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岛市大中学校肃反运动的成绩不容抹煞

　　<《青岛日报》评论员>

　　在鸣放中，右派分子极尽歪曲、污蔑的能事，对肃反运动进行恶毒的攻击；而大、中学校的肃反运动，更是他们攻击的重要目标。他们说，本市大、中学校的肃反运动搞得“一团糟”，根本谈不上什么成绩，甚至说“百分之百是错误的”。

　　事情果真是这样吗?不是的。让我们来看看大、中学校肃反运动的真实情况吧!

## 从学校中搞出一批反革命分子，这是任何造谣污蔑抹煞不了的

　　本市大、中学校参加肃反运动的共有28个单位，6，970人(包括大专学校的学生在内)。运动中清查出反革命分子93名。单以中学来说，参加运动人数2千人左右，就查出了72名反革命分子。在各个大学和中学里都查出了反革命分子。山东大学查出了12名反革命分子，在中学里光是第一中学就查出了7名反革命分子。在这些反革命分子中，有蒋伪军中的将级军官，有国民党、帝国主义所豢养的职业特务，也有罪恶滔天、血债累累的刽子手。举例来说，反革命分子刘恕先(原是九中教员)，出身于地主家庭，任过伪益都县第五区区长、伪益都保安队少校营长、副大队长等汉奸职务，并于1944年秋经××人介绍参加军统特务“胶济铁路组”，任“胶济铁路组济南小组”组长。在其任日伪益都保安队副大队长时，借抓逃兵为名，令其部下捕捉农民23名，并大肆抢劫老百姓的财物。农民张罗廷被捕后不愿跟匪兵走，被当场打死。农民张玉江被用钢刀铡死，曹宗义被砍死，李之才的女儿被刺伤后，又在枪杀别人时叫她陪决，因而受惊得病而死。在刘恕先任伪保安队营长时，以“八路嫌疑”罪名，活埋了4个贩卖牲口的农民，将10余头牲口自肥。再如第四中学教员张久琪，曾任国民党华北剿共总队上尉队员，兵役督导员等职。1947年参加中统特务组织，曾任组长，并积极发展特务分子，进行特务活动。类似的例子是不胜枚举的，但只这一、二事例就足以说明反革命分子的残忍了，把这些万恶的毒蛇清查出来是人民巨大的胜利，是大快人心的事。然而，右派分子闭口不谈这些事实，却疯狂地叫喊“肃反运动无成绩”，叫喊“违犯宪法”，“丧失人心”。人们要问：你们究竟居心何在?是在替谁说话?

## 反革命分子用各种卑鄙的手段，千方百计地破坏人民教育事业

　　这些反革命分子几乎都是长期隐瞒反动身份和罪恶，利用我们一些人政治上的麻痹，千方百计地进行着破坏活动。有的反革命分子经常散布反动言论，造谣惑众，破坏党和政府的各项政策。前面说过的特务分子张久琪从1950年混入四中以来，经常对国内外发生的重大事件造谣破坏。如实行粮食计划供应后，他造谣说：“农村生活太苦啦，农民家里都没有什么吃，饿得喝凉水。穿的更苦，一家人穿一条裤子”。对我国的工业建设，他污蔑说：“工业建设主要的是国防工业，也就是军备”；污蔑我国的对外贸易政策是“打肿脸充胖子”“自己本国的大米都供应不上，还往印度、锡兰出口”；当全国人民一致要求赶走美国侵略者解放台湾的时候，他造谣说：“我们在广东有几个师的兵力，曾去解放一次，有几万军队都叫美国消灭了”，并常散布第三次世界大战要爆发的谣言。

　　有的反革命分子利用讲课，毒害青年一代。反革命分子山大速中教员王殿英，在讲课时将课文中有关批判唯心主义部分删去不讲，竟污蔑新社会是“魔鬼世界”，“再过许多年是要毁灭的，现在信上帝就会得救”。有的反革命分子在讲宋朝封建集权时，竟说：“人民民主专政是集古今中外封建集权的大成”。有的反革命分子在课堂上说低级下流话，讲淫荡故事，把许多课文内容庸俗化，甚至污辱、奸污女学生。四中教员孙茂林就污辱、奸污女学生多人。

　　有的反革命分子施展两面派的手法，挑拨党群关系，挑拨教师之间、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他们打击党团员和进步教师，拉拢思想较落后的教师充当他们反党反人民的工具。例如山大外文系就由于反革命分子方未艾、张始远兴风作浪，弄得歪风邪气十足，进步力量不敢抬头，教职员之间闹不团结，使教学工作受很大损失。有的反革命分子为了便利其活动，在学校中抓领导权。他们一面骂“工会是个屁，好干什么”，一面用互相吹捧的办法竞选工会委员，夺取工会领导权，并利用评级，救济等工作，施行拉拢落后和打击进步的阴谋。

　　上面举的仅是一部分事实，但是可以看出，反革命分子在学校的破坏活动是很猖狂的，它的危害非常严重。众所周知，学校是培养国家建设人材和新社会接班人的最重要的基地。这些隐藏的反革命分子，披着人民教师的外衣，干着破坏人民教育事业的勾当。对于这班豺狼，人民能够容忍吗？为了保卫神圣的人民教育事业，为了把我们的青年一代，真正培养成为具有文化技术知识、具有社会主义觉悟和健康体魄的人，人民起来铲除这些毒蛇不是完全应该的吗?

