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人民大学教师对学校领导提出批评建议  好大喜功和教条主义的毛病要赶快治好

　　<《人民日报》>

　　本报讯昨天下午，中共中国人民大学委员会邀请了全校一百多位教授、副教授、讲师等举行座谈。教师们对学校党的组织和行政领导上提出了许多批评和意见，帮助党组织开展整风运动。

　　座谈会上，聂真副校长首先代表学校党组织要求教师们开怀畅谈，毫无顾虑地给党组织和领导上提出尖锐的批评和意见，揭露学校中存在的各种矛盾。

## 侯大乾讲师说，党员和群众见面只能谈“今天天气不错啊！”

　　侯大乾讲师代表中国人民大学民主同盟支部委员向学校党组织提了许多批评和意见。他说：我们拥护党这次的整风。目前人民大学内部存在的矛盾是不少的。首先在党群关系上，还存在着一道墙、一条沟和一个关起来的门。群众和党的关系是若即若离、不即不离。大家见面好象就只能谈“今天天气不错啊！”等话，很难再深谈下去了。有些党员领导同志不尊重老教师，甚至有的党员在下面公开地对老教师讲：我们革命打游击时，你们还不过是个资产阶级的学者罢了。言下颇有轻视之意。同时学校的领导上在处理一些问题时，一般多是强调政治条件，忽视才学，什么选拔培养干部啊！都是先党员后群众。甚至为了照顾党员，硬把一些只有高中水平的党员塞进教研室去做教员，给教学工作造成很多困难。

　　侯大乾还说，在中国人民大学，党外的中国教授、专家经常得不到党的支持和信任。而一旦中国专家讲错了话，就大受批评。有个别党员在入党前和群众相处很好，一入了党，就有了优越感而脱离了群众。还有些党员经常随便给人乱扣帽子，就连群众把“爱人”叫做“太太”也要扣你一顶资产阶级思想的帽子。学校党的组织在解决教师入党问题上更是关起门来，党员多是站在群众头上看群众，宗派主义情绪很大，居功自傲。

　　在谈到民主党派在人民大学的作用时，他认为党没事是不会找民主党派来的，党的统战工作最多也只是统统上层的一些老教师，中下层根本就不统了。

## 王衍臻说，不如把人民大学叫做“北京四大政治理论课大学”

　　王衍臻教授说：我在这要说心里话，我对人民大学没有亲切之感。我来人民大学工作四年了，但从１９５３年院系调整时我从山西大学财经系被并入中国人民大学时，就有意见，因当时我听说人民大学只要山西大学的学生不要山西大学的教师。这使我觉得很不亲切。其次在教学业务上，我在山西大学教课很受重视，但到人民大学来了以后，二、三年也不让我开课。我感到领导上很不接近群众，校长很少下来。譬如我们对历史教研室真是深恶痛绝，他们的宗派主义严重，使我们的工作也受到影响，但领导上却很少过问。

　　另外，我觉得人民大学只把四大政治理论课看得很重，别的课都得不到重视。四大政治理论课以外的教师，也不被重视。我说，干脆还不如把人民大学叫做“北京四大政治理论课大学”好了。

　　今天要检查人民大学的领导作风，我说是宗派主义第一，官僚主义第二，教条主义第三，全有。

## 许孟雄说，人民大学象个失业收容所，又象个教条主义的大蜂窝。

　　许孟雄教授说：一、我觉得人民大学这样的学校只要有几十个人就可以了，目前却发展到几千人，真有点象失业收容所。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人民大学有些人整天辛辛苦苦，忙得很，但也有不少人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整天没事干。忙的人拿工资，吃那些饭，闲的人也照样拿工资，吃那些饭，这不是象个救济性质的收容所吗？

　　二、人民大学不象个学府倒象个教条主义的大蜂窝。培养出来的蜂不是去采蜜，却是去散布毒的，并且散布得很广。我虽不懂得马列主义，但是在教外文时还懂得注意联系实际。但是，我看目前一些学生在学习马列主义，却不懂得联系实际，这种学习真是教条主义。我认为这样培养出来的人派到各处去，不但没好处，反而有坏处。

　　三、教研室有游击作风。系办公室研究问题不是通过电话商量，而是传命令，这种游击作风带到教研室不合适。学校办事难，层层领导太多，影响了工作效率。打个比方，我们的办公室是好比父亲，系主任是祖父，校部领导同志是曾祖父，而高教部则象太上皇。学校到高教部请示什么问题，真是三跪九叩，唯命是从。其实，我认为高教部对我们学校的问题不一定全部了解，处理问题时有时可能是教条主义的，我建议学校领导在处理有些问题时态度应硬一点。

