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共天津市委邀请文艺界人士举行座谈会

　　【本报讯】“目前，天津市文学艺术界在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中，阻力还是很大的，主要的是怕‘鸣’怕‘放’的教条主义。因此，我们反对教条主义，和怕‘鸣’怕‘放’的思想作斗争，使天津市的文艺花朵开放得更加茂盛。”这是中共天津市委第一书记黄火青同志在天津市文艺界人士座谈会上讲话中指出的。

　　这次座谈会是由中共天津市委邀请天津市文艺界人士于二十二日和二十三日两日举行的。出席座谈会的有文学、戏曲、音乐、美术界人士共五十余人。座谈会由黄火青同志主持。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处书记吴砚农、中共天津市委秘书长郑季翘、中共天津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作协天津分会主席方纪也出席了座谈会。

## 要重视古典文学研究工作

　　在座谈会中，顾随教授、朱以书教授，就不重视古典文学研究工作的问题发表了意见。顾随说，我要讲禅学，可这门课怎么开呀？禅学是一门很重要的学问。研究唐宋思想史非研究禅学不可。不进这个门儿，你就很难了解那时思想家的思想来源。唐朝诗人中如王维、柳宗元，宋朝的苏轼和陆游等人，他们都有很深的禅学根基。我们不懂禅学，就没法全面了解这些诗人们的世界观与其创作方法。我要讲禅宗语录文学，可是把摊子摆在什么地方儿呀！

　　朱以书说，我认为天津市的文艺学术空气是稀薄的。我虽是挂名作家，解放后，由于政治及文学理论学习不够，作品写得很少，但也写过两三篇，投给天津日报，都被退了回来。今年一月投给了“新港”一篇“古诗文今译”，也给退了回来。本来写这篇的目的，是想引起讨论，因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作家协会既有“古典文学组”，为什么这样的作品不能在“新港”上发表展开讨论呢?恐怕是不重视这个问题。作协的“古典文学组”实际上等于虚设，成立了只开过两三次会。关于古典文学，别的刊物差不多都刊载，甚至连“人民文学”也刊登关于“关汉卿和他的杂剧”的文章。“新港”却从来不沾古典文学的边，这很成问题。

## 不可忽视旧知识分子的思想规律

　　顾随还提出了旧知识分子的特点，希望党能从这方面多了解一些，更好地发挥他们的作用。顾随说，昨天在无线电里，我听了一段广播。有一位非党同志说了这么一句话，“中国的旧知识分子，有他一套思想规律。”这话很对。过去有句话，说“士为知己者死”。这话现在看当然不对了。可是旧知识分子就是有这种传统，你不找我，我就不找你。我就算是个小杂货铺吧，你不来买，我就决不送货上门。我又从报纸上看到，上海高级知识分子座谈的时候，有一位(大概是位教授)说，有的旧知识分子自居于“国宝”。以“国宝”自居，当然不对。可得研究，他究竟是否一“宝”，倘若真是“宝”，也就难怪他自居。旧知识分子就是这样，自己不爱说，得你去找他，请他，这是个传统。昭明太子萧统给陶渊明集作序，开头就说：“夫自衒，自媒者，士女之丑行。不忮、不求者，明达之用心。”“自衒”(自我宣传)、自媒(自荐)是“丑行”。不忮(不嫉妒人)、不求(不求为人所知)是贤士大夫的行动的指南。现在可绝对不可以这么说。但是萧统这两句话，的确是旧知识分子的“思想规律”之一。

　　作为一个古典文学教师，我觉得，我们有些党员同志，应该抽时间读一点古书，读一点古典文学的作品，是有好处的。要领导他，你得先了解他，不然，就无法做到“知”，也就作不到“善任”。党是咱们事业的灵魂，是人民的支柱，同时，也就是人民的“土敏土”。要指导他，要支援他，也要团结他。不过。我还要重复一句：对旧知识分子，倘若不知，也就无从指导、支援和团结。

