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省委召开的座谈会上教授畅谈学校内部矛盾

　　5月18日下午，中共陕西省委员会邀请陕西地区部分高等学校的教授和行政负责人，征求他们对党的意见，帮助开展整风运动。会议由省委第一书记张德生同志主持。他在会上说：昨天是第一次，今天是第二次举行座谈会了，今后还要召开很多次各方面的座谈会，请各方面的人都来批评和提意见，帮助纠正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希望大家畅所欲言。

　　在会上发言的有：西北工学院教授袁耀庭、西北农学院教授周尧、西北工学院教授王焕初、西安军医大学教授兼附属医院副院长姜泗长、西安体育学院院长曾震五、西安动力学院副院长毕仲翰。(以发言先后为序)

　　下面是他们的发言摘要：

## 袁耀庭对西工现状感到沉痛

　　袁耀庭说：西北工学院的统战工作不够好。一方面党委对民主党派过于客气，表现不好意思；另方面包办代替，是统得太多。如民盟的发展组织问题，和党委研究，党委说将来各方面开个会，一块商量商量再说，但一直不见研究。有人申请入民盟，二年多了没有解决，种种情况使民主党派流于瘫痪状态，缺乏应有的自主能力。西北工学院民盟没有专职干部，开会还要负责人去打扫会场，水也没人给提，冬天也没有人给生火，工作上有困难。昨天有个同志提出，学校内的民主党派可伙用一个干部。这问题应考虑解决。

　　谈到西北工学院的情况，袁耀庭说：我是西工的学生，而且长期留在西工工作，二十多年来，对西工的成长很清楚，自然也很有感情。但看到今天的情况，谁都感到很沉痛。因为同志之间没有感情，新同志间的感情没有建立，老同志之间的感情也淡下来了。教授同住“五一”新村，彼此不相往来。回忆西工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全国来讲，西工不算坏学校，直到1953、1954年前后，西工在西北还很有声誉，但今天不然，不管教学工作和科学研究及其他方面，比西大、西农都落后了。这是学校领导上有很大责任。另一方面，不论调出去和现在留在学校的很多同志，对学校都没有好感，离心离德。有一个校友说，就在他临走时，领导上也没有派个人去送送行李。感情上留点好印象都办不到。产生以上情况的原因是：一、思想工作作的差，学校领导在过去的运动中，只是强加压力，过后也不做思想建设工作。在这次“鸣”“放”过程中，有人提出，最好请省委张书记亲自来西工，最低限度刘院长需要坐在这里咱们再“鸣”，这就足以充分说明这一点。今天培养青年教师是应该的，也是必要的，但是在过去的运动中，学校的领导往往是号召青年同志整老年同志，党内整党外，结果部分青年教师骄傲自满，不尊重老教师，形成青年教师和老教师之间的不团结。有些老教授说：虽然领导上也提出尊敬老年教师，但只是口头上的尊重，也不过在过年时请吃一顿饭罢了，这大可不必。另一方面领导上往往把教师分为两类，积极的与落后的，认为谁落后就一切都落后了，积极的一切都是好的；结果“好”的骄傲起来，“落后”的抬不起头来，造成不团结现象。这些现象的发生，与党委的领导有很大关系。二、领导偏听偏信很严重，这样不仅不好，而且影响了民主党派的工作。盟里一位教授，由于党委的偏听偏信，产生了许多思想上的毛病，盟里进行批评，他并不接受，可能认为：党委还相信我，你批评什么?这也是造成不团结的主要因素。三、党群关系上有问题。党、团员特权太大，待遇不公平，有一位西安地区党的负责同志，他的爱人在学生时期可以坐汽车，专修科毕业后可以当助教。一个年纪很轻的讲师同志，是个团员，在评薪时，级别比一位很有成绩的老教授高。评薪时，只注意到一部分党、团员的优点，对于非党团员是注意缺点多，有位同志就提出要求学校把补助费情况公布一下，看看是否合理。对党外人士很不信任，至今我还为一位盟的同志抱冤屈，他在学校当系主任，但学生调走了，他还不知道。领导上了解问题，往往不多找负责同志来谈，而只注意找党团员了解，偏听偏信，好像只有党团员才能相信，其他人都有问题。

