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共中央统战部邀各民主党派负责人举行座谈会 (十一)

　　<《人民日报》编者>

　　本报讯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邀请各民主党派中央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举行的座谈会，６月１日继续举行。这是第十一次座谈会，在这次座谈会上，发言全部结束。在这十一次座谈会上前后共有八十多位民主人士发了言。

　　今天在会上发言的有：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陈其瑗，中国各民主党派中央机关报——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副主席何香凝，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于振瀛，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邓初民、杨明轩，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邵力子，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贺贵严，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常务委员徐伯昕。

## 陈其瑗不同意在帮助共产党整风时只能提反面意见不允许提正面意见

　　陈其瑗在发言中，首先谈到共产党整风的目的和民主党派如何帮助整风的问题。他说，共产党整风是要克服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要全党学会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更好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民主党派帮助中共整风的目的和共产党整风的目的是一致的，除此以外，没有也不应该有其他任何目的。只有目的一致，才能做到无所顾忌，畅所欲言，才能实事求是，和风细雨，进行揭发批评。当然提意见应该有啥说啥，好的坏的都可以提。但是，现在似乎有种空气，只许提反面不允许提正面的意见，说“整风吗就应该这样”。我不同意这种看法，整风应该“治病救人，惩前毖后”，不是要把共产党员整死。

　　说墙是双方筑起来的比较公道

　　接着他谈到有职有责有权的问题。他说，我这八年来就没觉得自己是有职无权，做报告、看文件、检查工作我都有权，也能够参加党组会。和谢老（谢觉哉）及其他部长相处都很好，也能互相开展批评。不但有这些权，甚至“三反”时我还担任了机关人民法庭审判长的工作，共产党员也可以审。

　　关于墙和沟的问题，现在有些人说不是党这一方筑起来的，而是双方筑起来的。这话比较公道。但是这几天就有人批评人民日报不应把周建人的讲话标题标得很大。我觉得这个意见不对，人民日报有它的自由，它应该就事论事，它可以报道反面的，也可以报道正面的，不能只允许它报道反面的意见，而不允许它报道正面的意见。我觉得这种看法就是自己筑墙挖沟了。

　　当然，党内的宗派主义还是存在的。有些人从前不是党员，今天入了党就觉得自己与众不同了，“一登龙门，声价十倍”。这种人只能说是害了幼稚病。年纪大的如果发现青年党员有这种毛病，可以诚恳地批评他们，帮助他们。我在内务部就常和党员谈话。有些党员作风不刻苦，工作不认真，我们年纪大，又是领导，他们年青，不应该和他们有隔阂，应该帮助他们。当然，对于这样一些青年党员，党是应该加强教育的。对他们不能光讲党的光荣的一面，还应该讲党是如何艰苦奋斗过来的，要告诉他们学习、保持党的艰苦朴素、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

　　有些机关领导干部当了首长，他的爱人一定是人事科长，他认为这种现象应该注意。

　　造成墙沟，是不是某些制度也有缺点？比如人事制度。有些机关领导干部当了首长以后，他的爱人一定是人事科长。当然我们应该“举不避亲”，如果首长的爱人有德有才当然可以当人事科长，但如果光凭爱人两字就不好。从前官场中有“裙带风”，今天虽无裙无带，但也应该警惕。据政协社会福利组汇报，东北某厂的党、团、工会、行政干部都是亲戚。这次整风就应整掉这种坏作风。拆墙填沟，当然党应该主动进行，但是，如果民主党派人士只要自己见到党员有缺点，就提意见，帮助党员改，墙沟也就没有了。

　　他认为称民主人士为先生未为不可，朋友二字更不可废

　　关于“朋友、先生、同志”这几个称呼，陈其瑗认为民主人士不必去计较，党与非党之间不应有墙和沟，但界限还是有的。虽然在爱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大前提下，党员和民主人士是同志，但严格的说在某些方面就不是同志。称民主人士为先生，未为不可。至于“朋友”二字更不可废，真正能做朋友的，在反动统治时候是不会多的。今天我们才有这样多的朋友，在旧社会要得一知己朋友非常困难。

　　陈其瑗还批评了有些领导干部的官僚主义。他说，现在“科员政治”太厉害，有些司长、局长、处长、科长不管事，靠科员工作，这很容易引起科员的不满。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是某些领导人员不学习，靠老资格吃饭，只管“画诺”。这种作风要反对，领导同志应该学习，熟悉业务，了解自己主管的事情，做好工作。