## 需要养成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习惯

　　关于作协的领导和部分作协会员的思想问题以及“新港”的编辑方针问题，作协天津分会会员艾文会、韦嫈、劳荣等人都发了言。

　　艾文会说，作协的领导方面不仅对非党作家，即使对党员作家的情况也了解很少。他又说，除在反胡风集团斗争以外，实际上放弃了思想领导；几年来也没有拿出对天津文艺情况的全面分析，对天津几年来的文艺工作估计问题，也没有研究过。

　　他建议：一、今后市委最好定期、哪怕隔一、两年研究一次文艺工作问题；二、市委领导同志和一些专业作家保持有计划的接触(那怕每月最好找一两个人)；三、真正发挥作协等文艺机构的作用，或者把现有的文艺机构调整一下，组织一个真正有职有权、解决问题的组织；四、对天津几年来的文艺工作作一次系统的原则性的研究，对天津文艺工作作出全面的估计；五、应该使天津的文艺创作、出版、演出、教学工作取得有机的配合。

　　韦嫈叙述了作协天津分会内部讨论陈其通等四人的文章的情况和经过后，对作协天津分会负责同志提出批评。她说，现在作协内部是不团结的。她认为作协的负责同志等过去拥护陈其通等人的文章，现在应该有所认识，不应该像没有那么回事一样。她又说：“自从传达毛主席报告以来，时间也不算短了，这一阵不是寻常的日子，全国各地的民主生活十分活跃，但天津市的作协却给别人一种沉寂的感觉，这不能不说与作协的负责同志的态度有关系。……如果作协的负责同志听了毛主席的报告后是另外的态度，就会好些，开诚布公的说一说，我们拥护错了，怎么个错法，什么原因造成的等等，也不致于丧失威信。作协的同志们也就不会闹得不团结。但现在却闹的不好。……我还认为，作协的负责同志如果更虚心些，不但可以影响党员作家，对党外作家也将会有好的影响，别人就敢于无所顾虑的畅所欲言了。”

　　劳荣说：“中国作家协会天津分会是不是像有的同志所说的‘三害’严重呢？就我自己和作协的关系来说，是比较好的，正常的。好像看不见有‘墙’。但也不是很好，好像中间的确隔着什么东西似的。大概这就是‘墙’。至于这是洋灰墙，纸墙，还是玻璃墙，我现在还弄不清楚。我是作协的比较积极的会员，而且很荣幸，还是创作委员会的委员，但对作协的工作情况和一些相识的会员的思想情况，知道得很少。甚至我和有些同志是比较熟的，然而仿佛不能成为朋友。也可能由于作协的领导层差不多是清一色的，所以在党与非党作家之间，倒不显得有‘墙’，而在党员作家中间却有了‘墙’了。这也可能是天津的客观条件造成的，天津有影响的党外作家也实在不多。但是也可能这就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日常不注意的一些小事往往是在党与非党之间筑起‘墙’来的因素。尤其是党的领导同志对有些小事不注意，就会使非党人士发生种种遐想。因为一般说来，非党人士往往是比较敏感的。比方作协会员中分成正式会员和业余作者两种，把有一位在文学翻译工作中有成绩的同志，列为业余作者，后来这位同志就不常去作协了。我想可能这是工作中的疏忽，但这种事情往往最容易影响党与非党的关系。

　　“同时，作为报纸的一个编辑，从这些年来的工作中，我感到天津市的文学艺术界的某些党员领导干部，对自己领导的工作，只喜欢听好的，不喜欢听不好的。我这里不是在替‘天津日报’说话，据我看来，‘天津日报’还有不少缺点，特别是在批评和自我批评方面。‘天津日报’的批评稿件刊登得不多，但是只要对文艺界提一点意见，有些同志就受不住了。”

