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于哲学史研究中两个争论问题的意见

　　<贺麟>

## 一、 哲学史上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

　　在有一段期间，我们曾经发生过中国哲学史里面有没有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的问题。有些同志曾经有过否认中国哲学史上有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的想法。他们强调中国哲学史的特殊性，他们认为尽管西方哲学史上有这两派学说的斗争，但在中国哲学史上却未必有。他们认为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这种西方哲学史上的帽子拿来套在中国哲学史上未必适宜。诚然中国哲学史还不象西方哲学史那样经过系统的科学的整理，哪些哲学家是唯物主义者或哪些哲学家是唯心主义者有时还搞不清楚。尽管在划分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的界限的时候可能碰到很多困难，但是原则上我们不能否认有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不然，难免不犯原则性的错误。这表示他不懂得恩格斯关于哲学上的根本问题的提法。这就有点象有些人认为中国社会很难划分明确的阶级，因而否认阶级斗争一样。他们认为阶级的划分是很勉强的，把社会发展划分为若干确定的阶段也是抽象生硬的格式。不过就我们看来，在中国哲学史中去研究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的斗争，并不是抽象地、教条式地把西方哲学史的套子勉强套进中国哲学史，而是要求具体了解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区别，抓住哲学史上的中心问题，具体分辨出各个哲学家对思维与存在、主观与客观这个根本问题的态度。

　　日丹诺夫把哲学史定义为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把哲学史看成唯物主义发生发展的历史，这应该被认作是一个伟大而正确的见解。这是我们研究哲学史必须掌握的根本原则。所以，问题不在于哲学史是否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问题在于对于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作什么样的了解。过去我们可能对于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了解得太狭隘、太形式、太片面了一些。

　　首先，哲学史虽然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但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和宗教上的斗争、政治上的斗争（两者虽有密切的联系）却有很大的区别。因为，政治上的斗争每每通过战争，宗教上的斗争也常采取战争的形式，譬如：历史上有所谓宗教战争。换言之，政治上的斗争和宗教上的斗争都可能采取杀人迫害的暴力形式，而哲学上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没有通过战争杀人的方式，也可以说“君子动口不动手”。我承认哲学战线与政治战线、经济战线、军事战线都有密切的联系与配合，但须知哲学战线却远处在后方，远处在大炮射程之外，也不是飞机轰炸的目标。

　　其次唯物主义者和唯心主义者的关系和争论，也不就是革命与反革命的关系。他们有时甚至可以说是师生、朋友的关系，也可以说是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的斗争。昨天的我可能是唯心主义者，今天的我可能是唯物主义者，今天的我和昨天的我可以作思想斗争，甚至作极其尖锐的思想斗争。一个人可能早年沉溺于幻想，偏于主观，是一个唯心主义者，晚年实事求是，掌握现实，成为唯物主义者；或早年居于民间，接近生活，是一个唯物主义者，而晚年养尊处优，脱离实际，成为一个坏意义的唯心主义者；一个哲学家在这一问题上是唯物主义者，而在另一问题上是唯心主义者，这不唯在理论上很可能，而事实上在哲学史中是可以举出许多实例的。哲学史上唯物主义者和唯心主义者是师生关系更是常有的事，譬如费尔巴哈和马克思都是唯物主义者，他们都可以说是黑格尔的学生。德莫克里特是个唯物主义者，他受过伊利亚派唯心主义的影响。伊壁鸠鲁是个唯物主义者，他承继了苏格拉底注重道德修养的精神。而马克思当西方哲学界把黑格尔当成“死狗”的时候，他特别强调自己是黑格尔的学生，这尤其值得注意。戴东原曾经说过：“二把手教得出大把手，而大把手可未必教得出大把手”。我们试假定二把手是唯心主义者，大把手是唯物主义者，也足以见得唯物主义者与唯心主义者有时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关系，不是红与白的关系。