　　他还认为学校中党委制不能取消，取消了党就不能通过党委贯彻党的方针政策，领导行政做好工作，当然管得太多太死应该改正。对领导人员参加体力劳动，他希望能坚持下去，不要一阵风，民主党派人员也可参加。

## 储安平：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他说：“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从而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一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我认为，这个‘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

　　储安平以“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为题的发言中说：解放以后，知识分子都热烈地拥护党、接受党的领导。但是这几年来党群关系不好，而且成为目前我国政治生活中急需调整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关键究竟何在？据我看来，关键在“党天下”的这个思想问题上。我认为党领导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大家拥护党，但并没忘了自己也还是国家的主人。政党取得政权的主要目的是实现他的理想，推行他的政策。为了保证政策的贯彻，巩固已得的政权，党需要使自己经常保持强大，需要掌握国家机关中的某些枢纽，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但是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事无巨细，都要看党员的颜色行事，都要党员点了头才算数，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太过分了一点？在国家大政上，党外人士都心心愿愿跟着党走，但跟着党走，是因为党的理想伟大，政策正确，并不表示党外人士就没有自己的见解，就没有自尊心和对国家的责任感。这几年来，很多党员的才能和他所担当的职务很不相称。既没有做好工作，使国家受到损害，又不能使人心服，加剧了党群关系的紧张，但其过不在那些党员，而在党为什么要把不相称的党员安置在各种岗位上。党这样做，是不是“莫非王土”那样的思想，从而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一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我认为，这个“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党和非党之间矛盾的基本所在。今天宗派主义的突出，党群关系的不好，是一个全国性的现象。共产党是一个有高度组织纪律的党，对于这样一些全国性的缺点，和党中央的领导有没有关系？最近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但对老和尚没有人提意见。我现在想举一件例子，向毛主席和周总理请教。解放以前，我们听到毛主席倡议和党外人士组织联合政府。１９４９年开国以后，那时中央人民政府六个副主席中有三个党外人士，四个副总理中有二个党外人士，也还象个联合政府的样子。可是后来政府改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主席只有一位，原来中央人民政府的几个非党副主席，他们的椅子都搬到人大常委会去了。这且不说，现在国务院的副总理有十二位之多，其中没有一个非党人士，是不是非党人士中没有一人可以坐此交椅，或者没有一个人可以被培植来担任这样的职务？从团结党外人士、团结全国的愿望出发，考虑到国内和国际上的观感，这样的安排是不是还可以研究？

　　只要有党和非党的存在，就有党和非党的矛盾。这种矛盾不可能完全消灭，但是处理得当，可以缓和到最大限度。党外人士热烈欢迎这次党的整风。我们都愿意在党的领导下尽其一得之愚期对国事有所贡献。但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党的力量是这样强大，民主党派所能发挥的作用，毕竟有其限度，因而这种矛盾怎样缓和，党群关系怎样协调，以及党今后怎样更尊重党外人士的主人翁地位，在政治措施上怎样更宽容，更以德治人，使全国无论是才智之士抑或孑孑小民都能各得其所，这些问题，主要还是要由党来考虑解决。

## 何香凝的书面发言：希望民主党派在这次整风运动中能够帮助领导党纠正错误和缺点，同时也希望民主党派在整风中提高自己，首先是希望极少数右派的人能彻底改造自己。

　　最近统战部邀请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我原来很想参加，但因我近数月来身体不好，医生又劝告我不要多开会，因而未能前来参加，请见谅。我虽未能参加这个会，但我却天天在报纸上看到关于这个座谈会的消息，也看到了许多各党派人士的议论，香凝对此，不能缄默无言，特写此信，作为我的书面发言。

　　我完全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整风。因为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进入社会主义。我常常说：孙中山先生的理想是伟大的，但是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所实现的却已远远超过了孙先生的理想，把破残落后的旧中国变成繁荣富强先进的新中国，是八年来毛主席、中国共产党领导我们艰苦奋斗得来的结果。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党，也只有他是领导党。但是中国共产党自革命成功以来，发展得很快，就难免党员良莠不齐，虽然在基本方向做对了，但仍然不免犯很多缺点和错误。许多朋友们在指出这些错误和缺点的时候，我感觉到有很多说得很对，我也有同感。但也有一些话，我是不能苟同的。