## 限制作家深入生活是不对的

　　王汶和华粹深在发言中对某些地方对作者深入生活时的不合理限制及戏剧学校评薪工作中的缺点提出了批评。

　　作协天津分会会员王汶说：我伯父是人民代表，去年他做视察工作来到天津，我要求随着去体验生活，但作协不能作主，须经过(市委视察办公室)批准。起初不让去，后来答应说：“可以，但是不能听汇报。”那知我们每次到一个地方，进了屋子，关上门就汇报，我进退维谷，不知道是堵上耳朵好，还是出去好。第二天我还坚持了一下“错误”，第三天实在呆不下去了，只好不去了。

　　我随伯父去到中医医院参观，听了该院的汇报尽是优点，我很高兴，我伯父也很高兴。我回家后写了一篇参观记投到天津日报。后来一位编辑告诉我说：“这是表扬的文章，但据我们了解，中医医院和卫生局之间的问题很多，因此不能发表表扬性的文章。”我当时很生气，我想：“难道我们看到的情况是假的吗？”是不是因为我伯父是民主人士、人民代表，所以他听不到问题和缺点呢？

　　在北戴河，这儿不准通行，那儿不准通行。我问赶驴的老乡：“为什么这许多地方不准去？”他说：“那都是首长大老官儿住的地方。”

　　南开大学中文系教授、天津戏曲学校副校长华粹深说，作协的个别党员，有特权思想。我们对文化局评级、评薪也有意见。戏曲学校有一、两个干部肃反时有问题，现在问题已经弄清了也作了结论。肃反时，对有问题的人是应大胆怀疑的，不过在问题弄清以后，应该根据干部的德、才来评。但是一直纠缠在肃反问题上，给他们评级、评薪评得比较低。我们戏校的评薪小组一致认为评得较低。我曾给文化局的评薪委员会写信提意见，但一直没有得到答复。对于文化局不答复我的来信，我是有意见的。

## 天津市应该有美术展览馆

　　天津应该有一个美术展览馆、对雕塑工作应该领导起来，建议天津美术出版社由美协天津分会领导，民间艺术老艺人工作和教徒都有困难……这是美术界人士发言时提到的几个问题。

　　美协天津分会副主席、河北天津师院美术系主任李立民说，我非常兴奋。有机会到这里来“鸣”、“放”，所以顾虑较少，在本单位“鸣”、“放”不免还有些顾虑，对党员也有顾虑，“鸣”、“放”后是否起作用？经过这一阵风后又怎样？这种想法知识分子是容易有的。美术作品要和群众见面，除通过出版外，还必需通过展览。其他国家的大城市都有美术展览馆，我们天津市应有展览馆，满足人民对美术文化上的要求，好的作品经过展览有人买或有出版的出路，这样可以更多的再生产。

　　目前天津市存在一个很严重问题：美术教育没人管。中小学校长中不少人漠视美术课教学、轻视美术教师，认为美术可有可无。譬如物理方面要买仪器很容易，但美术老师要买件写生用品或美术资料，校方都不理，并且学校领导人不听美术课，强调自己不懂。

　　教育局对美术教育不支持。过去教育工会领导下有个美术教学研究会的组织，研究美术教材教法交流经验。每区还有分会，花了三个暑假的时间编了中、小学美术教材，有一定的成绩。搞了三年大家兴趣很浓，但后来给取消了，也不通知我们。现在他们意见很多，应给他们“鸣”、“放”的地方。美协又不管他们，因美协是美术家协会。现在美术教育面临危机，中小学美术教材很教条，左一课透视，右一课透视，把美术变为机械制图，不能锻炼学生艺术的教养。本市教育局硬搬北京的教材，但北京编的教材不见得比我们过去搞得教材好。

　　这次我们看到日本儿童画展，很感动人，为什么我们的小孩画不出来呢？这是个问题，与美术教材、教法有很大关系。希望教育局加以研究。

## 麦杆说：美协领导干部中党员太多了

　　美协天津分会理事麦杆说：我们要争鸣，要把自己的花献给人民，可是没有园地，作品要通过天津美术出版社才能和人民见面，然而出版社有严重的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把我们限制住了。有很多人都有这样感觉。有时候我们的几十幅画，也通不过一幅。

