爱社会主义，这是教条主义还是客观的现实，过去的事实是不能抹杀的。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后，物质关系改变，思想关系也在改变中，资本家一般由不太勉强地接受社会主义而慢慢地对社会主义发生感情是可能的，但在目前除了个别的人外，说一般的人都已爱社会主义，那似乎为时过早了一些。今后，工商业者随着物质和思想两方面进一步改造完成，是可以爱社会主义的，但是这个时候工商业者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也就是已经脱胎换骨了。 　　此外，他还对向工人阶级学习，工商业者的职权问题等发表了意见。 　　 ---- 原载1957年6月1日《人民日报》 ## 工商界座谈会继续举行 (第十四次座谈) ## 《人民日报》 ## 1957.06.01 　　本报讯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工商界座谈会，昨天举行第十四次座谈。会上发言的有民建会上海市委员会常委姚惠泉、新疆工商联主委买买堤尼牙孜哈热、河南省工商联主委鲁定华、全国工商联常委（吉林省工商联常委）成盛三、浙江省工商联副秘书长童泉如、天津市工商联副秘书长田玉璞、武汉市工商联秘书长苏先勤、北京市工商联副秘书长吴秉钧（田玉璞、苏先勤、吴秉钧三人是联合发言）、云南省工商联副秘书长聂叙伦、上海石油机械制造公司副经理章志鸿。 ## 姚惠泉批评工厂内迁工作的缺点 　　姚惠泉不同意延长定息二十年，不同意撤出公方代表，同时，对工作中若干缺点提出批评。 　　他认为工厂内迁的缺点也不少。有的在动员的时候，说得天花乱坠，结果大部落空，弄得私方人员和职工不安心工作。有的事前没有和职工很好协商，临时强迫命令，结果迁厂后供产销和职工生活都发生了问题。他说：在国家的许多成就面前，大家对共产党是信任的，但是若干工作中的缺点如不及时纠正，就会影响党的威信，甚至使某些人怀疑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 买买堤尼牙孜哈热说：有的汉族领导干部歧视少数民族职工 　　买买堤尼牙孜哈热说：新疆自治区与全国各地一样，在１９５６年上半年取得了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决定性胜利。我们自治区的大部分工商业者对于党的和平改造的方针是欢迎的，但存在的问题也不少。 　　第一、公私共事关系，在我们自治区基本上是好的。但是某些公方代表只知道理论，不懂业务，看不起私方人员，不信任他们，以致某些私方人员怀疑将来是否会把自己排挤出去。在部分企业中，公方代表对工人和私方人员不同等看待，只照顾工人，压制私方人员的意见。安排私方人员的工作，也有一些不恰当的地方。例如长期在柜台售货的被分到理发店去了。家庭人口多的，工资不能维持生活的，也没有得到照顾。 　　第二、由于新疆是个民族地区，企业中的民族非常复杂，需要特别注意。但企业中有的汉族领导干部有大汉族主义思想，歧视少数民族职工。阿不力孜木沙巴也夫说：公方的经理和私方的经理在名义上一样，而实际上，公方经理独揽大权，包办一切；民族经理的指示，科长和一般干部不一定接受。公方代表对于提高汉族工人的技术很注意，对于少数民族工人的培养就不重视。汉族职工家属可以安排工作，而有相当学识的少数民族家属却不给安排。牧场王场长（汉族）甚至叫牧工给他小孩倒屎倒尿，他的会计（汉族）打骂过牧工。他希望统战部派人深入下层，全面了解情况，正确解决存在的矛盾。 ## 鲁定华说：公私关系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 　　鲁定华说，私方应认清公私关系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他说，合营后，资本家仍有消极的一面，有的人有一种自卑感，认为阶级不好，理论不高，工作缩手缩脚，我自己也受到过歧视，例如门警对工人出门不加检查，而经理出门却要检查，使我思想上背了包袱。有的人资产阶级思想相当严重，如洛阳有一个工商业者原来有六万多元股金，他听说两千元以下股金的户倘有生老病死，可按企业职工福利待遇处理，于是他化了若干名字，把他的股金改成了两千元以下。这就是两面性的表现。 　　他认为有职有权是搞好公私关系的重要环节。他说，合营后，工作安排照顾是无微不至，但多数是有名无实，如“齐天大圣”一样。 　　另外，他还谈到迁厂中的一些问题。他说，有些人到上海广州动员内迁时把愿许得很大，说什么建厂、原料、工资、福利、住宿、路费、人事安排、子弟上学等都不成问题，结果都不能实现。私方情绪不安，现在情况相当严重，建议政府处理。 　　他还表示不同意撤出公方代表和工商联的党员秘书长，也不同意定息二十年。他还对县级干部不重视民主党派提出了批评。 ## 成盛三说：改善公私关系需要建立一定的制度 　　成盛三说，吉林省的公私共事关系基本是好的，但也有一些问题。多数公方对私方遇事迁就，政治上帮助少，少数有宗派主义情绪、独断独行。私方人员有严重的阶级自卑感，以为自己是被改造的阶级，处处小心，在工作中一不敢领导职工，二不敢负责，三不敢批评公方。他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除了对职工加强统战政策和赎买政策的教育，对私方加强政治理论和业务知识的教育以外，还需要在企业中建立一定的制度，做到集体领导、明确分工、取长补短、互相帮助。 　　他认为公方代表在合营企业里有着重要的作用，不能撤去。 ## 童泉如建议通过整风，培养党员、干部宽宏大量的政治风度 　　童泉如说：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从经济上看，已经不是一个完整的阶级，因为对企业的使用权已完全交给了国家，所有权也成了象征性的，根本不能自行处理，合营企业基本上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企业，因此，他主张在合营企业内只提公私合作共事关系，不要去强调阶级关系（当然还有阶级关系）。这样可以消除私方人员的顾虑，进一步发挥私方人员的积极性。他建议有条件的合营企业可逐步改为国营或地方国营；在这些已改名的企业中，可以试行撤出公方代表。 　　最后，他建议党通过这次整风运动，注意培养党员和广大干部宽宏大量的政治风度。他说：不可设想，一个胸怀狭窄的人能够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他不同意民主人士座谈会上有人提出的成立一个委员会以防止打击报复的建议，他认为那是消极的办法。 ## 田玉璞等说：提两面性，损伤工商界的自尊心 　　田玉璞、苏先勤、吴秉钧三人联合发言认为千家驹、冯和法的发言没有解决群众所要知道的问题。 　　工商界听到毛主席以亲身体会说明需要继续改造时，很受感动，可是，他们对某些理论家关于两面性的说法还是有意见。首先，两面性这个名词看来很坏，好象两面性的人就是“好坏人”，好象消极的一面就是“五毒”行为；其次，某些工商业者不服气的是为什么工商业者犯个错误，就说是两面性，而知识界、工人犯了错误就不说两面性呢？第三，工商联、民建会的宣教工作，总是先摆理论，很少结合具体人具体事实事求是地分析。民建会的人讲话的时候总是以改造人自居，不是站在群众之中，而是站在群众之上。因此，群众说：你们自己还没通，就拿“通”的姿态讲话，群众怎么能接受呢。 　　解放七、八年了，工商业者随着经济地位的改变，要求周围的人对他们给以恰如其分的估计。毛主席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里说过二重性，没说两面性，二重性和两面性是否一样，如果用二重性也可以说明问题，可否把两面性这个名词改为二重性，以示阶段不同。免得一些人一听到提两面性，就想到“五毒”。 　　他们希望宣传教育不要损伤工商界的自尊心。他们说很多报纸、刊物和会议，有些人习惯用老一套的方法分析资产阶级两面性如何如何，而对知识分子的“胸襟狭窄”，农民的“自私自利”，就不作为两面性。这就有意无意损伤了工商界的自尊心。 　　他们不同意延长定息二十年的办法。 ## 聂叙伦建议不要互相指责“扣帽子” 　　聂叙伦谈三个问题。第一、关于“扣帽子”的问题。他说，这次帮助党整风，必须本着毛主席所指导的，要从团结出发，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在揭露问题，反映情况，提出意见中，不可能要求大家的看法都完全一致，虽然是“和风细雨”，但究竟还是“有风有雨”，所以，带来一些批评也是很自然的。近来在座谈会上，有的同志互相指责对方扣自己的帽子，认为这对鸣放有害，会使发言人增加顾虑。我以为这种指责是不必要的，如果帽子的尺码不合，一定戴不上，不是大就是小，勉强戴上了，别人看着也不象，根本没有什么关系！要是合尺码的话，戴上也是舒服的，比光着头伤风感冒要好得多。我建议今后座谈时，发言的人应尽可能避免对别人“扣帽子”，即使有些措词上的缺点，听的人也不应该把对自己的批评看成是“扣帽子”。这样，对鸣放和帮助党整风才有好处。 　　第二、关于两面性的问题。他不同意有人把积极性和消极性截然划分开。他说，任何一个人不可能只有积极的一面，或者是只有消极的一面，只能是各人程度不同，有多有少而已。常常是对甲事积极了，对乙事消极；今天积极了，明天消极；在同一事物中的某一部分积极，另一部分消极。这是在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发生矛盾的时候，经常出现的情况。因此在工商界中的先进、中间和落后的分子，不是绝对的先进和落后，只是程度上的区别而已，即如鸦片是毒品，但也有它好的一面，在医疗上是不可缺少的东西，所以对任何事物都不要看得绝对化。 　　第三、关于工商业者的估价问题。冯和法同志在昨天的发言中提到：“一般的资本家爱国，不等于爱社会主义，甚至不可能爱社会主义”。我认为资本家不仅可能爱社会主义，事实上已经涌现了不少热爱社会主义事业的工商业者，而且越来越多。我们对工商业者消极的一面不应该忽视，但对积极的一面也应该有正确的估计。 ## 章志鸿认为千家驹发言总的精神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有一些东西与自己的感情格格不入 　　章志鸿同意冯和法关于阶级关系的意见：思想矛盾是主要的，经济矛盾是次要的。他举了一个例子说：民建会有一个姓倪的同志（工商业者），解放前，工人称他“赤佬”（上海骂人的话）；解放后，称他老板；合营后，称他倪经理；现在叫他老倪了。这反映阶级关系的变化。 　　他认为千家驹发言总的精神是可以接受的，但是还有一些东西与自己的感情格格不入。他认为千家驹对于工商业者的有些看法还停留在“老板”阶段。他说：座谈会上反映的很多矛盾，不能说都是阶级关系，有的是党群关系，有的是由于官僚主义。他说：“合营前小国之君，合营后大国之臣，合并后亡国之民”这些话，实际上是小户的自我讽刺，不能说大部分工商业者都如此。大部分资本家并到大企业后是爱护企业的。引证个别的例子不能解决问题。他认为中央的一些理论专家对一些问题的看法还停留在前两年的阶段，看不到姓倪的那种变化。一味强调阶级关系，这就会把三大主义（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掩护起来。 　　 ---- 原载1957年6月2日《人民日报》 ## 汤蒂因和胡子婴在工商界座谈会上　谈迁往内地工厂商店的问题 (第十五次座谈) ## 《人民日报》 ## 1957.06.04 　　本报讯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工商界座谈会，昨天举行第十五次座谈。会上，中国民建会上海市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汤蒂因和上海市工商联副主任委员胡子婴分别汇报了她们最近到西北地区视察沿海工厂、商店内迁工作的问题和她们的意见。 　　汤蒂因说：她们这次到西北共视察了洛阳、西安、兰州三个地区，这三个地区内迁的工厂、商店都不少，内迁人员也很多。他们内迁后，对于壮大内地技术力量、解决技术上的关键问题，以及试制新产品、增加新品种，以及对当地人民和内迁人员解决生活方面的困难，都起了很大作用。如西安市有个油漆厂的颜料车间，因某项技术问题不能解决而停工，从上海调去了一个技术人员后，不但恢复了颜料车间的生产，还创制了不少新品种，降低了成本。再如洛阳市１９５５年上半年只有两万多种商品，沿海地区商店迁去以后，现在已经增加到五万多种。当地党、政对于内迁人员工作上的安排，生活上的照顾一般也是重视的。在工作上，做到职位不降低，有的还得到了提拔；有的私方人员还当选为市人民代表或政协委员等。在经营上当地也给予极大的照顾，把最好的地段让出来给内迁厂店，或者为内迁厂店单独造大楼，如洛阳的上海市场、广州市场，西安服务大楼等都是新建的。在生活方面，把大米尽量让给南方人吃，办南方灶，洗澡用水也尽量照顾南方人的卫生习惯。但是，内迁人员总的情绪是想家，不安心，要求回上海，个别的还有为此闹事的。 　　存在的问题不少：一、工资问题是最多最尖锐的问题，中央规定的工资地区类别同地区物价的实际情况不相符合。二、在洛阳、西安、兰州三个地区的安家费各不一致，有的地区已经取消，有的地区没有取消，工人们对此也有意见。三、回家省亲问题也需要解决。四、家属就业问题：在动员内迁时合同中写明家属可以就业；今年受国务院人事冻结的限制，家属安排就发生了困难，有的安排下来做试验工，满期了也不能转正。五、对在乡家属的劳保待遇，没有按照劳保条例四十八条规定办理。六、家属宿舍远远不够，在分配上也有些不合理。七、医生、护士的数量少、质量差，事故多。有人反映“生命没有保障”。八、关于企业的性质也有问题，如悦宾楼有四十七个职工，早就合营了，现在却以小商小贩看待，要自负盈亏。九、有些行业不能保持原有经营特点，如一个绒线店现在寄卖西服。十、在人事安排上，西安的私方人员安排为主任副主任，大都是临时性的没有正式任命。十一、不重视劳动保护，洛阳翻砂厂露天作业影响健康。十二、年老体弱慢性病的人在当地没有休养条件，要求调回上海，也没有解决。十三、内迁人员中缺乏生根落户的思想，他们希望制订合同，定期支援，期满以后，自由抉择。十四、企业亏本情况相当普遍，他们去得早、开支大，加上迁移费、装修费、停工损失，都要企业负担，因此，职工与私方的经营情绪都低落，其他生活不习惯，本地与外来的关系问题也很多。 　　接着，胡子婴发言，她分析内迁人员为什么会有不安情绪。她认为客观原因有九：一，生活不习惯，沿海生活条件和内地生活条件不同，例如南方人喜欢洗澡，而当地人就看不惯。其他如交通、清洁卫生以及饮食等也都没有沿海城市方便。二，自然条件不同，风沙多、气候冷、干燥，气压也较高。三，语言不同，当地人听广东、上海等地人说话很困难，也容易产生隔阂。四，宣传工作有严重的片面性。五，洛阳、西安、兰州原来基础太差，建设发展的太快，许多福利设施都没有跟上去。六，基建计划推迟，或者有些基建计划紧缩，和原来既定的迁厂迁店计划不衔接。这样迁去的商店和服务性行业就多出来了。七，中央直属厂和地方厂任务有矛盾，有些任务，中央直属厂担负了，地方厂吃不饱。八，中央直属厂和地方厂的工资待遇有差别。九，中央的工资地区分类不尽切合当地实际情况。这些都是造成内迁人员不安心的客观原因。 　　除了客观原因以外，她认为也有很多主观原因。她说：首先是迁厂迁店的盲目性，没有很好地研究当地的情况，在提出迁厂迁店要求时，好象皇帝选妃子一般，点着那一家就是那一家。例如迁到洛阳去的都是上海南京路上第一流的名牌店，这样并不是太合适的。迁到兰州去的丽华墨水厂实际上除了水是当地的以外，什么原料仍都从上海运过去，结果成本反比从上海运去的墨水价钱高。第二，动员时乱许愿，有严重的片面性，说什么住洋房、牛奶当开水喝等，而实际情况不是那样。第三，干部不能和工人同甘共苦，吃饭住房子样样都分等级，以致造成很深的鸿沟。第四，作风生硬，民主风度不够，凡是给领导提意见就认为是落后。甚至提合理化建议，也看成是捣蛋。兰州丽华墨水厂一位会计因为提合理化建议竟调到别的单位去。从上海迁到兰州去的王荣康西服店的私方人员王嘉明的兄弟因为提意见，被调到百货商店当办事员。兰州财贸部田广仁部长对信大祥的职工报告时说：“你（指私方人员）要民主、我要专政。你要自由、我要纪律”。甚至在大会上骂王荣康的牌子不值二角钱。这位田广仁部长去买皮包竟打掉一个私方人员的牙齿，结果告到派出所给了六块钱的药费糊糊涂涂了事。第五，是非不明，政策界限不清，例如洛阳有的机关人员买布不给布票，问题闹到专业公司，专业公司经理根本不支持，反把责任推到私方人员身上。第六，法纪不严，兰州大中华菜馆勤杂工打私方人员，信大祥职工打私方人员，向专业公司、民建、工商联反映，但一直得不到解决。第七，市场管理不严，随便哄抬物价，甚至一条街，同样的东西价钱却有几种。第八，社会治安工作搞的不好，在兰州、西安、洛阳都常常发生偷、抢、诈骗等现象。第九，思想教育差。在上述三个地区都存在着闹不团结的现象。有些转业军人以功臣自居，转业几年仍不学习业务，认为过去有功，现在应该享福了。她建议有关部门加强对他们的教育。第十，很多单位党、政、工会三位一体，什么事都由一个人作主，不能发挥组织作用，当地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工商联、妇联、民建等都没起到应有的作用。 　　她向中央提了有关工资等问题的几点建议。 　　最后，她希望大家能实事求是的提意见。她说，最近几天她感觉凡是讲理论都变成了教条，凡是批评都变成了帽子。