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武汉医学院被迫停课情况

　　<新华社记者　殷平、罗重璋>

　　新华社武汉24日讯　武汉医学院一千八百多个学生经过三天停课后，已在昨天开始复课。

　　这次停课是从5月20日开始的。早在4月下旬，武汉医学院开始学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来，学生们就有许多长期积压的意见要“放”，而院党委思想准备不足，没有积极领导，仅以行政为主，组织了学委会，而非党人士对领导这个学习运动有顾虑，不愿领导。对学生方面尤其没有注意，对学生的许多意见和学校存在的问题估计不足，院党委领导一直认为这个学院问题不大。因此，学习开始后，领导即处于被动局面，既没有发动教授大胆“鸣”、“放”，也没有组织学生“放”，而只规定每星期半天的时间给学生学习文件。本来学生对学校领导、课程负担和肃反方面有很多意见，再加上这一限制，更加引起学生的不满，于是，他们开始以大字报来“放”出自己的意见，5月9日出现了第一张批评学校领导方面的“大字报”，接着，“大字报”越来越多，有以小班为单位写的，有以一群人的名义写的，也有个人写的，到17、18日，大字报出现了几百张，学生区的墙壁已经贴满了。他们提出了自己的各种要求和对院领导的意见，其中也有对院领导和党、团员进行讽刺、嘲骂的。事情越来越严重了，但党委领导一直没有出来与学生见面表示态度，也没有采取措施，解决学生提出的问题。因此更加引起学生的不满，部分学生抬着两张大字报贴在党委书记兼副院长张泽生的房门口，其中一张就以“致官僚主义者——张泽生”为题。同时，学生纷纷要求停课，来解决问题，三年级乙班六小班还通过了一项决议，向学校提出了最后通牒，要求解决问题。这时，张泽生才被迫在19日晚上召开全体的学生会上讲了话，学生当面提出了停课的要求，学校为了避免造成学生自发地罢课，在被动局面下争取主动，提出三个方案——停课、边学边“放”和暑假再“放”来让学生表决，结果到会的一千七百人左右(四、五年级在实习未参加)，有一千多人主张停课，另有五百多人不主张停课。还有部分学生公开提出，如果校方不答应停课，学生从明天起即开始罢课。在不得已的形势下校方举行一次紧急会议，通过了停课三天的决议。20日早晨，党委宣传部长召开学生代表会议，宣布了停课的决议。全院除四、五年级学生正在医院实习外，一千八百多人从20日起都停了课。

　　在停课期间，学生们分班举行了讨论会、座谈会，继续出大字报，提出了许多意见，要求学校予以解决。这些意见归纳起来有下面几点：(一)政治课负担过重，要求减除。特别是三年级对政治经济学一年占用一百二十六小时很不满，卫生系的政治经济学课程比一部分专业课程还多，不少教授和学生都认为政治经济学对学医的没有用处，不如学哲学。按高教部规定，哲学只有九十小时(一年)，武汉医学院因无力开哲学，只得拿政治经济学代替。同时，政治课教学上的教条主义方法，生搬硬套，也是学生最不满意的。因此许多学生要求取消或减少政治经济学和中国革命史课程，停止对这两门课程的考试。(二)对院内肃反工作意见很多。该院肃反时斗争面很广，有的班被斗的达50％左右。他们要求学校作肃反总结，承认错误。他们认为，院内肃反工作成绩是很小的甚至没有，缺点是基本的。他们要求肃反干部向冤屈的学生道歉，把档案公开，重新清查，把没有问题的材料销毁，对在运动中被逼写的自传材料，要退回重写或毁掉。对在运动中自杀身死的学生刘卓勋应作出结论，如是冤屈而死，应作好善后工作。(三)恢复原“同济医学院”校名。签名要求恢复校名的已有一千人以上。他们认为“同济”是国内外著名的学院，五十年来培养了许多国内著名的专家，恢复“同济”可以鼓舞学生更好的钻研学习。(四)卫生系不合中国实际。且只有五年，学习不到实际的医疗技术，要求不设卫生系，或改为六年制，其中一年学习医疗技术。减少中医、体育等课程。(五)反对盲目学习苏联，要求承认魏斯曼—摩尔根学派，停止俄文考试，过去学过英文的应恢复学英文。(六)改善学院内的党、团与群众关系，充分发扬民主。部分学生提出要取消班三角，不要团支书参加班的领导工作。(班三角是各个高等学校推行的一种学生自己管理自己的事的制度、三角即团支书、班主席和代表行政的生活学习干事，三人来集体领导班的工作。)也有小部分人提出要取消学校党委制，让教授治校。(七)批评院领导的官僚主义，对运动采取拖的态度，不敢领导，不坚决，高高在上等，要求学校领导积极领导起来，让师、生和职工大胆“鸣”“放”。(八)要求学校行政部门立即解决学生生活方面的一些问题，学生们反映：晚上自修时用的灯泡有40％坏了，长期拖延未修；自来水管流速很慢，为了节约用水，把放水的笼头减少了一些(三、四个中除掉了一个)，这样，使得学生每天早上洗脸都得排队；浴室也有大半不能使用；伙食不仅质量不好，而且吃不饱，每个学生早上只吃一个馒头，要支持五个小时的课程；从学生宿舍到饭堂的道路，每逢下雨路滑泥泞，而二千多个学生都必须走过，他们要求加以修理，一直没有人过问，而行政部门却请工人修了一条从校门到办公室的漂亮的马路和花园；学校里的保健科也不(139)关心学生的健康，每天照例是学生上课他们上班，学生下课他们下班了，而且不负责任，不久以前还将一个患肠胃病的学生诊断错误，以致身死。这些有关学生生活方面的问题，都长期没有加以解决或改进。另外，学生们对取消五年级在医院实习的津贴费很不满意。