　　根据以上情况，袁耀庭说，目前整风是很必要的和适时的。同时目前西工应该尽量地“鸣”，尽量地“放”，把问题讲出来才能解决，才能把风整好。当然有些同志可能夸大一点，但是几年来内心情绪的积压，是可以理解的，等大家打消思想顾虑，“鸣”起来，问题摆出来，思想上再没有顾虑，然后坐下来，好好地谈。

## 周尧要求合理安排科学研究工作者

## 批评教学改革中的生搬硬套现象和科学院的本位主义

　　周尧说：我自己是很想搞科学研究工作的，但在今天还不能够很好进行研究工作。因为，我除了教学以外，还担任系主任，教研室主任，社会活动又很多，没有时间。我这样想搞科学研究的人，到底放到什么样的工作岗位适合，做研究工作好，还是作行政工作好，这是对科学研究者的使用问题，应当提出来研究解决。现在，进行科学研究工作有一些困难，主要是条件和时间得不到保证和满足。党提出的要让我们有六分之五的时间进行研究，也还是得不到保证。因为凡是具有研究能力的人，在学校都担任行政领导工作。像我是系主任、教研室主任，还要教课，还想进行科学研究。真是忙的顾不来，“四面作战”。而且四面有意见，系工作作不好，各教研组和领导上会有意见，教研室工作作不好，教师们有意见，教课方面，同学有意见，不能很好搞科学研究，自己有意见。此外爱人也有意见，星期天不能陪她看电影、散散步；孩子有意见，一天很少见到爸爸；炊事员也有意见，不能按时间吃饭，常常要给我另热饭炒菜。有什么办法呢?只好利用星期天搞搞研究工作。条件还是困难，主要是缺少书籍和参考资料。过去我自己买一些书，但也很少，学校图书馆昆虫学方面的书却比我私人有的还少。而能供我参考的只有一二本，教研组别的教师比我更困难，常常要借我的书，我的书在教研室传来传去，我像开小图书馆。这一点书，怎么能进行科学研究工作呢?

　　我对中国科学院也有许多意见，我到北京去见了科学院领导或一般同志常常叫喊，但现在还没得到什么反应。科学院的条件好的多，北京国际书店进口书籍，首先供应科学院。科学院要的书，三个月就可以得到，我们要的书，三年也不一定能得到。在外地工作的科学工作者，都不很安心工作，眼看北京。科学院只注意加强他们内部，没有考虑到如何领导院外科学工作者，协助外埠的科学工作者。像北京、上海的昆虫研究所都是几个单位合并的，现在又合并在一起了，有些书有几套重复，应该考虑分配一部分到外地。作为全国领导机构的科学院应该想到如何组织和发挥各地科学研究工作者的力量，相互配合，展开全国的科学研究。应该知道有70％的科学研究工作者在高等学校，不组织这批力量是极大的损失。

　　我们学校教学改革也存在一些问题。高教部学习苏联，许多只是生搬硬套。例如，中国地区广大，农业生产的情况复杂，病虫害严重。病和虫的研究是在不同的基础上进行的，我国的传统也是病虫分为二个专业学习的。但高教部却生硬的学习苏联的统一教学计划，要求培养病虫兼顾的全材，结果培养出来的学生不适合我国的需要。

　　学校对干部的信任和培养，有没有宗派主义，看来还是有的。表现在对党、团员考虑的多，对业务情况考虑的少，进修、出国也是如此。党员程度很差，一次两次考不取，想办法也要送出去，有些程度很好的非党、团员没有选出去。出席国际间学术会议的永远是北京那些专家，甚至不是学那一行的“专家”，但其他地区的科学工作者，却没有出去学习的机会。这是不是宗派主义，我只提出来供大家研究。