　　她对侨委个别负责同志不重视她的意见和对她报喜不报忧表示非常不满。

　　比如我负责中央侨委的工作，但是我七年多来，强调侨眷生产，对归侨难侨应该组织他们生产自救，发动侨眷向国外亲人写信宣传等等问题，尽管我讲了几十次，但我的意见没有引起重视。前侨委办公厅主任张干承，我是非常不满意的。中央侨委浪费的事情很多。有时有些华侨要来和我见面，即使我声明是人家千里回来，我病也要见，但是还和我挡了驾。侨乡侨眷发生过许多问题，对我往往是报喜不报忧，比如有些侵吞、贪污侨汇的事实，起初不让我看报告；后来我看了，并再三催促之后，他们才上报。这些事实，说明了在侨委的党员负责干部中确实有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脱离群众的地方。我相信报喜不报忧的现象，只能阻碍人民内部矛盾的解决，是没有好处的。同样的现象，恐怕在其他的部门中也同样的存在。

　　因此，我赞成整风。既然我们的领导党发生了许多缺点和毛病，我们就有责任来诚诚恳恳地帮助领导党，使他们工作得更好，使他们能够更好地团结全国人民，将自己更提高一步，也就能更好的教育我们民主党派，共同向着社会主义前进。

　　我希望：第一，我们的领导党的党员要在整风中下决心，接纳各方面正确的意见，来改进工作。

　　第二，我也希望各民主党派的朋友们，要诚诚恳恳的帮助领导党。如果或有人想入非非，那就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原意背道而驰了。既然我们要长期共存，我们就要心悦诚服地接受社会主义，不只是监督别人，同时更要警惕和改造自己，这样才能勉励来者，尽我们的一份责任，达到长期共存的美景。

　　在这里我就不得不回想到中国革命的长期历史。我觉得长期共存应是建立在共同奋斗的基础上。孙中山先生是伟大的，但是他的事业时常中断，就是在当时的国民党内也有不少人和孙先生的革命事业口是心非的，不遵守孙先生的主张，和孙先生是背道而驰的。因此在革命阵营里面扩展了很多矛盾，以致使革命遭受挫折。我们这一代人对这些历史的教训，是要牢记勿忘才好。

　　自同盟会以来，孙中山先生经常是注意联合革命派（左派），争取中间派，孤立右派的。

　　同盟会以来，孙中山先生在革命中经常是联合革命派，对革命还有犹豫的人进行宣传，反对保皇派。当时华侨和知识分子中有许多人是爱国的，坚决反对清朝的，孙先生就引以为同志；三点会三合会尽管是非常复杂，但是他们对满清不满，孙先生就说服了他们，共同反清。保皇派不管他们说得天花乱坠，但是他们是要保存清朝皇室，孙先生就反对他。辛亥革命以后，袁世凯上了台，孙先生就坚决地和反袁的同志们在一道，同时也不忘记尽量多联合对袁世凯不满的人们。汪精卫从前是革命派，这时候替袁世凯说情了，因此孙先生就疏远了他。后来孙先生看见军阀政客都靠不住，其时国民党在存亡断续之际，孙先生就下决心联合苏联和共产党，并且也不忘记收容反对北洋军阀的一些人们，但对北洋军阀接近的人，孙先生是警惕的，不轻易信任的。用廖仲恺的话来说：当时革命派，不革命派，假革命派，反革命派的变化，是很大的。冯自由在反对袁世凯的时候，是革命派；但在联合共产党、联合苏联、反对帝国主义的问题上，冯自由就从不革命、变成反革命了。邹鲁、吴铁城也是一样，反对陆荣廷、陈炯明的时候，他是革命派；但是国共合作的时候，他们就变成了假革命，最后变成反革命了。记得孙先生死后，国民党里面的右派，就组成西山会议派，他们反对国共合作，口号也就只有两条：第一、说是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第二、就说共产党在

