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苏北农学院的教授们对学校党委和领导提出尖锐批评

　　本报讯　苏北农学院从5月11日到6月1日，先后分别召开了一系列的座谈会。该校教师座谈会上教师们畅所欲言，对学校党委和领导提出了尖锐和中肯的批评。

　　陆纯庠副教授认为苏北农学院机关气味大，学术气味小。他说：“自建校至今，机关气味日有所增，官多兵少，科长多，主任多，处长多，而且有正必有副，是否需要这么多的官呢?是值得考虑的。‘人多本来可以多做事’，但是学校官多后不一定能做好事。如今年元旦到高邮的慰问团的组织，就有团长、第一副团长、第二副团长、秘书长、总务长等等，事实上是否需要如此呢?官气十足还要加上讲究排场。如办公大楼陈设得很好，我看这个大楼如果给教研组用倒是挺好的，适合静心研究。办公大楼大部分房间都有沙发，而教研室大楼一个也没有，我想老教授也应该给他们弄个沙发坐坐的。”

　　方定一副教授说：“教研大楼和行政大楼之间横着一堵墙，这堵墙建筑起来不是一朝一夕，而是工程浩大。”

　　平福增副教授说：“党员有一种优越感，总以为比人积极，怪人落后，再加上党员是光荣的称号，就滋长了个人崇拜，喜欢歌功颂德，不喜欢听刺耳的批评，平时做事不虚心，不攻装懂，好为人师，以改造者自居，这就造成了党群之间的距离。”他又说：“官僚主义是土墙，主观主义是砖头墙，宗派主义是铜墙铁壁，这道墙最难攻。”

　　蒋涤旧教授说：“现在国内自上而下都是一片叫屈声，一片冤枉声。前天在扬州市开座谈会，会上也是一片冤枉声。我想叫屈喊冤是不是可以解决问题呢?我联想到秦香莲这出戏，象包文正这样公正的人，还正如秦香莲所说‘官官相护有牵连’。如果现在仍有官官相护，那就不必叫屈喊冤了。”他说：“青年教师与老教师之间隔了一道墙，既高且厚，青年教师不尊重老教师，看不起老教师。而青年教师又是非党即团，所以我三年不敢写文章。以前我讲到孟德尔和摩尔根学说，学校就指定青年教师反对我，‘苏农生活’也有意帮助他们反对我。又如在选种方面，我认为引种在我国起了很大作用，而‘苏农生活’上就写了‘有这样一位教师’(这位教师就指的我)，说教是‘虚无主义’。我和领导公开谈，但领导上却暗中支持。直到苏联专家也说中国的引种史才算罢休。又如我讲到基因学说，有人就加我一顶帽子，说我是‘因子论者’。自己不懂，而又要粗暴的对待别人的事情，冤屈了一个读书人，能不教人寒心。感谢毛主席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才替人伸了冤。党员有两个好本领，先整你一下，后抚你一下，抚得你动也动不得。古语说‘天下无不是的父母’，我说‘天下无不是的群众’。而我校则是‘天下群众皆不是’。这方面党做得太不够了。”

　　葛启扬教授批评苏农正气不能抬头，三大主义在滋长，党外人士有职无权。他说：非党院长、教研组主任做不了主，人事、财务、秘书等等大权抓在几个人手里。成主任(党员)说“领导是正确的，群众是积极的”，那么工作为什么做不好呢?我想领导是否正确尚需要研究。

　　胡光烈教授认为，知识分子有三种人，一种是一心一意猜测附和领导意见的人，领导上说红他不说绿的，这种人中有一部分是外表很好，但心里藏的是什么就不知道，而我们领导往往最信任他，使他红得发紫；第二种人是爱说爱闹的人，说得好还好，说得不好，就引起领导光火；第三种是不声不响埋头苦干的人，他们从来也引不起领导的重视，他希望领导要看清人的本质。范福仁教授接着说：“要看清人，不要相信那些假进步的人来陷害假落后的人，不要把肺腑之言当作怪话，否则党要大上其当。对于有些事情的矛盾和本质，不要把它掩盖起来，而要揭露开来，予以解决。有错误就要拿出勇气来改正，要接近群众，广开言路，这样才能使大家同心同德，群策群力，使大家把学校看成自己的，这样才能办好学校。”