　　张横渠是唯物主义者，程明道、程伊川是唯心主义者，而张横渠和二程是亲戚和朋友的关系。休谟在巴黎作过外交官，和法国唯物主义者的友谊相当好。既然唯物主义者与唯心主义者的斗争是师生朋友的关系、前我后我的关系，那吗，这种斗争是否还反映阶级斗争呢？就各个哲学家的出身而论，可能都是同出身于一个阶级，就他们的思想在社会上所起的作用和后果而论，它可能反映不同的阶级利益。这也就是说当新我与旧我，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斗争的时候，可能包含有尖锐的阶级斗争，昨日唯心主义的我可能是为反动统治服务的，今日唯物主义的我可能是反映人民利益的。朋友师生间学派思想的斗争也可能反映不同阶级的利益。我一再指出唯心主义者与唯物主义者有时是师生朋友的关系，但不能因此就得出结论说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在思想上、哲理上可以和平共处。我的意思不过想要表明两者的斗争一般常采取师生朋友间自由争论、互相切磋的方式罢了。记得朱熹与陆象山争辩时曾说过：假如主人与客人学术上意见不合，正在堂上作激烈的辩论，而仆人为了忠于主人，气愤愤地走到堂前，给客人几个耳光，把客人赶出大门。朱熹说这个不懂事的仆人，一定会受到主人的叱责申斥。朱熹这番话有着深刻的意义。假如企图用行政命令、用粗暴的手段来解决哲学上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的斗争，那就不免有点象被朱子所申斥的仆人。我们强调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和政治斗争的区别，却并不主张放松党对学术思想方面的政治领导（因为政治领导实质上是思想领导，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领导），更不主张放松唯物主义对唯心主义的斗争。恐怕只有相信用行政命令的方式，用打耳光，打屁股的方式可以解决学术思想战线的斗争问题的人，才会放松对学术思想的重视与领导，才会以为单靠政权和军权、财权即可保证唯物主义的胜利，用不着对唯心主义作深入系统的理论上和学术上的斗争。

　　再次，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并不是两个固定的阵营，左边的阵营全是唯物主义，唯物主义与唯物主义一线相承；右边的阵营全是唯心主义，唯心主义与唯心主义一线相承，中间有不可逾越的鸿沟。我可以肯定地说，哲学史上没有百分之百的唯物主义，也没有百分之百的唯心主义。因此，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有互相斗争的一面，也有互相吸收利用凭借的一面。我们说社会永远是新的东西与旧的东西的斗争。但是新生的事物也有吸收利用凭借着旧的东西的一面。换言之，我承认哲学史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但是他们的斗争过程不是一面是唯物主义一面是唯心主义的那样平行的两个阵营斗争的过程，乃常常是一个曲折的一消一长、一盛一衰的矛盾发展过程。哲学史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并不是唯物主义永远打胜仗。唯物主义也有被较晚、较发展的唯心主义代替的时候，唯心主义也有被较晚、较发展的唯物主义代替的时候。当然，我也相信哲学史发展到辩证唯物主义——最高、最发展、最科学、最丰富的唯物主义，它承继了唯物主义的优秀传统，它吸收了历史上唯心主义的合理内核，它将永远不会再被任何唯心主义所战胜，虽然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仍然存在，不过这种斗争只可能促进辩证唯物主义更丰富、更发展。

　　哲学史上也并不是没有这样的情形：即在某个时代，我们只看见唯心主义者与唯心主义者内部的争吵，而听不见唯物主义者的声音。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更不意味着双方的斗争可以取消。必须谨记列宁的教导：一个唯心主义者批判另一个唯心主义者时，往往是有利于唯物主义的。哲学史家就有义务指出这些有利于唯物主义的地方。这样就使得参加唯心主义内部争吵的某一方面或某些因素成为推进唯物主义发展的工具或必要环节。

　　还有一种情形必须指出：在哲学史上并不是整个唯心主义斗争整个唯物主义，或者反过来，整个唯物主义斗争整个唯心主义，两个整块永远互相斗争。事实上常常是后起的唯物主义吸收前面的唯心主义体系中的唯物主义成分来反对它的唯心主义成分。换言之，后者往往采取“以子之矛陷于之盾”的方式来斗争前者。譬如，黑格尔吸收了康德先验逻辑中的认识论思想和辩证法因素来反对康德的主观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费尔巴哈吸收了黑格尔哲学中某些人本学的因素来反对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体系。马克思利用黑格尔哲学中的辩证法和某些历史唯物主义萌芽来反对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体系。吸收对方与自己相同的部分来反对对方与自己相异的部分，这可以说是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斗争的过程中所常常采取的极其辩证而高明的策略（其实并不是策略，乃是哲学史矛盾发展的必然过程）。

