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界人士向本报记者揭发一系列问题

　　<《文汇报》>

　　（本报南宁17日专电）广西省教育厅长石兆棠今天答本报记者所提问题时说：教育部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建筑在多少家长、学生、社会人士的痛苦上，其教条主义、官僚主义表现在政策不明确，制度乱变化，学校乱拆散，学生乱调拨，计划乱分配，教科书乱编译等。如全面发展，教育部从未指示如何做，下面只好拿四个大字猜此方针。教育部董纯才副部长同意，柳湜副部长不同意，各司长也看法各异，后来发动全国教师讨论，中小学教师本领再大也弄不懂这个政策，结果大乱。政策不明确，只会产生主观主义；制度乱变化，如取消坐班制，但未明令取消，仅教师报发一小文，结果把教研组织也改掉。这原是好经验。建制需要明令，取消也应该明令。又如语文分科，书已印好发下，才叫我们去北京讨论，各方无准备，结果，教师忙死，学生累死，请问既决定执行，何必讨论？学生乱调也造成大损失，如去年高师会议，要各省自力更生，解决师资，但广西大学早被拆散，全省只有三个高校如何解决？在计划乱分配上，去年大叫小学下放，到处开会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因此只好照办，但无条件，贯徹不下，教育部不应为胜利冲昏头脑。中小学教科书量重惊人，初中课本中岳飞枪挑小梁王，计100页922行，如何教，开初坚持小学语文读70万字，专家说只能20万，现仍保持30万，造成小学生不会读也不会写。教育部说苏联的数量还要多，但忘了文字各不同。

　　石兆棠最后说，由此看来，贯彻社会主义教育，应有计划，马列主义指出要从实际出发，这就是要调查研究。教育部政策、方针、制度，多发自冲动、片面、主观。几年来弄得天下大乱。但过去从不检查、认错。学生、家长、社会都有很大意见，教育部没有政策研究机构，上面乱盖章，下面忙奉行。我们尊重上级，望教育部也尊重下级，应起真正指导作用，不要乱说话。他表示欢迎教育部开门整风。

## 用行政命令不行

　　（本报福州17日专电）福建中小学教师们尖锐地批评教育部门以命令主义推行教条主义。

　　龙溪师范学校校长张方说，教材繁杂，学生负担重，教育部门听取意见说要精简，但今秋师范各科教学法也要取消，指示说在各科教学中附带提一提，这个附带怎样去执行呢？厦门护士学校校长黄英高认为教育部门片面强调保证高等学校学生来源质量，把较差的往中等专业学校送的做法是不妥当的，同时专业学校教材内容大纲也有问题，她举例说，她的学校学生解剖没学好，又规定学生理、病理、药埋，结果学生提出“三理不理”以对抗。徐月明代表说，群众办学，各地有传统，且有成效。但过去没有妥善的规章办法支持，下面产生过分的限制也不及时纠偏，结果许多民办学校关了门。对教育部取消小学坐班制，教师代表也有意见。厦门实验小学校长柯咏仙认为小学教师整天上课外，还要批作业备课学习，事情多迫得干，不办公也得办公。根本问题不在废除不废除坐班制这道命令。问候荆溪小学校长陈超说，上面规定加强劳动教育，鼓励学生参加农业生产，但现在教材中多是工人伟大、拖拉机手一套，脱离当前实际，因此学生一听赤脚下田拿镰刀劳动就怕。会上教育界人士吴从征说，中央规定幼儿在园中时间每天八小时，但有些地区条件办不到，上面又扣得太紧太死。他说，用行政命令“坚决执行”的教条主义是不行的！

## 不关心教师疾苦

　　（本报成都17日专电）成都13中学校长吴先忧、王心淦两先生要求记者对教育部不关心教师的疾苦而呼吁。他们说，教育部许多规定都不合理，如教育部对教师病假工资规定按参加革命年限长短计算。而多数教师是解放时才参加的。慢性病者生活无保障，被迫带病工作。又如教师工作到深夜12时还不能休息，但教育部却不顾中国实际情况，还在喊苏联教师教30多钟头，要我们挖掘潜力，而不知道苏联学校每班30来人，我们每班至少55人。社会条件学生情况也不同，教师负担重，生病的很多。去年13中学曾作过调查，生病的教师占五分之一强，其中肺病八人，最近肺病又加两人，而我们从来没听见教育部对负担过重作专题研究。吴先忧和王心淦两先生又说，教育部成天空喊加强学生思想教育，但却不重视思想教育中最重要的班主任工作。目前教育部规定班主任工作量只算四小时到六小时；而班主任工作又不作为评选比秀教师条件，也不作为评工资的根据，甚至不算作教龄，这说明高高在上的教育部，根本不知道班主任的辛酸苦辣，风里雪里处处奔波。因此，教师都不愿干班主任的工作。吴先忧、王心淦两先生建议以后规定班主任应以班工作为主体，教学为副，以便更好地做好加强学生思想教育工作。他们还提出成都很多教师有丰富的经验，是国家宝贵的财富，这些老教师有的老了退休了，教育部应赶快抢救，总结推广他们的经验。

## 补习学校受歧视

　　（本报讯）上海市教育局昨天继续召开教师座谈会，听取教师们对教育行政部门的批评和意见。到会的有20多位补习学校、补习班的负责人和教师。

　　立威补习班林立威说，我们补习班、校是“私生子”，长期被关在教育部门的大门之外。补习班、校的教职人员，担负的任务不下于普通学校教师，但他们却不算在职人员，也不能参加工会组织。建新补习班安涛说，补习班的教师存在严重的自卑感，因为他们被称为“地下教师”，“临时工”。补习班教师到处遭到歧视，连工人俱乐部也不准进去走一走。建群补习班黄庆荣批评教育局对教师“用而不信”。补习班和补习学校的负责人不称班主任或校长，教育局创造了一个古今中外教育史上没有过的新名词，叫做“负责教师”。普信补习班周云岗认为教育局的官僚主义作风是：“虚心接受，并不改进”。他说，教育局的负责同志作报告，说得很漂亮，要补习班、校教师好好地工作，但又不承认他们是在职人员。使补习学校教师成为“在业”的“失业”人员。这叫做群众信任我们，教育局不信任我们。

　　教师们对教育局不承认补习班、校学生的学籍提出批评。我们关心的是补习班、校学生的出路问题。教育部门应该承认他们的学籍，允许他们以同等学力报考高一级学校。邑庙区东华补习学校吕国峥说，补习学校的学生也有自卑感。他们看电影，假期乘火车都不能和普通学校学生享受同样的优待，因此，纷纷打算报考普通中学。黄庆荣批评报纸反映补习班、校的情况不全面。“报忧不报喜”，造成不好影响。他认为统战工作做得不好。在政协委员、人民代表中就没有补习班、校的教师，连列席的机会也没有。

　　 ---- 原载1957年5月18日《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