　　（国民党内制造左派，因此也就分裂了国民党了。其实，当时国民党内部确实有左派和右派，用不着别人来制造。我就一贯承认我就是国民党左派，因为我就是坚决拥护孙先生的三大政策的。国民党的右派就是反对联合苏联，联合共产党和执行工农政策的。甚至连民生主义，也有人反对。革命党一定是联合左派，争取中间派和孤立右派，这个真理并不是从今天开始，是古已有之的。在抗战开始的时候，毛主席的方针，根据我的记忆，也就是团结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和孤立顽固势力。自然，每个革命的新旧交替的时期中，昨天还是比较进步的人，今天也可能变成比较顽固的人；反过来，昨天是落后的人，今天也可能变为是进步的人。所以一个革命党和它的朋友联合的时候，我认为当然应该是联合进步的力量，争取中间的力量，孤立保守顽固的力量。这是一点也不奇怪的。如果不这样做，它就不成其为革命党了。）

　　在革命潮流里的人，究竟自己应当决心当一个左派呢？还是中间派，或者是甘心当一辈子右派呢？

　　因此，问题并不在革命党应不应该这样做。问题倒是在于在这个革命潮流里的人，究竟自己应当是决心参加革命的行列，当一个跟着潮流走的左派呢？还是中间派，或者是甘心自己当一辈子右派呢？

　　今天是新时代了，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我们走上社会主义。难道在这个时代，也就一切都是清一色，再也不会有左、中、右了吗？不会的。大凡忠心耿耿愿意在共产党领导下，诚诚恳恳地帮助领导党，我想这就是左派。我们中国人口占世界第一位，应有决心和工人阶级在一起，为全世界被压迫人类及贫苦大众跳出水深火热的苦境，这才是革命的左派。我认为民主党派中，每一个愿意进步的人士，都要努力做一个左派，并且要在行动上表现出来才好。其次，基本上有爱国良心的，但在思想上模糊不清，自己抓不定方向，这样中间的人们是很多的，我相信我们的领导党和各个民主党派的左派，应该努力地帮助这些人。但有极少数人对社会主义是口是心非，心里向往的其实是资本主义，脑子里憧憬的是欧美式的政治，这些人我认为显然是右派了。我希望有这类思想和抱着这种态度的人，应该不要甘心于长久做右派，而应不断改造自己，提高自己，那他们就有光明的前途了。

　　最近以来，我们各界人士，都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经过这次整风，我相信领导党一定会把过去的缺点改善，我们亦已畅所欲言，从此以后，六亿人民大团结，共同拥护社会主义，建设繁荣富强的先进的新中国，留全世界的后人瞻仰。

　　我希望在整风中，我们能够帮助领导党纠正错误和缺点，同时也希望民主党派在整风中提高自己。首先是希望极少数右派的人能彻底改造自己。所以在现在如果领导党团结我们的左派，争取和帮助我们的中间分子，教育和批评右派的话，那只能对我们民主党派有好处，我们欢迎领导党这样做。

　　长期共存也得有基础才行。辛亥革命以前的共存是反清。第一次大革命时期的共存是反帝国主义。现在的共存是坚决走社会主义的路。现在的共存，还应该记住孙中山先生“联合世界上被压迫民族，共同奋斗”这句话，这也是代表左派的愿望。我们共存的基础是存在的，前途是光明的，问题就是我们能否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改造我们自己。

　　还有一点，就是生活待遇及房子问题。我记得当孙中山先生在国民党存亡危机的时候，和越飞进行了谈判，民国十二年冬决定改组国民党，共产党加入国民党。许多中共党员成了国民党的中央委员，如林伯渠，董必武，吴玉章，谭平山等，当时他们加入国民党任中央委员后，月薪也不过三十元，开会也都是跑路，房屋则出七、八元租一间，也在这三十元内开支，他们工作非常刻苦，许多实际工作就是他们做的，很多牺牲了的共产党员艰苦奋斗，支援省港罢工，反抗帝国主义及商团之乱。现在情况不同了，在伟大的毛主席领导之下，我们各方面建设突飞猛进。可是我们的国家目前还是大而穷的，为着发展各种建设，财政方面尚有不少困难，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是十分艰巨的。因此我们必须忍耐，勤俭节约，艰苦奋斗，与群众同甘共苦，不应要求处处特殊，而应共同努力来建成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