最好不要夸张，这样对自己没好处。 　　上海永新雨衣染织厂副经理潘仰尧作了书面发言。他认为李康年关于定息二十年的建议，是个极大胆、极虚心、极有价值的建议，他同意这个建议。但在具体实施方面有些不同意见，他说，赎买到“底”的“底”字应该是指党和政府帮助我们改造到底的“底”；赎买时间应该从１９４９年算起；私方接受了赎买存单，并不是就摘下帽子，而应该继续加强学习，认真改造自己。 　　 ---- 原载1957年6月5日《人民日报》 ## 全国工商界座谈会继续举行 (第十六次座谈) ## 《人民日报》 ## 1957.06.05 　　本报讯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工商界座谈会，于昨日继续举行。会上发言的有民建中央委员、人民大学教授吴大琨、上海公私合营萃众织造厂经理李康年、民建天津市委员会副主任、天津市工商联秘书长王光英。还有上海市工商联副主任刘靖基、广东省工商联主任委员、中国民建会广东省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邓文钊作了书面发言。 ## 吴大琨说：有些人是在反对教条主义的旗帜下反对马列主义 　　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吴大琨说： 　　我以一个在大学里从事理论教育同时也在中国民主建国会担任一部分宣教工作者的身份来谈谈有关教条主义的问题。我们反对教条主义，但是并不是说一切的理论都是教条，所有的理论家都是教条主义者。我们只是反对那些脱离实际的理论与理论家。解放几年来，在我们国家的理论教学工作中确实存在着严重的教条主义的倾向（在工商界的学习中也存在着教条主义的倾向）。 　　理论教育工作中教条主义严重 　　这种教条主义倾向表现在一系列的教学环节上，即教学的内容、教学的方式，以及审查教学成绩的方法上。这就大大地削弱了马列主义的教育作用，减低了学习的效果。现在我把这三个环节都简单地来说一下。 　　一、在教学内容上：主要表现在教学课程不结合实际，甚至不符合实际。例如现在教的政治经济学，用的是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其中所说的都是外国情况，例子也是外国的，而对中国经济情况和中国社会的经济特点就根本没有谈到，因此不能解决实际问题。这种从外国搬来的教科书，实际上是不适用的。再如，我们现在谈资本主义社会的情况如只根据“资本论”中所说的情况来解释，就不符合实际，因为在马克思的时代，资本主义还没有发展到垄断阶段。列宁是赶上了垄断时代，但从列宁死后到现在，资本主义又已有了很大变化，如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情况就有许多变化，今天我们讲课如不结合现代情况来谈，而只是以“资本论”上的例子来解释，就是不符合实际，是教条主义的。讲哲学、联共党史也有同样的教条主义情况存在。所以我建议中宣部要对中国的理论教学内容加以革新。 　　二、在教学方式上：目前学校内讲课多数都是采取死背讲稿的方式，限制和妨碍了教师的发挥。我认为理论教育的目的是应该如何帮助大家以马列主义的观点、立场、方法去看问题，而不是要大家去背书。现在无论在大学内或是工商界的业余学校内，教学方式都是背书。讲过来讲过去老是那几句话，听的人也感到乏味。同时许多讲稿都是经过教研室研究通过的，有的课，本人也感到内容不好，但仍不肯发挥；有些教研室片面强调组织性、纪律性，认为教员能将讲稿背得一字不差就是组织性强、纪律性强。我则认为应给教课的人有发挥的余地才好。大家对这种背书式叫“低头照本宣科”，要是有人多举例发挥就叫“抬头信口开河”。低头也错，抬头也错，许多人宁可做“照本宣科”的人，不愿作“信口开河”的人。因为课程经教研室研究过，至少不会犯原则性的错误。可是信口开河就会闯大祸。 　　还有人对教学的严肃性理解不正确，认为一定要板起面孔说教或正襟危坐听讲才算是严肃性，否则就是没有严肃性。我认为严肃性是指原则性强、理论性强。我看，毛主席和中央一些领导同志在讲话时，也是谈笑风生的，但不能说不严肃。 　　三、考核教学成绩、平时辅导等方法方面，由于在教学内容上是背书，在考试、辅导时也是背书。在小组讨论时虽然也强调要学生独立思考，结果也只是“笔记搬家”。现在考试是采用抽签口试办法，要考一百多个学生，教师们感到疲于奔命，有的还要先做好标准答案，回答时第一点与第二点顺序先后也不能错。 　　采取这样的考核教学方法，显然是不可能不有教条主义的。对这些理论教育工作中的教条主义倾向，我希望中宣部能彻底地检查一下。在这次大“放”大“鸣”中，中宣部还没有邀请有关人士来检查党的宣传教育工作中的缺点与错误，我认为这是不对的。其次，党过去对民主党派宣教工作的帮助也很不够。例如党中央召开宣教会议时，就没有和各民主党派联系，邀请民主党派的宣教工作者去参加（至少中国民主建国会没有被邀请去参加）。这也是一个缺点。 　　在宣教工作中，确实存在教条主义。教条主义应该反对，但是现在也有些人在反对教条主义的旗帜下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如章乃器同志最近所发表的一些言论与文章就是这样。我分析了一下，认为章乃器同志文章中有六个问题都是涉及原则性的问题： 　　章乃器曲解了斯大林的话 　　一、“在从墙和沟的思想基础说起”这篇文章——章乃器同志讲党员所以有“特权思想”，是以斯大林说了：“共产党员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一句话为思想基础的。这是一个曲解。因为斯大林说这句话的目的，根本就不是要党员有“特殊”思想。我们对死的人也要公平。乃器同志所看到的在联共党史中引用的只是斯大林演说的一部分，是不完全的，据列宁文选（两卷集）第一卷第二十五页，“追悼列宁”这篇演说中，斯大林是以非常沉痛的心情说道：“同志们！我们共产党员是具有特种性格的人。我们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伟大无产阶级战略家底军队，列宁同志底军队，就是由我们这些人组成的。在这个军队里做一员战士，是再光荣不过的了。以列宁同志为创始人和领导者的这个党底党员称号，是再高尚不过的了（下面的话，就是党史上所没有的）。并不是任何人都能做这个党底党员的。并不是任何人都经得住身为本党党员所必经的种种患难与风波的。工人阶级的子弟，在贫困与斗争中养成的子弟，受过千辛万苦和作过英勇努力的人，就是首先应当成为本党党员的人。正因为如此，所以列宁主义者底党，共产主义者底党，同时也就称呼为工人阶级底党。”“列宁同志与我们永别时嘱咐我们说：要珍重党员这个伟大称号，并保持这个伟大称号底纯洁性。列宁同志！我们谨向你宣誓：你的这一个遗嘱，我们一定会光荣地实现！……”试问在这样一个伟大的誓言中有没有叫党员脱离群众的意思呢？是没有的。说共产党员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只是表明党员要经得起考验，经得起风波，坚决奋斗，才能成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党员和普通工人是有区别的，反对这一点实质上就是反对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 　　二、他反对在企业中分“公方”与“私方”、党与非党的提法。他反对４月２２日“人民日报”上的社论“工商业者要继续改造，积极工作”。认为社论里所说必须服从公方领导的提法是片面的，他实际上就是反对党的领导。我们虽然主张私方应当“有职、有权”，但这与服从“公方领导”是不冲突的。他认为目前阻碍私方发挥积极性的只是“三害”，我认为也是片面的。 　　章乃器总是把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混淆起来 　　三、他反对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有区别。章乃器同志总是把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混淆起来。他虽然承认两个阶级有本质的区别，承认资产阶级是剥削阶级。但他把工人阶级却看成只是不剥削的阶级，反剥削的阶级，根本不提工人阶级是“被剥削的阶级”，这样就使剥削阶级的剥削对象不知那里去了。他虽然说阶级间有本质区别，但又认为工人阶级分子与资产阶级分子间没有本质区别。这就是说工人和资本家都一样。去年民建二中全会时章乃器同志一开头提出资产阶级没有两面性，引起大家的反对，经过讨论，他后来虽然也承认资产阶级有两面性了，但又认为工人阶级也有两面性。当然，在宣传工作上应对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作具体的分析和说明，不应把一切坏事情都说成是“两面性”。而且我们今天说资产阶级有两面性也是说的中国资产阶级的阶级特性，并不是坏的意思。所以并非承认了有两面性就要低人一等。我们也没有说“两面性”就是“五毒”。胡子昂同志是工商业者，但他在访问苏联时却能与赫鲁晓夫并坐，受到很大的光荣。这就说明中国的资产阶级因为有了两面性，所以才有条件能与赫鲁晓夫同志坐在一起。这个“两面性”是光荣的。至于工人阶级虽然也有缺点，但不是“两面性”的问题，因为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的制度内是被剥削的阶级；他们是不会留恋资本主义的。一定要说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一样具有两面性是错误的，在理论上是决说不通的。 　　说“定息不是剥削”是不通的 　　四、“定息不是剥削”的问题。章乃器同志认为定息是“不劳而获”的收入，不是“剥削”。这也是不通的。因为有了不劳而获的人，就一定有“劳而不获”的人，这是相对的。至少有人是要多劳少获的。这两种人之间的关系不是剥削又是什么？章乃器同志说剥削一定要有痛苦，好象必须象奴隶制社会拿皮鞭打才算剥削。可是资本主义的剥削方法是很巧妙的、隐蔽的。譬如美国的资本家就收买很多的工人贵族，美国工人也的确有人有汽车，难道我们可以说美国没有剥削吗？当然目前也有定息只有十几元钱的人，与定息多的有区别。但不能因此就把定息的剥削实质掩盖起来。有的人说“抚恤金、养老金也是不劳而获”，我看是不同的。抚恤金、养老金是从工人过去工作的基础上得来的，不是来自剥削。没有听说过有一个人死了，因为他过去剥削有功，所以才对他抚恤一番。 　　工人阶级掌握了政权，才有条件反官僚主义 　　五、章乃器同志还将资本主义与官僚主义对立起来看，认为官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可怕。这就无形中承认了好象资本主义社会中是没有“官僚主义”的。其实，官僚主义的来源是过去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工人阶级掌握了政权，所以才有条件反官僚主义，工人阶级本质上并没有官僚主义。章乃器同志只看到资本主义好的一面，没有看到资本主义坏的一面。资本主义是官僚主义的老巢，如英国、美国政府都有官僚主义，他们就不可能象我们这样地彻底反对官僚主义。今天由于人民内部的矛盾，是领导与被领导者之间的矛盾，所以我们才把反对官僚主义提到了首要地位。这也就是反对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所遗留下来的恶习。所以我们还不能把官僚主义与资本主义来相提并论。 　　六、章乃器同志反对资产阶级分子的改造是“脱胎换骨”的改造。章乃器同志一系列的思想，实际上就是告诉工商界要放松自我改造，因为他反对“脱胎换骨”的改造，也就是反对本质的改造，只要形式上的改变。这对非无产阶级出身的人的改造来说，就会让他们停留于形式上，不会认识到改造的艰巨性和复杂性。章乃器同志说在“过五关”之后还要有“脱胎换骨”“抽筋剥皮”的最后一关，这是一种对工商界朋友们的故意恫吓。事实上没有人说还有什么“抽筋剥皮”的一关。 　　不能按照我们自己的阶级面貌来改造党，要求党倒退 　　以上六条都涉及原则问题，是用反教条主义的旗帜来反马列主义原则。反教条主义这个口号是对的，但不能反错内容。我们帮助党整风，要看看站在什么立场上，怎样帮助党整风。我认为我们应该按照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标准来帮助党整风，决不能按照我们自己阶级出身的面貌来改造党，要求党倒退。 ## 王光英说：我们是能辨善恶的,没有注意工商界原有的宝贵经验 　　王光英首先对工作中接触到的问题提出意见，他感到全行业合营后，各专业系统对企业改造抓得多，对人的改造抓得不够。统战部和八办对公私关系、生活照顾考虑多，而对生产考虑不够，对工商界原有的宝贵的经验也没有注意吸收。 　　他认为，发挥私方的作用是个很大问题。天津国药业八百从业人员中，有很多人具有极其丰富经验，他们能辨别药的好坏，了解市场情况，掌握货源，泡制技术也熟练，在增产节约中他们可以提出很多主意，但是，有些企业对私方提出的意见，有时不加可否，有时又很轻率的否定。俗话说：“不用人，不知人”，不知道这个人，也就用不好这个人。他建议合营企业应该建立必要的制度，人员要有明确分工，要把人员安排在最妥善的地方。 　　不赞成在名词上兜圈子，企图否定阶级本质的改造 　　接着他对这次座谈会上讨论的几个问题发表了意见。他说，民族资产阶级正在向劳动者分化中，不能说“民族资产阶级和工人除了定息以外，就没有区别了”。民族资产阶级在公私合营以后，思想是起了变化的，但立场、观点、方法的改变还是长期的、艰巨的。我们能够随时不忘掉要有阶级本质的变化，就是说“脱胎换骨”也没有什么坏处。我不赞成逃避现实，也不赞成在名词上兜圈子，企图否定阶级本质的改造。解放后，党和政府采取恰当处理内部矛盾的办法和工商界的努力，民族资产阶级积极一面大大提高，消极一面不断缩小，这反映了阶级特性在变化。但有人就因此强调民族资产阶级可以自发地长入社会主义，有人强调内因，看不到外因，这是不切合实际的。我们在解放前反对三大敌人，同时也有发展资本主义的愿望，解放后经过党的长期教育，要求走社会主义积极性才逐渐增长起来，不能否认工人阶级对我们的教育才促成我们的变化，我们应该“饮水思源”，把好事都说到自己头上来是不公平的。 　　不能打着反教条主义的招牌，挂羊头卖狗肉 　　定息明明是剥削收入：有人硬说是不劳而获。这句话不管说得怎样好听，里边是夹了东西，就是卖官盐里头夹私盐。不能打着反教条主义的招牌，挂羊头卖狗肉。我们工商界不愿意自欺欺人。有个青年工商业者说拿到定息或高薪手心都出汗，内心有很多斗争。何必逃避这些对自己有好处的斗争呢？有人说定息不是剥削，这个提法，代表不了我们工商界。 　　他说对工商界估计要实事求是，高估了，对我们接受改造不利。容易助长工商界自满情绪，容易翘起尾巴来要和公方平起平坐，这不但不能改变职工对我们的观感，还可能印象更坏，对工作，对生产都不利。估计低了，会丧失改造信心。 　　对笑里藏刀的话，要加以分析，不要上当 　　说官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危险的敌人，我也不同意这种说法，资本主义就是官僚主义的大本营，没法和社会主义比，如果说资本主义国家效率高毋宁说是剥削艺术高。全行业合营的时候，有个口号是“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怎么到现在还有歌颂资本主义的呢？我们要辨明是非，农民说土改好得很，地主说糟得很；刘自然的死，美国拍手称快，人民咬牙切齿。我们看得很清楚，有鲜明的是非界线。假扮一种超组织的姿态实际上站在资本主义立场原封不动地兜揽市场，我们是能辨善恶的，我们要求进步，要求尽早的变成工人阶级，这是全国人民欢迎的，但是，要冷静地思考问题，对于笑里藏刀的话要加以分析，不要上当。现在天津有一种说法，“马克思主义是在德国资本主义发展情况下想出来的。在中国‘对不上号’，不如用孙中山先生的大贫小贫的办法来说比较合适。”这分明是两条路线的争论。在反教条主义的同时，一定要反掉修正主义、机会主义。 ## 刘靖基说：公方代表制度应继续存在 　　刘靖基对公私共事关系和公方代表制问题发表书面意见，他认为合营企业中当前主要矛盾是公方代表对私方人员不够责任、对他们存有阶级成见，存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情绪，因此，在工作中就有“真主意、假商量”（事已决定，形式上商量一下），“真主意、不商量”（人事调动一般是不商量的），“真主意，硬商量”（事已照做，不同意也不行）等情况。他建议在整风中对这些现象加以检查，并且对于公私关系的经验，加以总结。 　　他根本不同意撤销公方代表。他说，公方代表在合营企业中领导企业改造和私方人员改造，有很大的作用和成绩，在社会主义改造没有最后完成以前，公方代表制度应当继续存在，否则，就会引起各方面的不良影响。他主张在具备一定条件的企业内，如：私方人员经过了培养和锻炼，有党委组织的领导，同时又成立了民主管理委员会，因为公方代表需要调到别一个岗位上去，而国家一时又派不出公方代表，在这种情况下，可以由具备条件的私方人员担当起国家分配给他们的任务，直接对国家负责，这样，将更有利于摆脱依赖思想，发挥主动负责的精神，为祖国建设服务。 ## 邓文钊说：在职衔之上不应冠以“私方”“公方” 　　邓文钊书面发言，认为在当前合营企业里，共事关系是主要的，阶级关系是次要的，应该强调共事关系，正经理就是正经理，副经理就是副经理；正厂长就是正厂长，副厂长就是副厂长，不应当冠上“公方”“私方”名义，筑起墙来。他认为只有搞好共事关系，给资本家以安心工作和贡献才能的环境，才能共同搞好企业，才能使资产阶级分子在安心生产实践中改造自己，缩短与工人阶级的距离，逐步消灭阶级矛盾。 　　 ---- 原载1957年6月6日《人民日报》 ## 全国工商界座谈会继续举行（第十七次座谈） ## 《人民日报》 ## 1957.06.06 　　本报讯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工商界座谈会，昨天举行第十七次座谈。会上发言的有中国民建会副主任委员（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胡子昂、中国民建会中央委员（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陈经畬、山东省工商联主任委员（山东省副省长）苗海南、上海申新一厂工程师金德霖、上海恒丰棉纺织厂副厂长聂光琦（金德霖和聂光琦二人联合发言）、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陕西省工商联主任委员）韩望尘、全国工商联常务委员（江苏省工商联主任委员）钱孙卿。 ## 陈经畬说：购买政策不是买卖关系;要搞好公私关系，就要以诚相见 　　陈经畬首先谈公私关系问题。他说在会内会外反映公私关系不正常的人很多，但是若认为现在是非常严重，或者是认为比合营初期更有问题，那是不现实的。目前的基本情况是公私关系在进一步转好的过程中，但仍存在一些问题。从武汉市来说，老合营比新合营好，大企业比小企业好，以前劳资关系正常的又比不正常的好。在全省来说，市里比县里好，县里又比集镇里好。公私关系的好坏，与统战政策贯彻的深浅有不可分离的关系，也与私方人员社会主义的觉悟程度密切地联系着。我认为搞得好的归结到一个字即“诚”字，相处以诚，一切为了社会主义。搞得不好的是两个字“歧视”。彼此歧视，只看见彼此的缺点，彼此的优点、应该值得学习的地方，则一笔抹杀。这样，就是兄弟也要互阋于墙，何况是两个在历史上对立的阶级。 　　在湖北省座谈会上有人说：公私关系是婆媳关系，不是母女关系。我认为，已过了门几年的媳妇，还是不给予应有信任，使他们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反而责备他们说：你为什么要消极，没有主人翁思想。这是有些工商业者思想上不易想得通的。 　　全行业合营了，工商业者都想诚诚恳恳，高高兴兴地把工作做得更好。因为私方人员把企业交出来以后，只有跟着共产党走，在公方领导下把企业搞好，才是唯一的出路。这种工商业者的主要心情，希望公方代表和社会一般人士能够理解。工商界中，消极躺倒或违法乱纪的分子是有的。但毕竟是少数，以这些个别事例代替一般加以渲染，只有引起思想混乱，没有说服力的。 　　他说，有许多中小户的生活存在困难。政府过去确有很多照顾，但有许多办法在下面没有很好贯彻。另外，有些问题在中央过去所制定的办法中没有包括进去。他提出了一些具体意见，希望中央考虑解决。 　　希望加强市、县的统战工作 　　他说，湖北省所属市、县有的负责统战工作的同志深居简出，不深入下层。有的事情，民建和市县的工商联及工商界向当地统战部反映很多，得到解决和答复的太少；得到了答复或是提出了处理办法的，到了下面也很难执行。现在还有应当安排尚未安排的人，和安排得不适当的人，还没有得到解决。湖北省有七十一个县，有统战部的约有三十几个县，希望把统战面扩大些，多设些县统战部。 　　如果以买卖关系来看购买政策，那就不是社会主义革命，而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收归国有，分期付款的办法 　　他说，所谓购买问题，首先要明确资本家的生产资料原来即是剥削工人的劳动成果，资本家把生产资料交与工人，只是物归原主，根本就说不到代价问题。 　　资本家的生产资料转为工人阶级所有，也就是变革资本主义制度，这不是一个普通的买卖行为，乃是一个革命。在我国，工人从资本家手里取回生产资料，不是用剥夺，而是用和平改造的方法。工人阶级在政治、经济等方面曾付出了一定的代价，因此说他们是对资本主义的一种购买。如果以等价或不等价的买卖关系来看购买政策，那就不是社会主义革命了，而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收归国有，分期付款的办法。 　　至于定息二十年的问题，就我们湖北省和武汉方面的情况来说，绝大多数人都不同意。而且中小户对陪着大户领定息七年，不能把帽子早日摘掉意见很多。因此我个人在这里提个建议，凡是自觉自愿放弃定息的，不拘大、中、小户或数目多寡，是否可以请政府考虑予以接受，但是不登报不搞高潮。 　　至于李康年同志建议中，为免除领息人的种种困难，将领息方法简化一些手续，我是同意的，请政府考虑。但是，简化手续不是变更定息的性质。 　　公方代表制度是好的 　　他谈到公私合营企业中公方代表问题的时候说，公私合营企业国家派公方代表的制度，这是好的，就生产来说是有利的，而且是应该的。至于有的公方代表不信任私方，或是能力薄弱，作风不好，甚至造成企业的损失，国家可以随时撤换（武汉已有先例）。因此我认为公方代表作风不好和对私方不信任，只是公方代表的个人问题，不能因个人问题而对国家的制度加以变更，这是不恰当的。 　　只有向工人阶级学习才能改造得好 　　最后他说，现在有若干人提出来要不要向工人阶级学习。这些同志是把部分工人中的不健康作风或者个别落后工人的行为，认为是整个工人阶级的问题。我认为这是不对的，也是不公平的。向工人阶级学习，是学习工人阶级的优秀品质、劳动热情、组织性、纪律性、大公无私的精神。并不是要我们去向部分工人的不健康作风，个别落后工人的不良行为学习。部分工人或个别工人的不良行为不能说成是整个工人阶级的问题。今天我们中国人民能够在世界上站立起来，我们的国家空前的强盛，建设事业突飞猛进，难道不是工人阶级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而得来的吗？我们不向工人阶级学习，又向谁学习呢？我已经七十八岁了，经历了满清皇朝，袁世凯北洋政府，蒋介石的统治，深切体会到今天向共产党和工人阶级学习是完完全全正确的。而且在思想上对工人阶级和共产党领导的思想要更加坚定的树立起来。这样，我们工商业者才能够改造的更好，早日将自己也改造成为工人阶级中的一个。 ## 苗海南说：活到老，改造到老 　　苗海南在发言中谈到了工商联代表工商业者的合法利益问题。他认为，在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工商联、民建组织在党的领导下，贯彻了党的和平改造政策，使工商业者进入社会主义改造高潮，这是代表了工商业者最大的合法利益。工商联组织今后还要代表工商业者的另一个最大的合法利益，就是把合营企业转变成社会主义企业，把工商业者改造成工人阶级。但是，他也认为，在改造高潮以后，工商联对于工商业者的某些具体利益是代表不够的，今后必须加以改变。 　　接着，他谈到工商联如何代表工商界的合法利益问题。他认为代表合法利益最困难的是是非问题。哪些合法，哪些非法，弄不清。资产阶级有自卑感，工人阶级有自尊感，在这种情况下，往往阶级的感情掩盖了是非问题。 　　他说：说资本家不留恋过去，是不完全符合实际情况的。我个人就有过留恋过去的思想，例如，我认为共产党好，企业合营的时候，也是我自己愿意的，但是一碰到一些小刺激，就会想到过去的事情。有一个时候我很苦恼，一想到了社会主义社会自己究竟算什么，就觉得前途没有路了。我曾经攒了三十片安眠药，准备将来没有路的时候吃上就完了。为此，我患了好几年的糖尿病，中西医都没有治好，是毛主席掌握自己命运那一句话给治好了。解放以来，我有三大兴奋，第一兴奋是毛主席在１９５５年的讲话，第二个兴奋是合营高潮；第三个兴奋是今天党的整风，让我们有什么就说什么。 　　最后，他对座谈会反映的几个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个别公方代表不好的可以个别撤换，不能否定这个制度。为了搞好公私关系，他建议在企业中创造条件成立管理委员会，公私双方在管委会领导下按职务办事，在工作中不强调领导与被领导关系，也不强调公私关系。 　　他不同意李康年定息二十年的说法。他肯定说定息还是剥削。果真定息二十年，势必造成大中小工商户的不团结，同时，放松了对自己的思想改造，家庭子女也不会和睦。 　　关于两面性问题，他说，现在很少人不承认两面性，如果有人不承认消极一面，实质上就是严重的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他认为资产阶级的消极性究竟占到百分之几，在宣传工作上要特别注意。他说，有人听到“脱胎换骨”，就联想到“抽筋剥皮”，也有人比喻为“超凡入圣”，我认为这几种说法都对。请问：“脱”资本主义之“胎”，“换”社会主义之“骨”有什么不好呢？“抽”资本主义之“筋”、“剥”资本主义之“皮”有什么不好呢？“超”资本主义之“凡”，入社会主义之“圣”又有什么不好呢？有人问我思想改造到什么时候完结，我用了唐诗上两句回答：“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我认为活到老、改造到老。 ## 聂光琦说：工商联和同业公会为大资本家所独占 　　聂光琦说：上海市工商联以同业公会为会员单位，同业公会以企业为单位，而资本家是以企业代表身份参加同业公会，因此两个机构为大资本家所独占。即使有少数资方代理人，但有的人为了要靠拢资本家，往往不能真正代表资方代理人的意见。如上海市工商联副秘书长韩志明在大会上说：“资方代理金酬劳问题，中央要我们私私之间协商是行不通的，要求政府不要开空头支票。这种说法，我们要不能同意的，既未与大家商量，怎能知道行不通呢？事实证明，在棉纺织业的鸣与放的动员大会上，荣丰棉纺厂（也就是韩志明有关的企业）的大股东荣章初就大声疾呼地说：“我从来就未曾听见过政府要我们私私之间协商的话，现在既然知道了，我就向大会保证，我愿意付给代理人酬劳金，因为我认为酬劳金是合理的，而且必要的”。工商联负责同志在传达会议精神的时候对这个问题只字未题。是不是想一手掩尽天下人的耳目。 　　由资方付给代理人以酬金是完全合理的 　　他认为付给代理人酬劳金是一个传统的制度。棉纺业资方过去将企业的经营管理完全委托给代理人，解放初期当劳资双方之间的矛盾非常尖锐的时候，和“五反”运动的时候，都是资方代理人替他们挡头阵的，现在资方代理人却因为他们的企业既已合营，代理人就不起作用了，因而置之不理，这样抹煞代理人的功绩是不公平的。他认为由资方付给代理人以酬劳金是完全合理的，而且和定息结合起来，绝不愿意让这笔钱由国家负担。 　　企业经营管理缺点很多 　　（他认为企业经营管理方面某些制度和管理方法成了形式主义。上海棉纺织公司有三位经理，六位副经理，他们不下厂，有事用电话联系。变成了“电话经理”。办公室主任也不下厂，技术人员就是下厂也不到车间，他们只要“经验”要数目字。棉纺公司也是专靠开专业会议来领导生产。指标象气球一样提得越高越好。纺管局盲目将织布用纱改细，结果不耐用，大家很有意见。开展增产节约，好多数字都是重复、虚报的，对具体工作的领导也是踢皮球，公文旅行，人事机构臃肿。这样下去，会使企业受损失。） 　　（韩望尘说：既要延长定息，又要提早摘资产阶级帽子，的确难以自解） 　　韩望尘首先对“赎买二十年”和合营企业要不要公方代表两个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赎买政策”符合工人阶级的长远利益，也符合全国人民（包括愿意接受改造的资产阶级分子）的长远利益。赎买政策的具体表现为定息，它是国家使资产阶级分子由剥削者过渡到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桥梁。因此，绝不能把它当作资本家与国家“进行交易”的“条件”。工商业者如果对待这个问题抱着“讨价还价”的态度，是不恰当的。 　　至于定息七年只能赎买３５％，只有定为二十年，才算“赎买到底”的说法，我也不同意。应该怎样理解“赎买到底”呢？我认为企业公私合营后，资本家把生产资料交给国家，而国家把资方人员全部包下来，安排工作，甚至保留高薪；二千元以下的小业主，还按照劳保条例享受福利待遇和病假工资等，都应当当作“赎买政策”的扩大或延伸。定息和安排照顾的形式与内容虽不一样，但作用与目的都是为剥削者转变为劳动者创造条件。直到私方人员作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条件已经具备了，我以为就是“赎买到底”了。 　　倘若说，把定息延长到二十年、把“定息”改成“赎买存单”就算把资产阶级的改造基本完成了。我看这是“揠苗助长”，结果会“欲速不达”。既要延长领取定息的时间，又要提早摘掉资产阶级帽子，的确是难以自解的。而且这样做，不仅不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也不符合广大工商业者的前进愿望；不是积极破资本主义，而是立资本主义；不是鼓励前进，而是拉后腿；不是争取缩短与工人阶级的距离，而是加深与工人阶级的距离。这对我们工商业者的自我改造，是没有好处的。我们陕西的工商业者，不论大、中、小户，都不同意这种说法。 　　不能因为公方代表有缺点，就否认公方代表制度 　　他说：把合营企业的公方代表撤出去，发挥私方人员的生产经营积极性，十分必要，私方的潜力还挖掘得不够。但是不是说只有不要公方代表，私方人员才能发挥积极性呢？应该好好考虑一下。 　　诚然，在合营企业里，有的公方代表，只注意生产任务，营业指标（当然这是对的），对私方人员的改造不够重视；有的公方代表不熟悉业务，对生产经营是外行；有的民主作风不够，对私方的意见不重视，建议不采纳，甚至有时把人民内部的矛盾错误地当成敌我矛盾去处理，造成很不好的后果。这些缺点，都是不容讳言的，但是，公私共事关系很好的，或者由不好变好的也为数不少。公方对私方的关心帮助，特别是在政治思想上的帮助，使私方大受感动的，也不是个别的。可见，说一切都好，则不近实际。同样，说一切都不好，也不是事实。 　　有人说，公方代表光有政治资本，没有技术经验，搞不好生产。我看不能机械的对待问题。比方说，不懂技术，可以学，学就会成内行。再说“政治资本”在企业里并不是没有用处，相反地它是大有用处的，因为私方人员的思想改造缺少了政治教育是不可想象的。公方代表本身有缺点，这是人的问题，不能因此否定这个制度。 　　有人说，把生产管理权交给私方人员执行一年，试试看行不行！我认为“比一比”，“试试看”的提法，可能会被有些私方人员误解为可以不要政治领导，而搞资本主义竞争的那一套。 　　根据以上情况，他不同意撤出公方代表。但是，他认为政府应该注意合营企业公方代表的质量——政治修养、社会经验和工作能力，因为公方代表肩负着企业改造与人的改造的双重任务，必须慎重选择。合营企业里的党组织的书记，最好不要兼任厂长或经理。否则会失去或削弱党的监督作用，而且会使私方人员感到“党政大权，一人独揽”，群众有意见没地方去讲。另外，管人事工作的人，特别是人事工作的负责人，一定要政治性强和懂得人情，有社会经验的人。 　　中小户生产经营上有问题，需要解决 　　接着他又谈到目前一般中小工商业户生产经营上存在的一些问题。他说：有些专业公司、供销合作社对归口的工商业户，在货源分配上照顾不够，常常把畅销货留给自己的零售门市部销售；对一些冷背残次货，则又硬性搭配给合营企业、手工业合作社和小商贩，造成他们在经营上的困难，影响了他们的收入。一般中小户对这个分配方式很有意见。还有，他们想到外地采购国营企业和合作社缺乏的货物时，不但得不到支持，有时还遭到多方留难或打击。他说：一般中小户，资金较少，他们的经营一方面要采取“勤进快销”的办法，一方面还要依靠向银行贷款周转。但是银行贷款手续繁琐，甚至对归口公司核定的贷款金额任意核减，特别对某些较困难的业户，怕收回困难，不敢贷给。这对他们经营也有一定的影响。此外，全行业合营后，对合营商店上交利润的提取，从每季提取一次，改为每月提取一次，也给流动资金较少的企业造成了经营周转上的困难。 　　钱孙卿说：江苏省的“鸣放”情况基本上是先天不足，群众还有顾虑。据工商界反映：有不少的人对许家屯同志报告中所提到的“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的说法，有一些意见，认为这种强调消极性的说法，挫伤了资产阶级的积极性。他认为两面性问题是个理论问题，为了弄清这个问题必须先把情况弄清楚，否则，光谈理论是不解决问题的。 　　他说，现在大的资本家都得到了工作安排和照顾，今后的问题是深入进行思想改造的问题；中等户的要求是：合理安排、才职相称。小户的要求是生活问题。他认为思想改造工作一定要建立在生活安定的基础上。目前，各级工商联最急要的工作是要跟专业公司和供销合作社挂上钩。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小工商业者的有关业务方面的一些问题也就很难解决。 ## 胡子昂说：不向工人阶级学习，就会迷失改造的方向 　　统战部的工作落后于客观形势 　　在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后，统战部和国务院四、五、八办跟民建会、工商联应该很好地配合，帮助和支持工商联、民建会大胆做好代表工商界合法利益的工作，及时地揭发矛盾，以求进一步合理地解决矛盾。但是，统战部的这项工作是落在客观形势的后面了。