## 肃反运动提高了广大教职员工的政治觉悟和革命警惕性

　　在肃反运动中，群众亲眼看到反革命破坏活动的危害，普遍检查，批判了右倾麻痹思想，擦亮了眼睛，划清了敌我界限，检举、揭发了反革命，在很短时间内就收到了3，600多份检举材料。有不少反革命分子就是根据群众的检举，经过进一步追查搞出来的。运动使教职员学到识别隐蔽敌人的本领，摸索和积累了一些同隐蔽敌人进行斗争的经验。教职员觉悟的提高，表现在工作上发挥了更大的积极性，如运动后，各中学在教师缺额、教学任务繁重的情况下，仍能完成了教学计划，不少教师的教学任务比运动前增加三分之一，并保证了质量。这个收获是有深远的政治意义的，它不仅缩小了反革命活动的市场，摧毁了滋生反革命的温床，而且对今后进一步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创造了极有利的群众基础。

## 查清了近600人的政治历史问题，并作出了适当的结论

　　肃反运动另一个重要的收获，便是通过这一运动查清了相当一部分人的政治历史问题，在大专学校和中学中，共查清了近600人的政治历史问题，并实事求是地作出了结论。这些人在他们的问题没有弄清之前，大部分背着沉重的思想包袱，群众和组织对他们当然有所怀疑，而且他们也有被反革命抓住隐瞒政治问题的辫子加以威胁和利用的危险。在查清他们的问题之后，使他们放下了沉重的包袱，心神愉快地从事工作。这对国家建设事业和他们自己的进步都是有好处的，对增强人民内部团结、调动一切积极力量为社会主义服务，也创造了有利条件。本报发表过的七中教员庄本农、十四中学教员李洪成的亲身体会，就是有力的证明。因此，应该说这也是很大的成绩。此外运动中还有1千多人向组织交代了一般历史政治问题。

　　有些不了解事实真相的人可能要问：“把某些没有反革命活动，仅隐瞒了政治问题的人，当作反革命斗了不是错误吗?为什么还说成是成绩呢?”对此应该加以具体分析。运动中确实有某些本来没有政治问题，因检举材料失实而被错斗的人，不能否认，这是一个错误。但这是极个别的情况，就拿全市中学来说，完全被错斗的好人，只占被斗总人数的2．9％。大多数被斗争的人，在政治历史或现行活动上都有比较严重的问题。如十六中学教员×××，解放前到铁路警务段谋职，因资历不够两次未被录用，后来他的亲属着其顶替军统特务孟贻仁的名字才被批准为正式雇员；有的教员在解放前与特务机关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并为特务机关作抄、写情报工作，解放后始终不向组织交代。这些人在运动中引起了群众的怀疑，受到斗争和追查，是难于完全避免的。有些人的问题，如果不是肃反运动，集中了这样大的人力去调查，还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弄清。经过运动，把他们的问题弄清了，他们得到了群众的信任，是件好事，是个成绩，对国家对人民对他们本人都是有好处的。

　　右派分子在这个问题上大做文章，他们不仅完全抹煞了这方面的成绩，而且把它当作否定肃反成绩的“根据”，极力煽动和挑拨运动中被斗的人对党不满，好把他们作为向党进攻的工具。右派先生居心之恶毒，可谓极矣!

　　大、中学校在肃反运动中，是有缺点和错误的，有的个别单位在个别问题上错误还比较严重。如错斗了少数本来没有政治问题的好人；个别学校在运动的高潮时期，曾发生过打人、骂人、侮辱人格等违犯政策的现象；运动后期，发生了松劲情绪，漏掉一些本来可以清查出来的反革命分子。但是，各学校的党组织，并没有坚持错误而是采取了坚决纠正错误的措施，如经过反复调查研究、复查、甄别定案等工作，对错斗的好人均实事求是地做了结论，并进行了善后工作，须解释的解释，该道歉的道歉。在工作上对他们一视同仁，该提职的提职，该提级的提级，家庭生活有困难的尽量帮助解决。比如第九中学的6个平反对象，就有4个提升为业务组长、副组长和当了工会主席。当然，被错斗的人，以及那些因有政治嫌疑被斗，后来平反的人，难免伤了一些感情，这方面的副作用是应该看到的。但是，我们相信这些副作用经过一个时间是完全可以和完全应该消除的。

　　综合上述，可以明显地看出，本市大、中学校的肃反运动成绩是基本的，它对保卫和巩固社会主义思想阵地有着深远的政治意义；缺点错误是暂时的，局部的，同运动的成绩比较起来，只能说是次要的，并且已经作了纠正。这是右派分子的谰言所不能抹煞的。铁的事实，证明右派先生们污蔑肃反运动，否定肃反成绩，是毫无根据的，是用心险毒的，是反对人民民主专政的，是违反甚至是破坏宪法的。

　　 来源：《青岛日报》1957年8月8日，选自《肃反运动的伟大成绩不容抹煞》，群众出版社，一九五八年一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