## 于振瀛关于统战工作的五点意见

　　于振瀛对统战工作提了几点意见。第一点意见是在统一战线内部如何贯彻团结教育的问题。他说：现在有这样的情况，对民主党派上层，只重视团结，而不愿谈教育，这种情况一方面容易使得民主人士上层人物产生自以为高人一等的优越感；另一方面，一般群众与这些上层人物之间无形中筑起了一道墙。统战部对民主党派的中、下层，几乎没有接触。在共产党内部至今统战政策的教育还未能普遍地贯彻到基层组织中去，他希望统战部再一次检查统战政策贯彻情况。

　　于振瀛谈到的第二点意见是：拆去堵塞民主党派的干部殷切盼望参加共产党的墙壁，以满足他们的进步要求，增加他们的工作信心。他说：自从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一方针提出以后，共产党为了尊重各民主党派的组织独立，不仅逐步撤退交叉党员，同时在民主党派机关内部不发展党员（特别是领导者和组织工作者），纵使有个别够条件的成员，也不去吸收，未免使有些人大失所望。他希望领导党采取措施，把这道墙拆去。

　　于振瀛的第三点意见是：要求党要注意安排在民主党派从事统战工作的专业的领导干部，并协助培养民主党派的专职干部。他说：长期以来，民主党派的专职领导干部从部长到副部长，有的得不到国家应有的政治待遇，他们比照国家机关同等级的人员总会觉得是低人一等的，这样使得他们产生自卑感，因而不安心工作。他建议领导上注意解决这个问题。

　　于振瀛的第四点意见是：建议统战部要深入了解各民主党派的内部情况。他说，以往统战部对各民主党派的情况一般是有了解的，但是否摸到了真实的底呢？只联络极少数人，被动地听汇报，有时甚至以耳代目偏听偏信。他认为如果不改变这种作风，就会筑起新的墙来，旧墙没有拆完，而新墙又筑了起来。

　　于振瀛的第五个意见是：在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下，把民主党派的人士纳入整个国家的人事制度内，借以合理解决现在人事上所存在的问题。他提出几点具体建议：第一，对没有具体职务，而有一定工作能力和道德品质的人，如部分没有实际职务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应给以具体工作，使他们能发挥积极性。第二，在了解了干部的品质和能力的前提下，有职的应加信任，使其有权有责；如一时还不善于行使权的，领导上也应切实予以帮助教导；如根本与职务不相适应的，则可予以调动。第三，对党外干部也应有奖有惩，使其能发扬优点改正缺点。第四，工作不适当的和级别与工作能力不相适应的，请予调动。

## 邓初民强调看问题要有分析；他说：“墙”和“沟”是由于个别党员、党组织的态度作风不好而造成的；如果认为墙和沟是共产党和六亿人民的墙和沟是不符事实的。

　　邓初民在发言中说：多年来，我感到统战教育太差，党内党外很多人不知道统战政策是什么东西，统战部固然要做统战工作。但是，每个党员也有责任。凡是党内同志在作风上叫人难堪的就不能团结人，就是不会做统战工作。这种情况现在好多了。过去几年当中，我亲身感受到的是：这种情况在下层比较严重；中层好些；中央也有这种情况。有些参加革命几十年的同志，态度很难叫人接近，说话锋利，不免近于粗暴，根本不把民主党派放在眼里。他说，前年开政协会议的时候，他就曾建议周总理要做统战报告，当时周总理就要李维汉部长准备，但是一直到今天也没有作。这并不是说有了报告一切就可以解决了，但这是重视不重视的问题。

　　邓初民认为，说统战部只统了几个人，不一定恰当。他说，中央、省、和大的市、县都有统战部，问题是人有，但是作统战工作的人态度、作风不一定好。统战就是团结，团结起码要思想、目标一致，这还不是说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一致，起码社会主义方向一致，但是作风态度对统战工作影响很大。有人一作了官，就有点官派。有些朋友，过去并没有做过好多官，那官派不知从那里学来的？这种官派，也就是老爷架子，党内外都有。有人说：解放前亲如兄弟、平起平坐的朋友，现在不能经常接近了，因为他做官了。他认为，在我们今天社会里，人与人之间在职务上有上下级之分，在人格上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大家都是平等的人。我们要关心人，人是最基本的生产力。我们不关心人，不搞好人与人的关系，人与人不相亲相爱，没有人情味，那为什么搞社会主义、共产主义？

