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区梦觉同志到中山医学院听取意见、教授们推心置腹畅谈矛盾

　　<广州日报>

　　本报讯  中共广东省委员会书记区梦觉同志于22日下午到中山医学院，与教授们一起密谈，倾听大家对各项工作的意见。座谈会由下午2时半开始，到6时半始结束，教授们热烈发言，揭露了不少存在着的矛盾和批评了领导上的错误思想和作风。

## 宗派主义不信任群众敢提意见却遭受打击

　　教授们对宗派主义和粗暴作风进行了揭露和批评。生物学教研组主任熊大仁教授说：几年前在一次会议上，我批评了光华医学院党的领导，事后，当时该院党的领导人邹亚平同志竟诬蔑我是什么“江西反共救国军”的主任，其实，我12岁就从江西出来。后来又说我搞小集团。我认为对邹亚平同志这种作风，一定要进行教育，以免影响党的威信。生理学教研组主任梁仲谋教授说：以前对首长提意见比对自己的父亲提意见还要难，这说明党与群众是隔着一条鸿沟。现在是有些改变了。我认为真正的知识分子是不怕死的，当然更不怕扣帽子，问题是提了意见以后能不能解决问题。此外，学院里也有“科员政治”的现象，有些教研组的主任和教授都没有权，实际的权力是落在一些上级信任的秘书、助教手里，而有些是水平很低的，要依靠这些人来办好学院，真是缘木求鱼。生化生理教研组主任许鹏程教授说：我是在1951年由美国回来的，以前曾经在联合国做过事，由于这样，自己好像画了花脸，洗也洗不掉。我虽然有很多机会为祖国争光，但党是不信任我的。有一次，有一位印度友人来中国，并在广州发表演讲，我本来和他是很熟识的，但也没有机会和他交谈；又有一外国友人因公来中国，并且知道我在广州，曾经到学院来找我，但无法找到，最后他直接到我家里才找到。不久以前，法国在巴黎召开第三届营养学会议，邀请很多国家的代表参加，外国朋友也曾写信邀请我去参加。我国派出三个代表去，有两个是在北京的，另外一个曾经有人推荐我，但是现在高教部任职的龙潜却另外推荐了一个党员，结果是那个党员当选了。我看这是对留学生不够信任。如果领导上是信任我的，就应该让我接触外国朋友，为国家争体面。生化生理教研组定了一部外国机器，进口后，进口公司说我们写错了机器的名称，不给我们，但后来又写信问我怎样使用那部机器，机器在他们那里，既不识使用，又不给我们，却要写信问我怎样使用，真是“将军没马骑”。流行病学教研组主任朱师晦教授说：保送护士投考大学，差不多是只有党团员才有资格被保送，因此使群众很灰心。有一助教本来很早就应提升为讲师，但不知谁说他曾在乡下担任过反动职务，人事处说要查，但一搁就是三年，后来才知道根本没有这回事。

## 表面上征求意见实际并不尊重

　　该院教务长、工会主席、教研组主任的教授们指出了非党人士有职无权的现象很严重。该院工会主席秦光煜教授说：党委要调工会秘书马一青同志到宣传科，何凯宣教授、赵延德教授和我都不同意，我们三人曾多次向虞迅同志及龙世雄副院长要求保留马一青同志工会秘书的职务，同时可兼宣传科的职务，马一青同志本人也这样想，但却没有效果。虽然我们三人是工会的正副主席，但领导上做出这一决定前并未和我们商量。系统外科教研组主任王成恩副教授说：调动教研组的人员时，表面上征求主任的意见，实际上是不尊重主任的意见。有一次要调动教研组内一个人我不同意，并且讲清理由，但过了一个时候，又来征求我的意见，我说已安排了他的工作，不要调动了，但结果还是调走了。这样做法是不很好的。(区梦觉同志插话说，这不仅是不很好，简直是不好。)教务长罗潜教授说：我虽然是当教务长，但是有职无权。学生的活动安排了也不通知教务长，说是已经请示党委了。去年的招生工作，名义上是由院长柯麟负责，实际上是要我去负责。但取录的原则不给我知道。那些文件凡是有个“密”字的我都不能看到，这等于叫我驾驶汽车，但汽车的零件却不给我知道。我曾经为有职无权问题苦恼过，怀疑党是否信任我。虞迅同志对我说：“问题不是党是否信任你，而是你是否信任党。”我当时觉得有道理，但有一次在节日里，我想走进药理教研组办公室，外面挂着请勿入内的牌子，我几十年都可以自由进出这个地方，但现在不能了，我由此觉得党对知识分子是不够信任的。妇产科教研组副主任郑惠国副教授说：关于人事调动，妇产科也一样，人事部门虽然表面征求教研组主任的意见，不同意时，还是要调动的。在评薪时，教研组提出一个讲师、两个助教加薪，条件是符合的，全体教授都同意，学院领导最后也同意，但最后却没有批准，后来我去查问，一位学院领导人对我说，昨天开会讨论时你没有来，现在已来不及了。

## 生搬硬套　难教难学　只准说好　不准说坏

　　病理解剖教研组主任秦光煜教授在发言中对目前的医学教育计划提出了批评。他说，高教部和卫生部完全机械照搬苏联的一套，既没有了解我国的实际情况，也不了解苏联的实际情况。例如把“寄生虫学”放在一年级，教师难教，学生也不易吸收，其实苏联也不是这样。又如目前的教学大纲以苏联的为蓝本，因此分量很重，但学制是5年(苏联是6年，而且苏联的高中毕业生水平比我国近年来的高中毕业生水平高)，因此造成了学制与教学大纲的严重矛盾。又因时数太少，科目繁多，因此无原则地压缩，造成学生学习困难，效果也不好，使毕业生的实际水平离开培养目标太远，也就是毕业生的质量和培养目标有很大的矛盾。流行病学教研组主任朱师晦教授说，有些人把向中医学习和向苏联学习只当作是政治任务，而且粗暴地去推行。听说有一个患了神经病的人在精神病院留医，很久都没有痊癒，有些卫生行政干部就骂医生，说是没有向中医学习的结果。在推行组织疗法和无痛分娩法时也只准人说好，不准说坏。微生物学教研组主任钟之英副教授说，1951年中央拨了2千万元(旧币)给我作研究麻疯病用，但省卫生厅把这笔钱扣住，直到现在也没有给我。在肃反时，又说我研究麻疯病也有问题，我觉得这真幼稚得好笑，于是又说我笑嘻嘻，态度不好。

　　在座谈会上发言的还有：卫生学教研组主任黄菽筠教授、人体解剖教研组主任叶鹿鸣教授、药理学教研组主任赵延德教授、总务长朱锦涛等，他们都对院内存在的矛盾和领导上的错误思想作风进行了揭露和批评。

　　 来源：《广州日报》1957年5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