自从党中央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以后，党强调民主党派的政治自由和组织独立，是必要的，但同时也要加强对民主党派的领导，给他们更多的帮助。我总觉得随着工商业改造工作的深入，统战部与民建会、工商联的关系不是愈走愈近，而是逐渐疏远。是不是统战部怕别人批评包办代替而把工作量压缩了，这样是会给工作带来损失的。 　　应该正确对待工商业者的才能 　　搞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大量的人才，特别是技术人员。在党和政府来讲，确实是“求贤若渴”，一再肯定工商业者是国家的财富。并在全业合营后，将他们分别安排在各个不同的工作岗位上，以发挥他们的才能，更好地为社会主义服务。但是这中间还存在许多问题。这里我仅就工商界中的技术人员问题，提出一些意见。据我所知，单单上海一个地方，工商界里就有七、八千个高等技术人员。但是，在某些公方代表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层层压迫下，他们有力无处使，“英雄无用武之地”。 　　根据最近民主建国会工商改造辅导工作座谈会所反映的资料，工商界的技术人员所以不能发挥财富作用的原因，主要的是： 　　一、有职无权。有的公方代表认为，安排私方人员担任厂长、经理已经是天高地厚之恩，何必得陇望蜀，有职又要有权呢？ 　　二、用非所学。有些合营厂里的党支部代替了行政，人事部门更是大权在握，他要调你向东，你当然不能向西。 　　三、缺乏信任。一般反映，技术人员无论你有天大本领，只要头上顶了一个“私”字，那就永远抬不起来，在厂内固然看不到书刊，进不了试验室，看不到文件，连设计图都见不了面；有时拿了人民委员会的介绍信去参观别的工厂，对方因为来的是私方人员，竟要求补送人事资料，使他裹足不前，啼笑皆非。 　　四、支持不够。私方人员的合理化建议，得不到公方和职工的支持，制新产品，不给原材料，稍微多用点钱，就说破坏财务制度；有时甚至给合理化建议扣上一个“偷工减料”的帽子，更使人噤若寒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了。 　　五、鼓励不够。对于私方人员的创造发明，应该论功行赏，否则，不能鼓励积极性的发挥。广州有一位私方技术人员发明万能缝纫机，只得到一件卫生衫，因此，私方反映：“大小事迹，都是一只鸡蛋”。 　　六、压制民主。部分公方代表对私方人员盛气凌人，私方稍有意见，就被扣上“抗拒领导，抗拒改造”的帽子。于是私方有意见也不敢说，或者是说的不是想的。难怪有些私方人员觉得在企业里是“孤掌难鸣”了。 　　为了调动工商界的财富发挥积极因素，我认为，这些问题必须得到适当的解决。 　　说没有两面性，对改造没有好处 　　两面性的存在，不决定于任何人主观的好恶，而决定于中国的特殊历史条件，决定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生产关系中所处的地位。全业合营后，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来说，正处在消灭的过程中，或者说已经基本上消灭了。但是，这不等于说，资产阶级已经完全消灭了，资产阶级已经不存在了，两面性已经没有了。如果这样说，是不符合事实的，对工商界的改造没有好处。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既是在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那末随着历史条件的演进，它也是在不断地变化着，关于这点，刘少奇委员长在“八大”政治报告中说得很清楚。大家可以看到，全业合营后，民族资产阶级的积极的一面一天一天的扩大，逐渐具备了社会主义成分，而消极的一面则在一天一天的缩小，它的内容主要是指思想意识和作风上的问题，这同过去时期所说的消极一面的内容，有很大的不同。这样来看两面性，我觉得同今天工商界的实际情况是符合的，所以，我们没有理由说两面性已经不存在了，或者说不必再提消极的一面了。 　　既然把变成工人阶级分子当做努力目标，那么，不向工人阶级学习，又向谁学习呢？ 　　本来资本家就是资本家，资本家就只有一面性，这就是剥削工人、唯利是图、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消极的一面性。但是，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中国的资本家，除了它的本质与外国的资本家有共通性外，还有它的积极的、独特的一面——这就是毛主席所指出的积极的一面。因此，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有积极的一面，还是中国的特产，在我看来，不是耻辱而是光荣。当然，我们还必须努力学习，继续改造，最后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就是说，要以工人阶级为标准来衡量自己改造自己。近来，有人看见个别工人同志有缺点，就漠视了整个工人阶级的高贵品质，认为工人阶级不值得学习。这种看法是不对的。我们既然以作为一个工人阶级分子为自己努力的目标，不向工人阶级学习，又向谁学习呢？同时，我们所说向工人阶级学习，是指学习工人阶级最本质的东西，如工人阶级的大公无私、组织性、纪律性、集体主义、热爱劳动等等。工人阶级中个别分子有缺点，这是很能理解的，但我们绝不能以个别工人来看整个工人阶级。因此，向工人阶级学习，不应有所疑惑，否则，就会迷失我们改造的方向。民族资产阶级分子要变成一个工人阶级分子，这中间必须经过长期艰苦的改造过程，才能够起到质的变化，所以，我们把这个改造说成是脱胎换骨，就是这个道理。 　　只要改造再改造，向社会主义前进，“帽子”很快就会掉下来 　　有人反映，某些公方人员简直把两面性当作歧视工商界的口头禅，动辄就在私方人员的头上扣一顶两面性的帽子，这是不对的。 　　近来工商界人士有股怨气，一听到“资产阶级”“两面性”和“改造”这些字眼，就感头痛，思想上有抵触。我觉得，今天一般工商业者并不否认两面性的存在，问题是要讲清道理，要分析事物，要明辨是非，一是一，二是二，一点也不能含糊。可是生硬的批评与机械的搬用，是不能说服人的。记得在１９５４年政协的一次小组会上，有位同志首先提倡有技术的资本家归队，我坚决反对。我的看法是这顶帽子不妨多戴几天，戴到瓜熟蒂落再摘下来。照我乐观的看法，只要我们为了自己为了工商界也为了全中国的人民，改造再改造，向社会主义前进，这顶帽子说不定很快就会掉下来，也就是毛主席所指示的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了。 　　阶级关系是客观存在；公方对私方要采取欢迎的态度 　　阶级既然还没有消灭，阶级关系就自然是客观的存在，并不是那一个人承认不承认的问题。人们为什么要反复纠缠在这个问题上呢？这话 　　（要分两头讲。很多人反映：部分公方代表过于强调阶级关系，把私方的一言一动，甚至一个合理化建议都描写成为资产阶级的产物，属于资产阶级类型，使他们感到抬不起头来，也跳不出这个圈子；另一方面，私方人员也把阶级关系当作牢笼枷锁，好象这一辈子也挣脱不了这付手镣脚铐，不晓得那一天阶级才能消灭，才能得到真正的独立自主。） 　　我们要有明确的看法，千万不要悲观，我们应该庆幸自己已经在党和毛主席的和平改造政策之下得到挽救，正在向社会主义的前途过渡。我们当中的若干人正在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成绩。尽管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还不平衡，还有困难，但这些都是前进中的困难，我们的工作生活是一天天向好的方向发展的。但是，我们不讳言，私方是有一些苦闷的，这些苦闷可以说一部分是公方代表自觉或不自觉地加在私方人员头上的（如对私方人员的轻视、鄙视，或是有职无权），这需要对公方和职工进行教育，要逐步做到公私双方同呼吸，共命运，一块儿工作，一块儿生活。这是一件巨大的统战工作，需要党善于帮助教育，改变过去那种不健康不正常的现象，让广大的工商界都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活跃起来，更多、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我衷诚地向公方同志们建议：（向私方讲的话这里从略）我们必须从思想情感上转个一百八十度的弯，要把过去所不欢迎的改变为欢迎的。当然这不是欢迎资产阶级，而是欢迎正在消灭资产阶级和已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也就是赫鲁晓夫同志所称呼我们的“中国式的资本家”。我们要在认识他们是资产阶级分子的同时，重视他们已经起了根本性的变化，看到他们正在向社会主义前进、发展。帮助他们消灭资产阶级，同时也希望他们对资产阶级不要有所留恋，这样公私合作共事关系是可以搞得好的。 　　最近有人提到公私合营企业考虑撤回公方代表的问题，我的看法：公私合营企业不是普通的合股企业，它是社会主义经济直接领导下的，由国家派干部同资本家合营的企业，公方居于领导地位，私方必须接受公方的领导，这是确定不移的。个别合营企业的公方代表，如果领导无能，阻碍了生产、业务的发展，私方完全有理由反映意见要求撤退。但是我们因为有的合营企业公方领导不好，就主张全部撤除公方代表，那是不正确的。 　　另外再谈几个问题 　　（一）全行业公私合营后，工商界骨干分子参加社会活动和企业工作的矛盾，始终没有得到解决；工商联、民建会两面都来叫，几面开会，忙得不能分身。这个问题，从中央到地方，都很普遍。希望这次在统战部召开的小组会上很好讨论，合理安排。 　　工商联党员秘书长不能撤；在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工作的党团员不应特殊 　　（二）各地工商联大都是接收旧时的商会和工业会改组而成的，情况比较复杂。几年以来，由于部分党员领导干部到工商联参加秘书长一级的工作，对于推动工商联的工作，是起到很大的作用。当然有些地方是有缺点。现在，要不要撤退这部分党员干部，我看应该从工作出发，我是不同意一律撤退的。如果必须撤退，也要作好安排，还要加强联系，以免脱节。关于这点我有一个建议，无论任何党派团体对于党团员参加工作，应同一般工作人员一样看待，不要让他特殊。这就是说，放在组织之中，不是放在组织之上，地位只管有高低，职权要按照规定制度办事。这就可以避免很多误会，因此在党派也好、团体也好，可以大批进去帮助搞好工作，也可以随时撤调工作。只要通过组织，协商办事，根本谈不上派与撤的问题。 　　（三）关于工商联和民建会的干部培养、教育、福利等问题，从中央到地方两会注意不够，统战部也注意得不够。有的地方统战部已经向民主党派的干部上党课，并允许他们参加党的组织活动，对于干部起了积极的鼓励作用，我看中央统战部可以在这方面通盘筹划一下。 　　不同意李康年的建议 　　（四）关于代表工商界的合法利益以及通过这项工作贯彻执行国家的政策法令问题，这个问题跟民建会和工商联的关系太大了，在这一方面，我们过去作了一些工作，但是做得不够。现在第一步应该赶快放手，帮助各地民建会和工商联推动它们的成员大“鸣”大“放”。 　　举例来说，最近有人主张把定息延期到二十年，这显然是与国家定息七年的决定有矛盾的。我们认为定息是赎买政策的具体措施，目的在调动工商业者的积极性。定息不是买卖，二十年的说法，并不是代表了工商界的合法利益。五日原建议人李康年同志在座谈会上有所说明，我看全国工商界放弃剥削的声音，越来越见高涨，这个建议，是不会得到支持的。我是不同意的。 　　中央对下面的检查督促做得不够 　　中央的工商界座谈会，由李部长同很多负责同志亲自主持，会开得很好。希望中央统战部把这个精神和办法层层传达下去，各级统战部都应该这样做，这样才能使工商界的朋友有大“放”大“鸣”的勇气。要一个工商业者当着公方代表的面大鸣大放，而不“怕”是不简单的，是需要做一番深入仔细的工作，加以推动和鼓励的。谈到这里，我殷切希望中央要加强检查督促工作，有许多事情，中央有关部门作了通盘研究，及时采取了适当措施，这是很好的，但是传达下去后的执行情况，往往缺乏认真检查，好象政令出了都门，就百事大吉了。就以私方人员病假期间工资支付办法来说，国务院在今年４月１７日就发下通知，到现在，很多地方还没有实行。这只是一例。有人曾说，来中央谈得头头是道，回地方就泄了气。这说明过去中央对下面的检查、督促工作做得不够。这个情况应该改变，要责成各地将执行情况随时上报，各级组织也要随时检查。 　　 ---- 原载1957年6月7日《人民日报》 ## 孙晓村、千家驹、孙起孟在全国工商界座谈会上批评种种抵抗改造的论调（第十八次座谈） ## 《人民日报》 ## 1957.06.07 　　本报讯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工商界人士座谈会，昨日举行第十八次座谈。孙晓村、千家驹、孙起孟三人作了长篇的发言，驳斥了种种抵抗改造的错误论调。孙晓村在发言中，分析公私共事关系问题，并对工商界中的骨干分子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工商界中的左、中、右三派是客观的存在，这与宗派活动毫无相同之处。千家驹驳斥了某些人否定资产阶级两面性、混淆阶级本质的企图。他指出：在争鸣的时候，不等于说我们可以用资本主义来反对社会主义，更不是说有人提出了反对社会主义的论调，也不让我们加以反驳。孙起孟认为党和政府对于工商业者的改造，在方针政策上是正确的，成绩也是巨大的。目前，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仍然存在。那些把资产阶级两面性说成同工人阶级一样的意见，实质上是否认他们的两面性。 　　在会上发言的还有上海市公私合营萃众织厂副经理林炳炜，他根据解放前后的惯例和解放后政府的先行有关法令，提出资方代理人应该参加目前定息的分配，希望解决资方代理人的酬劳金和摘掉帽子的问题，并在民建会、工商联等组织中有一定的代表席位。 　　湖南工商联副主任委员兼副秘书长彭六安认为酬劳金问题是资方与资方代理人之间的问题，应该由双方根据具体情况协商解决，不应由政府负担。 　　全国工商联常委刘国钧，以亲身经历说明政府赎买政策的英明伟大，他深深体会到思想改造的艰难，他说资产阶级光改头换面不行，必须“洗心涤肺、脱胎换骨”，他又说：我在改造中碰到痛苦的时候，就反躬自问：刘国钧呀，你为什么不洗心涤肺、脱胎换骨？另外，他在会上还谈了国内外贸易问题。 　　昨天会上发言的还有民建会常委周士观，他首先建议“工商界月刊”最近准备发表的章乃器一篇文章，不要加上民建副主任的头衔。接着他认为工商界上层人士要注意脱离群众和骄傲自满的倾向。 　　昨天的会议上毕鸣岐还作了书面发言。 ## 孙晓村说：坚决反对任何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 　　我是民建的一个成员，民建成员中有８０％的工商业者，有２０％的非工商业者，我是属于２０％中间的。近来，工商业者的同志们每听到我们这些非工商业者同志发言或报告时，总批评我们以改造者自居。对于这种批评我们衷心地欢迎，把它看作改进我们工作的一种鞭策。但是，我也要说明，我们并没有以改造者自居，因为我有这样的认识，就是工商业者同志们几年来在社会主义改造的实践中进步得很快，这种实践是我们这些非工商业者没有经历过的，我们应该向这许多进步的工商业者同志们学习；我们也在这样做。至于对于工商业改造的一些看法，我们既是同志就不能不讲，这是另一回事。 　　我对于合营企业中公私合作共事关系以及工商界中骨干分子作用的看法。 　　公私关系不正常，主要原因是公私双方的思想落后于客观形势。 　　我想就我最近所接触到的情况，谈一谈当前合营企业中的公私合作共事关系问题。 　　我认为当前合营企业中公私合作共事关系上存在的问题是不少的，这些问题严重地影响着私方人员的积极性的发挥，从企业的生产经营讲来，是十分不利的。 　　原因在那里？说起来很多，但我认为最主要的是：自从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以来，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起着深刻的变化，而为数不少的公私双方人员的思想、认识显然落后于这种客观形势，他们用旧眼光来对待新事物，结果是那些合营企业的公私合作共事关系出现了不正常的情况。 　　全行业公私合营高潮以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起了什么变化呢？那就是：这个阶级正在消灭的过程中，它的分子正在由剥削者向劳动者转变的过程中。这是最重要的变化，这种变化在高潮以前是不可能出现的。为了说明这一点，有必要把高潮以后的各种变化具体地分析一下： 　　当前民族资产阶级的特殊状态：正在消灭同时又还存在。 　　那些变化说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正在消灭的过程中呢？第一，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以后，资本主义企业的生产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交出了企业，交出了三权，离开了生产资料，作为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对立的物质基础正在开始消灭。