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京市十位学者对撤销南京大学法学院提出批评

　　<《人民日报》>

　　本报南京讯南京市十位政治学、社会学、法律学的教授，对院系调整时撤销南京大学法学院的主观主义错误痛切陈词，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要求国家重视和充分使用政治学、法律学和社会学的人才。这次会议是５月１６日下午由民主同盟南京市委员会召开的。

　　高一涵说：南京有一大批搞法学工作的人，现在很多人都改行了，还有许多人没有工作岗位。高一涵：（江苏省司法厅长，前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

　　有人说南京大学重理轻文，其实，社会学、法律学更被轻视。马列主义哲学是一切科学的指导原则，但不能代替社会学、法律学；政府的政策方针也不可以代替法律。南京有一大批搞法学工作的人，现在很多人都改行了，还有许多人没有工作岗位。这是否说搞旧法的就不能搞新法？但是，北京有些司法工作的领导同志也是学的旧法，难道南京有旧法观的人是不能改造的吗？

　　要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就要加强法制，但谁来订法，现在审理案件时，法律条文上没有，有时判错了，有时就无法判案。

　　记得１９５２年院系调整时把南大法学院取消了，领导上说：取消是国家政策要这样。我不同意这种说法，他们还要我作检讨，但我的思想还是不通。

　　孙煦存说：马列主义是一切科学的基础，但不能代替社会学、政治学和法律学。孙煦存：（南京市司法局副局长，前南京大学国际法教授）

　　政治、社会、法律究竟是科学还是万金油？是否有了马列主义就可代表一切？这个问题首先要解决。有人说这些是科学，但我们要社会主义的科学，你们是资本主义的一套，要从根拔掉。其实，马列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社会主义科学和资本主义科学是有联系的。

　　一个政策的好坏要看实践效果。几年来，这个转业的政策效果很明显，法学研究工作退步了。如果把我们放在原来的岗位上，我想要比现在东一榔头西一棒好一些。

　　原因在哪里呢？

　　第一，领导同志对专业思想和科学观点弄不清，好象马列主义就可以代表一切。马列主义是一切科学的基础，但不能代替社会学、政治学和法律学。

　　第二，有宗派主义、自满情绪。领导上有些同志认为自己虽不懂自然科学，但社会科学是懂的，因为社会科学是阶级斗争，搞了多少年革命，难道还不懂社会科学么？这样就简单化了。对人是自满情绪，不是虚心帮助人。我们是有缺点的，但可以改造；可是领导上见了我们这批人就好象一个医生遇到重病人就讨厌，往太平间里送。

　　朱约庵说：搞社会学的人还是可以改造过来，为国家贡献力量的。朱约庵：（江苏省人民委员会参事室参事，前南大社会学教授）

　　今天开会是第一阵春风。

　　高教部、南京大学把法学院一脚踢开。不久前，南京大学的党员负责同志在一次会议上说：撤销法学院错了。他只说了一句话。事实上撤销法学院给国家人民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我认为，即使说社会系是反动的，搞社会学的人还是可以改造过来，为国家贡献力量的。

　　是不是学社会学的人都没有学问呢？我倒不以为然。例如资产阶级的人口论，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如果，我们今天加以很好的利用就可以为工人阶级改善生活服务了。其他如家庭问题、宗教问题、民族问题等等都是属于社会学的。有些人搬教条说苏联没有社会学，因此我们中国也不要社会学；其实苏联也是有的，是放在民族学里的。

　　以十二年为期，向科学大进军，我们这些老弱残兵还有作用。至少在和帝国主义反动学说作斗争中，我们还可以起舌战作用，因为我们的老师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学者，他们的“八卦阵”我们心里明白。我们还会各国文字。只要领导上用马列主义武装我们，我们愿意在对敌斗争中冲锋陷阵。

　　王辉明说：我们都是五十多岁的人了，年龄不许可我们等待下去。王辉明：（南京师范学院美术教授，前南大政治系教授）

　　政府对法学院的教授和一般知识分子的待遇是不同的。第一，解放后，高等学校的变动很大，但没有学语文的去教化学，而我们搞社会学、法律学、政治学的人却你到图书馆，他到参事室，你在教美术，他在教俄文。第二，知识分子改造的道路，是要通过自己的专业。但为什么学政法的人就没有这条道路来改造自己。不相信我们呢，还是不相信自己？第三，今天，国内教育处于极不平衡的状态中，历史学开了五朵花，而法律学只有法学一花独放。事实上，拿教书来说，没有新旧法的对比，道理就说不清。

　　我们的问题，已经拖了五年了，我希望在下一个学年能够解决。我们都是五十多岁的人了，年龄不许可我们等待下去。

　　陈毅夫说：南京大学和有关文教部门的党委负责人犯了三个错误。陈毅夫：（省人民委员会参事室参事，前金陵大学教授）

　　社会科学是应该发展的。可是我们南京的社会学、政治学和法律学却遭到无理的轻视和沉重的打击。为什么会这样呢？我认为南京大学的和有关文教部门的党委负责人犯了三个大错误：

　　第一，领导人文化水平低。解放后，我在南京大学住了两年，有一位领导同志给我们讲哲学，我问这位领导同志黑格尔的“绝对观念”是什么，领导人不懂装懂，说是“狗屁”。

　　第二，文教领导部门对中央政策理解不够，甚至故意违背。

　　第三，道德修养差，特权思想与优越感到达疯狂程度。南京大学的个别党员领导人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者自居。当时法学院有一个青年助教，因为他是团员，领导上就要大家都以他马首是瞻。知识贫乏的人就会压制批评，害怕批评。南京大学的领导上对有不同意见的人处处都在考虑报复打击。

