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华大学教授尚未做到开怀畅谈，有些教授的发言中漏出清华大学存在不少问题

　　<《光明日报》>

　　《光明日报》讯  清华大学教授连日以来仍在继续座谈“鸣放”问题，虽然有些教授在发言中指出，清华大学是三害俱全，特别是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相当严重；但很多教授还没有做到开怀畅谈，有些座谈会还常常出现冷场现象，经主席点名，才有人发言。而这些教授的发言又多是停留在一般的议论上。对于这种情况，该校不少教师很不满意，电机系王遵华教授就说：大家的发言还没有接触到具体问题。而公共教研组孙念增教授则认为，这是因为“清华大学的领导陶醉于对自己的成绩的歌颂。他说：“最近”北大、科学院、地质学院很多同志都在报上发表了意见，假如他们在清华，一定意见更多。清华在别的问题上都能带头，而这次学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就不能带头。”

　　在记者接触到的一些教授中，他们对清华大学的“鸣”“放”不开的情况，心里有不少意见。有人说，有些先生在会上发言只说了三分，还有七分留在心里。有人说，很多人发言还是要穿靴戴帽，在发言之前，要说明党的伟大、正确；发言之后，要表示“意见不一定正确，仅供参考”，他们认为，这种情况，表明了很多人思想上还没有真正“放”开，还存在一定的顾虑。

　　记者为此，特地访问了钱伟长副校长和常迵教授。钱伟长副校长认为，清华是刚开始在“放”，就他几天来参加一些座谈会来看，情况是一次比一次好。但是，他认为：目前有些教授还不同程度地存在顾虑，有些人在家随便谈心，可以谈出许多意见，但是到座谈会上发言就打了折扣。他说，清华长期以来的情况，使大家缺乏这种大胆畅谈的习惯。他认为：学校党委应该进一步鼓励大家大胆地把意见“放”出来。

　　常迵教授提出：清华大学对内部矛盾的讨论是走慢了一步。到目前，有些座谈会上所谈的意见不尖锐，接触到学校的实际问题时，往往谈的不深。

　　就目前有些教授所已谈出来的，清华大学确是存在有不少问题。机械系的副主任董树屏教授说，清华大学是通过党组织来拘束一切。教研组主任说了不算，教研组秘书说了才算，教研组主任受秘书的限制。他说：“我到现场联系生产实习，系秘书天天跟着，恐怕我说错了话。在工厂看资料，必须系秘书去联系，因为看资料的证件由系秘书带着的。这种做法．是不是学校领导上的意图呢？这很值得怀疑。”

　　何成钧副教授也谈到系秘书专政的问题。他说：长期以来，我对秘书专政的问题有意见。有一次，我有机会对蒋南翔校长说到，我对秘书专政很不满意。蒋校长回答说：并没有此事。把事情一口否认了，蒋校长工作不深入，光靠听汇报办事，这必然会产生严重的片面性。

　　李欧副教授则说，蒋南翔校长在最近一次报告中谈到，习惯的势力能使人僵化。李欧教授认为，清华大学习惯势力的特点是三多三少：即搞运动多，做细致工作少；贯彻多，商量少；关心青年多，尊重老年人少。这种习惯势力就是蒋校长照搬过去领导青年运动的方法所造成的。他说：蒋校长是从团中央调来的，长期做青年工作，他来时又带来了一批青年团的干部，这是原因之一。另方面，清华年轻的干部多，也使搞青年运动的工作作风容易发展。但是办学校是个很细致的工作，用搞青年运动的方法是办不好的。

　　无线电系系主任孟昭英教授在发言中，以他自己的感受，谈到非党人员在学校中有职无权的问题。他提到：学校作出的很多决议，并不是通过教授或作行政工作的领导人，因此，大家对这些决议并不亲切，只是盖个橡皮章就是了。他说：我系设立计算技术专业的决定，我根本不知道。直到系里的教师都被调走了，我才从校外的人得知。设置这个专业，是国家需要的，但是我们学校有没有条件，设备能否及时解决，教师能否很快地培养好，这些问题校长是不是可以问问系主任呢？我想是需要的。最近学校交给我系三个新的专业，也是经过党总支同志通知我一声就算了。校长不亲身和系主任谈谈这些问题，能说这是正常的领导吗?

　　有的教授认为，清华大学的鸣放要真正开展起来，必须由琐屑的问题转到重大的具体的问题上。必须针对三害大力进攻。而参加该校座谈会的高等教育部工业司唐守愚司长，也认为清华大学的“鸣放”还没有好好开展起来，对清华大学的三害还没有大举进攻。

　　（[注：右派分子要把光明日报办成一张反对派的报纸，和党报“唱对台戏”的报纸。在5月15日人民日报刊出题为“清华园教授开怀畅谈”的消息后四天，光明日报就发表了这条挑衅性的消息，说“清华大学教授尚未开怀畅谈”，企图抵消人民日报的正确报道。贯彻了储安平的与党报“唱对台戏”的办报方针。]）

　　（来源：原载1957年5月19日《光明日报》，选自《批判光明日报参考资料》，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研究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合编，1957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