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教部工作有严重缺点: 广州高级知识分子在本报座谈会上尖锐批评

　　<光明日报>

　　本报广州18日专电  5月16日本报编辑部在广州邀请了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机构的部分负责人和教授，座谈“放”“鸣”问题。大家反复发言，共历时近八小时。出席座谈会的有(按第一次发言顺序排列)：华南农学院教授、华南农业科学研究所植物保护系主任林孔湘，华南工学院教务长冯秉铨，中山大学教授、华南植物研究所副所长吴印禅，华南工学院副院长罗雄才，中山大学副校长陈序经，华南师范学院教务长陈子明，中山大学教授钟一均，中山医学院教授叶鹿鸣(书面发言)。

## 高等学校的主要矛盾

　　大家对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机构中党的工作的许多问题，提出了尖锐的批评。陈子明教务长说，目前高等学校的主要矛盾是党与非党之间的矛盾，彼此之间筑起了一道高墙。他说：非党的教师们如果长期被摒弃于墙外，要想他们真正树立当家作主的思想，讲知心话，最充分地发挥积极性，都是不可能的。在最近学习毛主席的讲话期间，有一非党的同志反映说，他平时不唯不敢和党员打交道，就是在路上遇见，连看都不敢看他们，很快就跑过去，因为害怕他们疑心偷听他们谈话的秘密。钟一均教授谈到肃反中的好些做法，认为都是不适合高级知识分子的，违反了社会主义的法制精神，这些使人们感到连做一个公民的人权都失去了保障。罗雄才副院长说：现在高等学校的教师们，被划分为所谓进步的、中间的、落后的等等，而且落后面很广。大家不知道是根据什么标准划分的。有的教师忠心耿耿为教育事业服务，诚诚恳恳工作，往往备课到深夜，教学成绩也好，却被贴上了落后的标签。这是与宗派主义有关的。

## 科学研究困难重重

　　林孔湘、冯秉铨、陈子明、吴印禅等教授都批评了高等教育部在领导科学研究和教学上的严重缺点。林孔湘认为，国家的科学研究体制是有问题的。他说，现在科学院的什么都比高等学校优越，连官印、信封、招牌都比高等学校的大。科学院说要买什么仪器就买什么仪器，有的研究所的仪器多到没有地方摆，丢在地下室让它们睡觉。据这里亚热带植物研究所的一位领导同志说，他们的仪器利用率仅达十分之一。反观高等学校，高等教育部只知道向我们要计划，对于缺乏的研究条件问题，则置之不理，或仅形式上理一理。去年给科学家虽然配备了一些助手，但都是初中毕业生，不仅不能给科学家以帮助，反而增添了科学家的麻烦。弄得不知道他们是我们的助手呢，还是我们是他们的助手。林孔湘教授认为：现在高等学校几乎等于取消了科学研究，即使有一点，也往往是形式的，这是十分严重的问题。他说：这种局面的造成，国务院应该负责，高教部也有不能推卸的责任。罗雄才副院长说：高等学校的科学研究情况这样糟，高教部不切实想办法，仅提出“教学与科学研究并重”的口号，这有什么用处呢？这个空洞的口号简直没有一点意义，这等于乡间过新年贴上“一本万利”“水陆平安”的挥春，同样是不发实效的。

## 不少党员干部不懂装懂

　　大家都认为：高等教育部和各院校的党组织，不懂业务不要紧，如果虚心学习，依靠专家，照样可以办好事情。问题在于：有不少党的领导干部，不懂装懂，自以为自己是党的代表，样样事情都非自己做决定不可，专家们则非听他的不行。冯秉铨教务长说：这些人不懂高等教育的特点，不懂高级知识分子的特点，连这方面的常识都没有，我们说要办一所高等学校，他们却要开一个百货商店，这是完全两样的东西，怎么能够样样都听他们的呢！叶鹿鸣教授打比方说：我的小孩从学校回到家里，肚子饿了可以不问父母随便拿饼干、面包吃，这点自由是应该给他的，可是，我们现在工作上，往往手脚都被束缚住，连“吃饼干、面包”的自由都受到了限制。

　　陈序经副校长，冯秉铨教务长等对高教部的培养师资，培养研究生，修改教学计划，派遣留学生等方面的工作，也提出了批评意见。

　　 来源：《光明日报》1957年5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