　　把知识分子当地主恶霸看待，这就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作风。

　　我们这些人是有缺点，也有些好的方面，并不象南京的文教领导人想象的那样坏；如果单单是只有南京的这批领导人，今天在场的人，至少我自己早已被杀掉了。

　　建议中央考虑加强对文教方面的领导。

　　吴学义说：我是搞法律的，我迫切要求归队。吴学义：（华东药学院图书馆，前南大法学院教授）

　　我是搞法律的，而现在在图书馆里工作。这是使用不当，安排不妥。既不能从事教学，更不能从事法律研究，我迫切要求归队。因此我具体建议恢复南京大学的法学院，或在南京成立一个法学研究所，把旧的法学教授集中起来。

　　客观上是不是需要呢？我觉得很需要。建国八年了，但现在法制还不健全，大家只是按政策方针办事。其实，世界上哪一个国家没有法律呢？没有法律，对工作影响很大。其实，几年来不能立法是有困难的，可是领导上又不肯使用我们这批懂一点法律的人。

　　我现在承政府安排工作，实质上是给一碗饭吃。吃了不做什么工作，连我的孩子也说我是饭桶，但绝不是我自己要这样做的。

　　赵之远说：现在各地纷纷揭发了许多人民内部矛盾，如不把政法工作搞起来，矛盾就不可能解决。赵之远：（南京师范学院图书馆，前南大法律系主任）

　　取消法学院之后，五年来苦闷之极，专长不能发挥，白白浪费时间，这种做法真令人不能理解。

　　现在各地纷纷揭发了许多人民内部矛盾。政治是一个工具，如不把政法工作搞起来，矛盾就不可能解决。尤其是法律方面，法律要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经济服务；法律是明辨是非，解决曲折，有重要的作用。光在婚姻法方面，家庭、婚姻、子女抚养等等问题，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如何使人心服呢？要解决问题并不是简单的。马列主义、政策、法令是指导原理，但必须要用法律来解决具体实际问题。要法治，就要使大家懂得法；可是现在法治不完备，法学总则、分则都没有公布，判决案件没有标准。因此，一个案件在这里可以这样判，在另一个地方又是那样判。没有法律就没有法治。我们是六亿人口的大国，有许多法院和审判员，但他们不懂法律如何执行任务。

　　现在我们对法律有两种看法。一种是有些领导同志的看法：法律很简单，三四句话可解决问题；另一种是我们的看法：法律是科学，不简单。当然，政府过去重视政治经济是必然的。现在是内部问题的矛盾，法律就显得更加重要了。

　　中国本来研究法律的人不多，而现在不能发挥作用，那是太可惜了。我教了二十多年书，现在停下来了，想到这些情况真是十分愤慨。南京大学是综合性大学，而没有社会科学，这是算什么综合大学！我们要大声呼吁，南大应恢复社会科学。

　　祝修爵说：院系调整时政府对法学院的处理是最粗暴的。祝修爵：（南京工学院图书馆，前南大法律系教授）

　　１９５２年院系调整时政府对法学院的处理是最粗暴的。当时，南大的领导上告诉我们说是把我们并到上海华东法学院去的。有人在南京住了二十多年，不愿离开南京，领导上还特地来说服动员，于是大家表示服从分配。可是过了很久不见动静，我们就派代表去问，领导上说：“你们还在等呀！”当时，刚刚思想改造结束，大家不敢讲话。领导上不是用说服的办法讲道理的，而是用力量压制。这真是我一生以来精神上最大的打击，最耻辱最痛苦的事！我看共产党处理问题太主观，太武断，不讲理，前后反复无常。

　　领导上这样做太缺乏远见了。法律是阶级统治的工具，但也是一门很深的学问，忽视法学研究是不对的。如今是旧的人被打倒了，新的人又培养不出来。如果再过五年我们就都快要六十岁以上的人了，恐怕不可得了。我现在是勉强在教俄文，那是为生存而被照顾。学非所用，工作有什么意义？

　　柯象峰说：旧法学不是一点都没有可取之处的。柯象峰：（南京大学英语教授，最近才开课，前金陵大学社会系主任）

　　应该承认，旧法学和马列主义是有对立的，是有毒素的；但是，现在把旧法学一棍子打死，法学院取消，又来照顾我们的生活，实在令人啼笑皆非。其实，旧法学不是一点都没有可取之处的。我有一个例子说明：

　　李景汉先生写了北京郊区的调查，真是轰动一时。李先生是我们的同行，过去他在那里调查过，现在还是用社会调查学的方法又去调查一次。尽管过去沾了毒，而现在思想、观点、立场改变了，可以发挥更大的效果。

　　可是，不知领导上为什么却这样不重视我们这门科学呢？

　　史国纲说：有人说社会科学是春寒，我看现在的国际关系这一门是严冬史国纲：（江苏省人民委员会参事室参事，前南开大学政治系教授）

　　我是研究国际关系的，可是这里有一个笑话。有一次，我在我现在工作的参事室谈国际关系，很多人却不知道这门科学。

　　有人说社会科学是春寒，我看现在的国际关系是严冬，一点没有春意。

　　还有一件小事：去年９月艾森豪威尔讲了挑战的问题，我想驳他一下，就到处找人弄他讲话的原文，遍寻无着，最后请政协去搞仍没有弄到。我想弄点材料绝对不是替帝国主义宣传，可是这里的领导好象在替帝国主义保密。因此在南京的情况看，国际关系象这一门整个已经绝种了。

　　几年来我是转业在省人民委员会参事室，可是我并没有改行，在可能范围内我还要钻研。但因为资料不公开，东西要不到，所以落后多了。国际关系问题是要和当前工作密切结合的，所以保密材料可以公开，研究之门可以开大一点。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5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