　　我觉得这种情况和上级领导有关，市委对出版社抓的不紧，他们只计较利润，不是以出版艺术作品为主。我建议天津美术出版社编辑部改由美协领导。我们美协有一百三十位会员，是有能力有条件做好这件工作的。

　　其次，我谈谈党群关系问题。我觉得能否体现党的政策不能只从党员的数字来决定，有的地方放上党员也不一定能体现党的政策。我觉得解放以来党外知识分子受到了党的教育，是能够体现党的政策的，应该信任他们。拿我们美协主席团的成员来说，只有三个群众，其中还有两位老先生开会很少说话。我觉得美协主席团中的党员是太多了，而美协是个群众组织，在会员中党员是不到十分之一的。拿国画研究会来说，成员都是老先生，可是却放上一个党员站在他们头上。刘子久先生国画修养很高，这个党员站在他头上，他和刘子久合作一幅国画，把他自己的名字放在刘先生前边。人们是知道他的国画水平的，他这样做，使刘先生有苦说不出。这是恶劣的行为。

　　还有我们下去体验生活，要过关，请市委写介绍信还要交历史材料，这多可怕。人们经过了“三反”、“五反”及各种“反”，为什么还这样呢？下去以后，有市委的介绍信，可以通行无阻，这是好的。希望以后不要交历史材料了。下去以后呢，限制多。希望市委想办法解决。

　　最后，建议市委负责同志下去检查检查几个大运动中下边执行党的政策的情况。有个别党委是执行得很不好的。有的地方伤了知识分子的心。现在人们还有顾虑，他们想帮助党整风，可是不敢提意见，怕再来个运动，党的负责同志最好给保证一下，解除顾虑。

## 给雕塑艺术开辟园地

　　美协天津分会会员、天津大学建筑系副教授张建关说：我是一个雕塑工作者，不过我们工作上遇到许多困难。我们对工农兵生活不够熟悉，给领导同志塑像需要资料，但都得不到应有的帮助。需要毛主席的照片，但是保密；找中央图片社要发表过的，也得不到手，中央美术学院搞到些资料，就认为这是他们的资本，不给外人交换、使用。我认为这是宗派主义，不能一家独放。我们去体验生活也受到阻碍。一九五四年我去山西大同参观，半路上我们要到五台去看看，倒车时，拿出速写本图画，受到公安人员的干涉。

　　文化领导部门对我们也没有重视，对雕刻艺术没有领导起来。雕塑需要和国家建设事业结合起来，才能更好的鸣放。我认为天津的城市规划不能关起门来搞，负责美化设计人员亦可以征求雕刻家一些意见，来共同制订美化规划。但是我们雕刻界对天津的规划毫不了解，也就无从发挥自己的力量。

　　在国家基建投资上，我主张城市的公园、剧院应该增加装饰性的建筑，提高这些公共建筑的造价，因为是全市人民共同享受，农民来城市也可以享受。希望有关部门给雕塑工作者开辟园地，让雕塑艺术也和其他兄弟艺术一同开放起来。

## 不能用领导手工业的方法领导民间艺人

　　“泥人张”第四代张铭说，我代表几位民间艺术界的老先生说几句话。市的领导上对他们是很重视的，但是下面的负责干部对老先生们的工作做得使人哭笑不得。比如市里特设了手工艺管理处，也配备了干部，还给几位老先生安排了工作间。但是，干部们却要老先生自给自足、自负盈亏。这很使老先生们为难，因为老先生都是七十岁左右的高寿老人，难道还要他们跑出去拉生意吗?而且手工艺这个活是精刻细雕的活，老先生年岁又大，怎能生产那末多的产品来自给自足呢？何况他们社会活动又多，生产也不可能正常。市里领导上也了解了这种情况，说要给以特殊照顾，但这话说了半年了，到现在也没有把老先生们的薪金评下来。

