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武汉师专教师座谈就学校党群关系提出尖锐批评

　　【本报消息】中国民主同盟湖北省委员会于5月19日在汉口中山公园湖心亭邀请武汉师专盟内外人士寥若平、肖斯铭、朱心佛、皮松云、卢守身、高维岳、张国光、黄忍刚、郑承芳、唐光瑞、罗大同、何澄亨、李金声等十余人，座谈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他们大部分是由湖北师专转到武汉师专的。在座谈中大家充分的倾吐积郁，对湖北师专和武汉师专的党群关系提出了许多尖锐的批评。

## 以党代政，党外人士有职无权

　　肖斯铭教授说：党员缺乏和党外人士共同工作，尊重他们职权的精神和习惯，非党人士有职无权是最苦闷的。我作科主任连评薪工作都不能参加，在科内只要是党团员所担任的工作我是指挥不动的。科内的人调来调去也不预先问我，科内有问题我处理了也不算，一切都非经党员副主任不行，党员副主任要怎样便怎样，他来和我商量什么，也就是先决定了后再来和我商量的，我提意见也没用。一次一个科秘书将一个通知先给我看了，当我的面就受到了党员副主任的申斥，郑承芳先生说：语文科的一位教师到校很久，还不知道语文科主任是寥若平，以为党员朱副主任就是正主任。李金声先生在分析了以党代政的原因时提出批评说：许多领导对业务都很生疏，例如我们的党委书记就是从银行调来的，他就不懂教学业务。许多党员把党的领导理解为党员包办一切。老教授朱心佛说：在党委决定一切的党委制的条件下要改变党和非党领导间的关系是困难的。党外人士作领导所以感到不能插手，主要是过分强调了党委的领导权。我们是承认党的领导的，但领导方法应该研究。关于高等学校的领导问题，过去毛主席在论联合政府中的“三三”制，是不是还可以考虑。黄忍刚先生发言不赞成教授治校，主张成立校务委员会包括各方面的代表人物来决定校内的大事，成立各种学术委员会来解决学术上的一些问题，所有负责人有职就应该有权。

## 党员脱离群众的作风严重

　　会上谈到党与非党人士的隔阂时，朱心佛先生说：很多党的领导人都是高高在上，依靠一些汇报来解决问题，大领导听小领导汇报，小领导听“积极分子”汇报，这些汇报的人又都是断章取义，主观主义的多。靠听汇报解决问题本身就是主观主义，以主观主义来听主观主义者的汇报，如何能正确的处理问题?肖斯铭先生说：有时我有事去找党政领导人谈问题，最多只能谈上几句，从来没有很仔细地交换过意见。卢守身先生说：有些党的领导干部和党员都是骄傲自大，盛气凌人，把知识分子都看成是被改造者，自己是改造者、统治者，作报告动不动就是骂一通。如前几天党的湖北省委文教部副部长罗明同志来我校作报告，那种神气，那种口吻，怎么能不令人有反感?党员做错了事，从来不承认错误，大家都说错了时，也要强调当时是正确的，不能照现在的情况来看。党的领导对某些党员的错误过分姑息，而对群众却要求得非常严格，动不动就要检讨。学生对党员教师的意见党不公开，倘是非党人士则一定通传。在湖北师专时黄先校长从来没到科室和教师们谈一次心，只是坐在屋内听汇报。皮松云、唐光瑞、张国光、李金声等先生都说：有的党员不仅品质不好，连起码的道德也没有。在未入党前还和群众联系，入党后就高人一等，党所依靠的“积极分子”汇报不从实际出发，甚至有拿别人的血染红自己的人。唐光瑞先生和张国光先生发言举出许多事实批评了湖北师专的党组织偏听偏信一些品质恶劣的“积极分子”汇报，只说群众的缺点，不说优点，使党和群众的距离愈来愈远。

## 不能粗暴地对待知识分子

　　朱心佛先生说：在各个运动中有的人是不应该死的人而死了。中国的古话是“无羞恶之心非人也”“士可杀不可辱”用粗暴的方法对待知识分子是不行的。张国光先生说：我在解放时只25岁，我的历史三分钟就可以讲完，我没有参加过任何反动组织，可是我向党交代我的历史总是好几十万字，一有错误，就要我交代历史。用许多假进步的人，改造真进步的人。在思想改造和肃反运动中都是叫学生来整教师，评学衔叫助教与党团员评，这如何能使人心服口服?经过一些运动，许多很好的朋友和同事都不相往来了。怕说是小圈子、小集团。现在有一种风气，分明看到朋友在运动中受了冤枉，不敢替朋友作证与辩护，怕戴立场不稳的帽子。并且还要落井下石。高维郁先生说：党的领导人在运动中没有考虑到政治影响，只图痛快一时，还有利用运动报复打击的情事。应该检查。运动的发展过程中虽然都纠了偏，可是到纠偏时，人已吃亏了。

　　在会上许多教师都提到了法制问题，认为今天客观形势的发展，许多法律制度必须早日制定出来。如刑法、民法、违警法、公务员惩戒法等都必须制定，以保障人权。现在一个单位的党的领导就能把人一关几个月到一年，这就是没有法制来约束的结果。有了法就可以根本去掉一些歪作风，而巩固党的整风的成果。

　　（来源：《湖北日报》1957年5月22日。原题为：“民盟湖北省委员会邀请武汉师专教师座谈就学校党群关系提出尖锐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