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南农学院教授批评共产党

　　<南方日报>

　　本报讯  在华南农学院5月24日举行的整风学习座谈会上，许多白发苍苍的教授尖锐地对党的工作提出批评意见。他们一个接一个地争先发言，会议从早上七时一直开到晚上八时，除中午稍事休息的时间外，发言从未中断。中共广东省委员会书记赵紫阳和广东省高等教育局局长萧隽英参加了这次座谈会。

## 林孔湘说：为了帮助共产党整风任何情况下都要大鸣

　　第一个发言的是植物保护系主任林孔湘教授，他的发言历时两小时。他说：帮助党整风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有人说，要“鸣”首先是要领导上“放”。我说，领导上大“放”固然要大“鸣”，小“放”也要大“鸣”，就是不放也要大“鸣”。我从来都不怕报复，现在更加不怕。党是伟大、正确的，今天开这样的座谈会让大家对党提意见就足以说明党的伟大、正确。

　　党是一个巨人，心肺健康，可是生了些皮肤病。这虽然不影响基本健康，但足以影响工作，足以影响与人的接近。负责任的医生是要认真为病人诊治的，我们为了爱护党，就要掬出心里话来帮助党。

　　他说：几年来，农学院培养了很多人材，成绩很大，这些成绩的获得，主要是全党领导，其次是全体教工的辛勤劳动。但是，学院的教学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教条主义却是主要的，成绩是次要的。他列举很多事例来说明农学院领导上在推行苏联教学经验上存在着严重的教条主义。他说，苏联教学经验一搬下来，就要照样执行，只准说好，不准说缺点；只准谈贯彻，不准说困难。明知不符合实际也要执行。

　　他说，农学院还“创造”了一些令教师非常难堪的制度，如定期把学生、教授请来，由学生汇报教学情况，谈那些教师的教学怎样不好等等，大大伤害了教师的自尊心，影响了师生关系。这样怎能叫教师发挥积极性?

　　林教授还指出学院领导上对培养讲师、助教的方法不得当。他说，领导上错误地认为让讲师、助教讲课是一种培养的方法，弄得讲师、助教不开课就好像不长进，见不得人了。其实培养讲师、助教是长期的艰苦的工作，不是讲几堂课就可以马上见效的。他还批评了图书、仪器供应工作上的缺点。

　　他说，这些问题，他曾不止一次地向领导上提意见，要求改进，但是，领导上没有接受，独断独行。如推行“六时一贯制”问题，杜雷院长曾说过他应当为此事负责。林孔湘教授问：为什么要自己负责呢?为什么不征求大家意见，求得大家帮助，共同负责呢?

## 宗派主义要克服党的度量要宏大

　　林孔湘教授在发言中批评了宗派主义。他说，他曾提出过要成立教务委员会，让系主任们参加研究教学问题，以防止教条主义。可是，领导上没有采纳这意见。领导上只倚重少数学术上卓有成就的专家，而不依靠全体教工来办好学校。这是因为宗派主义情绪在作怪。

　　林教授说，甚至在戏票的分配上也明显地有宗派主义。有些老教授很少看到或从未看过兄弟国家歌舞在广州的演出，而党、团员却经常能得到戏票。难道看戏也得看政治条件吗?在入党问题上，林教授认为农学院的党组织是采取关门的态度的。

　　林教授提到了有职无权的问题。他说：赵善欢副院长要留学苏联，领导上并没有征求我的意见；如果作为副院长去苏联考察、参观一番是不必征求我的意见的，可是他是我们植物保护系的教授，我是系主任，他的离职对我系的工作有影响，他去学的又是昆虫学，怎么不征求系主任的意见呢?评薪，也不征求系主任的意见，弄得大家意见很多。

　　林孔湘说党的领导有3种：一种是不懂就承认不懂，虚心向人学习；一种是不懂装懂，虚张声势，借以唬人；一种是懂而装不懂，唯唯诺诺，他说这一种领导多半是新党员，赵善欢副院长就是属于这种类型。他说，赵善欢副院长学术地位很高，许多问题是懂得的，但偏偏不提出自己的见解，一味迎合一些来自上面的不切合实际的指示。这就加深了学院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