第二，发展资本主义的条件已不再存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来讲，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已经很小。第三，这个阶级正在剧烈地分化，不少人愿意放弃定息，希望自己早日成为一个劳动者。 　　既然这样，那么为什么说阶级还存在呢？我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作为象过去那样的一个阶级不再存在了，但是他们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还表现在他们所持有的股票上，并且以定息的形式获得一部分社会生产物，这样一部分人既不可能是工人，也不可能是农民，也不同于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事实上只能是作为正在消灭过程中的资产阶级而存在，所以，阶级还是存在。这句话不仅指思想意识，还包括这种正在消灭中的物质基础。正在消灭而同时又还存在，这就是当前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特殊状态。 　　两面性是阶级特性，不是臭不可当的帽子。从没有人说过消极面就是不革命和反革命，就是搞五毒。这种话是不承认两面性的人为了争取群众故意栽在对方身上的。 　　那些变化说明工商业者正在由剥削者向劳动者转变的过程中呢？第一，他们被安排在合营企业、合作社企业以至国营企业中担任职务，他们成为这些企业中的公职人员，同时又是私方人员，他们与公方代表和职工群众有了一种新的关系——合作共事关系，同时又是阶级关系。第二，在这些企业里，他们为社会主义做了工作，而且大多数人想贡献才能，把工作做好，例如积极参加社会主义竞赛等；他们也看清楚自己今后唯一的光明前途就是把企业工作做好。上海食品业周凌同志说得好：“工商界要做好事的还是绝对多数”。第三，他们中间大多数人积极学习政治理论，有些人迫切要求学习业务，目的是想改造自己的思想，提高自己的觉悟水平，并且学会本领。第四，他们中间有一部分人，定息是他们的主要收入，但多数人的生活费用的来源主要是依靠工资收入。第五，由于阶级还存在，作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特性的两面性也还存在。说到两面性，有几种误解必须讲清楚：一、两面性是阶级特性，不是臭不可当的一顶帽子，不应当拿“两面派”、“两面三刀”这些话来理解两面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能够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光荣地走上和平改造的道路，就是因为有两面性。所以，提两面性不应当发生伤害自尊心的问题。二、说两面性还存在，也就是说两面性正在消灭同时又还存在。说得更具体一点，就是高潮以后，两面性的内容有了很大变化：首先，积极的一面愈来愈扩大，愈来愈成为主要的一面，消极的一面愈来愈缩小；其次，消极的一面主要是思想、意识，但既有思想意识，自然会通过作风行为表现出来，这些思想意识的特点就是强烈地反映出阶级矛盾的性质。三、说高潮以后两面性还存在，从民建去年二中全会起到现 　　（在止，就我所知，从来没有人说其中消极的一面在政治上是不革命与反革命，在经济上是搞五毒。这种话是不承认还有两面性的人在论战中为了争取群众故意说对方是这样说的。） 　　有些公方人员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深刻变化认识不足，过分强调阶级关系，不认识企业之中主要的关系是合作共事关系。 　　由此可见，这种变化是极为深刻的。如果对于这种变化没有足够的认识，工作不可能不犯错误。我认为不少合营企业中的公方代表和职工对于这种变化是认识不足的，他们以高潮以前、总路线以前甚至五反以前的资本家来看高潮以后的工商业者。就我个人来讲，我是中国民主建国会的一个成员，并且是中央常委会的一个工作人员，我对于这种变化也是认识不足的，因而在工作上也犯了不少的缺点和错误。 　　这种认识落后于形势，集中地表现在对合营企业中的双重关系的看法上。有些公方人员在双重关系上过份强调阶级关系，不认识合营企业中主要的关系是合作共事关系，不认识国家把公私双方人员放在一个企业里，目的不是为了开展阶级斗争，而是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发挥一切力量来搞好企业，所以合作共事关系是主要的，只有搞好合作共事关系，充分尊重私方人员的职权，私方人员才会积极工作，贡献才能，发挥财富的作用。关于阶级关系，是客观的存在，不是任何人所能否定得了的。但今天的合营企业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企业，任何人在企业中工作不能不服从于企业的任务。因此，应该认识，指出这种阶级关系，对公方人员说来，是提醒他们有贯彻执行党的团结、教育、改造私方人员的政策的责任；对私方人员说来，是提醒他们应当靠拢公方，虚心向工人群众学习，警惕自己还存在的消极的一面，努力进一步自我改造，使自己的思想、作风与所处的社会主义企业的环境日趋一致。双重关系在合营企业中是不会长期存在的，在一定时期之后，阶级关系必然会消灭，那时候，双重关系就变成一种社会主义的合作共事关系。即使在今天，如果处理的好，阶级关系虽未消灭，但也会显著地下降。当然，这是需要公私双方共同努力的。 　　只有让私方人员有职有权，才能通过实践，帮助他们进一步自我改造。 　　有些公方人员对这种变化，认识不足，在对待私方人员时，以为让他们有职有权，就无异让资产阶级多得了一些东西，工人阶级失掉了一些东西，于是对他们冷淡，把他们放在一边，其结果，私方人员感到受歧视，感到有职无权，感到虽有才能而无处贡献，虽有积极性而无从发挥。这些公方人员自以为这样做是忠心耿耿，为党为国，党性很强，立场很稳，其实是违反了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做了对党、对国家不利的事，因为只有让私方人员有职有权，才能通过工作实践，帮助他们进一步自我改造；而私方人员如能充分发挥积极性，一定能对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作出贡献。我建议合营企业中的公方人员，应当好好地总结一下一年多来公私合作共事关系的经验和教训。就我们所知道的，凡是搞得好的企业，既有利于建设，又有利于改造；而搞得不好的，则给党带来了政治上的损失：一是企业的生产经营受影响；二是私方人员的积极性受挫折；三是使私方人员怀疑党的政策是一回事，执行起来又是一回事。这种政治上的损失是很大的。 　　不错，公私关系的不正常，除了有些是由于企业中的制度存在着问题外，从公方人员讲来，有时还由于公方人员经验不足（这一点相当普遍），以及有些人作风不良，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对工商业者的巨大变化这一事实认识不足。我认为党和政府、工会应当大力帮助公方人员和职工群众提高这方面的认识，使他们理解如对工商业者的进步没有足够的认识，那就无异否认了党的教育的伟大成绩。南京有一位民建会员说：“只有阶级教育，没有阶级正在转变的教育”。这句话值得我们思考的。 　　也有许多公方代表在这方面工作得很好的，我在最近视察时就看到好几个例子，这里不谈。 　　有些私方人员一听到“改造”“剥削”“两面性”等字句就起反感，他们忘记了自己还在由剥削者转变为劳动者的路上，距离目的地还相当远。 　　以上说的是公方。对于高潮以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变化以及它的分子的变化，私方人员的认识是不是也有不足呢？肯定的说，也是认识不足。这种认识不足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对于企业不再象私营时期那样无微不至地关心，在企业里不敢当家作主，工作不够主动，有自卑感，有作客思想，政治责任感不强，对于有职无权不敢据理力争，对于党和政府的政策将信将疑，抱定“干门前杯”、“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的宗旨。这种情况的出现虽与公方代表的态度、作风，以至企业中有些制度有关，与民建会的教育、帮助不够，代表合法利益不够有关，但从私方人员讲来，不能不说是一个思想认识问题，也就是说，由于没有清楚地认识自己已经离开进行剥削的物质基础，国家已经把自己当做公职人员，要求发挥财富作用，自己只要积极工作，努力改造，就无愧于做一个社会主义建设的工作者。 　　另一方面：认为企业既然交出，自己的改造已经差不多了，没有什么两面性了，如说有，也只是先进与落后，那是工人阶级也有的，所以不需要向工人阶级学习了，不应该再提阶级关系了。最近有这样一种情绪，就是一听到“进一步自我改造”、“资产阶级思想”、以及“剥削”、“两面性”等字句就起反感。这种情况的出现是值得研究的，其中有由于自己的进步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以及宣教工作的缺点所引起的成分，但主要是骄傲自满的表现。有的工商界同志忘记了高潮的到来除了党的教育与工商业者的爱国思想和政治觉悟这两个因素外，还有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当时所处的政治和经济的环境以及党和政府的利用、限制、改造政策所起的作用，没有这些，仅仅依靠教育的力量与爱国思想还是不可能有高潮的；忘记了资产阶级还存在，自己还在由剥削者转变为劳动者的路上，距离目的地还相当远，自我改造还有一段艰苦的过程。所以这显然也是严重的思想认识问题。 　　不承认两面性，不愿意进一步改造，把自己说得已经和工人阶级一样，正是对原来阶级的留恋，正是消极的表现。 　　公方人员之所以思想认识落后于形势，是和他们的宗派主义情绪和思想上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分不开的。私方人员之所以对自己的阶级和分子的变化认识不足或认识不当，是受到阶级性的局限，这种自卑与自大实质上就是两面性中消极一面的表现。不承认还有两面性，不愿意进一步自我改造，怕听人批评资产阶级思想，把自己说得现在已经和工人阶级一样，正是对于自己原来的阶级的留恋，以及两面性还存在的反映。 　　工商界同志必须善于区别各种论点，有些论点虽合乎自己的感情，却是危险的毒草。 　　如果上面的分析还与事实相符的话，那末为了搞好公私合作共事关系，发挥私方人员的积极性，除了公方人员必须迅速提高自己的思想认识，改进工作作风和方法外，私方人员也必须认真地进行自我改造，克服目前正在滋长的放松自我改造的情况。工商界的同志要认识思想改造是长期的、艰苦的过程，破资本主义、立社会主义是一场反复的、痛苦的自我斗争，因此，必须善于区别那些论点是思想改造的花园中的香花，那些论点虽然很迎合自己的情感，却是危险的毒草。民建过去代表工商界合法利益的工作做得不够，教育工作也做得不够，今后应该代表的必须积极代表，不要只限于反映一番，而对于思想教育工作，则必须认真地检查过去的缺点，用与工商界同命运共呼吸的精神，帮助工商界在思想改造的道路上迅速前进。至于改进公私关系的具体措施和办法，大家谈得很多，我不想再谈了。 　　骨干分了如果不能团结中间以至落后层，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带动他们向中、向左转变，这样的骨干分子，就不成其为骨干分子。 　　中国民主建国会是以培养工商业者会员成为工商界中的骨干分子为自己的工作方针的，几年来的经验证明，这一工作方针是正确的。但当前的情况怎样呢？骨干分子相当苦闷，对自己的作用认识不足，群众对骨干分子有意见，有的人把骨干分子与宗派活动这两件事联系起来，因此，我想为工商界中的骨干分子讲几名话。 　　为什么非要培养骨干分子不可呢？骨干分子究竟能起什么作用呢？在一个社会里，一个阶级里，一个集团里，甚至在一个有共同信仰的政党里，对于客观真理的认识以及对待客观真理的态度不是每个成员都一样的。古人说：“闻道有先后”，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既然不一样，就自然会分出先进的、中间的、落后的，三类人。这是客观规律，工商界也不例外。这样讲，丝毫没有轻视中间落后层的意思，要知道，左、中、右不是固定不变的，今天的中明天可以变成左，今天的右，明天可以变成中，所以，骨干分子的责任就是要团结中间以至落后层，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带动他们向左、向中转变。骨干分子如果骄傲自满、脱离群众，不能起这样的作用，那正如李维汉部长所说的（大意如此）这样的骨干分子是无血无肉的，只是一堆枯骨而已，那也就不成其为骨干分子了。骨干分子也不可能什么都是先进的，所以他们还要善于向人学习，要认真地克服自己落后的一面，如果不谦虚，不努力，今天是骨干分子，明天可能变成中间以至落后分子。总之，骨干分子不是什么荣誉的称号，作为骨干分子，只有多作工作的义务，而没有自高自大的权利。 　　从工商界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这段历史来看，骨干分子起的作用是相当巨大的，远在“三反”“五反”以前，工商界中就有一些先进分子对于社会主义感到兴趣，相信党的方针、政策，这些同志在“五反”运动中以及后来在总路线宣布时，都起了破除顾虑、带头先行的良好作用。１９５５年冬，听了毛主席关于认识社会发展规律，掌握自己命运的伟大指示以后，先在全国工商联的会议上，后在各地的人代会上，也是许多骨干分子带头进行了自我检讨。那时，工商界中先进的人数愈来愈多，这种形势对于高潮的到来，不能说不是一种推动力量，由此可见，工商界中有左、中、右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而由于党领导民建和工商联掌握了这个客观规律，培养骨干分子来带动中间，影响落后，不断地扩大左派与中间的队伍，终于顺利地推动全体工商界掀起了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高潮。 　　在肯定骨干分子的作用的同时，也必须指出骨干分子的缺点。根据不少工商界同志的反映，就这一年多的情况来说，许多骨干分子有脱离群众的倾向，不关心群众的工作、学习与生活，不敢积极地代表群众的合法利益与合理要求，他们与群众的共同语言渐渐缺少了，这是很不好的事。更严重的是有的骨干分子把自己放在群众之上，以改造者自居，造成与群众对立的局面。在这些问题，我认为统战部、民建会是有一定责任的，这就是对骨干分子的关心、帮助不够，对他们的缺点和错误批评不够，对他们的社会活动与岗位工作的矛盾没有及时予以解决。 　　工商界中有左、中、右是客观存在，它与宗派活动毫无相同之处。有些人同党的看法比较一致，当然就同党员多一些接触。在这一点上，不能同意章乃器对统战部的批评。 　　左、中、右的客观存在，以及民建会培养骨干分子的工作与宗派活动是毫无相同之处的。工商界中，民建内部有没有人搞宗派活动，那应该严肃地检查。但工商界中既有左、中、右，那么民建在进行工作时，为了了解情况，作好工作，有时分别与这些人或那些人开会商量，是不是宗派活动呢？当然不是。就以民建内部来讲，在某一些问题上，也是有左、中、右的分别的，有时这几位同志研究某一个问题，或者为了帮助另外几位同志而进行一些商讨，这也是不可少的。那么，这种活动是不是也是宗派活动呢？当然不是。鉴别宗派活动要看是否为了社会主义的根本利益，宗派活动是为了少数人的私利，是无原则地排斥他人。做法上是不择手段的。作为骨干分子，宗派主义情绪也是不应该有的，有了这种情绪，就会脱离群众，更何况宗派活动。我们反对宗派主义情绪，更反对宗派活动。任何组织内，不容许有宗派活动，宗派活动是破坏组织的。所以，看一个问题应该从实质、内容上来看，而不能只看形式、表面，否则几个同志平常接触多一点就被认为是宗派活动，那就是自己带着宗派眼光看人，不信任同志，对工作是很不利的。 　　工商界中间，民建成员中间既然有左、中、右，那末在某一个问题上，有一些人的看法与党的方针、政策比较一致，与参加在民建、工商联工作的党员的看法比较一致，那也是很可能发生的。既然意见比较一致，当然要多一点接触，而接触的内容无疑地就是想把他们认为对的主张、看法扩展开去，影响他人。这能说是宗派活动吗？这能说是统战部在参加宗派活动吗？这种看法显然是错误的。说到这儿，我要说明，在这一问题上，我是不同意章乃器同志在“从墙和沟的思想基础说起”那篇文章中对统战部的批评的。我认为民主党派与统战部的关系既可以有组织对组织的来往，也可以有成员对成员的来往，何况组织来往也是不免要通过个人的。对于上一点我想没有人认为不应该的。问题在于民主党派中的成员和工作人员是不是也可以请求统战部的同志就工作问题以及对方针、政策的认识问题交换意见？我认为完全可以。民主党派的成员请求与统战部谈话，我想统战部没有理由不答允的。反过来说，统战部也完全可以约请民主党派内的一些同志交换工作上的意见。