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对外贸易部各民主党派主要负责人座谈会上的讲话

　　<海关总署副署长、海关管理局局长、丁贵堂>

## 帮助共产党除“三害”　对外贸易部各民主党派主要负责人座谈

## 丁贵堂发言：共产党是伟大英明正确的可是并非每个党员都如此

　　以毛主席为首的党是伟大的，方针、政策都英明。凡有爱国心的中国人，可断定都全心全意、心悦诚服地拥护共产党的领导。

　　当然，不是所有的共产党员都是英明正确的。也不是每个党员都能代表共产党那样英明正确。

　　我本人对伟大英明的共产党和毛主席和人民政府完全相信；党和政府对我的照顾我也很感激。我一直是相信党的。党和党员工作中不可能没有偏差错误；但我也相信这些偏差错误早晚一定会纠正的。现在要整风，就是明显的事实。过去有些共产党员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这是不对的，但是我早就相信，这些错误早晚会纠正的。今天果然如此。

　　我今天发表的意见，很可能是片面的。近几年来，我虽然是副署长之一，但是对总署的业务不是全面掌握，不可能全面了解党的政策和方针，所以意见可能是不正确的，甚至是错误的。为了响应党的号召，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精神，为了爱护党和党员起见，我大胆地提出个人的意见。这些意见并不代表我的组织。如果有偏差错误，仅供党委参考、指教。

　　海关总署有党和非党的领导干部和一般干部。我现在要说的主要是党员领导干部和一般党员。

　　解放后，人民海关事业一切都是草创。一切行政业务都有了规章制度，这应归功于党员干部，当然也有非党干部的贡献。

## 提拔、培养、使用干部为何先考虑是否党团员

　　海关总署共产党员的宗派主义相当严重。表现在几个方面：

　　第一，在提拔干部上，有党员与非党员之分。海关总署成立七年多，原来由旧海关转过来的人员，绝对没有一次升两三级的。而党团员，却有连升三级的。去年提拔七八个副处长，都是党员，没一个是非党员。各关关长、副关长，除了刚解放的时候任命过一两位非党员以外，没有提升过一个非党员。现在海关总署的非党员占５０％。除老弱残兵外，是不是没有一个非党员可提升的呢？一个干部升级，先考虑他是不是党团员。如果是，即使才学缺一点，也可以。过去统计、税政、查私处有四位副处长，都是相当有本事的非党干部。两年前，不知道为什么把他们调为专员。专员的职权是没有一定的规定的，所以一般认为专员低于副处长。大家也认为他们是由副处长降成了专员。

　　第二，在培养干部上，无论是在职干部训练班或外文训练班的学员，多半是党员，非党员为数极少。数目之小，一看就知。现在干部训练班四十六人中，只有八个非党团员。当然，党团员前途远大，国家信任他们是应该的。但是，海关总署内的一千多非党干部中，就只有这几个有前途的？为什么不培养他们？

　　第三，在使用干部上，海关总署召开各种专门、专业会议时，参加的人都是党团员。中央各机关开会时，我们没有机会参加，也是派党员去。非党处长，甚至连我这个副署长，从１９５３年以后连一次中央召开的业务会都没参加过。旧海关的同事们，多懂外文，尤其是英文，他们的这些学识和能力没有被好好利用。近年来署里派人到各地视察情况，大多数由党员领导干部领着下去。我除１９５１年年初去过外，就没再去过。我是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每次以代表资格出去视察的时候，领导上也从来没有要我去视察海关。我倒是在去大连的时候，主动地了解了一些大连关的情况；把这些向领导汇报，也置之不理。大连关事多人少，这问题直到党员干部去视察后才解决。