　　他说，农学院党组织的气量很小。在肃反运动中搞错了人是难免的，但是，党委对于那些搞错了的却没有公开认错。是不是“江山是老子解放的，不是我们，你们还在过奴隶生活，搞错一点又怎么样”的思想在支配着呢?他说，党组织的度量应该放大一些，有错误就承认下来，恢复名誉，这对发挥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大有好处。

　　最后，林孔湘恳切地说，整风不是为了整垮党，而是为了使党更强大，更正确，更好地与知识分子搞好合作共事关系。

## 农学院等级鲜明影响教授积极性

　　老教授黄枯桐说：我对党是信任的，我相信党一定能克服矛盾，改进工作。他说我就是以爱护党的心情来说话的。

　　他认为学院中有“以党代政”的情况，事无大小都不经过讨论就作出决定，要教授们遵照执行。他说学院领导上有“三偏”这就是偏听、偏信党团员的话，对老教师的偏见也就随之而来。黄枯桐教授说，学校领导上就是因为偏信了一些党团员的话，认为他“老朽昏庸”，采取了“一棍子打死”的粗暴做法。他指出学院中等级鲜明，有如封建时代。封建时代有帝皇、公、侯、伯、子、男、庶民的等级，现在则可以分为：特级是党员领导同志，第一级是非党领导同志，第二级是党、团青年教师，第三级是积极分子或先进生产者，第四级是年纪较大的教师，第五级是没有开课的教授，此外还有不列等的所谓“落后分子”。他说，只要填平这些鸿沟，就能发挥教师的力量。他说，他对目前的学风很伤心，学生目中无师，教师讲课好比做生意，“日中为市，交易而退”。他说，党委部门必须在学生中进行尊师重道的教育。他希望，党委听毛主席的话，走群众路线，不要偏听偏信，要团结教师，办好学校。

## 宗派主义在作祟不信任党外人士

　　林业系教授罗彤鉴说，我拥护党，我要帮助党整风。现在，我首先要对学院党委的宗派主义提意见。1953年，我系要派出一个人参加苏联专家指导进行的森林航空调查工作，我们教研组讨论的结果是选派讲师梁标去，系主任也同意，车票也买好了。在起程的前夕，系主任忽然来找我，告诉我不要叫梁标去了，另派姓何的去，并嘱不要声张。我十分奇怪，姓何的是两年制的林业技术班的毕业生，按业务水平他是不合适的，恐怕只因为姓何的是青年团员。后来经过争取，才由梁标去了。我们系内缺乏一位副主任，系主任几次和我谈话，要求我担任，最后我同意了。几天后，系主任又找我，说副主任不用我当了，原因是我有病，要照顾我。结果，由一位兼职很多的党员副教授担任。我不禁又奇怪起来，每年暑假我都要带领学生去实习，冒雨冒风，从来没有休息，为什么那时又不提照顾身体健康，而当系副主任却说要照顾我的身体健康呢。我们系的一切大权都掌握在党员系秘书的手里，系主任是有职无权的。学院对学生的学习是不够重视的，流行性感冒停课一星期，团委会开会或听报告又停课，但都没有补课，逼得把课程一缩再缩，这是对学生负责的态度吗？

　　畜牧兽医系教授刘荣基也指出了宗派主义的害处。他说，我在1950年就申请加入工会，可是，拖到院系调整的时候还没有批准，心里非常不安，情绪十分消极。后来我鼓起勇气再申请，也没有下文。我问工会小组长，组长说：“你年资不够。”怎么解释呢?我在学院任教几十年，还不够年资吗?难道我的年资要从解放后算起吗?这问题一直到去年初才获得解决。苏联展览会在广州展出的时候，苏联畜牧业专家向我们讲学，学院里凡是搞这门专业的人都去参加了，我也很想有这么一次学习的机会，写了申请书并附有照片一张，要求参加听讲，可是，这个向苏联学习的正当要求也不获批准。外国艺术团体来广州演出，我没有看过一次，不是没有票，而是不分给我。有一些教授和职员却几乎每次都可以去。有一次，我问人这是什么原因，那人说，因为他们都是积极分子。积极与落后又是怎样划分的呢?我们老教师就是受人瞧不起，很多老教师都被评为4级。有一次，领导叫我担任农场设计的课程，可怜得很，我那里敢答应?因为解放后我从没有参观、调查的机会，没有看过现代的农场，靠老的一套怎能教人呢?罗教授语重心长地说，党虽然有缺点，但我早在毛主席开办农民讲习所的时候就相信马列主义了，我永远相信共产党能使国家富强，因此我要帮助党整风。

