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胆放鸣帮助共产党整风

　　中国农工民主党合肥市工作委员会最近分别召集医务界、科学技术界成员，先后举行两次座谈会，对共产党提出批评，帮助共产党员整风。两次会上先后发言的有陈邦典、苏业椈、鲍训经、张庆生、蒋起鹍、余忠义、张木东、马端庄、安事农、张振亚、段佑云、童玉民、徐乐等十三人。

## 陈邦典等认为　要帮助共产党整风，就要大鸣大放，但安徽鸣放不够

　　两次会上都谈到安徽的“鸣放”问题。安徽医学院副院长陈邦典教授说：要帮助共产党整风，我们就要消除顾虑，大鸣大放，要拆墙。从报纸上看，安徽现在也“鸣”得多些了，大些了，但总没有上海“鸣”得有力。蒋起鹍教授认为开展争鸣要本钱，安徽的条件差些是事实，但党的支持也不够。他说，我就很少能得到机会和党的领导同志谈谈心。他希望党能和群众多联系。省科学研究所农业生物研究室负责人安事农说，党是优越的，但我不承认每个党员都是好的，希望党这次能倾听群众意见，好好整风。民主党派成员也要严格要求自己，努力自我改造。参加争鸣，应该有勇气，不要怕批评。争鸣就是含有批评的意思。

## 余志义等认为　在机关内，民主党派人士有职无权

　　省立医院院长余志义在会上说：在省立医院里，党外院长有职无权，我可以算个典型了。我是个正院长，可是院里有许多事我都不知道，院里有事也不找我，我也不便去问，我这个院长真是可有可无。省立医院副院长张木东接着说：党的宗派主义是比较普遍的。共产党员自以为高人一等，我们本身也有自卑感，遇事不敢伸手，有时伸手也无作用。他举例说，有一次因公需用，我写个条子到院里保管室领一架喷雾器，结果就是没领到。他认为他在院里颇有进退两难之感。他说：主动吧，可能要碰钉子；不主动吧，党员又说是落后，真搞得人有点不好受。相反，党员副院长处理问题却是十分顺手的。省卫生学校副校长马端庄、合肥检疫站站长张振亚、农业厅畜产处技师徐燊也都提到有职无权的问题。张振亚说，解放以后，我一直没离开过“长”字号干部，可是在工作上实在是有困难。就说在合肥牛奶场当场长时，有些大的运动，我根本不知道，临开会又叫我发言，我能说什么呢?只好照报纸上猜。有一次，工业厅来电话要增产节约数字，这也不是什么党内保密的事，打电话的人问我是党员场长，还是非党员场长，我说是非党员场长，对方就说：“好，算了”。所以我真不想当场长，只想搞点具体工作。

## 张木东等认为　与共产党交朋友难

　　谈到“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时，陈邦典说，有人说和共产党交朋友难，我也有这样感觉。为什么与党员交朋友难呢?他认为共产党要负主要责任。他说，解放以后，党对我很客气，但对我信任不够，大概以为我年纪老一些，可能很落后，不愿和我交朋友。他要求在整风中能拆掉这垛墙。他说，共产党与党外人士交朋友有好处，大家相互谈谈心，总比开座谈会好。张木东也说：我们对党员都很尊重，可是一些党员对我们却不一样，总认为我们是旧知识分子，是落后分子，在政治上不相信我们，这样又怎能交成知心朋友呢?

## 马端庄、徐燊等认为党内宗派主义情绪严重，不信任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

　　马端庄在发言中说，人民内部矛盾很早就存在，目前严重的是宗派主义。我在省立医院当医务主任时，余志义院长有职无权，我都为他不平。接着他对合肥医士学校一位党员校长的宗派主义情绪提出严厉批评。工生厅卫生研究所苏业椈，安医讲师鲍训经、安医校医张庆生三人过去都在合肥医士学校工作过，他们也在会上尖锐批评了这位党员校长的宗派主义和对待知识分子的粗暴作风。徐燊接着又举出农业厅的一些事例来说明党对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的不信任。他说，我们畜产处有党员与非党员处长、组长，党员处长不在家，他的私章都交给党员组长，这且不说，而处里事也由党员组长负责，党外处长有事还要向党员组长请示。

　　徐燊接着说，党应该领导科学，这是对的。党员当处长，不懂技术，我也同意。是不是处下面的科长、组长都要党员来担任呢?他们不懂技术如何进行工作呢?农业厅的处、组长，大都是党团员，党团外是极个别的。在农业厅一面喊技术人员不够，另一面现有技术人员又不起作用，叫技术员搞文书工作。由于领导不信任技术人员，不敢放手使用，常在技术上出笑话。如安徽要开展养猪副业，于是便从各处搬来各种猎种，但怎么推广?这些猪种到底好不好?猪种是否适合安徽?领导不问，组长也不问，又如从广东引进大批水浮莲，最近听说还要空运，广东水浮莲在安徽培养是否适合?在哪些地方栽?安徽本地猪饲料是否真正不够?事先都无研究。结果，一百斤水浮莲运到合肥只有二十斤是活的。有的甚至烂死95％，业务领导人对技术无研究，只听省委指示，省委事先也没有与技术人员很好研究。前不久，又只凭一个人的一份电报，就在东北订了几万斤鸡蛋，三千只蛋只抱二百只小鸡，现在派人退，人家不愿意了，运来的有的只好当菜吃掉了。他认为这些都是由于党的宗派主义、不信任技术人员的后果。

## 安事农等对安徽农业生产及开展科学研究工作的意见

　　省科学研究所农业生物研究室负责人安事农，研究员童玉民、安徽农学院蚕桑系主任段佑云等并在会上谈到安徽农业生产等问题。段佑云说，农业“三改”是对的，我是赞成的，但做法应该好好考虑。应该在原有基础上逐步改进，实事求是。他说，前几天有个朋友从泾县来，说那里一些搞蚕桑的人都很灰心，有些上海来的人都回去了。解放以后，泾县是安徽蚕桑最发达的地区，今年养蚕的张数比去年下降了，什么道理呢?受“三改”影响。“三改”提倡旱改水，一些桑树都被挖掉了，老桑树被挖掉，新的桑树没栽上，没桑叶当然要影响养蚕了。他认为过去在农业上有好大喜功、报喜不报忧的现象。他最后说，党总认为知识分子的看法是脱离实际的，我不承认，不能用脱离实际这顶帽子来打击知识分子。

　　安事农说，日本一亩田水稻(单季)现已能产三千斤，比我们的产量高得多。他们主要是推广农业上的科学技术，解决了肥料问题。我们现在如果不是靠点老农经验，真不知吃什么。他说，合作化是优越的，问题是农村工作干部问题。他说隐恶扬善，报喜不报忧，领导上也就偏听偏信，夸大成绩，这是很危险的。安事农认为在安徽要积极开展农业方面的科学研究工作，特别要注意解决肥料问题。他说，党应该重视科学研究成果，应该支持学术团体开展研究活动，应该学习各国先进经验。但党在这方面却重视不够。我有位朋友在外国带回一些日文书、美文书，校党委便说他有崇美思想。他认为关门不读外图书是不行的。他和童玉民并对安徽水利工作提出意见。

　　（原题为：《安徽日报》1957年6月4日。原题为：“大胆放鸣帮助共产党整风\农工民主党合肥市部分成员举行座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