　　再一个就是收徒弟的问题，像给了木雕老艺人几个徒弟，老艺人问干部，师傅还没有薪金呢，谁给徒弟薪金？干部说由政府给。材料由谁给？说由老艺人给。老艺人说，材料都是由定户供给的，徒弟做坏了，谁赔？干部说徒工赚了钱给老先生。这又奇怪了，徒工刚来学，就能赚钱吗？这都不合理，请注意纠正。

　　现在咱们手工艺人的艺术水平降低了，原因也是没有人研究、帮助。手工艺管理处的干部都外行。是不是应该由文化部门来辅助。

　　再就是文化艺术部门的房子问题，目前安排的有些不合理。文化艺术场所应该有最美最好的房子，因为这是群众活动最集中的地方，可是天津市历史博物馆、艺术博物馆、文化馆的房子都不好，有些机关却占着最好的房子。这是不合理的，希望市里给调整一下。

## 教育部门不重视音乐教育

　　音协天津分会副主席、河北天津师范学院音乐系主任黄廷贵在发言中尖锐地批评了天津市教育部门不重视中小学的音乐教育。他说，解放后，音乐教育是非常落后的。我非常不满意的就是教育局把一批师范生训练了一个短时期分配到天津市中学去担任音乐课，而我们一批高等师范学院音乐系四年制毕业的学生也分配到河北省的中等学校里去，他们很不满意这样做。这样一面降低了音乐教学的质量；一面会引起音乐系学生的思想混乱。我也不满河北省教育厅过火的本位主义。天津市需要人人河北省就是不予照顾。天津市对我们学院的照顾也不够，例如有关我院房子问题就支持不够，也有本位主义。我对教育部的意见也很大，希望市委领导能把我这个意见转达上去，就是直到现在师院各种音乐教学大纲也没有发下来。有关全国各种音乐会演，师院系统的单位很难有份，经我们争取了好多次，才给了极少的名额。就全国范围来说，对音乐教育也是不重视的，高中没有音乐课，也取消了初三的音乐课，后来提意见，初三才恢复了音乐课。中小学教师的质量也有问题，据说天津市有一百多个音乐教师，其中只有十几个专业院校毕业的。最近我听说教育局又把初三的音乐课停了下来。全国师范学院系统的音乐系改成五年制，这实际上少了两年，因为四年制是招高中毕业生，五年制是招收初中毕业生。

　　我觉得，党提出知识分子政策问题后，知识分子是非常感激的，但我觉得知识分子的潜力还没有充分发挥。总的情况是，对知识分子团结有余，帮助不够。我觉得这是不符合党的方针。另外有两种情况：一是只有团结没有教育，一是只有教育没有团结。这是形成两头尖的情况。

## 改进新老教师关系　党内外同志要交朋友

　　关于新老教师之间的关系问题，从表面上看，是没有问题的。可实际上看，并不是这样。有些青年教师看不起老教师，有的党团员，对老教师也是尊重不够，有强烈的政治优越感。我认为党对青年教师的教育是不够的。

　　我觉得党对知识分子是信任的，但我还觉得党对知识分子还是不完全信任的。我在系里发现这样一条规律：如果我的意见和党团员的意见一致的时候，事情就办得很顺利，不一致的话，事情就不大好办，当然有时候曲曲折折的也能办到。我是光杆的系主任，没有系秘书，也没有系助理。我把我的一切都寄托在党的事业上，我也申请了入党，也写了自传，一年多了，也没有一点消息，我很伤心。这—点，我怀疑我们的党组对我的信任是不够的。他们习惯于在办公室里听汇报，这种汇报有时是不完全对的。我觉得，应该到群众中去了解，多听听老教师们的意见。