　　这次事情的发生，尽管医学院副院长、党委书记张泽生再三说：这与罢课的性质不同的，是学校为了让学生充分“放”才主动停课的，但他也不得不承认：如果不及时停课，可能有一部分学生要罢课的，那就会造成不良的影响。学校党委会也有人认为“这次停课是被迫的，如果领导及时解决问题，停课是可以避免的。部分教师和学生也害怕耽误功课，而不愿意采取停课的办法的。

　　这次停课事情的造成，首先是由于领导没有积极领导这一学习运动，更没有结合进行整风，改进工作，以致，长期对学校领导不满的群众像暴风骤雨似的自发地“鸣”、“放”起来了。院党委领导对中央“放”的精神还有抵触情绪。党委书记张泽生在停课事情发生后，还说：长期不习惯民主生活的群众，现在实在是太过分了，党委宣传部长康文彬也认为，如果一直下去，一定要产生严重偏差，造成领导消极。党内干部大都有两种情绪：一种是怕“放”到自己头上来了，不知如何办？一种是认为这样搞下去，以后不好领导。因此，在学习开始时，党委只作为参加运动成员之一，由非党院长出面组成学委会，引起一些非党教授顾虑重重，运动不能很好开展。后来党委虽然领导了这个运动，但仍然小手小脚，总怕“放”乱了，有些党员负责干部还在讨论会上强调要保证“放”的质量，不要什么都“放”。党委书记张泽生只给科长以上负责干部、教研组组长和学生干部作了动员报告，没有向全院师生表示态度，座谈会开得很少，党委委员也很少深入到群众中去。而且，党委迟迟不布置整风运动，因此群众极为不满。

　　其次，党委领导干部的骄傲自满情绪和不谦虚态度，是阻碍党组织正确对待院内矛盾问题的原因之一。党委书记张泽生在一次动员报告中，没有虚心揭发院内矛盾，反认为医学院存在的问题没有武汉大学那么多，那么严重。就在停课事情已经发生后，他还认为问题并不严重，至少没有华中师范学院闹得糟。他还说，有些问题总是始终都有的，是很难免的。党委会一向把医学院的工作成绩估计过高，看不到院内问题。肃反工作存在很多缺点，但在总结时仍对成绩估计过高，不承认缺点。在事情发生后，党委书记张泽生、宣传部长康文彬和总务长(党委委员)苏维在公开报告中，仍没有改变不谦虚的态度与师生商量解决问题的办法，而且态度生硬蛮横。张泽生对学生说：“问题不能解决就不能解决，罢课也不能解决。”康文彬还威胁学生说：“如果你们现在不好好“放”，不与人为善，将来不要后悔好了。”他私下里对人说：“学生要罢课，让他们罢吧，罢二年就迟二年再毕业吧！”苏维向行政人员作的动员报告中说：“对的意见我们就接受，不对的，不接受，你们提意见，保证不报复。但如果你们不努力工作，将来评薪出了问题莫怪是报复。”这些都使人感到威胁的气氛，使人不满。

　　第三，院内存在一些问题极待解决而没有得到及时解决。学生课业负担过重，政治课教学质量较差和学生生活中一些合理要求，领导上长期不予以足够重视，以致矛盾日益尖锐化，还有的学生对学校领导改进工作失去了信心。另外，院内肃反工作也存在许多问题，调查研究不够，打击面过宽，有的一个班三十多个学生，有十几个到二十个被作为思想批判的怀疑人物，经过小会斗争，事后也没有向学生作交代。在全校学生中列为肃反对象的五十多人，最后肯定有问题的没有几个。两百多个归国华侨学生，斗争了80％，已有一个归国的华侨跳楼自杀，一个华侨跑回澳大利亚。在肃反结束后，一直没作结论，对被冤屈的学生没有按党的政策办事。这是造成学生跟学校领导、党团组织对立的主要原因。

　　停课以后，领导上开始作了初步考虑，召开了座谈会，对部分问题作了答复，并表示要继续来解决问题。到22日大部分学生才同意23日复课，学校又对一部分不同意复课的学生作了解释工作，才勉强复课。现在，学校方面还在继续整理学生意见，准备逐步研究解决。值得引起注意的是记者在复课后访问该院副院长、党委书记张泽生时，他仍然过多地强调困难方面，而对怎样尽可能及时解决一些问题考虑还很不够。

　　这件事情发生以后，省委文教部虽然知道，但一直未派得力干部下去协助解决。后来派出了两个一般干部到学校也只限于了解情况，学校党委会也认为他们对解决问题毫无帮助。

　　现在学校虽已复课，但学生仍等着学校解决所提出的一些问题(如政治课问题、肃反善后处理问题、党员作风问题等等)，据三年级的学生和记者谈，他们对学校党委能否妥善解决这些问题，信心不大，现在党委委员中有些人已在学生中无威信。

　　 ----来源： 1957年5月28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