## 王焕初说：对人民有好处的事，为什么不准办?

　　王焕初说：现在，高等工业学校基础课教师教学和科学研究还有矛盾。本来高等学校的教师作科学研究跟教学工作密切结合这个原则是没有怀疑的。但是，现在高等工业学校基础课的教师们没有把二者看成是相因相成的事情，而是把它看成互相抵触的事情，因此，不是展不开科学研究，就是科学研究的目的性不明确。我认为这是目前高等工业学校基础课教师在工作中所存在着的一个基本矛盾。怎样解决这个矛盾呢?前几天，华罗庚先生提出“理”近“工”还是近“文”、“法”的问题。很明显，“理”是近“工”的，因为“工”是“理”的直接应用。但是如果把综合大学中理学院合并到高等工业学校中来，也未必完全合适。我认为综合大学的理科，应该偏重于纯理论的研究，而在高等工业学校，则应逐渐设立理科的应用专业。这些专业并不会和综合大学中的理科专业发生抵触。相反的，专业培养出来的研究员、大学教师和高中教师，对发展我国教育事业，培养师资方面都有很大好处。要在高等工业学校设置理科的应用专业，主要的条件是师资的培养。因此，一下子设置许多专业是有困难的。但是在一些有条件的地方，只要师资力量培养起来了，因陋就简，逐步设置还是可以办到的。拿西北工学院来说，现在设置一个应用数学的专业，师资没问题，钱也不用花，只要每年招几十个学生就可以了。而设置了这个专业以后，不但对其他工科教学有好处，并且也可以解决基础课教师教学和科学研究的矛盾。但是听说高教部不同意。对人民有好处的事，为什么不准办呢？

## 姜泗长说：贺诚副部长的专科重点办法害死人

　　姜泗长说：我对于有职无权问题，也是有过体会的，过去我在一个医院里担任领导，开始单位里没有党组织和党员的时候，我是有职有权的，可是当以后有了党员和成立了党委会的时候，情况就起了变化，单位里许多事情都是由党委会开会决定的，我虽然是行政领导，但因为不是党员，不能参加党内的会议，而党员很少征求我的意见，这样就没有讨论问题和决定问题的机会了。这说明我过去是曾经发生过有职无权问题的。现在我在军医大学担任教研室主任，也遇到过类似情况，比如教研室有些行政工作和业务问题，党、团也时常根据上级布置未征得同意而擅自决定，不和教研室行政领导商量(如干部调动问题)，迫于这种情况，有些问题的研究，自己为着减少行政麻烦而愿意放弃权力。

　　关于宗派主义，在军医大学也是有的。比如提拔干部，派教师留学，都偏重于党、团员，有些非党干部和教师，虽然业务水平比党、团员都高，但反而得不到提拔和学习的机会。向科学进军当中，党、团员青年教师存在着要求过高出现象，自己不动脑筋钻研，只嫌老教师教的不够，可是领导上不批评这种情况，反而怪老教师保守，这也是宗派主义情绪。另外还有些偏听偏信的情况。

　　关于墙和沟的问题。我看没那末严重，主要是接触不够。我们学校的情况是：党和非党的领导人员之间虽然很好，但是很少彼此提些意见，都过分客气。他说：这原因也许是一些党员有老成见，认为党外教授不容易接受意见，可是只要接触的多了，大家感情很好，这种情况是可以改变的。如果，不愿在会上批评，也可以个别交谈。

　　姜泗长还提到政治和业务的问题。他说：学校里作政治思想工作的干部，总是批评一些人的单纯技术观点。这种批评是有问题的，政治思想工作应和业务很好结合。

　　学校民主生活也不够活跃。党、政领导对党外人士的意见接受不够。在科学方面，有许多事情，是因为受业务水平的限制，不能辨清是非，而没有接受别人意见。党派来领导科学的工作人员，应该努力学习科学。

