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反对文艺队伍中的右倾思想

　　<《文艺报》社论>

　　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已经公开发表了。这一讲话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一个新的发展。它对我国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正起着极其深广的影响。

　　毛主席在讲话中提出了鉴别鲜花和毒草的六条标准，使我们在讨论问题的时候，有了共同的基础、共同的言语。在观察文艺现象的时候，也是这样。

　　开国以来，我们社会主义的文艺事业，在党的领导下，有了很大的进步；同时在领导工作中也存在着许多错误和缺点，有一些错误和缺点的确是严重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还有主观主义表现形态之一的教条主义，给我们的事业带来了很大的损失。正因为这样，我们进行整风，不仅在党内整风，而且欢迎党外人士帮助我们整风。在这一个时期内，党员与党外人士对文艺领导工作提出了许许多多的意见，其中大部分是正确的、有益的，对改进工作有极大好处。我们把这些意见看成是大家对党和人民的一种贡献。由于共产党是个群众性的政党，是个勇于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政党，它除掉人民的利益之外，别无私利，任何不利于人民的东西，都应该也是能够坚决的抛弃的。因此，任何时候任何正确的、有益的意见都是会受到欢迎的。我们希望大家继续提出批评和建议。

　　可是，当党内外同志用积极态度帮助党改进工作的同时，有一部分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作家们，却唱出了修正主义的调子。他们把党的领导工作描写成漆黑一团，以便从根本上否定党的领导。对这种现象，我们是不能够闭口无言的。

　　有人居然替我们描绘出这样一幅图画：据说，党对文艺事业的领导，无非是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教条主义的统治，据说我们如今处在一个“强暴和昏迷的时代。”领导是“强暴”的，被领导的文艺队伍是“昏迷”的!又有人硬说由于教条主义的统治，我们从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来的所有作品，都是艺术性不高的，思想性有极大的局限性的，公式化、概念化的。这公式化、概念化的根源，据说是在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策略性理论”那里。据说，这个“策略性理论”，如果战争时期还有点用处，现在已经过时了。他们埋怨新中国没有培养出象托尔斯泰、鲁迅那样伟大的作家，没有产生出象“战争与和平”、“阿Q正传”那样的伟大作品。没有大演员、大音乐家、大画家等等，也都是由于官僚主义、教条主义的结果。有人甚至这样地提出问题：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对整个文艺事业是起了“促进”的作用，还是“促退”的作用呢?总之，他们要找出一切“理由”来取消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

　　但是，他们的“理由”能够成立吗?

　　不错，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的错误是确实存在的。但是难道象有人描写的那样，它们占着统治的、支配一切的地位吗?恰恰相反，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思想，是和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教条主义这些非工人阶级思想完全不相容的。人们只要稍微想一想，自延安整风开始，到这一次整风，党一直是采取严肃的态度，不断地和这些旧社会的恶影响作斗争，难道有这样的教条主义的“统治”者和“支配”者，他们十五年如一日地发动群众起来作斗争，其目的就是取消自己的教条主义的“统治”权和“支配”权?!凭着起码的常识也可以判断这种说法是毫无根据的。

　　看一看事实吧。自从开国以来的八个年头里，党对文艺事业的领导，究竟干了些什么呢?举其荦荦大者：宣传了文艺的工农兵方向；进行了对电影“武训传”的批评；进行了反胡风的斗争；号召作家深入群众、深入生活创造新时代的英雄人物；去年和今年又反复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所有这些，是真正起着支配一切的影响的，难道这些都是多余的、不需要的吗？难道都是教条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吗?难道都是“强暴”和“昏迷”的表现吗?难道对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发展和繁荣、不是起了促进的作用，倒反是“促退”吗?

　　为了取消党的领导，有人想抹杀文艺工作的成绩，那是绝对办不到的。事实上，我国开国以来八年间在文学艺术方面的新发展，就它的新的性质和广大规模来说，至少是近百年来历史上任何时代，无论清朝统治时期、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国民党统治时期所未曾有过的。文艺队伍扩大了很多；新生力量成批地涌现；文艺作品的读者、观众空前地增加了；它的广大群众性的规模，对群众的革命性的影响，都是过去任何时期所不能梦见的。短短八年来，我们出了多少文艺书籍呢?共二万八千多种，其中初版新书一万八千多种。一本书往往发行几万册、几十万册，甚至上百万册。电影观众，一九五六年一年近十四亿人次。自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工农兵群众及其干部的形象，才真正在相当大的规模上，以主人翁的地位、主人翁的姿态在我们的作品中出现，这些，曹雪芹、托尔斯泰那里，固然找不到，即使在鲁迅的时代，也是不多见的。这些，不是事实昭昭，有目共睹的吗?这些，是文艺界实践毛主席的文艺方向的初步结果，不也是大家所公认的吗?怎么能说这个方向或这个方向的某一部分已经过时?是的，我们只有一些优秀的或比较优秀的作品，却没有在八年中间产生一批伟大作品。有人责备我们为什么没有当代的曹雪芹、当代的鲁迅、中国的托尔斯泰，可是，过去历史上要多少年代才能出现一个曹雪芹、一个托尔斯泰、一个鲁迅?党不是在想尽一切办法，为了出现新时代的曹雪芹、托尔斯泰、鲁迅而创造条件吗?只要我们一往直前地实践党的文艺方针，群众对伟大作品的渴望一定是不会落空的。