　　四、学校的四门政治课好似学校的长子，受到特别的宠爱，学校的兴败似乎都在这四门课上。由于是长子，拿的是双俸，我觉得这种思想是封建主义的。其实在人民大学，长子固然好，次子、三子、四子也很好，不应有偏心，对别的系科也应同样重视。

　　郑昌淦说，人民大学有上下苟且因循的校风。

　　郑昌淦讲师说，过去党曾经审查过我，以后证明我没有问题，但是并没有在一定的群众场合说明，一直到现在，还有些人对我的情况不了解。为什么这样做？为的是维护领导威信。我觉得这样做是不恰当的。

　　人民大学有上下苟且因循的校风。拿填表一事来说，我到人民大学工作了几年，不知填了多少张表，有些表填了就归档，也没人很好看。这种作风，浪费国家物资不说，而且浪费很多人的时间，填一张表有时要花费半天时间。

　　多年以来教师养成不谈校事的习惯，连党员、系主任也都是如此，据说是怕违反劳动纪律，我觉得这样下去是个危机。

　　学校对学系相互关系的问题没很好研究。例如，我们设立了档案系，这个系和中国通史是有关系的，但却没有设立历史、通史专业。又如，我们设立了新闻系，这个系原是和中国文学、外国文学等系有关联的，而我们也没有这些系。据说我们成立新闻系是和北大分工，我觉得这不合理。

　　我们自以为人民大学是第一流的新型的社会主义大学，其实究竟新型在什么地方，比之资产阶级的大学究竟有什么优越性，大家的思想还是比较模糊的。

　　余肇池说：人民大学的病源在哪里？

　　余肇池教授说，人民大学有病，要治好病，先得找病源。人民大学的病源在哪里。一、好高鹜远，学校当局只想到大，把人民大学办得怎么大怎么大，结果是大的没有搞成，连小的也丢掉了。人民大学校址的悬而未决就是这个道理。二、方针不定，前途不明，发展畸形。人民大学究竟往什么方向发展？大家都不清楚。学校办有本科，又有夜大学，又有函授，函授四处伸展，甚至连上海那个有几百个可以教财经学科人才的地方，人民大学的财经函授也伸了去，为什么要这样伸展呢？这样做，必然影响了学校的教学业务。三、教学人员待遇差别悬殊。为什么住房也要分等，有的能住大红楼，有的只能住灰房呢？吃饭也分什么大、中、小灶，还有什么特灶，为什么要这样呢？据说连发字纸篓也还分等级哩！四、党员对人的态度很不诚恳。五、领导不信任老教师，认为老教师老迈龙钟，无武可用。六、学校摆着一副衙门派头。办一点事层层节制，事事行政命令。一些条规只是到群众中去，而不是从群众中来。再加上作风生硬，因此许多不尽人情的事情也就发生了。

　　教学质量的好坏，教师、学生都有责任。没有好的原料就不会有好的成品，没有好的技师或者技师对这一工作不感兴趣也不会有好的成品。要教师提高而又把大家圈在一个框子里，这是弄不出名堂来的，多少要照顾到教师的兴趣。教学质量不是变戏法而来的，它要一步一步慢慢地来，急躁不得。

　　另外，学校应以教学为主体，行政事务等等应当为教学服务，但人民大学却没有做到这一步，常常由于行政方面计划不周而影响教学。

## 赵承信说：人民大学发展方针摇摆不定。

　　赵承信教授说：人民大学发展方针摇摆不定造成许多损失。为什么摇摆不定，造成了多大损失，学校当局应当研究、计算一下。一位同志说：由于方针不定，校舍不能集中，每年每人在汽车上就要浪费许多时间。

　　从周总理报告后，人民大学才开始注意老教授，但是李景汉老先生并不是人民大学发现的，而是人民日报发现的。他们打听到三十年前李老先生在一个帝国主义办的燕京大学曾带了一批学生作过社会调查，于是请李老先生作一次北京近郊农村调查，并且将调查报告发表在人民日报上了。可是谁知道李老先生在养病的时候，觉得前途毫无希望，曾把精神寄托在文艺小说上呢。现在，李老先生为人们重视了。但是我要提出，对于老教授们，党要不断地鼓励他们，但不要过分，过分会使他们累垮的。对老教授的工作要做得特别细致。

　　人民大学不能说没有民主，但发扬民主是不够的。

　　这个座谈会将在１８日继续举行。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5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