　　最后我们希望党内外交朋友。实际上现在有些党内外的同志表面上是和和气气，但思想不能见面，联系只是工作上的问题。希望党员同志也能谈他的心里话，交知心的朋友，党员也应当主动地去交朋友。我觉得我们有些党员太严肃了，说得尖锐些，就是缺乏人情味儿。我认为党的，不过党员要负主要责任。我觉得党员和党外人士交朋友应该从首长做起，如果这样，今后工作上就好办。

　　今天的问题是双方的问题，但对党员来说要求更高些。在这次整风中一定弄清楚，错就是错了，对了也应该肯定。

## 加强对话剧团、歌舞团的领导

　　出席座谈会的话剧、歌舞、京剧、梆子、评剧、曲艺等剧种的导演和演员们，对天津戏曲界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存在的问题及文艺领导部门的领导作风等问题，提出了许多批评、建议和要求。

　　天津“人艺”话剧团导演傅柏忻在发言中，着重揭发了话剧团的宗派主义。他说，话剧团在调动工作、分配角色、培养干部、评级定薪等工作中都有宗派主义。他举例说：“我们团里的行政人员只占六分之一，而提级的比例占全团70％。”

　　傅柏忻最后说：“我们作为话剧团，在天津没有一个一般条件的剧场。演员大部分精力都花在搬运布景、道具上。这并不是说演员不愿意参加体力劳动。而是说我们剧场的条件太坏，大梁都裂了，每次演出还得吊一吨多重的布景。难道要等大梁断了压死几个人才给我们改建吗！？我们目前并不要求给我们新盖剧院，仅仅要求给我们修一修后台就很满足了。”

　　天津“人艺”话剧团演员陈小鸥在发言中指出，话剧团领导上，对青年演员培养、教育不够，有的常演主角的演员滋长了“大演员”思想，生活作风很不好。对旧的职业剧团来的人不够信任。陈小鸥在谈到话剧团的党群关系时说：同志们都认为话剧团不温暖，在团里有做客的感觉。人们感到最难接近的是老党员。平时党员与群众的接触很少，思想接触更少，如果偶尔有个党员到谁的屋里去，谁就会感到突然。话剧团的党支书对同志们的思想关心很差，有人提出入党申请，他也不理。

　　话剧团在支出中，浪费现象很严重，同志们在黑板报上提出过批评，领导上不怎么理这件事。一九五七年我们团计划演出三百场，这样的场次是否达到了饱和点呢？绝不是，我们还有很多的潜力。像这样保守的演出计划，是很难企业化的。我们也可以巡回演出。我们如有计划，当演“家”的时候，同时就排演“特殊使命”，就可以避免拖延演出时间。

　　对演员的培养，舞台的实践很重要，我希望领导上重视这个问题。

　　人民艺术剧院歌舞团乐队指挥阎家鸣在发言中揭露了歌舞团内部存在的不少问题。他说，歌舞团、合唱队、管弦乐队等队的队长几乎都是外行，不知怎么做工作。他还提到歌舞团内的宗派主义。一些很有才能的人丝毫得不到领导上的重视，甚至被称为落后分子，受到讽刺和打击。去年团里新来了两个年轻的同志，领导上不仅对他们非常冷淡，反而说他们不靠拢组织，无故延长他们六个月的试用期。他还说，歌舞团的政治和业务学习都很差，团内几乎没有政治学习，也没有任何学习制度来保证学习。

## 快快救救天津市京剧团吧!

　　天津市京剧团演员苏世明揭露了京剧团存在的严重不团结问题。他说，天津市京剧团成立了还不到一年，里面已经乱七八糟了！天津市的政府为这个团投进了十五、六万块钱，可是这个团给天津人民演过多少出戏！甭说别的，今年春节，观众们花钱来看戏，都得碰运气，不知道谁唱谁不唱！因为里头净闹憋扭。现在是三个团长不团结，下面的同志们也不团结。人家是“百家争鸣”，我们团里是“百家争钱！”而且还闹男女关系。说起来，真叫人着急！这个团分队演出赔钱，合着演出也赔钱，这样赔下去，赔到哪一站算是头啊!