## 我是有职少权而要负责　党员处长对我声色俱厉

　　第四，非党领导干部是有职无权。四位署长和副署长中，只有我不是共产党员。在解放初期（１９４９年——１９５３年），我是有职有权的，很多事情由我管，甚至不该我管的也管了。从海关总署成为外贸部的一部分以后，我的权与职就不相称，甚至削弱了。１９５３年开全国联合查私会议，是由我领导的。可是这个会议的总结，事先并没有同我商量，草稿也不给我看。直到半年以后，全文都打印好了才给我一份。１９５３年，开海关关务会，我是主席团之一，天天领导开会。会议的总结报告，是由雷副部长领导作的，根本不准我参加总结工作。总结报告都打好后，才叫我表示意见。我表示了意见，也不知道采纳了没有。我是有职了，但是“权”很成问题，责任还是有我的。别人作的事，好了没问题；错了却由我负责。比如孔部长到印度尼西亚谈判关税互惠问题向家里征求意见的电报，我根本没有看见。海关总署回的电报，我也不知道。孔部长回来后，周总理认为这件事没作对，孔部长就把责任扣在我头上，我辩驳也没用。好在没给我处分。这就是有职无权而有责。谁叫我不知道呢！我领导三个处，也常批改一些公文。可是，我改的公文，处长马福元（共产党员）常常跑来责问我为什么要这么改。处里有问题也从不向我请示。我给马福元说过多少次“有问题大家商量商量，可是他也不来，我的意见交下去，他们不是说我不懂政策，就是说我不懂业务。我在海关呆了四十一年，多少也懂一些业务。可是，总署副处长陈铁保（共产党员）甚至有时对我说话声色俱厉。党员处长常常不请示报告，甚至有时候他们出差去了我也不知道。

## 党员和非党干部之间墙高而厚，沟深而宽

　　第五，领导者之间、领导者和被领导者之间的党群关系，基本上是彼此没有来往，仅仅是公事公办。没有谈过心，沟通过思想。总署的墙高而厚；沟深而宽。虽然公事上没有磨擦，暗中心里却不相通。在私人往来上，不但谈不到密切，根本没有交往。只有个别党员同志在春节时同我们彼此拜拜年，说声“恭喜恭喜，发财”而已。

　　海关总署的行政方面和共产党组织对民主党派都不重视，只是觉得它可有可无。民主党派争取一下就领导一下，不争取就完。黑板报上给民革登一个通知，也遭到共产党员反对。

　　七年来，我是前三年半有权，后三年半是有职半有权而有责。我自己年岁大了（虚岁六十八岁，实岁六十五岁半），进步慢，落后，脑筋都是老一套，把旧东西马上挖出去是不容易的，所以，我主观上也有问题。

## 不调查研究就主观臆断对旧事旧人一概不相信

　　主观主义在海关总署中的表现是：

　　第一，不调查，不研究，主观臆断。旧海关的本质是恶劣的（它是为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服务的），它所起的作用也相当坏。但是，不应该否定它所有的一切办法。现在有些人一听说是旧的，就“呃”的一声摆手说不行。毛主席说，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我们也应该学，甚至他们的好的文学也要学嘛。难道他们在海关中的办法，就不能批判地接受？

　　第二，对旧海关转过来的干部不相信。尤其是对过去担任过高级职务的。说我们既不是国民党员，而能爬上这样高的职位，如果不勾结外国人，是不可能的。其实，旧海关的情况是除在海关总署的机要部门工作的以外，其他的人并不了解海关内的情况。现在退休条例规定，凡是作过海关税务司的人员，都是旧官吏，虽然当时作了一百年，也不能算劳动年限，这完全是主观主义。其实，当时外国人对我们不过是“使由之，不使知之”的利用我们。外国人根本用不着与中国人勾结，因为他可以为所欲为。即使个别中国人去亲近他们，也不过是拍马屁而已。当时总税务司的美国人用红铅笔签署公文，而我就被禁止用红铅笔签公文。因为在他们看来红铅笔是主官用的。我连用红铅笔都办不到，有何职权可言？但是去年肃反，仍然怀疑我们同外国人有勾结。我参加人民海关工作后，曾经写了一份自传，其中写了我过去同外人斗争和抗战期间我捐款给十九路军、东北义勇军、新四军的情况，有人就说我夸大其词。其实，这些都是真实的。