这样作，对于民主党派的工作只有好处，没有坏处。过去做得太少，不是太多。统战部既然没有限制那一些人可以来交换意见，那一些人不能来；而对民主党派的成员来说，这种接触又只是对他个人的帮助，没有任何对他个人以至对组织的约束力。我想不出这种来往与宗派活动有什么相同之处？民主党派中可能有个别成员作风不良，假借统战部的名义来压人，有的人甚至搞宗派活动，那是应该反对的。但这是另一件事，如果因为个别现象，就把所有这种来往说成宗派活动，甚至说统战部在参加宗派活动，那就是把民主党派与统战部的关系限制在组织对组织的接触上，其他来往都变成有宗派活动的嫌疑，这不但与事实不符，而且阻塞了民主党派与统战部的正常来往。 　　总之，作为骨干分子，应该严格地要求自己，克服一切自高自大，以改造者自居，脱离群众的作风，应该无微不至地团结帮助中间，带动落后。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们对于骨干分子的作用也应有足够的估计，对他们的困难有足够的同情，尤其不应该以自己的宗派主义情绪来看他们，这样做，对于团结大家共同前进是没有好处的，这种重大的是非问题是不容许混淆的。 　　对任何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不论表达的方式怎样，都应该坚决反对。最后，我还想说几句话。我们帮助党整风，有一个立场问题。这个立场就是“一切为了社会主义”。正是为了更好地团结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党所以要整风，要除三害，我们所以要揭露人民内部矛盾，帮助党整风。因此，只要有利于社会主义，有利于巩固和加强党在全国人民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核心领导作用，不论多么尖锐的批评都应该受到欢迎，但对任何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不论表达的方式怎样，都应该坚决反对。最近这一大放大鸣期间，我们工商界和民建同志对党提出了不少的批评和意见，我个人认为这些批评和意见，绝大部分是从“一切为了社会主义”的立场出发的。但是也有一部分批评和意见是错误的，对于工商业者的进一步自我改造不利的，其中有些意见甚至在不同程度上表现出对党、对工人阶级、对马列主义、对社会主义这些根本问题上的极端错误的态度的。对这些言论，我们一定要本着团结——批评——团结的伟大公式，发挥争鸣的精神，讲清道理，明辨是非。同志们，这是一个严肃的任务。 ## 千家驹说：不能在反教条主义的幌子下，贩运资本主义的私货 　　自从我在上次工商界座谈会发言之后，许多工商界朋友对我的发言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这是好的。因为经过争论，可以把问题弄得更清楚，真理愈辩而愈明，我们不用害怕别人的批评，应该欢迎别人的反对意见，这可以帮助我们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来看问题。只许我说，不许你鸣，甚至认为有人提了不同意见，就是压制人，这种态度是不好的。我们现在帮助党整风，就等于给党治病，对于党在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方面工作上的缺点，工商界可以开药方，非工商界也可以开药方，通过辩论，就可以找出真正的病源，从而对症下药，倘有不同意见，就给提不同意见的人戴一顶教条主义的帽子，这种办法我看是不妥当的。 　　公私关系，和工商业者是否有两面性，是两类性质不同的问题，不能混为一谈。 　　我想讲的是两个问题： 　　第一、我认为必须区别两类性质不同的问题。今天在有些合营企业中，公私关系不够正常，某些私方代表有职无权，积极性没有充分发挥出来。要解决这一类的问题，需要制订一系列的制度，要在合营企业中进行赎买政策和统战政策的教育。至于工商业者是不是还有两面性，是否需要继续进行改造，这是属于另一类性质的问题。这两类问题是有关联的，但不能混为一谈。 　　在合营企业中改善公私关系的方法，我基本上同意盛丕老的意见，应把合营企业里的决策工作和执行工作在职权上划分开来，凡是重大问题，原则性问题的决策工作应由企业的党、政（包括私方行政人员）、工、团建立适当的会议制度，在党和公方代表统一领导下，集体作出决定。至于决策的贯彻执行以及日常事务工作，则由企业的行政部门按照行政的职别办事。这种办法，一方面保证了公方对企业的领导权，一方面可以消除目前公私共事关系中存在的权责不清的现象，使私方人员可以有职有权有责。 　　在合营企业中，不仅有公私关系，还存在着私方人员与职工群众的关系。我上次发言：“劳资双方过去有墙，……这道墙所以筑成，资方应负很大责任，今天资方想拆墙，而工人还没有拆，或没有完全拆，这也是很自然的，私方应有耐性。”这几句话引起了许多工商业者的反感，我想这是出于一种误会。难道说劳资之间没有历史的阶级仇恨吗？难道说这种阶级仇恨应归咎于劳方吗？要把这道墙彻底拆掉，资方应有最大的耐心，从工作上和生活上去改变职工群众的观感，这几句话怎么能被理解为要工商界“安心于不公平”呢？应该知道，不少职工群众对国家的赎买政策是有抵触情绪的，他们认为政府今天太照顾资本家了。陈云副总理去年１２月１５日在工商联大会上曾经说过：“职工和私方的关系是可以改善的，但是也要估计到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对立情绪，并不是很快可以转变的。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从各方面来进行工作，缩小这个距离。”又指出：“政府和工会应该对职工广泛进行赎买政策的教育……私方人员在改进公私关系中采取积极、正确的态度，所谓积极，就是不要但求无过，而是要不怕困难，不怕碰钉子，积极工作。”陈云副总理这几句话，在今天看来，还是正确的。 　　否认两面性不等于两面性就不存在。有的人既要拿定息，又要摘帽子，这不是两面性的表现又是什么？ 　　要改进公私共事关系和发挥私方人员的积极性，我认为应该从加强对职工群众和公方人员的赎买政策的教育、建立公私共事关系的一套制度、私方人员以积极正确的态度对待工作这三方面齐头并进，而不是否定两面性，否定定息是剥削，这样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否定两面性不等于两面性不存在，否定阶级关系不等于阶级关系已经消灭。 　　对于两面性，我们应该根据历史情况作具体分析。大家知道，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两面性与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两面性的表现是不同的，在全行业合营以后与合营以前两面性的内容也是不相同的。谁也没有说过今天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还是指经济上的“五毒”或政治上的不革命或反革命，然而有人却一口这样咬定，并据此而否认两面性的存在。 　　同时，我们也一再指出：两面性中积极一面是主要的一面，而且正在不断地扩大和发展，消极一面是次要一面，它正在缩小以至逐步消灭，所谓积极一面和消极一面主要是指对社会主义的态度而言，而且主要表现在意识形态上，但是竟有人认为说有两面性就是强调消极一面，就会打击私方人员的积极性，这不是无的放矢是什么呢？ 　　我们还认为：阶级正处在剧烈的分化之中，工商业者是在逐步向着劳动者转化的过程之中，同时两面性在工商界分子中，存在的程度也是极不平衡的，有多有少，表现形式也不相同，但从大量观察，即作为一个阶级来观察，两面性总还是存在的。我上次说，有人反映“合营前是小国之君，合营后是大国之臣”等等，这不过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从没有说过所有的工商业者都是如此，然而有人竟认为这是以个别例子来概括全部。 　　我这里还要补充的是，工商业者的消极一面，从这次的大放大鸣中证明比我们过去所想象的似乎还要严重一些。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是以社会主义改造的决定性胜利而完全解决了；但资本主义思想与社会主义思想的斗争看来还没有完全解决，不是现在还有人公开主张官僚主义比资本主义还要可怕吗？这说明对资产阶级的思想教育是一个艰巨的长期性的工作。过去我们总以为否定两面性，否认定息是剥削仅仅是某一二个人的主张，在这次争鸣中不是证明他们还有相当大的市场吗？在争鸣中还暴露出有的工商业者定息是要拿的，资产阶级的帽子不要再戴了，这不是两面性的一种表现是什么呢？ 　　由批评缺点而否定我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一些基本原理，在反教条主义的幌子下大量贩运资本主义的私货；是完全错误的。 　　第二个问题我想谈的是关于帮助党整风和工商业者进一步改造问题。工商业者帮助党来整风，其目的是要求工商业者揭发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工作中的缺点，暴露矛盾，以改进工作。这是一件事情。为了进一步把自己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工商业者需要继续学习，进一步接受改造，这是又一件事情。不要混为一谈。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工作中是有缺点的，我在上次发言中也曾提出过，特别是关于中小工商业者摘帽子的问题，政府没有及时定出适当的措施来贯彻执行，从我来说，作为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负责人之一，也没有积极地提出意见，这是应该受到批评的。但如果由批评缺点而否定了我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一些基本原理，甚至把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原则也加以否定，概称之为教条主义，而加以反对，甚至在反教条主义的幌子下，大量贩运资本主义的私货，那更是完全错误的。我们要反对教条主义，但不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以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来反对教条主义，是我们所绝对不能同意的。例如关于定息问题，有人认为定息不是剥削，而是不劳而获的收入，这就令人奇怪了。基于生产资料所有权而来的不劳而获的收入，不是剥削是什么呢？这种说法的目的不外是要根本否定我国目前仍有资产阶级作为一个残余的剥削阶级而存在。这种理论如果成立，那我们一切的改造工作，即要进一步把他们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任务也变成无的放矢了。这与马克思主义是毫无相同之处的。 　　又如有人说，资产阶级有两面性，那么工人阶级也有两面性。又说，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有本质的不同，但资产阶级分子与工人阶级分子没有本质区别，（能转化不等于说没有本质区别，正如地主可以转化为农民，但能够说农民同地主没有本质区别吗！）这那里算得上理论呢？这是诡辩或故弄玄虚吧了。 　　我上次说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必须消灭资本主义所有制。本应没收，照理亦要没收，这是说按照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来说，是应该这样做的，但由于中国具体的历史条件，我们不采取没收而采取赎买的形式。赎买是消灭生产资料资本家所有制的一种手段，它同和平改造是一个事物的两面，是一回事不是两回事。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资本家所有制决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和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的理论有本质的区别。现在有人提议要赎买到底，即付定息二十年（甚至有提出三十五年的），这种思想不应加以批评吗？ 　　不错，在争鸣的时候，什么问题都可以提出来讨论，但不等于说我们可以用资本主义来反对社会主义，更不是说，即使有人提出了反对社会主义的论调（自然今天公开提出反对社会主义的人是不会有的，它总是改头换面以各种不同面目出现），也不许我们加以反驳。认为一加反驳，就是压制争鸣，就是教条主义，这是什么逻辑呢？应该认识争鸣就是要允许有不同的意见，互相辩论，有理说倒人，教条主义的帽子是吓不倒人的。 　　李康年的建议是牢牢的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从他的建议中可以看出资产阶级思想是怎样顽强地在表现自己。 　　最后我想就李康年先生的发言说几句话。关于李康年先生主张定息二十年，我上次发言曾提出批评认为这是资产阶级消极性的一种表现。最近李康年先生在发言中说我没有看过他的建议原文，的确这是事实。在李康年发言后，我曾仔细读了他在上海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关于定息的建议书”、“关于定息建议书的补充理由”以及“从我学习哲学以后来看政府用和平方针改造工商企业采取赎买政策实施定息办法问题”等文，又听了他这次的发言。我认为上次的批评基本上是正确的，虽然还不够全面。李康年先生的建议虽也包含有少许合理的东西（例如简化手续），但总的精神是牢牢的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给资产阶级的打算真可说是无微不至。他不仅坚持赎买“必须付足二十二亿元”，而且这二十二亿元的赎买存单是从１９５８年１月１日起发行的，１９５６、１９５７两年已经付出的二亿二千万元还不算在内，国家多出的二亿二千万元作为对资方代理人（包括董事监察人等等在内）进行赎买，名叫资方代理人的“酬奖”和“对需要照顾的资产阶级分子给予一次的慰籍金”，以慰籍他们“确由阶级斗争之故遭遇的损失”。他不但断章取义的曲解了毛主席在全国工商联代表会议上的讲话，曲解了人民日报１９５５年１１月２２日的社论，还歪曲了马克思所说，赎买对于无产阶级将会是最便宜不过的一句话（按马克思此语出自恩格斯“法德农民问题”一文，原文是：“我们并不认为，赎买办法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容许的；马克思曾向我讲过〔并且讲过多次〕，他的意见，假如我们能用赎买方法完全摆脱这个匪帮，那对于我们就会是最便宜不过的了”。）在李康年先生看来，赎买既然对无产阶级“最便宜不过”，对资产阶级当然是“吃亏”不过了，“可是（无产阶级）心中还有些不服气，他们以为资本家究竟太便宜了”。这在他看来，真可说是“是非倒置”了。李康年先生在座谈会中建议把他的建议全文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交全国基层讨论，我个人倒是同意李康年先生这个建议的（只要纸张不太紧张的话）。把李康年先生的建议书印发全国讨论，老实说，这个建议是决不可能被接受的，因为这对工商业者改造不利，对社会主义不利。但从他的建议中可以看出资产阶级思想是怎样顽强地在表现自己，使工商界认识到思想改造是怎么一种艰苦的工作，这对破资本主义，立社会主义是会大有帮助的。 　　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是不能动摇的。一切不利于工商界自我改造、自我教育的言论，应该加以批判。 　　现在党提出了“工作整风两不误”，我也愿意对工商界提出“改造整风两不误”的意见。为了帮助党整风，我们应该把各种不同意见都尽量说出来，但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是不能动摇的，一切不利于工商界自我改造、自我教育的言论是应该加以批判的。我们要实事求是，不要哗众取宠。工商界今日的心情我们是可以理解的，他们有的人有一肚子委屈，要以一吐为快，但不要以感情代替了理智，诉苦不能代替分析。有人说，我们是给党整风，而不是给工商业者整风，但给党整风的目的是为了改进党的工作，以有利于工商业者进一步的改造，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而绝不是用资本主义思想来代替社会主义思想。离开了这一基本方针的看法和做法，我认为是错误的，为了工商业者本身的利益，应该加以避免。 ## 孙起孟说：离开社会主义的准则，团结的愿望就没有内容 　　改造的方针、政策是正确的，工作成就是根本的、主要的。 　　党这一次整风，主要是要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我们帮助党整风，在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方面，同样地也就是要反对这三个主义。