　　农学系教授吴文晖接着揭发了学院工会的宗派主义。他说，工会干部有职无权，有一位部工会主席是由会员正式选举出来的，并且经过学院党委和工会主席的同意，他积极的干了一个多月，可是广州教育工会和学院工会却毫无道理地不要他干下去。学院工会主席一直都是由人事处处长陈慎旃兼任，他用搞行政的一套办法来办工会工作，使教工入工会难，有些老教授申请入会长期不批准。广州区其他高等学校是选教授当工会主席的，为什么华南农学院一直要由人事处处长兼任工会主席?

　　他还批评学院领导对科学研究不够重视，对一些有科学价值的论文不但没有加以肯定，反而被一些党员扣以“不为人民服务”的帽子。他说，在学院第二次科学讨论会的时候，有一位教授提出的论文是有价值的，但由于领导上没有加以肯定，使得这位教授不满，离开了学院。他还批评南方日报在报道农学院最近举行的科学讨论会的一篇论文不够全面，也没及时作补正。他说，这些都影响了学术上的“争鸣”。

## 学院党委官僚主义不了解老教授心情

　　68高龄的农学系教授张农在会上批评了学院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

　　他说，农学院原来是具备很多优越的条件的，但是院领导上不仅没有发挥这些条件，反而把原有的基础搞得分崩离析。他说，解放前，农学院有一个12，000多亩的大农场，还有林场、农林植物研究所、广东土壤研究所、广东水稻作物研究所等很多研究机构，和很多卓有声誉的专家。可是，解放后不久，大农场被瓜分了，只剩下三分之一，其他研究机构也没有了。过去农学院只有几百学生，但试验场地却不少，现在学生增加到1，500多人了，试验场地反而减少，7年来都是要到中山等县去找试验场，造成教学与实习的很多不便。更可惜的是过去负责农场、林场的老教师多人，走的走了，有的被压下来了，只剩下丁颕当院长。这是不是领导上有宗派主义或是忌才呢?张农教授说：过去，我是农场场长，农场是我一手开辟的，学院从院长到教授有一半是我的学生，许多人都了解我，就是学院党委不了解我。解放初期，我病在医院，没有得到一点照顾，幸而旧学生曾生送给我几百块钱，才算解决了我的医药费问题。我只给毛主席写了一份关于湖南的资料(我是湖南人)，毛主席便拍电报和写信来感谢我。中共中央统战部还几次请我到北京去参观、调查农业建设。可是，我在学院是没有地位的。我的学生都是二、三级教授了，而我却一直是个4级也不分配我适当的工作，名义上是在农经教研组里研究科学，可是有名无实。我要为恢复工作而呼吁，10多年前我开辟农场曾经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学校为了对我表示谢意，特别在农场上建了一所小平房，送给我作纪念。大门旁的石头上还刻有“张农教授兼主场务十载于兹，披星戴月，未惮风雨，因建此室为其息足”等字样。解放后，学院没收了这所房子，我屡次交涉也不发还。他还批评农学院基本建设做得不好，他说，农学院有不少地方，但是偏偏要填湖挖山来建运动场，建好了也不合用；现在新建的大楼也不听取意见，地点选择不好。我对农学院感情很深，农学院的一草一木搞得不好，我都会难过的。

## 李沛文说：唯唯诺诺之风不可长党应当充分发扬民主

　　李沛文副院长指出，学院采用运动的方式来治学，造成了严重的教条主义。高教部和前中南教育部都提出要不折不扣地学习苏联，甚至连教师在讲授时口要张多大，手怎样摆动，怎样入教室出教室，怎样擦黑板都要照样学；连教师的备课也规定只能在工作日进行。年年有新口号，期期有新任务，运动一个接一个，一起一伏，弄得大家心中无数，把握不定。高等教育是百年大计，怎能以运动方式来办学?

