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共山西省委邀请师范学院教师座谈

　　<朱锦翔>

　　本报太原12日讯  中共山西省委在昨天邀请山西师范学院十位教师举行座谈，这十位教师是中文系教授姚奠中、中国革命史讲师郭杰、教育系教授史国雅、化学系副教授兼副主任张燮友、地理科讲师张维邦、体育科教授涂文、外语系副教授李恩普、生物系教授兼主任何锡瑞、历史系副教授宋广祥、数学系副教授王耀堂。座谈中普遍地发了言。

　　（座谈会由中共山西省委书记处书记王谦主持。）

## 郭杰说，省的领导应离开办公室，到下面走走。

　　在座谈会上，大家对中共山西省委和省的其他领导机关提出了批评。郭杰说，我省对史料过分保密，教师们连应该看的参考资料也看不到，结果形成讲课只凭两个法宝——“毛选”和何干之编的“中国现代革命史讲义”。因而学生对课程不感兴趣。省委只是提倡理论联系实际，但并没有注意组织教师们到农村了解合作化的情况，特别是老根据地的建设，这怎能联系实际呢?省委对十二年科学规划，只是刮了一阵风，事后就无声无息了，似乎好象规划一订，十二年后就可达到世界水平，高高在上，不了解下面的困难和存在的问题，要求领导离开办公室，到下面来走走。省委曾在今年开展社会主义思想宣传运动不久，召开了由党校、团校干部参加的会议，而没有让四个高等学校的政治课教师参加，似乎党校、团校是嫡系，其他学校是旁系，给人有宗派主义的感觉。

　　史国雅在发言中说，省委负责同志以前还常到师范学院作政治报告，现在则越来越少了。他希望省委多帮助师范学院梁园东院长，他的作风有时有点粗暴。

## 涂文说，省人民委员会领导体育运动有缺点，太原市体委领导作风不正派。

　　涂文很有风趣地说，我是湖南人，喜欢吃辣椒，说话不讲究修辞。他首先批评了省人民委员会在领导山西体育运动方面的缺点。他说，特别是太原市体委领导作风不正派，劳卫制、广播操、等级运动员制搞得都很肤浅，以至使体育老师不敢接近，造成工作严重损失。山西的体工队也是脱离群众的，一年花五六万元，关着门自己练，光是培养几个运动员，也不下去指导，还盲目自大。

　　不少教师都针对师范学院的肃反问题发了言。

## 李恩普说，有些党员的表现反不如群众。他们是不能使我口服心服的，如不彻底反掉宗派主义，人民的事业将会受到更多的损失。

　　李恩普说，我从1951年来师范学院后，一直是通过党员积极靠拢党的组织的，思想改造中自己还是个小组长。但在后来，我们系的一位党员品质很恶劣，由于我好提意见，他非但不接受意见，还借机会进行打击报复，此后我便由“红人”变为“黑人”了。这种宗派主义情绪到底对人民事业有好处还是坏处?有些党员反表现不如群众是不能使我口服心服的，如不彻底反掉宗派主义，人民的事业将会受到更多的损失。接着他分析说，在积极分子中有真、假两种，那些假积极分子往往有着个人的企图，便无中生有、捕风捉影地欺骗领导，危害团结，如果说党和非党之间有墙有沟的话，这些人应当负很大的责任。

## 张维邦说，地理科在师范学院象个小媳妇。

　　张维邦说，师范学院地理科是我省培养地理教师的机构，但它成立已四年了，一直不被重视。在师范学院象个小媳妇，常常受我院行政部门的气。省教育厅也极不关心，计划一变再变。原决定今年成立地理系，现在又取消了这个计划。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是客观不需要呢?还是条件不成熟呢?我认为无论就需要和可能来说，都应该立即成立地理系。因为山西的中学地理教师力量很薄弱，特别是高中地理教师。据我们估计，山西全省的高中地理教师中没有10个人是地理系毕业的，这种情况不能不是严重的。就成立地理系的条件说，我们已基本上具备，地理系一、二年级的课程已准备齐全，如果不成立系，则我们为系所准备的任课教师，势必闲起来，或者改行，那样会是极大的浪费。我认为解决这个问题关键在于省教育行政部门克服官僚主义，充分利用现有的力量，争取外援，在师范学院建立地理系，大量培养高初中地理师资。此外，宜利用教育干部轮训现有非专业毕业的初中地理教师，以逐步改善现有的初中地理教师的水平。何锡瑞也认为院领导上对某些系、科不能一视同仁。如分配房子，物理科比例较多，我们却少。

## 史国雅说，由于宗派情绪的造成，使不少教授走了，我们自己做客思想也越来越严重。对师范学院来说，主要危害是宗派主义。

　　张燮友说，高教部规定将六分之五的时间用在科学研究上，实际只能保证六分之二，尤其担任行政工作者，事务工作多，是很难谈到科学研究工作，这对国家来说是很大的损失。对院校如何进行领导，史国雅主张院长责任制与集体领导相结合，院长由党员担任；何锡瑞则赞成党委会领导，扩大院委会责任，使党委和行政领导分工。

## 宋广祥说，我们在鸣、放当中，应当站稳立场、掌握原则、端正态度。

　　宋广祥说，我们在鸣、放当中，应当站稳立场、掌握原则、端正态度。所谓站稳立场，就是要体会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讲话的精神，分清矛盾的性质；所谓掌握原则，就是提意见必须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达到新的团结的目的；所谓端正态度，就是要与人为善、治病救人，不是一棍子打死。他在对葛佩琦、王德周、陈铭枢、顾执中等人的言论作了反驳以后，还分析了党和非党之间造成墙、沟的原因。他认为墙、沟是两方面造成的，党的方面，由于胜利不久，国内外敌人尚存在，有高度警惕性是可以理解的，只是有些事情搞得太神秘化了一些，党员过于严肃；非党方面有自卑感，不敢和党员接近。他说：凡是党的同志过于严肃，群众多半敬而远之，凡是谦虚和蔼，就使人感到亲近，愿意找他谈问题。他在发言中还对评薪和太原市的副食品、煤炭供应、防疫卫生等工作提出了不少意见。

　　 来源：《山西日报》1957年6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