　　邓初民说，作风、态度不是基本问题，但影响团结很大。“墙、沟”，都是由此而来的。为什么作风不好？他认为，从党员方面来说，就是丧失了无产阶级立场。无产阶级是要解放全人类的。党之所以有力量，就在于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有些党员脱离群众，实际上就是丧失了阶级立场。如果你能坚持无产阶级立场，只要不是敌人，就要爱他，帮助他，这样就不会脱离群众。他认为要推倒墙、填平沟，必须从这些地方加以注意。

　　当然，我们并不是要求象旧社会的酒肉朋友一样，见人就哈哈大笑，“口里喊哥哥，手里摸家伙”。我们要真实、自然地笑，笑是上帝赋予人的权利，只有人会笑。可是，他说，现在有些人见了我就不笑，板起面孔，为什么？看不起我们民主人士嘛。前几天我在太原时一位党员对我说：“你们可以骂人，又不挨人骂；我们不能骂人，还挨骂。”我说：“谁叫你们是光荣的共产党员，我们是不光荣的民主人士呢？”共产党领导国家。为了取得革命的胜利，受尽了艰苦，过雪山，吃皮带。岂止艰苦？为了革命，党牺牲了多少老年的、青年的同志，流了多少血！才保证了革命的胜利。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民主人士跟着走，虽然流血不多，也同共产党员的血流在了一块。因此前天杨东莼先生提出写中国革命史时应该带上一笔，我以为是公正的。现在建设社会主义，共产党还应带头吃苦，不带头就领导不起来。说今天共产党员没有带头吃苦，不是事实。就拿我来说吧，我没有什么用，但是我今天有很高的政治地位，生活待遇很好，住的房子、坐的汽车都是很好的。许多党员比我本领大，但是衣、食、住、行都不如我。为什么，就因为我不是共产党员，如果是共产党员，就不能这样好。今天还是党员吃苦在前。

　　邓初民认为墙沟问题，根本上是作风态度问题造成的。他说，统战工作不光是党有责任，民主党派也有责任。民主党派人士相互来往，就比对党员的态度自然一点。他认为墙沟问题是个别党员、个别党组织的作风问题。如果说墙沟是六亿人民和共产党的墙沟，不符事实。这一点要明辨。把墙、沟说成是六亿人民和党之间有墙沟，那还了得，党如何能领导革命取得胜利？还领导什么社会主义建设？看问题要有分析，不加分析批判，笼统地说这说那，就会不自觉地为敌人利用，做了敌人的代言人。因为今天还有敌人。虽然我觉得今天还鸣、放得不够，但我们的鸣、放要有个范围。

　　他认为统战工作不但要统“生”还要统“死”，必须给陶行知以新的评价。

　　有人说，统战部统上不统下，我说统生不统死。统了死人，可以教育活人。如果不统死，纪念孙中山、鲁迅的大会就可不必开了。但是，有个死人没有统好，就是陶行知先生。把他一棍子打死了，我是心痛的。陶行知先生是留美的，他的“生活教育”是袭用的杜威的，但内容实质不同，不能混为一谈。说杜威谈生活教育，陶行知也谈生活教育，陶行知就是杜威；岂不是等于说杜勒斯谈和平，我们也谈和平，我们就成了杜勒斯。陶行知为武训作过宣传，但是他告诉我：反动派不答应他兴学，办育才等学校，他没办法，只好把武训做挡箭牌。他先叫陶知行，后改叫陶行知，他从唯心主义走到唯物主义，从不革命走到革命。他在思想上不是完整的布尔什维克，行动上却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我得益于他的地方很多。他生活朴素，关心人、关心朋友无微不至。他死的时候，参加追悼会的人，都是哭哭啼啼。他有群众基础。他这种同群众打成一片的作风，就是无产阶级立场。别人是向上爬，他是由“高等华人”向“低等华人”爬。就因为批评杜威的“生活教育”和武训传，就把陶行知一棍子打死，我不服。我正打算写一篇纪念陶行知的文章，请全国人民、请党重新给他评价。

　　（编者注：杨明轩、邵力子、贺贵严、徐伯昕的发言明日续登。）

　　---- 原载1957年6月2日《人民日报》，原标题为“统战部召开的民主人士座谈会　昨天继续举行　发言全部结束 先后座谈十一次　八十多人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