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北大学展开了大“鸣”、大“放”

　　<陕西日报>

　　西北大学为了改变前一个时期民主还没有充分发扬、批评还没有充分展开、各方面的意见还没有充分谈出的情况，该校领导上自6月1日起为便利开展大“鸣”、大“放”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除了由党、政领导分别在党内、外充分动员，号召大家打破顾虑大胆“鸣”、“放”，开辟了更多的“鸣”“放”场所和园地，便利大家大“鸣”、大“放”外，在时间上，该校除决定最近两周停止学习文件，本周尽量抽出更多的时间外，还决定将期终考试推迟一周，下周全部时间都用来让大家“鸣”、“放”。在6月3日下午，刘端棻副校长向全校师生员工作了动员之后，6月4日较前更进一步的大“鸣”、大“放”的批评运动即在西北大学展开了。下面是6月4日西大党委邀请教职员举行的几个座谈会(这在该校是第四次了)中部分教师的发言摘要。

## 甄瑞麟说：这几年来看，党员有优越感，有特权思想，“为人民服务”，“作人民勤务员”的话听不见了。

　　经济系甄瑞麟教授说：有人说，他们迫切要求入党的动机是羡慕党员说话算数，我听了有同感。这几年来看，党员有优越感，有特权思想，与解放初期大不相同，今天“为人民服务”，“作人民的勤务员”的话听不见了，入了党就比别人高了。这说明党对党员教育不够，通过这次整风应很好解决。这问题很严重，关系着我们能否建成社会主义，关系着党能否在群众中建立起威信。党应教育党员在工作中作榜样起带头作用，而不是像今天这样高高在上对事包而不办。

　　近日大家对系、组秘书提了不少意见，但我认为光责备党员秘书也是不对的，他们冤枉，领导上有责任，领导上是否对他们明确了职责?我想没有，结果他们便一把抓，在同学中就抓几个党团员，造成偏听偏信，制度如此，不得不形成官僚主义。平时师生都不满意，但敢怒而不敢言，运动一来，意见打得他们昏头昏脑。领导有责任，首先对他们职责交代不明确，其次对他们教育也不够。

## 单演义说：我听了毛主席报告后才有国家主人翁的感觉，以前是别人的奴隶，特别是党员的奴隶。

　　中文系单演义副教授说：我自从听了毛主席的报告后才有国家主人翁的感觉，以前是奴隶，自卑感很严重。自昨天听了刘副校长的讲话，才有西大主人翁的感觉，以前是别人的奴隶，特别是党员的奴隶。今天就以一个主人翁的身份来谈西大党及党员的宗派主义。

　　几年来，西大党是作了一些工作，但作得不够，很不好。毛主席讲宗派主义即拉拢一些人，排挤一些人。对其他同志不清楚，现在专谈郭副教务长，他在中文系即拉拢一些人，排挤一些人，1954年系主任郝御风教授到北京学习，领导指定一个代理系主任并希大家支持共同推进工作，结果在郭授意下将我排出系委会之外。在肃反中斗争我，试问在肃反之前郭找我谈过话没有?没有。从来没有帮助，没有团结，只有斗争。

　　党委与党员对党外人看不起，甚至蔑视，从来不愿看到别人长处，凭自己懂点马列主义，自以为了不起。郭不只业务懂得不多，政治理论也不见得好，试问郭对鲁迅的生平、著作、思想发展情况研究得怎样?有一非党同志不同意他对鲁迅某些方面的看法，他即认为这不是学术问题，是政治问题，停了这位先生的课，夭折其研究方向。至今不从学术研究发展观点对待这位先生。再是郭副教务长一知半解，简直不晓得祖国语言文字，由于对一篇日记的歪曲理论，造成肃反中的逼供事件。幸而这位先生还坚强，没有对他的宗派主义投降。作为教务长即使是副的，除有政治理论，更应精通业务，建议党委以后让他少作报告。

## 刘不同说：希望党很好检查建党思想，党员检查入党动机。

　　经济系教授刘不同说：他感到党在吸收党员时每每是用升职、加薪、送出进修等办法培养党员。因此，某些人就认为入党是满足个人欲望的捷径。希望党很好检查一下发展组织时的思想。

　　由于常有人把党的政策执行错了还能入党，使人感到他是以群众血泪取得党员荣誉。因此党员脱离群众，站在群众之上是有其渊源的；希望这次整风中很好检查。

　　有一同学申请入党未被批准，即认为没有前途。的确今天入党与过去不同。过去入党有掉脑袋危险，今天则否。西大在吸收党员上几近于滥，系党员是站在系主任头上起保证作用的，有人替系党员同志叫冤，我不同意，主要是他们入党动机不纯，党员是六亿人民的党员。吸收入党应在群众中通过，希望经济系几位党员在这次整风运动中向群众作检讨。