从揭发出来的现象看，毛病是很多的。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的党，竟有这么多的毛病，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是工作中的错误？还是路线、方针的错误？还是兼而有之？我以为应当有一个基本估计。对此，我同意有些同志在发言中的看法：党在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方面的方针、政策是正确的，是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的；工作中基本上实现了方针、任务，工作成就是根本的一面，主要的一面。同时又有不少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此所以在社会主义改造伟大胜利的形势下还存在着不少的问题，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有了毛病，就需要揭发出来，以利于辨明是非，改正错误，巩固已经取得的成就，不断地发展和巩固社会主义事业。 　　有些党员和干部对民族资产阶级在社会变革中的变化的估计，有“左”的毛病。 　　高潮以后，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了，而在我们现实生活中，清清楚楚的，民族资产阶级还存在，那么，怎样去认识这个阶级在社会大变革中的变化？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很自然的。在估计上如果有偏差，势必影响到在处理阶级关系上出偏差，因此这个问题有着很大的现实意义。我同意有些同志在发言中所提出的，党员和干部中间，在估计上存在着“左”的毛病，“左”的表现和恶果，同志们已经讲得很多，我只想补充说一说“左”的毛病主要出在那几个问题上。 　　第一是出在对于民族资产阶级在高潮以后社会地位的重大变化认识不够甚至无所认识。高潮以后，利用生产资料的占有进行剥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我国社会生活中间已经消灭了，资本家在合营企业里，不管他们自觉与否，是为社会主义而工作，因此把他们还当作象高潮以前那样的资本家来看待，是脱离实际的。 　　第二、毛病出在对于民族资产阶级在社会大变革以后的积极作用还有估计不足的地方。民族资产阶级是“财富”，这样的话对于把他们看作“包袱”的思想起了澄清的作用，同时也鼓舞了他们的积极性。但是，一般的也还是主要地看到了他们在社会主义改造中的作用和在社会上的影响，而对于他们的掌握了现代文化和现代企业的技术知识和管理知识，则估计不足甚至无所认识。不少人没有看到，由于生产关系的根本变化，资本家原来用以进行资本主义剥削或者还不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化、技术、知识，现在已经不能不依附在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上而为它服务了，因此，资方人员的本领也就不能不成为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项财富。不看到这一点，就不懂得充分使用资方人员，发挥他们的所长，帮助他们学习和改造，帮助他们做好工作，既是适应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愿望，又是符合了工人阶级的利益。不看到这一点，就不懂得，安排了资方人员而不是很好地使用他们，让他们作出贡献，不仅是资方人员会有意见，对于工人阶级也是不利的。不看到这一点，就不懂得为什么要向资本家学习和向他们学习什么。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对社会主义建设这样的积极作用，有不少人是估计偏低，认识不足的。 　　第三、毛病出在对于民族资产阶级分子的情况，特别是高潮以后他们的变化，缺乏具体的分析，没有把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实事求是地区别开来，恰如其分地给以肯定或者否定。笼统地肯定固然不好，笼统地否定，也会伤害许多人的心。没有看到，工商界中有不少人的心是向着社会主义的，向着共产党的，而且这样的人只会日益增多，而不会日益减少。有一部分人，从表面上看，平平淡淡，在某些问题上，甚且保持着比较保守的观点，但是他们的爱国的心是不落人后的，对于企业里的工作是有着深厚的感情的，愿意拿出本领来贡献给国家的心也是坚定的。估计“左”了，笼统的否定工商界的积极方面，就会伤害这些人的积极性。 　　形成“左”的毛病有多方面的原因，原因之一在于民族资产阶级不是简单地只有好的或者坏的一面，而是同时具有两面，这就是在我国条件下为他们的阶级地位所决定的两面性。两面性是比较不好掌握的，一分析不好，一笼统，不是偏于这一面，就是偏于那一面，也就是，容易偏“左”或者偏右。 　　目前工商业者又是资本家，又是劳动者。这种两重身份反映在政治立场和思想作风上，就是有社会主义一面，又有资本主义一面。 　　关于两面性问题，已经经过一个相当长时间的讨论，这次座谈会上，也有很多位同志对此发表了意见。可以不可以说，经过讨论以后，同意民族资产阶级在高潮以后还有两面性的人在增多起来，也就是，对这个问题认识的一致面在扩大起来。当然，两面性到底有没有，还可以研究，现在更需要进一步讨论的可能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在高潮以后的变化问题。有没有变化？如果有变化，怎样变化？关于这一点，我讲一点不成熟的意见，请同志们指正。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如毛主席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所指出的，是他们对于中国革命的矛盾态度。这种矛盾态度是为他们的阶级地位和中国的社会条件所决定的。因此，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随着民族资产阶级经济、社会地位的变化，他们的两面性也就必然要发生变化，不变化是不可能的。刘少奇同志在“八大”政治报告中，对他们的两面性从民主革命时期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变化，作了概括的叙述，明确地指出他们的两面性是有变化的，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的。现在的特点是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的领域，但是还保持着资本主义的东西。对他们的两面性的变化起作用的有两个因素，一个是他们的经济、社会地位，另一个是他们的个人改造。从他们的经济、社会地位观察，他们已经不再是企业私营时期那样的资本家了，他们的身分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从他们还有剥削收入等等情况来看，不能不说他们还是资本家（有部分个体劳动者参加了公私合营成为定息户，这样的人当然并不因为拿定息而变成资本家。）；从他们在企业、机关中的工作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情况来看，不能不说他们开始成为劳动者。因此，不能简单地、抽象地把他们叫做资本家或者劳动者，而只能辩证地，也就是科学地把他们叫做既是资本家又是劳动者。听来好象是矛盾的，但这样的说法可能反映着客观的事实。他们这样的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不可能不具有两面性，反映在政治立场和思想作风上，就是有劳动者的一面，也即社会主义的一面，又有资本家的一面，也即资本主义的一面。 　　民族资产阶级分子的两面性，到达了现在的境地，是否停滞不变了呢？不是的，他们的外部条件和内部条件都不容许不变，而且正在变化之中。作为一个阶级特征的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就现在的情况看，大体上说，可能有三种情况：一种是，社会主义的一面（主要指他们的经济生活和政治立场）增长得很多、很快，第二种是，基本上还是资本主义的一面，社会主义的一面增长得很少、很慢，甚至没有增长，第三种是中间状态。这里所讲的政治立场，主要是指他们对社会主义的政治态度。政治立场如何，当然同他们的经济生活有莫大的关系，但是自我改造也起着极大的作用。上述的三种情况又不会是一成不变的。可以不可以这样的估计，总的趋势是向第一种情况逐步发展，但是也应当看到，在向劳动者转化的过程中始终保持着主要是资产阶级政治立场、思想作风或者变化极少的人不会没有。 　　是什么因素使民族资产阶级的成员中间发生了上述三种不同的情况呢？又是什么因素使上述的三种情况向着第一种情况发展变化呢？关键在于教育改造，在于继续进行自我教育，自我改造。两面性问题讨论之所以有价值，就在于能够使我们明确工商界今后教育改造的方针（把这一项工作放在适当的地位上）和任务（要解决什么问题，同劳动人民的改造在内容上有什么不同等等）。 　　总起来说，我的看法有这样的五点： 　　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把这种两面性说成同工人阶级有先进和落后的两面性一样的人，实际上是否认他们有两面性。 　　第一、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高潮以后有没有两面性，我以为，有两面性而不是没有两面性。 　　第二、两面性有无变化？怎样变化？两面性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高潮以后，变化更加显著而重大。他们的两面性已经变为：社会地位、政治立场、思想作风上一方面还是资本家，另一方面又已经开始向劳动者方面逐步转化。这样的两面性还会变下去，直到它的消灭。因此，不能把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说成是同工人阶级一样的先进和落后的两面性。说民族资产阶级只有先进和落后的两面性的人，在实质上是否认他们有两面性。至于说两面性中的消极一面，在高潮以后还是指“五毒”，那显然是出于误解。如果工商界中确实有人有这样的误解，我们大家有责任向他们解释清楚。 　　第三、两面性今后变化的特点怎样？总的趋势是，资本家的一面也即资本主义的一面继续逐步缩小，劳动者的一面，也即社会主义的一面继续逐步增长。而在民族资产阶级成员中间，客观地存在着三种情况：进步很多、很快的，进步很少、很慢的和中间状态。不承认民族资产阶级内部这样的变化，也就很难理解两面性发展变化的整个趋势。 　　第四、对两面性变化起作用的有两个重要因素，一是民族资产阶级分子的经济、社会地位，一是他们的个人改造。在生产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以后，个人改造对于两面性的变化就有突出的作用。 　　两面性不是用来压服人的帽子。两面性是使民族资产阶级同官僚资产阶级区别开来的特点。正因为有两面性，民族资产阶级才成为工人阶级团结、争取的对象。 　　第五、两面性好不好？这要看同什么比较。拿来同工人阶级比，自然不好，因为两面性里面还有资本家的一面，也即资本主义的一面。但是如果以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同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相比，有两面性正是它的好处，就以它自身的历史和现实的情况相比较，也应当看到它的有很大变化、很大进步的这一面。由于有不好的一面，所以还有改造的任务，奋斗的目标；由于有好的一面，因此毋庸自卑，而是要以很大的信心和努力来进行自我改造。 　　附带在这里说一说两面性是不是一顶帽子的问题。用语恰当不恰当是次要的问题，重要的在于这里头所代表的一种看法和所反映的一种情况。人们听了这样的话会想到：既然是人家给我扣上的帽子，那还有什么研究的必要呢？其实，工商界中很多人都知道，两面性正是使民族资产阶级同官僚资产阶级区别开来的特点。官僚资产阶级没有两面性，因此只能当作革命对象而打倒。正因为有了两面性这个特点，民族资产阶级才成为工人阶级团结、争取的对象，才成为工人阶级的同盟军；正因为有了这个特点，他们才有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可能；正因为有了这个特点，工人阶级同他们的矛盾，才有当作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的可能。必须指出，所以要把两面性的问题弄清楚，决不是为了把民族资产阶级的脸搽黑，用意只能是为了弄清楚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在以变成劳动者为目标的自我改造过程中达到了怎样的境地和还需要作些什么努力。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还有两面性，同工人阶级还有本质上的区别，指出这样的本质区别是符合实际的、必要的。但指明这个区别不是目的，而是一种方法，目的无非是使民族资产阶级分子的教育改造工作做得更好，同时也是为了使劳动人民的改造工作做得更好。无非是贯彻毛主席所指示的精神，从团结的主观愿望出发，分清是非，以利于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 ## 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矛盾，但仍然是人民内部的矛盾。 　　从上述的对于整个资产阶级在高潮后的变化，以及这个阶级的内部情况等等来分析，我体会到毛主席将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矛盾放在人民内部矛盾之中来处理的指示是完全有事实根据的。因此，毛主席指示的方针，就将是一个长期适用的（不是一时的，到阶级完全消灭以后，就成为劳动人民的内部矛盾）、全面适用的（不是局部的）根本方针。有人认为既然肯定为人民内部矛盾，就可以撇开阶级矛盾；或者，既然肯定阶级矛盾还存在，那就无法当作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对此，我感到有两点需要说一说。第一点，我以为怀疑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否或者能否当作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是没有根据的。党对于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在整个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都是按照放在人民内部矛盾之内的方针来处理的。我们只要把对待民族资产阶级同对待官僚资产阶级的方针一比较，就可以看出明显的原则区别。过去几年中阶级矛盾的处理（包括“五反”在内），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总的说来不都是按照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进行，并且解决了问题的吗？正因为领导全国人民的党坚持了这一方针，这就使得本来是对抗性的矛盾逐步转化为非对抗性的矛盾。高潮以后，在清产核资、人事安排、定息等等问题上是存在着阶级矛盾的，可是都按照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则，按照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作出适当的处理。 　　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不仅有思想的矛盾，还有阶级利益的矛盾。这种矛盾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但又不同于一般的是非矛盾。 　　第二点，把阶级矛盾放在人民内部矛盾里面了，对于阶级矛盾，又应当怎样来正确对待呢？当然，突出阶级矛盾是不对的，因为在社会主义革命基本结束以后，阶级矛盾已经退居次要地位，突出的是人民内部矛盾。但是，如果对阶级矛盾避而不谈，甚至抹煞阶级矛盾，这也是不符合事实的。今天，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政治上的一致性大大增加了，然而，他们之间，还存在着差异和矛盾。这些差异和矛盾就是人民内部矛盾中民族资产阶级作为矛盾一方的特殊性，这个特殊性是客观的存在，抛开它就不能正确地、适当地处理这一部分的人民内部矛盾。例如对民族资产阶级分子的安排政策，叫做量才录用，适当照顾。