　　说到文艺和群众的结合，这里想附带的谈一下普及和提高的问题。有人认为，毛主席的“策略性理论”过时的具体表现之一就是：以普及为主在战争时期适合的，现在已经不适合了，现在应该“以提高为主”了。理由是群众的生活变化了，欣赏能力提高了。我们不认为这一“修正”是必要的，正确的。这里姑且不去说我国仍有几亿文盲，小学教育还不普及，文化科学水平虽然比过去有所提高，但整体地说来，还是比较低的。而且“提高为主”论者，首先对“普及”两个字，做了庸俗的、机械的了解。他对“普及”两个字，不是从发展的观点去看的；不懂得文艺阅读能力，欣赏能力，只要有高低之分，就有普及的任务。普及的本身，也是变化着的。毛主席说得清清楚楚，普及工作若是永远停止一个水平上，那就没有意义了。我们所说的“普及为主”，并不是要文艺工作者拿群众已经听腻了、看厌了的东西去普及，而是在群众阅读、欣赏能力不断提高、我们的创作水平也跟着不断提高的基础上去普及的。昨天用“小放牛”去普及，固然是普及，今天用比“小放牛”较高或高得多的东西，例如用“白毛女”、“董存瑞”去普及，用赵树理的小说去普及，也仍然是普及。普及，就是照顾大多数的意思，普及为主，就是说文学艺术必须是主要地为大多数人服务的。毛主席教导我们办事要从六亿人口出发。轻视普及的人们对这一点是听不进去的。

　　提出“提高为主”，虽然美其名曰为了满足人民欣赏能力提高的需要，其实不过是拒绝满足广大人民的需要，拒绝创造为群众所喜闻乐见的作品，无非是要割断新文艺和广大工农兵群众的联系而已!

　　我们的文艺需要不断地提高，忽视提高的任务是不对的。但是一切把普及与提高对立起来的说法都是错误的。

　　在整风中间把整个文艺界说成漆黑一团，把党对文艺事业的领导说成漆黑一团，把我们所有的作品、作家全盘否定，这种种说法如果出自革命作家之口，当然是一种右倾机会主义思想的表现，这种思想虽然是好人的错误，但这种思想却是为图谋在中国恢复资本主义的右派野心家所欢迎的，并且是为台湾蒋介石集团所欢迎的。台湾“联合日报”五月间连续发表了两篇社论，认为我们的整风，是一个“可乘之机”，要在我们的错误和缺点上“火上加油”，从而达到对共产党的“全面整肃和否定”之目的，可以看到：把我们的成绩全盘否定，对政治上的右派野心家来说，对蒋介石来说，那是“正合孤意”的。全盘否定论者、修正主义者，不但是政治上幼稚的表现，而且是政治上不坚定的表现。毛主席告诉我们：“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之后，社会上还有一部分人梦想恢复资本主义制度，他们要从各个方面向工人阶级斗争，包括思想方面的斗争。而在这个斗争中，修正主义者就是他们最好的助手。”实在是至理名言，千真万确的。

　　党能不能领导文艺?有人说“未必”。一来是党不懂文艺，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据说，文艺事业的错误和缺点，就是从这里来的；二来文艺工作者是些自由人，他们不需要什么领导。

　　用“不懂文艺”的说法来吓唬党，那是吓唬不倒的。马列主义者懂得：任何事情，通过学习和实践，可以从不懂到懂，从懂得不多到懂得很多。党学会了领导军事，领导政权，领导经济，也能完全学会领导文艺。何况党对文艺并不是陌生的；何况文艺界党员的比例是不算小的；愿意坚决跟党站在一起的作家艺术家更是不少的；何况党的工农兵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完全符合群众的要求，并且是经得起事实的考验的。

　　文艺工作者是最富有感情和个性的人，给他们较多的自由和独立思考的余地，那是完全必要的，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他们究竟不能超然物外，生活在真空里。就思想上说，党不去领导，工人阶级不去领导，必然是资产阶级去领导。资产阶级思想会把文艺领导到那里去?匈牙利的裴多菲俱乐部可为殷鉴!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又总是联系在一起的。一定的思想要通过一定的组织步骤去贯彻，只承认思想领导，而完全否定组织领导，那么，所谓思想领导，也就成为架空的东西了。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有时干涉过多，陷于琐细的行政事务，没有充分照顾到文学艺术的特点，是应该改正的。但是，在我们这个每天影响千千万万群众心灵的文艺工作上，离开了党的领导，让它自生自灭，那是不可想象的。只有在党强有力的领导之下，我们的文学艺术才能沿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轨道前进，还有什么可以怀疑的吗?

　　 来源：《文艺报》一九五七年第十三期，选自《为保卫社会主义文艺路线而斗争上册》，新文艺出版社，一九五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