　　李沛文揭露了许多单位中滋长了唯唯诺诺之风和它的祸害。他说，造成这种风气，党是要负责任的。1956年后，党虽然较充分地发扬了民主，但这种风气直到现在仍然存在。很多机关都是把成品拿出来，让非党人士在会议上形式主义地通过。非党人士提出的意见虽然不一定比党所提的好，但总会提出一些有益的意见的。如关系全国人民的节育问题就是非党人士提出来的。去年在决定农业生产方针的时候，如果能广泛交换意见，就不会出现过分重视主粮忽视经济作物的偏向。又如，对我省肥料供应紧张问题，我们曾在省人民代表大会中提出推广种植绿肥，这个意见如果推行，就可以解决很大部分的肥料问题，可惜它没有被重视。在肃反问题上如果多听取我们的意见，也会搞得更实事求是一些。

　　李沛文说，在一些教条主义者看来，唯唯诺诺的就是进步，所以难怪有人说：“所谓先进工作者，不外会‘造色水’(即伪装)，会摆穷相，会做尾巴。”他说，我认为评价一个人的进步与否，应当看他对国家的贡献大小。我一看见唯唯诺诺的态度就觉得痛心，因为它是对人民不负责任的态度，是诒误党的工作的作风。他说，这种歪风是应当纠正的。

## 党内外夹攻肃清“三害”

　　土壤化学系教授谢申说，党对非党、非团干部是不够信任的。他说，1952年他参加了华南垦殖局调查华南资源的工作，结束后，不但要把全部报告上缴，笔记也得交一个青年团员的队员检查，行李也搜查过了。他还说，很多教授看不到高教部1954年发下来的教学计划，甚至连教研组主任也看不到，既要教学，又看不到计划，这成什么话呢?他还批评学院的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在院系调整的时候，学院把土壤化学系的仪器和教授都调到工学院去了，而现在又说农学院缺乏土化教师。派去苏联当一般的研究生，本来是可以派青年的教师去的，而学院却派了一个系主任和一个副教务长去，影响了教学工作。他说，这叫做目标不明确，系主任去苏联只适合于参加科学讨论会议或是讲课，长期离开工作岗位去学习是不对的；迫切需要学习的是青年教师。他认为官僚主义、主观主义不但表现在党的领导上，连非党的领导干部也有，这些非党的领导干部也得检查，以求彻底肃清“三害”。

## 科学研究工作艰巨领导上应大力支持

　　园艺系主任黄昌贤说，高教部和学院对教师的科学研究没有很好的支持和关怀，有困难也不帮助解决。党号召科学家要把科学的主要部分，在12年内达到或接近世界的水平，这是正确的。我对这个号召的体会是这样：科学研究是一日千里地前进的，有些科学家研究某一门科学，在某一个时期是达到或接近了世界水平的，如果不及时得到关怀和支持，它就会停顿下来，不能继续前进。他说，他在1937年在美国的时候就开始研究“植物生长素”问题，1939年发表了题为“无核瓜果的研究”的论文，当时，外国人也正在开始研究这个问题，因此可以说，他那个时候的水平是接近这项研究的国际水平的。只因为后来回到中国后，没有受到应有的帮助和支持，慢慢地停滞下来了。解放后，有人说这项研究是唯心的，因此在思想改造运动后，便索性不再研究。直到不久之前，中国科学院植物生理研究所发起讨论这个问题，他才在1955年重新开始研究，可是，这时已经离世界水平很远，在外国，这门科学已经很发达了。他说，这门学问甚至到现在也还是不被重视的。他与华南农业科学研究所合作研究植物生长素其中的一项——“延长菠萝开花结果期”，可是，只派来了一个兼职很多的助手。他几次提意见，也没有答复。他还批评学院硬搬苏联经验的做法，把4年半的课程压到4年教完，使学生负担过重。他觉得目前提出的，说大学毕业生就是专家的说法不对，这使很多大学生自高自大起来，看不起人。其实，大学毕业只是有了一定的学术基础而已，要想在科学研究上和工作上有贡献，还要下一番功夫。他对目前一笔抹煞中国过去的教学制度表示不同意，他觉得过去的研究生两年制比现在推行的副博士研究生4年制好得多。他希望领导对留学资本主义国家的知识分子不要光看到他们的缺点，应该看到他们爱国的一面，注意发挥他们的积极性。还要教育青年的尊敬老教师。老教师很希望培养接班人，不要使老教师感到后继无人才好。

　　（来源：《南方日报》1957年5月18日。原题为：“华南农学院教授批评共产党　座谈会上各抒己见恳切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