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航空学院教授在座谈中批评学校官僚化

　　<《人民日报》记者>

　　本报讯１６日下午，中共北京航空学院委员会召开全院教授座谈会。参加座谈的有教授、副教授五十五人。大家为了帮助院党委整风，改进领导，办好航空学院，对院党委在过去领导上所存在的缺点和错误认真地展开批评。

　　许多教授在发言中认为，几年来由于院党委不发扬民主，大家不敢畅所欲言。教授崔济亚说：近来言路虽开，我发言的顾虑未完全消除。这次什么话都说了，是否永远无罪呢？如果再把我算作自发的反革命分子怎么办呢？三系党总支书记说能作保证，不会这样。可是院长却说，你假如有顾虑实在不谈，就留以后再谈。我觉得好象仍有问题。是否可以保证一个公民在没有证明他有罪以前，就不能进行任何群众性审判和群众性斗争呢？上次肃反有个‘自发的反革命分子’罪名，这个定义应弄清楚。如果凡是与美蒋没有联系的打击领导，反对领导，多属这个罪名，我们对领导上的批评是不是会被安上这个罪名？就打不到底了。过去党组织曾对我说信任我，可是肃反一来就问我为什么不到台湾去？与国民党有没有组织关系？我的顾虑是没消除的。但我也找到一些保证，如党的政治威信就是顶大的保证，现在谈‘放’，将来不会再‘收’，肃反虽然没有反出我什么问题，但是肃反以后，落后的帽子象鬼一样的钉住你，你积极也没用，越是积极，领导上就说你是为了个人，落后。在这情况下，我们就不敢说话，噤若寒蝉。我现在‘放’虽有顾虑，但问题不提不行，已压得难受，已顾不到那么许多，先放了将来再说。

　　宁榥教授说：大家有一个共同的顾虑，就是怕抓小辫子，怕扣大帽子。人是有感性知识的，过去谈话怕墙角有人听，会上说话有记录，时间长了自己讲过的忘记了，而人家听在心里，怕算总帐。我们旧知识分子，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明哲保身。这次因为是整风整党，估计没有办法照顾到这头了。

　　有些教授在发言中揭发院党委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主要表现在院领导同志不懂也不积极钻研教学业务，不尊重和依靠高级知识分子办好学校，只热衷于扩大行政机构，学校官僚化，高高在上，等级森严，脱离实际，脱离群众。

　　林士谔教授说：对老干部领导我们的学院，我们拥护。但是老干部不能仅是领导思想，应该学业务。院长曾写信给我们替他们上业务课，我们按时到了，他们却迟到早退。在这里我严肃地对院长提出批评，不学习业务是不能办好航空学院的。毛主席要求老干部在十年至十五年内学会掌握科学技术，不学是不对的。

　　常荣福副教授说：我感到院长不务正业。我们院长不懂业务，办一个规模宏大的大学不懂教学业务，是没有办法办好的。既不懂业务，又不下来了解情况，只是忙于搭架子，只是向下面要东西，而不能帮助下面解决问题。

　　宋懿昌教授说，我们学院的机构臃肿，职责不明，人员调动频繁，错误百出。如成立科学研究小组，调动组员要经过很多层次才能批准。

　　（因为工作调动多，使干部不安心工作，不熟悉业务。我们想请由哈尔滨工业大学回国的苏联专家，就是因文牍在院内周转而耽误了。院内填造的表册多，但内容填错的地方也很多。）

　　常荣福副教授说，院长很忙，忙于搭架子。四系和三系的架子又搭起来了，但没有肉。现在院内的政治空气也很稀薄，做起报告来没有几个人记笔记的，因为讲来讲去没有什么新内容。表面上看起来风平浪静，但是因为院里官多，把人分等，偏听偏信，大家把意见都咽到肚子里去了。

　　崔济亚教授说，“学校重视的就是处长、科长，对教员和科员一样待遇，四、五个人挤在一室。什么时候要上课，才用得着教授。学校是学术机关，学术水平是以教授的讲学与科学研究的水平来衡量的，而学校对教授却不尊重，不发挥我们的作用。”

　　史超礼副教授说，我是一个普通教师。我感到我们的教研室主任有职无权，不能解决什么问题。有些事都只让党员青年讲师、助教们知道，我觉得不能很好发挥主任的作用是一种损失。

　　曹金涛教授说，对高级知识分子如何使用，在我们院里是很有问题的。裴烈君副教授留学德国八年，会六国语言。在周总理做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以后，还把他调到图书馆工作，开始没有名义，以后才叫他做组长。而我们图书馆的组长一般都是中学生做的。我曾几次提议要他担任副馆长，都未得到解决。

　　历声林副教授说，几年来，学院对老教授很不尊重，大家都想离开。武院长来后有改进，但是也没有很好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院里认为有两位先生不好，把他们调去长春工作。他们到了那里以后，一个人却能做两个人的事。对知识分子帮助有许多方面，主要的还是政治上的照顾与信任，这是知识分子的特性和规律，院方对这些研究就不够。要办好学校，主要靠教师。我希望院党委注意做好这工作。”

　　对于学校领导方面的宗派主义，教授们也提了很多意见。如看资料、下工厂实习、毕业生的分配，只照顾到党员或是高级干部的子弟，而对一般学生则不够注意。教授崔济亚在揭发某些党员的老爷作风的时候，还念了几句打油诗。

　　对于在学习外国经验中的教条主义偏向，教授们在发言中也进行了批评。有些教授批评在院系调整中有盲目扩大的缺点。教授宁榥说，对于院系调整，我认为有主观主义、教条主义毛病，希望当时负责这方面工作的钱俊瑞同志能作检查。

　　 来源：1957年5月17日《人民日报》第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