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商业部民主党派人士和高级知识分子 批评商业部工作的缺点   <《人民日报》>   本报讯本报于18日邀请商业部各民主党派的代表和一部分高级知识分子举行座谈会,参加座谈的有李贵凤(民革北京市候补委员、商业部民革支部委员)、耿明允(民革小组长)、马正平(民革支部主任委员)、姜安祥(民革支委)、熊惠三(民盟支委)、刘瑞尧(民建支委)和工程师朱云鹏、陶定诚、李进、方才政、王绶昌、贾遵庚、方治朴等十三人。 ## 李贵凤说:民主党派在机关内部不被重视,如何贯彻“长期共存、 ## 互相监督”的方针?   李贵凤在座谈会上说:中共商业部党委对民主党派的工作不重视,商业部的个别领导人也有轻视民主党派的。机关开会只是党、政、工、团,很少提到民主党派。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不是统战部开几个座谈会就算,而应贯彻到各个角落。学习由中共党领导,工作由行政领导,民主党派如何发挥作用还缺乏具体方法。   商业部对下面领导,不是凭真本事,而是以帽子压人。几次修改会计制度,改前不了解实际情况,下面提的意见也不听,只由主管人决定。只以一句话“部里决定”、“制度规定”来挡人。下级叫制度为“圣经”,拟制度的人为“圣人”。   肃反运动是正确的,但有些人对自己结论不同意。现在应该结合整党,把问题搞清楚。 ## 朱云鹏说:商业部不信任工程技术人员   朱云鹏说:商业部对我们工程技术人员只有使用,缺乏信任和支持。王兴让副部长在一次会议上曾说过,我们把计划方针确定以后,你们就照作。当时有人提出:“我们工程师是要对国家建设负责的,不是被雇佣来作数字游戏的”。王兴让副部长才马上说他说错了话。由此可见领导上对我们是什么态度。 ## 刘瑞尧说:商业部政策方针摇摆不定   刘瑞尧说:商业部政策方针摇摆不定,变化多而快,鸣得少。例如组织机构一会下伸,一会收缩。又如1956年赊销问题,扩大商品经营品种问题,都是部的领导决定的,没经过大家争鸣。决定问题太草率,带来问题很多。商业部业务局一年变三次。现在看起来,好象是业务局,又不象业务局。所以他们说“这机构是特殊的组织形式!”哪个局干什么,没有明确规定。事情一来,大家踢皮球,往往一个公文,一两个月都转不出去。   七年来商业部作了很多工作,但是不作带基本性建设的工作,习惯于修修补补,零买零卖。 ## 王绶昌说:不能用搞运动的方法搞业务   王绶昌说:用搞运动的方法搞业务是不行的。我们常常是商品稍一多,就喊;商品稍一不够,又喊。这种运动,几乎一年一个周期。其实什么叫积压,什么叫脱销,领导上的认识也不一致。1954和1955年,光染料一项,化工公司就积压了价值一亿六千多万元。但是最近部里研究又说那不算积压。如果根据今天情况说当然不积压。但是那是三年前的事,而且近两年来都没有进口染料。 ## 方治朴说:领导干部不钻研业务,一味叫困难   方治朴说:五金机械公司过去主要经营生产资料,1954年冬,领导上提出要转向民用五金器材的经营。中国民用五金数量少,种类也少,如全部转民用,就没什么可经营的了。为什么要转?只是根据“生产资料退出商品流通领域”这一条理论。下面干部对这个决定思想模糊,直接影响到业务的进行。   经营科学仪器复杂、技术性高,公司领导上因此害怕;同时因卖钱额较小,工作琐碎,公司领导上在1954年决定不经营。同年,周总理提出向科学进军后,市场上买不到仪器,引起社会人士很大不满。此后,领导上感觉到不经营不行,但如何经营才好?却没解决。过去我们曾提出成立专门的仪器公司,商业部不同意。片面强调复杂、技术性太强,就可以作为不钻研业务的借口吗? ## 陶定诚说:设计安装公司应该和石油勘查设计院合并   陶定诚说:商业部对石油公司是临时观点,对设计安装公司更是临时观点。从成立到现在,任务扩大了十倍,设计人员未增加。   第一个五年计划,我们没有作规划,只凭几个领导人主观想象决定任务。因此我们的设计一年中有三分之二的时间在返工。   石油工业部勘查设计院有充分人力,但无工作,只好向我们兜揽生意。双方群众都愿意合并,商业部门坚持设计安装公司必须同石油公司一起接过去才行,否则不放我们走。商业部把我们当成交易的资本了。   贾遵庚工程师说:我们一提合并的意见,领导上就说我们是轻商思想。但是,轻商思想是从领导上来的。国务院分配建设器材,因为我们在商业部,就把我们排到后面,不管我们工程是否重要。 ## 方才政说:“油料使用科学”这朵花一定要放出来   方才政说:我是搞油料使用技术的。可是这个工作,就我一个人,上无专家,下无助手,职、权、责全没有,就把我摆在业务处的一个角落上,好比询问处一样,有事就来问问。七年来,一直是这样对待我。党提出了向科学进军,我们主动地把向科学进军的方案送到部里,不见下闻。有人说,方案可能成了“放”案。现在百花齐放,油料使用科学这朵花,也一定要把它放出来。 ## 耿明允说:商业部等级观念特别深   耿明允说:去年提拔的干部都是党团员。非中共党员群众从1952年评级以后很少提拔。财会局把“德”片面理解为只要党团员就是有德,其他的人就没有德。   商业部旧官僚习气很浓厚,等级观念特别深,连那级干部坐什么椅子都有规定。党员的特权思想,也是非常明显的。例如处长霍维胜拿结婚、离婚开玩笑,群众一说,就是有意破坏领导威信,向党进攻,对党不满。结果人事处还要群众检讨。 ## 熊惠三说:党政合一不好   熊惠三说:商业部为什么会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教条主义?为什么方针政策忽左忽右?主要由于党政合一不好。一件事情,总是由党组织研究决定,交业务单位执行。对提拔干部,也是党内研究决定。在机关内部,应从制度上改变。党过问思想教育问题,行政上管业务工作。研究业务方针政策时,应吸收民主党派参加。重大政策措施,应由部内所有的干部讨论。   马正平和姜安祥在发言中希望商业部党委进一步邀请群众座谈,批评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5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