　　谈到党委治校，或者是教授治校的问题时，姜泗长说：这两个论点并不冲突。党委会是贯彻党的政策，教授是作教学工作，两者谁也不能代替谁，不过教授可以在校务委员会的组织里积极参加治校。党委会应该重视发挥校务委员会的作用。

　　在谈到培养人才的质量问题时，他说：培养一个医生至少得五年，中央卫生部贺诚副部长的专科重点的办法害死人，两年半的时间能学个啥呢?培养出的医生不能用，就是个很大的浪费。毕业生的使用也有问题。现在学校一毕业就派到工厂和医务所去当医生。这个办法也值得考虑。一个医学院毕业的学生，只能说基本知识有了，但是否能马上应用，大成问题。他从毕业到能看病，应在医院中实习个三、五年。这样的医生派到工厂或医务所，才能顶大用。这样，看起来慢，但是能解决问题。

## 曾震五说：党员干部优越感浓厚，有锋芒。对非党干部支持关怀不够。

　　曾震五说：我现在说一说我们学校的情况，我们学院在党与非党之间是不是有墙有沟呢?是有的，是由于党和行政关系划分不清和互不信任而造成的，党的领导是天经地义的，行政应该服从党的领导，但是不等于每个党员就可以代表党的领导，党也不能代替行政。学校党组织，最好是学校校务委员会的当然成员和行政会议的参加者体现党的引领作用，帮助和监督行政执行上级颁布的政策法令指示，不应代替一切，这就权责分明，能发挥大家的积极性，工作效率会要高些，如果一切须要党组织来决定布置，就会使行政上无权无能，而且少数人决定的东西，未必比多数决定的好。再就是由于党员同志对党外的人有时表现有极坏极不信任的态度，党外的人感觉党员同志优越感浓厚，有锋芒，抓的紧，有人说句怪话或表现不满，就认为是思想落后，和党对立和组织对立，因此就不能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大家不敢多说话。非党院长是不是有职有权呢？也由于党和行政关系不明确，自然就削弱了行政方面的权。我过去认为是一个认识的发展过程，需要等待，而不能强争的，我的能力能发挥多少就算多少，用不上就不勉强，发现他们的领导方法工作方法有缺点，就提出批评，不接受就采取等待的态度，这种态度也许是不负责任的，但是事实上只能如此。

　　另外我感觉党的领导同志，在工作方面对非党干部的支持不够，关怀不够。党的领导同志对非党干部的工作情况，工作环境，应该经常了解，给以指示，帮助他培养他。但是在这方面似乎太少了一些。如果党的领导同志和党外人士多接触听取党外人士的意见，是会有好处的，因为党的领导同志很忙，党外人士怕打扰，不便主动来见，见了又怕浪费了领导同志的时间，不能畅所欲言。有时也因为提的意见不被重视就不愿多提，因此有的好意见也达不到领导同志的耳里，党的领导同志只能从党员的汇报得到一些情况，这些情况是不是完全符合实际呢？这就形成了墙和沟，党内外有些隔阂。

## 毕仲翰分析墙和沟产生的原因并提出两点建议

　　毕仲翰说：党群关系上“拆墙填沟”几乎成为知识分子的普遍呼声，这说明党和知识分子之间有隔膜、有距离。今天为着加强团结，集中力量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党群双方都应该重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都应该冷静地分析这一问题，进一步采取措施来拆除这堵墙，填平这条沟，如此才可以认清人民内部矛盾，从而更好地解决人民内部矛盾。

　　要拆这堵墙，填平这条沟，就必须先研究这墙和沟是怎样形成的。

　　一、历次运动的副作用。“三反”、“五反”、思想改造以至肃反等各项大运动，唤醒了全国人民，转变了几千年来的社会风气，提高了人民的思想认识，巩固了人民民主政权，在这些方面的成就是伟大的、空前的、是无可比拟的。正因为如此，人民对党的威望也就大大地增长了，这是问题好的一面，是应该肯定的。但是问题的另一面，由于领导运动的偏差，产生了很多过偏过激的现象。这种过偏过激的现象勿庸讳言是对群众产生了很大的副作用。其结果使很多人天天过着临深履薄的生活，谁也无法保证自己今后能否幸免惨遭灭顶之祸，在此情况下造成很多知识分子不愿说话了，甚至怀疑到社会主义社会是否还有民主，是否还有自由，这样就隐蔽了矛盾，加深了隔膜，这是墙和沟形成的一个原因。