　　别的单位有三害，我们团里有四害，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教条主义，还有个人主义！俗话说，“上梁不正，下梁歪。”我们团里的领导上和党员有问题！他呼吁领导上快快救救京剧团吧！别拖啦！

　　天津戏剧学校河北梆子科主任梁蕊兰对有的演员不道德的行为提出批评。她说，我看到报上刊载王鸿瑞违法乱纪的消息，很气愤。她指出戏曲学校里也有这种人。她说，做戏曲教师应为人师表，因此更要有好的道德品质。

## 评剧总团与分团待遇不公平

　　天津评剧团进步分团团长鲜灵霞说：我觉得领导上轻视我们分团的工作。我们进步分团是归评剧团总团领导，什么事都要总团团长批准，而总团有本位主义。

　　我们分团现在没有一间房子，东西没地方放，可是总团有仓库，我们有东西存在他们那儿，非让我们搬走。我们分团有病的人，夫妇都没有地方住，总团一个干部住两间房。

　　在出国演出的时候使我特别难过，五十多天，我每天都演帽戏，不论谁演出都让我配帽戏，我二十多年没有唱过帽戏，这使我特别难过。

## 文化局领导上重视总团，轻视分团。

　　我请求领导上帮助我们解决房子问题，别叫我们睡在马路上，别叫青年夫妇们分开住。现在快到雨季了，我们的东西也需要有地方放。我希望总团克服本位主义，照顾一点分团。

　　天津市评剧团演员新翠霞说，评剧团的党员领导干部和党员有严重的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作风。她说，她是副团长，可是团里很多比较重要的事她都不知道。她平时好提意见，因此引起领导上的不满。前些日子天津日报一位记者访问她，问她对团里有什么意见，开始她不敢说，后来说了。谁知报上没有发表，评剧团的领导上不知怎么知道了，就开大会搞她，这件事使她很难过。

　　评剧演员李文芳对下工厂演出提出意见：她说，棉纺一厂请我们去，给我们二百块钱。可他们倒卖票，一角五至二角五，剥削我们，每次下厂都是如此。

　　分团和总团的福利也不同。总团冬天每人给十块钱的煤费，分团借给十块，每月扣，这个制度不合理。都是国营，为什么不一样？评剧团要出国，叫我填个表，到现在没有下落。我也觉得有一道墙，是纸糊的还是洋灰的，我也摸不清。住的近就是党员，住的远就是落后群众，这就不公平。

## 消除广播曲艺团不合理的现象

　　天津广播曲艺团副团长骆玉笙认为文化部、天津市文化局对他们都不重视。她说，任务来了就通知我们去，任务过去，就不理我们了。有的任务是艰巨困难的，如到朝鲜及西藏演出，但不管任务多艰巨，我们是愿意去完成的，如陈亚南等同志到西藏演出，也完成了任务。陈亚南同志临去的时候，北京的领导同志表示很关心，希望他回来后多提些意见，但是当陈亚南等同志回来后，话剧团就被通知演出给毛主席看，而我们搞曲艺的同志却没有被通知去演。我认为对演员应该平等，不应有高低之分。

　　她还提出关于训练二代的经费、房子以及演出等困难问题，要求及时解决。

　　天津广播曲艺团副团长陈亚南说，我们广播曲艺团有人事冻结的现象。过去曲艺工作团有六十多人，一直是窝工。与电台合并后，现在一共有八十多人，如不解决人事冻结的问题就很难企业化。我建议有分工地把曲艺工作团分为两摊，一摊在外面演出，一摊在内部演，如我们演魔术的，就必须公开表现，魔术不能靠广播演出。在国民党的时候，我倾家失业，解放后，我是成家得业。现在领导上给我们钱做服装、道具等等，这对我的鼓励很大。我希望我们能成立个魔术团或魔术队，出外演出。我们都是劳动人民，不怕劳累。