　　王光凝教授说：“党群关系不好。这是由于部分党员干部不能掌握知识分子的特点，说知识分子脏。党员有政治优越感，以改造者自居，领导方面对党员的信任和照顾又和群众不同，这样怎能同群众建立感情呢？因之党群中间有隔膜。”徐晓白教授认为，领导上必须放下有色眼镜，放下只听少数人汇报的耳机，深入到群众中去，倾听群众意见。

　　陆纯庠副教授说：“领导方法很简单，一般化，党政不分。领导高高在上，而不是面向教学和科学研究。很少到教室、实验室、试验地去看看。领导坐在办公室，对教学及科研方面的问题，用形式主义来领导。例如每年每个教师都照例有个个人计划，院长室到教务处，处到系，系到组，层层通知，并且要教师如何如何完成工作量。但是我们课少人多，无法完成，请领导解决，而领导从无答复。个人计划只是形式而已。”

　　平福增教授要求领导上改变作风，不要不离开办公室，单纯在房间内听汇报，不深入下层，他说：汇报总是会有偏差的，自己实地看到才是真实的。

　　胡光烈教授说：“培养师资是学校带有关键性的问题，但我看领导上草率从事。如北京农大来了一位遗传选种的专家，领导就派了一个在教学上有成绩而与遗传选种没有什么关系的讲师去学，一学就是二年，回来让他教什么课程好呢?学而不用，制造矛盾。我认为如果要培养，就应派助教去，如果要提高，就应派教授去。我们土壤农化教研组有位水平相当高的助教，只要一进修就可以开土壤改良课，可是领导不征求教研组的意见，硬派一个刚毕业的党员学生去进修，这是宗派主义在作祟，对群众不信任。”

　　葛启扬教授说：“我校有部分党员已经变质，具体表现在：(一)名利思想浓厚，带头要名利，要科长，要处长，要主任等等；(二)责备自己宽，责备人严，总是别人不对；(三)不老实，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政客气味浓厚；(四)以改造者自居，管人者自居，领导者自居，骄傲自满，脱离群众；(五)有家学校思想作风，权力集中在几个人手中，完全不民主，变成了几个人私办的学校。”

　　徐晓白教授说：“这次工资改革很不公平，领导上主观决定，与群众的看法有很大距离。工资改革委员会犹如虚设，没有贯彻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只开了两次会，第一次是成立会，第二次就是人事科向委员会宣布，无法更改了；人事科只有集中，而没有民主。有这样一个比喻，我校的工资改革等于唱戏一样，工资改革委员会开了两次会，第一次会等于跳加官，第二次等于谢幕。究竟唱的什么戏，没有看清楚，是唱的独脚戏？还是唱双簧戏？还是滑稽戏?有人说工资改革基本上是合理的，我看很值得怀疑。”

　　平福增副教授说：“为什么在提拔干部时，党员升科长、处长的既多且快，而副教授升教授的几年来一个都没有?领导上是否有些过分不相信群众？”

　　陆纯庠副教授说：“1952年，我院建校初期，速中学生十五人受冻，写信报告毛主席。华东高教局通报把我与钱总务长各记了一次过(当时我是副总务长)；冯院长和成主任各警告一次，并在‘人民教育’杂志上发表通报。这件事当时使我搞得莫名其妙，我们不同意这种无理处分，我就和钱总务长向我院领导上、向解放日报及高教局提出了自己的意见：(1)通报中说高教局派员来院调查，并进行实地察看，后通知江苏教育厅派员来院核对调查结果。可笑的是先后两次派来调查的人员根本没有同我谈过话，连调查这回事我们都不知道。这样的调查处理，可说是官僚主义的典型。(2)具体事实与通报中所说的情况根本不符，要求重新调查。事隔一个月，省教育厅派了一位科长来查明了事实，也认为这个处理很不妥当。我们两人确是没有任何责任可负，但为了官官相护，还建议将原记过处分改为劝告。即使如此，华东高教局迄今四年多来还没有下文。我们要求应该正确处理，究竟谁是谁非。”

　　 来源：《新华日报》1957年6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