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学院教授继续“放”“鸣”

　　本报讯　华南工学院教授昨天(29日)下午再次举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座谈会。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冯白驹参加了座谈。教授们的发言比前次更为踊跃，座谈会一直延至晚上8时才结束。

## 王宗和等教授批评高等教育部

　　教授们对高等教育部在领导教学工作上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提出批评意见。造纸系主任王宗和认为高教部发下来的教学计划是主观主义定出来的，比如在解决学生负担过重的问题上，高教部曾规定要采用“课堂解决问题”的方法，而这个办法只适合于小学，不适合于大学。中外的大学也没有采用过这种方法。这样就难怪解放后一些毕业生水平不高，不会做研究工作，不会解决实际的技术问题。

　　土木系教授朱士宾提出过去高等学校培养人材只是着重政治条件，忽视学术水平。他说，高教部历年来共派出了7，000多人到外国留学，结果只得了一个博士，可见成绩很差。

　　邓颂九教授对高等教育部选择重点的做法提出了意见。他说，作为重点的学校应有代表性，如果把重点作为独生子一样宠爱，要什么给什么，这样就不能起示范作用。

　　机工系主任朱惠照反映高教部不了解情况，使很多决定执行起来都有困难，而学院对高教部又是“服从有余，争取不足”。

## 莫锦桐说：用搞运动方法办学不能保证学生质量

　　莫锦桐教授谈到了提高教学质量问题。他说，过去用运动的方法来办学是永远不能保证学生质量的。如处理学生负担过重的问题，就是采取了搞运动的方式，不好好在学生中进行了解“负担过重”是普遍的还是个别的，也不依靠教师研究解决，而是发动学生讨论，结果提出了“课堂解决一切问题”的口号。在课堂怎能解决一切问题呢?大学生需要提高钻研能力，许多功课是需要在课外解决的。

## 余慰英、杨倬等认为矛盾来自党政不分

　　化工系食品教研组主任余慰英说：矛盾的产生是由于党政不分，以党代政。一个预备党员做了系秘书就好像太上老君，他实际做了系主任的工作。我们学院有三个院长，但是大家熟悉的只有党委书记、张副院长，因为他有权力。余慰英还批评他没有做好依靠老教师办好学校，不了解业务，又不学习。

　　化工系糖品物教研组主任杨倬说：党委书记、张副院长权力太大，上学期校外制糖机关要求我们办夜校，我和罗副院长商量，但是在张副院长不表示意见之前，罗副院长就不敢发表意见。他又说：我们教研组有两个助教要去苏联留学，叫我写评语。我写好后交给党员系秘书，可是他们不放心，又给一个党员教师修改一下。这就是对党外人士不够相信的表现。他在发言中也批评了高教部的工作。

## 丁纪凌、陈伯齐说：“助教治学”极不合理

　　丁纪凌教授批评了“助教治学”的不合理现象。他说，1953年，学校授权他建立美术教研组，他很兴奋，积极地运用18年教学的经验，设计了48种教具，这些教具解决了“空间”、“透视”等问题，可是没有得到鼓励，反而被一些人说是个人主义。后来，学校派来了几个党、团员助教，他们把我这些教具都弄坏了，只剩下一些大型的不易破坏的。组里的事情由一个党员助教包了起来，老教授教什么课程都由他一手分配，把课程弄得乱七八糟，脱离了建筑专业的需要。学校领导上对这样的事情也不闻不问。

　　陈伯齐教授也认为“助教治学”是极不合理的现象。他说，建筑系一年级的美术科有两位留学回来的老教授都是由一个从两年专修毕业的党员助教来领导。

## 李松生认为党群关系像过路人

　　电讯系教授李松生认为工学院学术风气没有很好的开展，原因之一是肃反运动后学院没有好好进行善后工作，恢复被搞错的教授的名誉，他们心情痛苦，提不起积极性；原因之二是党群关系不正常，有人曾说党与群众是师生关系，但现在却好像过路人一样，十分隔阂，这也影响了积极性。

　　数学教研室副教授赖支机说：党委对老教授不尊重，下面便一层层加深。编时间表、改课室，老教授都没有权力。她说：我们学院建党，有些人道德品质好、群众爱戴的，不吸收。但是有些不够条件的却吸收了。她对学校的宗派主义和肃反工作都提出了批评意见。

　　化工系副主任王孟钟说：工学院是有成绩的，但是如果能发挥老教师的力量，则成绩会比现在更大。因为学术知识不是一朝一夕得来的，不充分运用老教师的学问和经验是十分可惜的。

## 誉文德说：党委应管的事不管不应管的反而管了

　　副教务长誉文德说：现在我们学院实行三级制，还是二级制呢?三级制是院长、教务处和系，二级制是院长和系。现在是不二不三。有些事情没有经过教务处，作为教务长我对每年留学生的名额、选送条件等等总该事先知道，但是我不晓得，直到派出去的时候才知道。他认为学院党委要管的事没有管，不要管的事反而管了。例如教师们喝茶，也要调查是否搞小圈子，但是对学生的政治思想教育，特别是对党、团员的教育工作，党委却没有很好抓起来；连科学研究也没有管好。

## 黄士辉认为教师之间不团结现象应该归咎于宗派主义

　　化工系教授黄士辉指出：学院中教师之间有不团结的现象，是党的宗派主义造成的。他说，有人把教师分为几种，党团员是核心分子，民主党派成员是进步分子，其他老教师是落后分子。他说：老教师有心靠拢党，但党“侯门深似海”，“萧郎陌路”。老教师像一把长了锈的刀，只要磨一下就可以用，可是，一直被弃置一旁。他还说，学院在调整工资时也不是根据教授们的学历、学术水平、工作能力等来评定的，也不听群众意见，结果，使很多老教授的工资比他教出来的学生还要低，而那些学生也并不是青出于蓝的人物。

　　化工系教授邓颂九提出了民主党派在高等学校中怎样发挥作用的问题，他说：自从“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提出之后，我曾经向前党委书记秦思平征求怎样贯彻这一方针的意见，秦思平却说，共产党在学校中起的是保证作用，民主党派也不必提什么监督作用，还是多起保证作用吧。邓颂九教授说，这使我感到迷惑，不知道该怎么办。

　　化工系教授龙惕吾、钟龄，物理教研室教授李文江，体育教研室教授胡琼林等，分别对教学评薪、肃反等工作的缺点提出了批评。

　　最后，冯白驹发言。他说，他觉得矛盾还揭发得不够充分，不够尖锐，他希望教授们继续毫无保留地暴露矛盾。他对教授们对省委的批评表示诚恳接受。他说，省委为了克服官僚主义，今后一定要接受教授们的建议，定期到高等学校来和教授们座谈，听取意见，改进工作。

　　 来源：《南方日报》1957年5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