　　他还提出，剧团不能机关化，不能像机关一样上班下班，八小时工作制。

　　老相声演员张寿臣向市里领导上建议，把相声演员组织起来，可以办相声大会，也可以到外埠、农村去演出、去宣传。他说，如果这样做，演出的收入除去演员的工资开支，还准能有盈余，绝不会浪费国家的资财。

　　相声演员马三立说，电台领导方面在领导曲艺团工作中有些官僚主义，做什么工作就是一阵风，对曲艺团的工作都规定得像机关一样。曲艺团里有八十七个人，能上台演出的只有60％左右。因为人浮于事，对于演员上下班时间又限制过死，所以上班的时候大家没事干，只好聊大天，像开茶馆一样。他还提出曲艺团非党副团长没有职权的问题。他说：我自己是副团长，可是团里什么事都不知道，就像人事调动、干部薪金变动等事情都不和我们商量，我们像灶王爷一样，在那摆着。他最后谈到，曲艺团内政治思想工作也比较薄弱，团里对一些青年演员教育不够，助长了他们的骄傲自满情绪；而对一些老艺人，却没有把他们的积极性启发起来。

　　和平区曲艺队队长张伯扬说：我是和平区曲艺队的演员。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时候被吸收为国营，可是只戴上了国营帽子，实际上没得到国营待遇。我们一共三十七个人，为了搞好企业化，不得不为企业化拼命。演员为了能吃到饭，每天每人几乎工作到十三、四个小时，更谈不到学习、休息等福利了。同是国营，老国营有的演员天天没事做，而我们一个人顶四个人。为什么待遇不一样呢？我希望文化局负责同志深入一下。

　　由于文化局对曲艺剧种的待遇不公，引起同志们很多不满。如果认为我们的曲艺队这朵花不适合，希望文化局和我们讲讲，我们就改行了。

　　黄火青同志指出：天津市的创作不多，这和领导上平时的关心、帮助不够是有关系的。同时，要繁荣创作，主要还得依靠作家自己努力

　　中共天津市委第一书记黄火青同志在会上作了发言。他指出：“几年来，我们天津市的文化艺术方面，在中央的领导下，做了不少工作，是有成绩的。但是，也存在着不少的缺点和问题。比如创作方面，几年来我们天津市的创作是不多的，这朵花开得不大茂盛。这和领导上平时的关心、帮助不够是有关系的。同时，要繁荣创作，主要的还得依靠作家自己努力，我们对作家所能做的，就是要使他们有饭吃，有衣服穿，有地方写东西，在下去体验生活的时候，尽可能给以各种方便。今后，我希望作家们都能订出创作计划，例如想写什么，要多长时间，需要哪些帮助，我们一定尽力给以帮助。到了一定时期，我们也希望你们拿出作品来”。

　　他说，“过去，我们对文艺界的了解和帮助是不够的。这次座谈会中，有些党外人士所提出的有关文艺界中的党群关系问题，我们要在整风中注意解决这个问题。有人说，造成“墙”和“沟”，是党和非党人士两方面的责任，而党员应负主要责任。我同意这个说法。”

　　黄火青同志说，“目前，天津市在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上，阻力还是很大的，主要的是怕‘放’、怕‘鸣’的教条主义。有的人自己爱什么就说什么好，自己不爱的就说不好，这是不对的。我们应该提倡互相学习，有不同的意见，可以争鸣，不要只此一家。今后，我们要反对教条主义，和怕‘鸣’怕‘放’的思想做斗争，使天津市文艺花朵开得更加茂密。同时，也要防止产生不定一切的思想，比如说过去都错了，这也不合乎事实。”

　　他说：“听了大家的发言，使我们了解了许多情况。同时，大家所提出的很多建议，很好，有些可以马上去做。我对发言的同志，特别是党外同志表示感谢。”

　　 来源：《天津日报》1957年5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