## 王海北认为马列主义不应当是领导思想。他还主张党委在学校只应管党员。

　　经济系讲师王海北认为马列主义不应当是领导思想。他说：过去大家是唯党员的马首是瞻，这次大“鸣”大“放”恢复了知识分子的理性，使知识分子会说话了。现在也能独立思考了。王海北对党提出五点建议：(一)党对于党员的错误不要姑息。在西大党对于党员的错误采姑息的态度，但对群众的态度却是“整”。我在参加政治学习时，在一次讨论会上发言有不正确的地方，党员就说我是反革命的言论，大家也群起而攻之。并且叫我对这次错误进行公开的检讨，我当时心中很不满意，但是为了生活，为了饭碗我不得不检讨，我的言论是在讨论会上发表的。这是符合百家争鸣的方针，党员却这样对待我，他这种违犯党的政策的错误作法却没有当众检讨。(二)对于学校领导体制的意见：从中央到地方都强调集体领导，国务院一个总理有十几个副总理，一个部长有很多的副部长，在学校一个校长有很多的副校长。这样实际上形成了多头领导，势必有些领导是有职无权的。对于教授治校我认为不好，老教授爱各立门户形成宗派，这样不能把学校领导好。学校应该采取一长制的民主治校。一个校长，(一定是党员，但他的权力不应受学校党委的限制)一个教务长、一个辅导处长、一个总务长，这样职责分明便于推动工作。党是否退出学校呢?我觉得不必退出，学校中的党委只管学校中的党员，民主党派也只管自己的成员，不要以党管学校。(三)教学计划问题：高教部在教学计划问题上朝令夕改、吃亏是教员，高教部权力应该下放，教学计划应该由学校自己决定，高教部只注意到政治课和专业课，这些课都要考试，而对另外一些课则只考查，使同学无形中造成对这些课不重视。以后对于排出去的课都应该进行考试。让同学们重视他好好学习。(四)去年工资改革问题。这个问题国务院在作法上有错误，国务院不应该把提高生活费和升级、升职结合在一起，造成很多的困难。生活费的提高应与物价相联系，有能力则提高，无可能则不忙提。至于升职、升级则应该有每年的考绩制度，两件事情一起进行，国务院就把好事作成了坏事。(五)党的思想领导问题：清华大学一位教授提出马列主义不应该是领导思想，这一点我同意。我觉得以马列主义为领导思想，这本身就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相矛盾，我觉得应该以爱国主义思想为领导思想。以爱国主义思想作为领导思想号召力就很大，这为每一个人所拥护。如像解放台湾，你以马列主义思想进行号召则不成，若以爱国主义思想进行号召则有可能。

## 李靖华建议政府允许社会上的失业人员作小生意。

　　政治经济学教研组讲师李靖华说：今年以来社会上失业人员有增加现象。政府对这个问题应注意。社会上偷盗等行为的发生与一部分人无正常职业是有直接关系的。对于目前失业者，我建议政府可以允许他们作小生意。如个人摆小纸烟摊或者可以开个小铺，雇一两个人也是可以的，让他们发展到一定时期，再对他们实行公私合营。李靖华在发言中还建议在农村中应组织互助会，用大家的力量来解决某些人的困难与灾荒问题。

## 巢遗棠说：民主权利得不到保障的根本原因，是党员不按宪法办事。

　　经济系巢遗棠助教说，要搞好国家建设，必须根据法制办事，他认为党不应该根据党章党纲行动，而应根据宪法行动。他说，回家后(指乡下)看到一些现象，回来汇报给组织，但有的党员却说我有思想问题，说我是富农立场，破坏党的政策是反革命，使我莫明其妙，以后我什么都不响。对共产主义我信任，但对问题仍有我自己的看法。他说，帽子还不重要，重要的问题是如何保护别人的发言权利。他认为，民主权利得不到保障，根本原因是党员不按宪法办事。

## 刘志南说：群众给党员提意见，党总是设法袒护，这是不应当的。

　　俄文教研组刘志南副教授说，党对党、团员有偏爱，群众对党员提意见，党总是设法袒护，旁人也帮着袒护。对团员也是这样，过去俄文教研组有个团员工作不安心，想到北京，而学校就把她调到北京去了，这种作法不好。

　　过去俄文系王敦瑛(现任西北俄专副校长)领导工作搞小圈子，教研组同志对他提过意见，他就记下了仇，以后见面都不打招呼。当时我申请入工会，王敦瑛为工会秘书，压下我的申请书，不批准。

　　在“三反”当中，沈鹏飞同志曾检举王敦瑛有过贪污行为，但党没有进行调查，反而把检举材料给王看。王对沈早有成见，“三反”中王发动大家对沈进行斗争。这些事情党都知道，因为王敦瑛是党员，因而得到党的袒护。党对党、团员有偏爱，这不应当，以后非党人士意见应多采纳。