　　（最后，我想用黑格尔写哲学史的方法来说明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的过程。黑格尔显然把哲学史看成唯心主义发生发展的历史。黑格尔认为哲学史到了他自己的客观唯心主义系统好象是百川归海，集了大成，发展到了最高峰。以前所有各式各样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体系，都不过是为他自己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准备条件，被吸收成为他自己体系的各个环节。黑格尔在他的哲学史中显然是对唯物主义作了坚决的斗争，通过写哲学史的唯心观点他把唯物主义批判了，把唯物主义的优秀内容吸收到唯心论中去了。他把徘徊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的哲学家都解释成为接近唯心主义的哲学家。我们可以说，黑格尔通过批判、解释、吸收与扬弃的手法把哲学史写成为唯心主义发展的历史，对唯物主义作了坚决的斗争。当然，黑格尔对哲学史是作了唯心主义歪曲的。我们根据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来写哲学史应该“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实事求是地采取历史主义的态度对唯心主义予以批判，对唯物主义确凿的发展线索予以客观的阐述，表明在哲学史发展的整个过程中，唯心主义确是被扬弃了，唯物主义确是逐渐愈来愈发展、愈来愈提高了。）

## 二、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

　　（根据上面所说，我们认识到，哲学史不是单纯的唯物主义承继唯物主义，唯心主义承继唯心主义。晚出的唯物主义往往也承继了唯心主义的合理内核，同样，晚出的唯心论往往也吸收了一些唯物主义的原则。）

　　当然，唯心主义者往往自己认为他们有其一线相承的“道统”，象韩愈所说的由尧舜传至孔孟的“道统”那样。另一方面唯物论者也往往自认他们有一线相承的“道统”与唯心主义无丝毫的共同之点。这种道统论强调片面的师承关系，并不完全错误，因为每一学派的确有其自成体系壁垒森严的一面。但总是教条主义卫道主义的思想，总免不了门户之见、派别之争；这是不从全面、不从辩证发展的观点去看历史问题。譬如中国宋明儒家吸收并且承继了某些佛老的思想，然而他们自己却死不承认。讲历史主义的我们不怕承认我们曾经吸收了某些唯心主义中的合理内核，马克思列宁主义奠基人公开承认是某些古典唯心主义者的学生，公开承认德国古典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的三大来源之一。我们已经不再形而上学地否认历史矛盾发展的过程而以吸收唯心主义中某些合理内核为可耻了。唯物主义者公开承认自己曾经是唯心主义者的学生，这并不表示唯心主义优越于唯物主义。反之，这正表示唯物主义者谦虚，从客观出发，虚心向对方学习，不抹煞对方的合理成分，实事求是地对待哲学史。这种谦虚的唯物主义永远可以进步，不可能被战胜。

　　关于哲学遗产的承继问题，主要在于说明在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产生的古典哲学思想，何以在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可以起良好的作用，可以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建设。这个问题也就是说，曾经或多或少地为封建地主、资产阶级服务的哲学思想，现在或今后何以还可以替工人阶级服务。马克思也曾经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当他谈到希腊文艺的社会背景时，他说：“困难还不在于理解希腊的艺术和史诗与一定的社会发展形态有关。困难是，它们何以仍能给我们以艺术的满足，并且就某方面说，还是当作规范和高不可及的模本”（“政治经济学批判”第１７３页，人民出版社）。这个问题换句话说，也就是有一定阶级基础，是一定的社会和时代的产物的哲学（或艺术），何以有其普遍性，可以为别的时代、别的社会，别的阶级服务。这是一个很难解答的问题，解答得不好，就很容易陷入形而上学或唯心主义的泥坑，本着自由争辩的精神，我个人对于这个问题愿意试图提出下面几个解答。

　　一、哲学史里面的哲学体系往往具有典型性。它是某时、某地、某民族、某社会的特殊产物，同时它又具有一般意义的典型性。所谓典型就是特殊性（时代、个人、阶级）与普遍性的结合。哲学上有许多错误的思想，虽然是片面的、错误的，然而这种错误也是社会历史的产物，几乎可以说是有必然性和代表性的错误，是每个人很难避免的错误。哲学家在历史上所犯的这些有代表性和必然性的错误，可以说，他们是代表了人类、或一般的人在那里犯错误。他们的错误，对于我们是一个有益的教训。不断地批判纠正这些典型的错误思想，就可以防止我们重犯或少犯这种错误。我的意思是说，哲学史上的哲学思想，哪怕是片面的、错误的、唯心的，只要它有资格被记载在哲学史里面，它就是对人类文化的一种贡献，它就有被保存、被研究、被批判的价值。至于具有典型意义的哲学真理，那也如同具有典型意义的伟大艺术品一样，有其现实性与人民性，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值得我们去重新加以体会和解释。

