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北农学院非常知识分子积极帮助党员干部整风

　　【本报消息】最近几天，河北农学院许多非党教授、助教和讲师，都积极帮助共产党整风。他们说，家里事，全家人来解决，就会更团结。在十三、十四两日，中共农学院委员会召开党外教授、助教、讲师座谈会，大家就是带着这样的心情对该院党组织和行政领导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 人为的一堵墙

　　座谈会上，多数人都感到农学院的党群之间有一堵墙，妨碍着党与群众的团结合作。王健副教授说，党群之间的墙主要是某些党员的作风不好造成的。有的党员干部认为学校是党领导的，我是党员，我就代表党领导你们。有些党员参加系的会议时，事前并不和党组织商量，而在会上则以领导者自居，大发议论，生硬地否定别人的意见，使某些老教师感到很不自在。他还说，我也常常遇到这样的情况，两个党员在一起谈话，并不一定是多么机密的事情，但是当你一接近，就像拧上电扭一样马上停止，这种场面实在令人难堪。这虽然是小事，但在党员与非党群众之间自然就垒起了一堵墙。郭西则老教授说，农学院党群之间的鸿沟在去年提级增薪时更加深了。提级提薪过多地照顾了党员团员，过多地考虑政治条件，而对业务能力则考虑的过少。因此，使一些党外人士不满意。他还说，农学院的党员对非党人士客气多，帮助少，抱着敬而远之的态度，使非党人士很难受。李鉴古老教授建议共产党要提倡群众向党多说话，减少群众背后乱说话。于溪山副教授说，农学院的党组织总是要非党同志靠拢党，而自己却是高高在上，不和群众接近。张海泉副教授说，在我们农学院有两个地方大家不够熟悉，一个是人事处，一个是党委会。我认为人事处和党委会的同志不能总坐在办公室里翻阅档案袋，因为人是活的，是在变化着的，应当到群众中去，了解他们的动向，帮助他们进步，使党和非党群众之间真正做到亲密无间。

## 不愿听逆耳之言

　　许多教授批评农学院的领导上喜欢歌颂，不愿听取逆耳之言。孙珍田教授说，长久以来，领导上就把敢于提意见的人特别是敢于提批评意见的人看成是最难领导的干部，这就不能不使大家在提意见时有很多顾虑，甚至有的人有意见干脆不提。石大伟副教授认为，农学院的某些领导人单纯从感情出发，对好说话，好提意见的人给扣上个“落后”“唯心主义”的大帽子，而对一些善于喝采，善于歌功颂德的人，则认为是好干部，树立他作旗帜。这样作的结果，使许多满腔热忱想把工作做好的人都消极起来。他说，领导上应该考虑，到底有意见提出来好呢还是不提好?希望党组织通过整风，克服这种不愿听逆耳之言的作风。

## 依靠谁办好学校

　　在依靠谁办好学校这个问题上，大家认为农学院是存有问题的。孙珍田教授说，过去学校一直是依靠一些所谓积极分子办学，一些有学问的老教授不被重视，因而使这些老教授情绪低落。院务委员会是决定全校大事的，但是参加院务会的只是少数人，有些老教授却不能参加，而且院务委员会并不是把一些未做决定的事情提出让大家研究，而往往是把已经决定了的事情拿到会上去通过。刘富林讲师提出，学校党委制不能办好学校，只能助长党员的骄傲自大脱离群众的坏作风。他认为应该以教职人员代表会为管理学校的机构。王健副教授说，学校领导上强调集体领导，忽视发挥教师们的积极性，给教师们的权力太窄太小，使教师们感到反正上边有主意，自己另搞一套也不顶用。他说，旧社会的教育工作中有很多缺点，但是对教师很信任，教师们都是千方百计地教好学生。现在，是放手的时候了，应该把办好学校的事情大胆的交给教师们。

## 上边官僚　下边盲目

　　教授们对高教部的官僚主义和农学院的教条主义进行了严厉批评。石大伟副教授认为当前农学院的情况是教学质量不高，向科学进军迟迟不前。他说，我认为现在的大学毕业生的质量比“七七事变”前低了。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是高教部在制订方针政策时有官僚主义，而农学院在执行中又是机械盲目，向上级报喜不报忧。不管是在改变学制方面还是学习苏联方面，只要高教部一号召，农学院也不分析具体情况，立即不折不扣的执行。他举例子说，高教部发出了减轻学生负担的通知以后，河北农学院立即召开大会小会大嚷大叫要减轻学生的负担，但是实际上河北农学院学生的负担并不重，高教部布置了实行口试及四级记分标准，农学院也立即执行，当教授向领导上请示如何记的时候，领导上也没有闹清。硬说这是先进经验。推行结果，师生意见很大。

　　参加座谈会的共有三十七名党外人士，十九位在座谈会上发了言。为了达到每个人都畅所欲言，农学院党委会决定再分别召开小型座谈会，征求大家的意见。

　　（来源：《河北日报》1957年5月18日。原题为：“尖锐的批评　热情的帮助：河北农学院非常知识分子积极帮助党员干部整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