　　旧海关，按例，各关各口，每年每季每月，都送书面报告给海关总署。报告中都是关于地方风土人情、军事、旱灾、水灾等情况。总署就把这些情况编印成册公开发行，也发行到外国。解放后，就被认为这个工作是给外国人送情报。平常我们给外国人写英文信，一般都称呼Ｄｅａｒｍｒ·，下款署名是Ｙｏｕｒ　ｆａｉｔｈｆｕｌｌｙ这几个字译成中文是“亲爱的先生”，和“你的忠实的”。因此，就以此为证说我们同外国人的关系很亲昵，有勾结。其实，这是一般的国际交际用语，周总理在外交往来上不是也常称外国人“亲爱的”吗？

　　主观主义还表现在机械地搬用别国的经验，比如新近草拟的海关法草案就是如此。

　　海关总署的党员领导干部在官僚主义上的表现：领导上对非党群众很不接近。仅在署务会议上，对少数人作一些报告。对民革工作根本不过问。李副部长曾对我说：“丁老！老丁！你看了很多书啊！”当时我没好意思说：为什么不给我工作做呢！

## 党员自认为是特别材料　把非党干部看得太低了

　　有些党员，正如斯大林所说，觉得自己是用“特别材料”作成的。我觉得他们与别人是不一样。但也应该研究研究是什么“特别材料”。他们总觉得“老子天下第一”，“天下是老子打的”。他们骄傲自满，这就是他们与别人不同的地方。

　　党员对非党人士，不从发展看问题。常常背后骂我们“落后分子”，把我们估计得太低了。当然，决不能说我们比党员高。但是，我可以自傲地说，我的觉悟是有所提高的。不然，我今天就不敢说这些话，就会害怕说了这些话明天挨斗。这也是我在社会主义学院学习半年的结果吧。

　　我希望党员要把我们看成是同他们一样地爱国的中国人。如果我们不爱党、爱国，我就不讲这些话了。我们完全是志同道合的走社会主义的道路的。我们的“志”都在于建设社会主义，我们应该都是同志。严格地说，党员和党员是同志；广义地说，大家都是同志。

　　我的第二点希望，就是不要把非党人士估计太低。他们是有进步的，有用处的。

　　以上两点，我相信党一定能作到。只要作到这两点，深沟也能填平，下雨也不会渗进去，墙再高也会拆掉。

## 不声不响，偷梁换柱把总署降成了局一级

　　我不是来争权夺利；可是，我对外贸部的领导关于海关总署的机构人事问题是有意见的。过去海关总署直属政务院，对我也是副部长待遇。海关总署归并到外贸部时，周总理曾说，海关总署的政治待遇不动。后来叶老来署，在署务会议上也亲自说，海关总署人员待遇不变。可是，合并以后，部里的人事处无形中把署降为局一级的了。工资虽然没变，政治待遇却低了。这简直是不声不响、偷梁换柱的作法。其实，变也可以，应该交代一下，叫我作科长也可以。

　　到底海关总署人事归谁管？各关干部待遇和升级由谁管？各关关长，甚至随便被地方调走了我也不知道。有时一个关的领导干部都调走了，我也不晓得。

　　部里对民革等民主党派的工作也不重视。很少征求民主人士意见。

## 署长太多，人浮于事　三反、肃反应早结案

　　我觉得海关总署的署长太多，人浮于事。原来说只要两个署长，现在是四个。是不是因为部内人多了无法安插？如果是这样，可以把我调走。我是农家出身，愿意到乡下去。

　　我很少参加部务会议，希望今后能参加。有些业务电报我也看不到。我也是重要领导人，如不了解方针政策，就不称职。

　　我感到部、局的领导同志对免税问题很感兴趣，常常随便批准免税。事关国税，无论对私人免税和公家免税，都不应太宽。

　　此外，三反、肃反的时候被斗的对象，还有个别未结案的，这些人心绪很不安。三反时有一个人被认为贪污送到法院，法院判无罪。但海关总署既不上诉，也不执行判决。肃反时有些人被怀疑而实际上没问题的，也有些未作交代。这些人也对党不满。为了变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努力，对这些问题应作交代。

　　 ----来源：1957年5月17日《人民日报》第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