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说实话要比歌功颂德好 -- 傅鹰先生谈百家争鸣

　　<《文汇报》驻京记者、叶冈>

　　我去北大看傅鹰教授。

　　传先生的谈话是从一段旧事开始的。老一辈人经历过的许多事情，现在三十以下的人是只能从历史教科书上去领会了。辛亥革命的时候，在上海的外滩公园他受过“华人与狗不准入内”的耻辱；以后去美国，又尝过中国人与日本人不同待遇的滋味。那时候，国家贫弱，我们老一辈的知识分子在国内国外都受过辱。年纪大一点的人，受的辱还要多一些。

　　为了给老一辈人的这点感情作一些补充，傅鹰给我讲了一个回国的插曲。八年以前，解放军横渡长江炮轰英舰紫石英号的大新闻，傅鹰是在美国看到的。这一炮出了中国人的百年怨气。他说:“我以前对共产党知道不多，解放军的大炮使我相信了新的政府是勇敢的、革命的，于是我这个受过辱的中国人就回来了。”

　　但是，以后的事情却有点不顺心。傅鹰接下去说:“思想改造的时候，最使老知识分子伤心的是连这点爱国之念也有点不信任了。以前在国外读了几年书，在旧中国教了几年书，一下子忽然都成了于国不利的事情，弄得读书教书也要查一查它的立场。在运动中，说我不知马克思主义，当然心服；说我不爱国，怎么能使人甘心。这些年，我有一个最不愉快的感受，好像爱国也慢慢变成了部分人的事情，连这件事情也把党外的知识分子见外了。其实，党员爱国，我也爱国，大家以爱国为重，倾谈一番，不是可以少掉许多的高墙深沟。”

　　话题接触到思想改造，我问他是不是可以谈谈这个问题。传先生笑着说:“有些朋友劝过我，思想改造的问题太硬，千万碰不得，朋友的好意是怕我吃亏。潘光旦先生的不跳论最近在学术界出了名，其实我们知道的潘先生一向都是爱跳的，今天不跳是有他的难言之隐。思想改造的时候，潘光旦的思想检查十二次不被通过，也算得是个重点人物。为了整他的思想‘暗流’，最后甚至动员到他的家属，想用儿女之情去逼一个学者承认自己不甘心承认的错误。方法用到这一步可以说是不择手段了。前几年，大学里的箕豆相煎的局面，今天回想起来也还是让人难过。有些人是无中生有的骂自己，有些人是深文周衲的骂别人。老教授上台检查思想，稍有辩说，底下拍桌辱骂之声纷纷而来，谁受得了这样的‘帮助’?许多人在一些运动中自尊心被糟蹋，精神上到现在还舒不过气来。”

　　说到这里，傅鹰先生也不免为一些受屈的朋友激动。他接着说:“百家争鸣让人透了口气，现在的一些谈论也渐渐公允可服了。思想不是无根之木，就是马克思主义也是有继承有发展的，没有继承没有发展，那不是成了一个僵硬的东西。宋人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共产党今天也在提倡这个道德思想，可见古人有些有益的东西，也还是可以为社会主义所用的。但是前几年，1949年这一条政治分界线把思想也一划为二，以前读过的书做过的事都变成了障碍知识分子长进的‘包袱’，一概扫地出门。好像不如此便不能脱胎换骨。根据这样一种‘逻辑’办事，这几年因人废言因言废人的事情就发生了许多。比如化学家高崇熙先生的遭遇，就是很值得惋惜的。论高先生的人品，化学界是没有人赞成的；论他的学问，大家都佩服。三反运动时，高先生受不住折磨死掉了，他一死，我国的无机化学便失掉了识途老马。现在我们在定科学规划的时候，便深感这一门学科带路无人。我们如果在文化科学方面早采取一些和风细雨的政策，是可以多留一些宝贝，少受一些损失的。”

　　从思想改造到最近的大开言路，傅鹰先生确有许多话要说。骨鲠在喉不吐不快，想不跳也难矣。他说:“知识分子肯提意见，肯说实话，本来就是一件好事。有矛盾而无意见，倒是不正常了。过去人们对袁世凯、蒋介石不屑置词，那是表示他们对那些腐烂的政权已经完全失望。现在的政府是好政府，对一个负责的政府，说实话无论如何要比歌功颂德好。四十年前读圣经，圣保罗说过一句名言:不要因为我说了实话，便把我当作仇人。我看这句话有继承下来的价值。

　　可是争鸣以前要这样放就办不到。举一件小事为例，前几年我写了一篇文章，说到了科学工作中的一些缺点，因为全篇文章没有提一个党字，几乎惹起了一场风波。如果不是知识分子问题的提出，围剿是在所难免了。其实，谁领导谁，早已不是一个问题。共产党把中国从破产的经济泥坑和半殖民地的悲惨生活中带了出来，这是举世皆知的事实。共产党要把中国带到社会主义去，这也是不容置疑的事实。可是现在有些人把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看得太程式化。领导与被领导本是一种合乎人情的关系，比如走路，共产党向东走，我也向东走，道路相同，党熟知路途，带着我一起走，这就是领导。可是党内有些人却老是怕我们朝西走，处处不放心，于是我们感到总有一根无形的绳子拴上了鼻子被牵着走，这种感觉是极不舒服的。其实说起来也非常简单，我们这班搞科学的人不过只有一点小小的心愿:有一个实验室，多教几个学生而已。这个心愿过去对，现在对，将来也还是对的，有什么不可以放心的呢?”

　　话已经谈得很久，主人偶尔站起来张罗一点家事，又坐下来继续他的谈话。我慢慢发现坐在面前的这位雄辩的学者，有一点轻微的感伤在我的心上一掠而过。傅鹰听完我讲了一个记者发现的故事，缓慢地接下去说:“我们也是很苦闷的，没有一点社交生活。 现在是党与非党有隔阂，老教师与青年人也有隔阂，几年来，大家都只看彼此的短处，隔膜得多么使人难受啊!整天都是几个老头儿在一起，谁说了第一句话，后面的五六句话都猜得出来。我们已经活到了秋天和冬天，就想多跟年轻人谈谈，从他们身上重新接触一下青春。可是现在，学生找教师谈谈学问谈谈为人处世的事情，好像是有些不通行了。” 的确，这几年我们的生活过得有点沉闷，应该让我们的日子过得热闹一些、倾心一些。现在，各方面都在拆墙，墙拆到什么程度，现在当然还不晓得，可是新鲜的事情却慢慢的来了。最近，北京大学的校务委员会以二十八票对七票否决了评定科学奖金的建议，在北大，这可以说是百家争鸣以后的“新事新办”。傅鹰谈起这件事情是很高兴的:“我这个校务委员这回算是有了权，在这件事情上，我的橡皮图章的感觉是消除了。这几年，有职无权的事情几乎到处都有，可见也不是我一人有橡皮图章的感觉。其实，给党外知识分子一点小小的权，我看是于党无害于国有利的事情。这次，北大校委会破天荒作了一回主，虽然党委为评奖所做的一些准备工作是白做了，但是我觉得对党委的威信一无损害。这样办事，倒真正有了群众基础。”

　　这几年，我们的有些老知识分子，心上有过一些委屈，有些人甚至被见外了。他们可能在某些事情上有一点科学家的固执，但是他们的心是热的。人民解放军的大炮可以把我们远居国外的爱国科学家轰回祖国，社会主义为什么不能推他们走到科学的峰巅?

　　让知识分子心潮深处的热力解放出来，但愿墙拆得越快越好，拆得越彻底越好。

　　 ----来源：1957年5月19日《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