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帮助共产党除“三害”　对外贸易部各民主党派主要负责人座谈

　　<《人民日报》>

## 很不行的党员也被提拔　在人事部门的提得更快

　　很多公司提拔的处长，绝大部分是党员。在我们公司去年提升的几个处长中，没有一个非党员。

　　去学习的，也都是党团员。有一个党员，１９５５年由办事员提成科员，１９５６年又提升为主任科员。由于不称职，群众有意见，就把他送去学习。

　　提拔、培养的对象，也要看他是否具备了条件。我们这里是：明明很不行的，却非要提。

　　出国干部中，除技术人员外，几乎没有一个非党员。甚至派司机出国也要是党员。

　　去年准备到苏联检查我们在那里的工作，原来决定由一个非党员随处长去，可是人事局不同意。在人事部门工作的，提升得快。人事局的都是一等科员，没有普通科员。所以大家说他们是“近水楼台先得月”。

　　在使用干部上也有问题。会外文的，被分配去搞行政工作。外贸学院要举办外文班；我们这里原有有外文基础的人为什么却不用？为救当前之急，为什么不适当调整他们的工作？

　　行政处一个懂外文的学工的人，却被分配去管服务员（公务员）。在干部登记表上要填自己的专长，他们也都填上了；但是，就不调他们的工作。是不是党不信任他们呢？

## 领导干部生活特殊　处长吃饭设有“专席”

　　在部里，上下级间、领导与群众间有矛盾。领导干部生活特殊，脱离群众。司局长干部住的是高级宿舍，吃饭上小灶食堂，回家小汽车一坐，上班接触的是处长、科长，根本没有同群众接近的机会。

　　公司里基本上也是如此。进口大楼的北屋，竟规定留给处长以上的干部住。有些北屋明明空着，非处长一级的干部要结婚没有房，想暂借几天也不行。粮油出口公司的食堂，单有一间小屋给处长吃饭。后来小屋被移作他用，又在群众吃饭的地方辟出一桌为“处长专席”。群众对此很不满，要求取消这个“专席”，还被批评是“平均主义”。

　　使用家具上，也规定什么级的干部用什么。处长不要衣橱也得给。一等科员以下的人，虽然有书也不给书架，另一些人却拿书架摆碗。

　　在生活福利上，想花样照顾领导。据说是领导干部过去苦，家底薄。我认为现在并不是这样。真正困难的同志，去年过年的时候，要求补助六元，结果只答应给五元，使这位同志得了补助还不高兴。据说现在一些小学生在学校里也说“我爸爸是处长，你爸爸是科长”，以此互相炫耀。

　　有人说，共产党员是“吃苦在先，得利在后”。因为过去吃了苦，现在该得利了。

　　在工资问题上，部里与公司之间的待遇也不公平。部里十七、八级的科员很普遍。公司里，十九级的科员都很少。

　　很多公司的一般干部，从１９５２年定级后，四年来没提过级。但是，当时是科长的，到去年最少提了两级。是不是科长就进步快，非科长就进步慢呢？科长升级是轮班，今年是这几位，明年是那几位，后年又是这几位；因此，一个科长四年最少提两级。

　　意见老提，可就老不改，这是软性的抗拒批评。有时候领导不让人畅所欲言就作结论或扣帽子。

　　外贸部交际处的人说，他们的工资待遇是高的，其他待遇却很低。他们要求政治上多帮助是合理的，一律给他们扣上“平均主义”的帽子就不合适。我们常说，给经理提意见还可以，因为人多，是谁提的意见他记不清。但是，给处长提意见就不行，处长知道是你提的，以后讨论提薪提级问题的时候，他说你调皮，你就不能提级。

## 党员当处长什么都不会　办事员倒是“无职有权”

　　提拔的党员，是不称职的（不但业务不懂，甚至“原则领导”也不行），只是经理怎么说，他就怎么说。反正大事找局长，小事找科长、科员。所以有人说：处长最好作。但是有些党员处长并不因为自己不行而感到苦恼，反而觉得无所谓。他们对钻研业务也不感觉兴趣。有些处长即使参加学习，考试成绩也不好，因为他们吊儿郎当。

　　在我们这里，非党干部是有职有权的，这是由于处长什么都不会。有一个办事员说：我是“无职有权”，有些问题我决定了交给处长，处长说：“有没有问题？没问题我就签字。”只要我说声没有问题就行。这不是“无职有权”吗？

　　最后，我希望以后公司里召开党政工团联席会的时候，也让民主党派的人参加。因为这些会，一般都是要动员群众作什么，吸收民主党派的负责人去开会，对发动群众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5月17日，原题为：“帮助共产党除“三害”　对外贸易部各民主党派主要负责人座谈  姚日成发言：被提拔的党员不称职升级后就更脱离群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