## 潘湘说：党应当领导科学家，而不是领导科学中一切事情。想在科学上来一个“天翻地覆”，是不可能把科学搞好的。

　　物理系潘湘副教授谈到，党对科学领导问题时说：党应当领导科学家，而不是领导科学中一切事情。在党内有一种倾向，党是搞天翻地覆的大事业，对于自然科学也有人想来个天翻地覆，他们往往把一些观点要强加在自然科学的头上，搞一个“天翻地覆”。这种倾向表现在解放后一些科学的杂志上所发表的许多论文。这种一切都要改造的思想，是不可能把科学搞好的。所以党在领导科学上应该领导科学家，提出如何研究，让他们很好的在科学上去研究，发展科学。他在谈到党在领导教育方面的问题时说：应该注意领导大的方面，如方针政策等问题，而党在这方面却有主观主义的作法，如像在教学计划上就有主观主义。办高等教育的对这些教育行政上的重大问题没有深入研究，却在课程讲授、实验、习题课、考试方面花了许多功夫，考虑很细，这样就放松了研究主要的、大的问题。

## 郁士元说：高教部边整风、边改进很好，但搞得太快了。方针政策的问题，应多加研究讨论再决定取消与否。

　　地质系郁士元教授说：报载高教部最近的措施，选送留学生制度改了，教学计划和大纲，工作量制度不推行了。我认为高教部边整风边改进很好，但搞得太快了。这些都是方针政策问题，应该多加研究讨论，然后再决定取消与否。我体会教学大纲确实有好处。过于机械是缺点，可以灵活一些，无大纲随教师去讲是不好的。工作量制度取消，我认为总得有个制度规定，才能发挥教师积极性，否则不管教不教课都没有规定是不好的。另外目前党内党外都还有宗派主义，教师升职(讲师升副教授)问题完全放在学校，也会发生毛病的。我认为高教部过去是抓得太紧，现在又放得太松。这虽属政策问题，我也要提出自己的意见。

　　陕西日报载，西农一位教授说：“现在是共产党的形式，国民党的作风。”我不同意这种说法，我认为共产党不是形式问题，有共产党的内容，贪污腐败等恶劣作风，共产党是没有的，交大迁校问题，我认为不应该搬回上海去，原因1．国防问题、在沿海不相宜；2．西北要建设，交大有必要设在西北，在西北培养出的学生，能吃苦，能适应西北地区的生活。这一点比南方来的好。听说交大迁校问题主要是先生问题，他们只从个人生活舒适来考虑的，这是不对的。

## 李轼说：学校什么都是一阵风，赶浪头，连去年的教师升级也是一样。

## 陈运生说：科学水平是逐年上升的，一阵风的升法很不正常。

　　化学系讲师李轼在发言中说：学校什么都是一阵风，赶浪头，连去年的教师升级也是一样，去年一下升了好几十个讲师，学校简报上还登的号外。但是讲师升副教授、副教授升教授又作的很平稳，要著作、要论文、还要讨论。有人说去年只升了三名教授，其实是不是三位还有问题，自1952年提升了一批教授和副教授以后，恐怕到现在还没有升过。化学系讲师陈运生同意李轼的看法，并说：这是由于过去的各项社会改革运动所形成的，因而在教学中也是一阵风。这学期吹这种风，不知道下学期吹什么风。升级本来是国家的学衔，也变成了一阵风，有人碰上风就升上去了，碰不上就升不上去。科学水平是逐年上升的，一阵风的升法很不正常。

## 张继书说：近年来官气上升了。选举时，人们不用脑子考虑，划划圈就完成了任务。

　　地理系张继书副教授发言中谈了他的两点感觉：1．官气上升，解放之初，我感觉共产党特别亲热，称呼“×老”或“老×”。西大前几年也还这样叫曹达同志(按：系西大人事处处长)，这几年变了，官气上升了，听到的不是曹主任便是曹处长。郭副教务长五个字和拗口令一样，叫老郭不更亲切更好吗?有人可能认为我是吹毛求疵，其实这个问题是值得考虑的，这个情势的发展，正说明脱离群众的现实。解放之初，党的领导人确实是能接近群众的，现在官气上升了。2．选举问题，西大最早的工会选举，各系小组酝酿提出候选人后，进行选举，自己落选了，但受了教育。去年工会选举，我当选了，但我不知道名字是怎样提出的?何时当选的?选我做什么工作?都不知道。人民代表的选举亦然，1954年时提出候选人后，经过充分民主讨论、酝酿，再集中，使人们受到很大的政治教育，而第二次人民代表选举，则贴山四个候选人名单，使人去划圈(选举)，科普选举亦然，人们已经不再用脑，选举划圈就是完成任务了，人们一点也不进行独立思考了，这样很不好，应该扩大民主生活，发挥人们的政治积极性。

　　他在发言中还提出：党可否考虑在整风运动后，对一些工作不好的，群众意见多的下级党员干部，可适当调动一下工作，因不能认为所有党员都会宽宏大量，对提意见的人不存成见。以后仍在一起工作，难免有意无意造成工作上不利，目前群众顾虑也就在这里，如能这样做，并且现在向群众说明，可能对打消顾虑有好处的。

　　（来源：《陕西日报》1957年6月7日。原题为：“领导上采取便利“鸣”、“放”措施/西北大学展开了大‘鸣’、大‘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