　　二、过去几年中由于党内干部只掌握着敌我斗争的经验，只习惯于敌我斗争的方式方法，这样就使他们易于采取粗暴的态度，以力服人的手段来对待一切问题，遇事不能虚心倾听别人意见，动辄给你扣上一顶不尽合理的帽子，什么封建主义啦、思想反动啦、唯心主义啦等等，这样就使许多党外人士更加不敢说话了，遇事就只有听凭调度，听任使唤，俯首应命而已，这样就增加了墙的厚度和高度。

　　三、党内外待遇不公平，不是一视同仁。就高等学校说，选派留苏学生把党团员放在第一位，选派进修也有同样情况，其他如安排爱人工作，评级评薪等可能都有偏袒之处。此外，党外人士看不到重要文件和资料，到处都是机密，到处都是雷池，党委会、人事处这些单位，无形中变成群众的禁地。如此情况下，党群关系自难到达水乳交融的境地，这是形成墙和沟的又一原因。

　　四、关于相信和尊重问题：周总理曾谈到知识分子的“六不问题”，我认为“六不”当中不信任这一“不”是团结知识分子问题中最关重要的东西，没有信任，任何一个知识分子都无法发挥他的力量、积极性和创造性。知识分子有“士为知己者死”的这样一个传统思想，过去有所谓“以国士待我者，我必以国士报之；以众人待我者，以众人报之。”这是几千年的思想传统，不掌握这一特点而给予足够的信任和尊重，知识分子在工作上恐怕只能作到推一推动一动，不推就不动，其他恐怕就谈不上了。几年来高等学校布置工作，往往只通过系秘书，不通过系主任，党外人士担任领导名义的看不到他应看到的公文，遇到重大问题时，事前不得参预，事后无人告之，结果变成一个泥塑木雕，周总理说有些知识分子闲得发慌所指的恐怕就是这种情况。这样下去，怎能说不会造成距离呢?最近人民日报披露有一位同志发言说，不要再把我当贼来防了，这也是对于人不信任的呼声。

　　五、关于职权问题。由于信任不足，便产生了职与权的矛盾，也就是说有职无权的矛盾。从最近报纸上各方面座谈会发言看，党外人士有职无权的问题，几乎成了很普遍的问题。究其原因，我认为双方都有责任。首先党外人士认为自己水平低，不敢肩负起应负的责任，这是一方面。但是另一方面，党内同志对党外人士估计不足，认为处处都是高人一等，自觉或不自觉的不让党外人士有事可做，这样更谈不上为党外人士创造可以做事的条件了。党外人士在群众中的威信不高，再加上党内同志不支持，其结果造成今日有职无权的现象，这是必然的结果。

　　这个墙和沟是矛盾产生的根源。现在大家揭露出这一问题，党中央立即采取整风措施，我认为党的伟大就在这里，毛主席的英明也在这里。最后，我还要提出两点建议：

　　(一)教育党员在今天贯彻鸣放方针中，要正确认识党的政策，认真执行党的政策，对任何违犯原则的党内同志要及时教育和处理。

　　(二)号召全体党员认真的阅读最近报纸上党外人士的发言，因为这种言论是代表很多人的心里话，只有党员了解了，才能充分认识矛盾，很好的解决矛盾。

　　接着，他举例说，目前有党员干部还常用敌我斗争方式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他说：我们动力学院总务处有一个党员干部对学校最近取消骑自行车进校门“要自动下车”的规定大为不满，这位干部说：“这是不合理的规定，这是反动的决定”，我认为这个党员干部这种作法是违背中央指示的。

　　 来源：《陕西日报》1957年5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