为什么在量才录用之外还要加个适当照顾呢？这就是因为还有阶级差异；这就表明在一视同仁之外还需要有所区别。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尽管大大缓和了，而且终究要完全消灭，在我们一定时期的政治、社会生活中间还是很明显的。他们之间不仅有着思想矛盾，而且还有着阶级利益的矛盾。例如定息问题，职工中间对于定息五厘都是有意见的，七年不变，意见也不少，但在资产阶级这一方面却有人认为七年五厘还是吃了亏，主张定息还要延长多少年。这首先应当肯定是是非矛盾，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但是这同一般的是非矛盾有没有不同？显然是不同的，不同之点在于这个是非矛盾反映出阶级矛盾。处理起来，还是正视阶级矛盾好，还是抹煞阶级矛盾好？很明显，抹煞的办法是不好的。当然，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下，提出阶级矛盾，决不是为了扩大和巩固它，而是为了进一步解决这个矛盾，以致最后地消灭这个矛盾。在教育改造的工作中，在处理阶级关系中，正视阶级矛盾，按照具体情况对它进行具体的分析，而不是笼统对待，这只会使得我们的工作做得更能符合具体情况，更有利于解决问题，增进团结。 　　把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当作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要资产阶级接受社会主义改造。 　　总起来说：把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放在人民内部矛盾中处理，这是党已经肯定了的根本方针。实现这个方针，有一个重要前提，就是要民族资产阶级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这个前提实现了，那么，尽管阶级矛盾存在，有的时候还相当尖锐，这个方针还是能够实现的，高潮以前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高潮以后，阶级矛盾虽然存在，但是已经转为非对抗性了，这就更有利于贯彻这个方针。前提是什么？前提是民族资产阶级要坚持社会主义的道路和社会主义的准则。问题不在于是否阶级矛盾，更不在于是否承认有阶级矛盾，问题在于是否坚持社会主义的准则。一离开这个准则，团结的主观愿望就没有必要的内容，批评和自我批评也没有划明是非的标准，这样，就不可能达到新的团结基础。因此，必须在肯定用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来处理阶级矛盾的同时，肯定社会主义的准则。 ## 毕鸣岐认为：私方人员的自卑感主要是从阶级关系来的 　　毕鸣岐在他的书面发言中，谈了“谁是教条主义者”和“从阶级看自卑感”两个问题。 　　他认为：各地私方人员存在着自卑感，最主要的是从阶级关系来的。他说：“我们社会主义的一切发展是一日千里，在时刻变化着，人的思想变化也是日新月异。在这种伟大变革中，民族资产阶级仍然戴着资产阶级的帽子，那就不可能相安无事、心安理得的戴下去。思想觉悟越高，不安情绪越大，这是客观事实，也是目前思想上最大的矛盾，所谓在工作中的自卑感就由此而生。” 　　毕鸣岐认为：李康年说定息照５％计算，以二十年可以得到全部代价，为了减去矛盾从５８年起发行无记名式的定期存单，这种看法脱离了民族资产阶级现时的实际思想变化，与这次座谈会所反映的多数工商业者要消灭阶级、消灭阶级关系、消灭剥削和消灭自卑感背道而驰（当然也会有少数人希望以二十年赎买完毕）。他说：提出定息延长二十年，工人阶级反对是理所当然；民族资产阶级中多数的人也不会接受，而我们民族资产阶级的子女也不会答应。 　　毕鸣岐说：章乃器同志说“不应该把定息说成剥削，而应说成是不劳而获的收入，这样，工商业者才能心平气和”。的确，这个说法，我个人就感到舒服，我相信其他工商业者也同样感到舒服。毕鸣岐又说：“定息额是根据‘定产估值’，它是不劳而获的收入。的确，它也与资本主义经营时期任所欲为的剥削不一样。它终究是属于剥削性质的。在走入社会主义社会后，也是不应当存在的。因此，我的结论是：它是属于剥削性质的。” 　　毕鸣岐说：“有许多工商业者已不存在剥削，只有工资收入，即其中有相当多的人有一点定息，但是占工资收入的比重很小。”他认为，“对于以上在工商界占有相当多数的人，应当给他们摘掉资产阶级的帽子，使他们从资产阶级中分化出去。” 　　 ---- 原载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 ## 李维汉在全国工商界座谈会上作总结发言：希望工商界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 ## 《人民日报》 ## 1957.06.08 　　他说：有些人在反教条主义的幌子下，进行以修正主义攻击马列主义、以资产阶级思想反对工人阶级思想的斗争，这实际上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两条道路的斗争 　　＊　　　　　　　　　　　＊　　　　　　　　　　　　＊ 　　本报讯　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召开的全国工商界人士座谈会，昨日举行了最后一次会议。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部长李维汉在会上作了总结性的发言。他说，会上提出的批评和意见，大多数是正确的、善意的；有一部分是错误的，其中一部分错误的性质是严重的。他指出：那些反对思想改造的论调和攻击，是在反对教条主义的幌子下，进行以修正主义攻击马列主义、以资产阶级思想反对工人阶级思想的斗争，这实际上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两条道路的斗争。最后，他希望工商界坚决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并且表示愿意帮助工商界平平稳稳地走过过渡时期，变成社会主义社会的光荣的劳动者。 　　会上，李烛尘（中国民主建国会副主任委员、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胡厥文（中国民主建国会副主任委员）、陈叔通（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主任委员）先后发言。他们对中国共产党开门整风，虚心听取群众意见的伟大精神，以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英明方针，予以极高的估价。对于某些人企图离开社会主义，否定工人阶级领导的错误思想，给予严厉的驳斥。李烛尘很坦率地说，“民主党派同共产党只有一条心，走一条路才能长期共存，如果人各一心，各走各路，是不可能长期共存的”。胡厥文认为，章乃器最近期的一些论调是错误的，对工商界是没有好处的。陈叔通在发言中指出，章乃器的一些怪论是资产阶级思想突出的典型。（李烛尘、胡厥文、陈叔通三人的发言见第四版） 　　会上，汤蒂因、黄长水、李康年三人作了书面发言。汤蒂因反映工商界中小户的困难。黄长水对改进公私关系、党群关系提出了一些建议。李康年补充他上一次的发言说，他的意见并不是要大家必须领足二十年的“赎金”，愿意放弃的人可以放弃。 ## 李维汉的总结发言 　　（朋友们、同志们：） 　　现在，我们的座谈会要结束了，我谨向积极参加座谈会的朋友们致谢，向民建会和全国工商联的领导者致谢。 　　大多数批评和意见是正确的，善意的；有一部分是错误的，其中一部分错误的性质是严重的 　　这个座谈会有它的特点：第一，从５月１５日起到今天举行了二十五次座谈，讲了话的有一百零八位，可以说：会开得相当热烈，话讲得相当充分。第二，参加座谈会的包含了各方面的朋友，有大、中、小各个类型和妇女、青年、资方代理人等等工商业者，有工商联、民建会地方组织的负责干部，有全国工商联和民建会中央的常务委员，这就使得这个座谈会上提出的问题、批评和意见比较广泛，比较能够反映各方面的情况。第三，座谈会在某些带根本性的问题上展开了热烈的辩论，对明辨是非起了重要作用。 　　这个座谈会应当说是开得好的，对于我们党的整风有很大帮助，对于继续贯彻工商业者的社会主义改造也有很大帮助。 　　座谈会上提出和接触到的批评和意见，大多数是正确的，是善意的；有一部分是错误的，其中一部分错误的性质是严重的。 　　对于正确的批评和意见，我们愿意认真接受，努力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的毛病，改进工作。 　　有关中小工商业者和资方代理人的问题等，已交专门小组研究 　　座谈会上谈到了有关中小工商业者和资方代理人的问题。这两类问题都很重要，应当寻求适当的处理办法。由于它们关涉到的方面很多，中小工商业者问题的情况尤为复杂，处理起来会遇到许多的实际困难，需要很好地加以研究。在这次座谈会上，还不可能求得一致的意见和具体的答案。我们已请专门小组仔细加以研究，希望他们能够提出合理的、行得通的建议，提请政府有关部门考虑处理。在政府作出决定以前，会象过去一样，同民建会和全国工商联的领导人员交换意见。 　　座谈会上提到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以后工商联的工作问题、工商联和民建会间的分工合作问题以及工商联同中共统战部的工作关系问题。这些问题，也交请专门小组加以研究，希望能够总结经验，提出适当的建议。根据座谈会上许多朋友的希望，我在这里作个声明：现在在工商联担任正副秘书长或者其他领导职务的共产党员，凡属他们所在的工商联组织要求他们留在里面工作的，除特殊情况外，都要继续留在里面工作下去，个别不适当的可以调换；统战部应当同时和非党的正副秘书长和其他非党的领导干部密切联系，并对他们采取积极帮助的态度。至于中共同民建会的关系问题，我在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上一般地已经谈过，这里不加重复了。 　　公方代表制度是一项根本的制度，它的任务是保证企业的社会主义方向和国家的领导 　　座谈会上的发言差不多都讲到了合营企业的公私共事关系问题。的确，这是合营企业中的一个关键问题。这种关系，大多数是在高潮以后才建立起来的，是一种历时不久的新的关系，加以其中有工作关系，又有阶级关系，因此不仅是新，而且比较复杂，要处理得好，确实是不容易的。这种关系有它的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从私营企业的劳资对立的关系，经过这种两重性关系，逐步过渡到完全的合作互助关系。这个变化过程需要相当长的时间，需要公私双方的共同努力，才能实现。现在，合营企业的公私共事关系确实存在着不少问题，同时也如同许多朋友讲过的，多数是在逐渐进步。我们认为今后还会继续进步，这一方面是因为私方人员一般是爱国的，不少人是愿意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另一方面，一部分公方人员在认识上和作风上的缺点，错误，经过整风，一定会有所改进，而党和政府的有关领导部门当然要更多地努力来改进这方面的工作。合营企业的公方代表制度是一项根本的制度，它的任务是保证企业的社会主义方向和国家的领导。而要实现这个任务，公方人员就必须负责搞好公私共事关系。公方人员对于高潮以来私方人员的变化和进步，应当有足够的认识和估计。对于一切爱国的、愿意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私方人员，应当充分给以信任，使他们有职有权有责，支持和帮助他们做好工作。有技术专长的，应当尽可能使他们在技术岗位上发挥所长，并且继续提高。对他们的合理化建议，必须充分给以支持。对他们要有鼓励有批评：他们有成绩和进步，应当适当鼓励；他们有缺点和错误，应当从团结的愿望出发，适当批评，启发他们自觉地加以改正。要认真地学习他们的长处，认真地帮助他们解决一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私方人员要通过劳动实践，完成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和自我改造的双重任务 　　座谈会上就这方面所提出的问题和意见，已交请专门小组进行研究。希望他们能够总结经验，拟出一些关于搞好公私共事关系的办法来。自然，关于公私共事关系的问题，我们还必须邀请公方人员和职工代表交换意见，这是需要向大家声明的。 　　对于私方人员，我们希望他们下定决心在企业工作中扎下根来。有了这个决心，就会从自己这一方面去努力改进公私共事关系和努力搞好企业里的工作。在他们面前，摆着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和自我改造的双重任务，而要完成这双重任务，他们必须以企业为基地，在劳动实践中，在同职工一道工作中，发挥自己的积极作用，同时改造自己的思想和作风。 　　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间的矛盾还存在，阶级斗争也还存在，在一定条件下，还会表现得相当激烈。但这是人民内部矛盾 　　高潮以后，我国的城乡生产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资本家同企业里的生产资料开始分离，从而为资产阶级分子的进一步改造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但是资本家所有制还没有完全改变，剥削还存在，资产阶级还存在。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虽然已经结束，但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间的矛盾还存在，阶级斗争也还存在，在一定条件下，还会表现得相当激烈。由于资产阶级还存在，资产阶级分子正处在由剥削者改变为劳动者的过程中，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分子的两面性也就还存在；当然两面性的面貌已经有所改变，已经和过去有所不同。为了按照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则正确地处理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远的不说，建国以来，大家应当很熟悉我们一直是把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间的矛盾当作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的），为了促进资产阶级分子向劳动人民的转化，我认为朋友们主张加强对资产阶级分子的思想改造工作，是完全必要的。当然，在思想改造工作中，必须肯定资产阶级分子的积极一面，鼓励他们继续前进；而对他们的消极一面，必须坚持“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积极帮助他们改正，但是不要采取粗暴的态度。 　　有人在反对教条主义的幌子下进行攻击马列主义、反对工人阶级的斗争 　　有人反对思想改造，断言：资产阶级分子已经没有剥削，他们拿定息也不是剥削；资产阶级分子和工人之间已经没有本质的区别，就是说已经没有了阶级区别；资产阶级已经没有了阶级两面性，如同工人阶级一样，只有先进和落后的两面性；资产阶级分子不经过改造也能爱社会主义；资产阶级分子决不需要“脱胎换骨”的本质的改造。等等。这些人把同自己的论调相反的观点和思想，都当作教条主义、形而上学、唯成分论，加以攻击。这种论调是在给工商界“帮倒忙”，是对工商界很不利的。在我们的座谈会上，这种论调受到不少朋友的批驳，不是偶然的。这种论调和攻击，是在反教条主义的幌子下，进行以修正主义攻击马列主义、以资产阶级思想反对工人阶级思想的斗争，这实际上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两条道路的斗争。 　　我们愿意帮助工商界平平稳稳地走过过渡时期，变成社会主义社会的光荣的劳动者 　　我们很高兴地看到，经过几年来的教育改造，工商界有很大的进步，他们中的进步分子逐渐增多起来，处于中间和落后状态的人们，大多数也在逐渐向进步的方向变化。进步分子必须继续求进步，经得起考验；同时，很好地团结中间分子一道前进，并且同他们一道去向落后分子进行工作。工商界的进步分子要能够这样地发挥带头、骨干作用，就需要努力克服脱离多数的宗派主义的毛病。在帮助工商界团结和进步的工作上，我们曾经贡献过一点力量，今后仍然要同工商联、民建会一道，进一步做好这一方面的工作。我们希望并且愿意帮助工商界平平稳稳地走过过渡时期，变成社会主义社会的光荣的劳动者。 　　坚决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吧，朋友们！ 　　 ---- 原载1957年6月9日《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