　　二、哲学史上的哲学体系，每每是文化的结晶，是时代精神的最高表现，是那一时代民族和阶级的生活经验、智慧、思想最高的总结。他们是有限与无限的结合，永恒与现在的结合，因为掌握现在，就是掌握永恒。真理除了体现个人的个性、时代精神、民族精神、阶级性之外，还有其普遍性和永恒性。阶级倒了，某些卓越地表现了那个阶级的智慧的哲学可以不倒；民族衰了，代表那个民族文化的优秀的哲学可以不衰；大观园倒了，“红楼梦”可以不朽。哲学与文学艺术一样，具有拯救随时间、阶级、人事变迁而变迁的事物，使之不朽的功用。

　　三、哲学本身做为一种掌握真理的学术，他本身就是国家和人民的财富。学术真理，一方面可以为某一特定阶级服务，被其利用，另一方面它有其本身的价值。但是腐朽堕落的王朝和垂死的阶级总是不辨是非黑白，哪怕是对它极其有利的哲学思想，它往往不惟不能利用，反而加以迫害，这是一个极其常见的事实。有许多伟大的哲学思想，如果在它本国不能很好地被承继，也可能被其它国家和民族所承继。譬如印度的佛学，希腊的哲学在本国都曾经衰落，反而为别的民族所承继和发扬。又如西方古典哲学，假如在辛亥革命时期就被大量介绍到中国来，那么它就有助于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发展，有利于当时资产阶级政权，但是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辛亥革命缺乏文化基础，西方哲学思想没有及早介绍到中国来。我们今天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才企图大力把西方的古典哲学翻译介绍过来，因而就有助于工人阶级的政权和文化的发展，使其有更深、更丰富的理论学术基础。

　　起过进步作用的科学和唯物主义固然是国家和人民的财富，哪怕是过去在某些历史阶段曾经被反动统治阶级歪曲利用，妨害过社会进步的东西，如宗教和唯心主义，只要其中有丝毫合理的东西，也是国家民族的财富，不能任其自行消灭。譬如尽管杨墨被孟子骂为“无父无君”，尽管佛老被韩愈加以“攘斥”，宣称要“人其人、火其书”，但我们的哲学史有了杨墨佛老的思想、有了程朱陆王的唯心主义哲学，比之那些缺乏丰富民族文化和哲学遗产的民族，我们不能不感谢我们的祖先给我们留下比较丰富的哲学遗产可以供我们发掘利用，批判吸收。但是承认杨墨佛老程朱陆王丰富了我们的哲学遗产，并不意味着对他们的哲学思想不根据新观点、新方法予以批判地吸收和估价。我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越高，唯物辩证法掌握得越好，我们的新的社会主义的文化越发达，我们就越能发掘并利用一切事物的积极因素，使“竹头木屑皆各有用”使“牛溲马勃、败鼓之皮”皆得到“俱收并蓄”。

　　归根到底，要看政权掌握在谁手里。如果在反动阶级的手里，学术文化到处受到摧残，它绝不能争取伟大的古典哲学思想为它服务，但是在进步民主的人民手里，就能使古典哲学发扬光大，起新的进步作用。因为所谓继承哲学遗产，并不是复古，也不是简单地把古人的或外国的东西原封不动地搬到今天中国来。而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承继，为人民的新需要，为社会主义的建设去承继。所谓承继，是包含有为革命的需要而加以加工改造。承继从辩证法讲来，应包含有否定、保存和提高的过程。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社会，很多优秀的文化遗产被视如粪土而不加以珍惜，就是外国的学术文化，移到中国旧社会里，也每每不能加以正确的吸收，发挥它的进步作用，反而被反动统治者利用，发生危害的后果。

　　解放后，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做为指南，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许多在旧社会被忽视和轻视的东西，如中医，旧剧、杂技等都得到了应有的重视和提高，承继与发扬，发挥其伟大的进步作用。

　　我相信，我们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有了“百家争鸣”伟大正确的方针的指导，无论中国哲学史上的优秀遗产，和西方的古典哲学，都可以得到中国人民的承继、发扬和提高，一定能发挥伟大的作用，放射出无限的光明。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1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