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肃反问题上同右派划清界限

　　<《解放军报》>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攻击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肃反运动。他们或则抓住肃反中个别的缺点和错误，渲染夸大，借题发挥，大做“翻案文章”；或则故意指白为黑，把没有斗错肃错的人，硬说是斗错肃错。他们装出一副悲天悯人的样子，喊叫肃反运动“糟糕透顶”，全盘否定肃反成绩，甚至主张组织什么“平反委员会”，为反革命分子“申冤”。他们企图以此煽动一些立场模糊、是非不明的人对党的领导不满，对人民民主制度不满。按照他们的如意算盘，否定肃反成绩，就可以从根本上否定肃反的必要。很明显，右派分子是把对肃反运动的攻击，作为他们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保护他们反动活动的基础的一个重要手段。

　　右派分子的毒辣手段，的确暂时迷惑了一些人，特别是迷惑了立场不稳、在肃反中被斗争过的一些所谓受了“委屈”的人。其中有些人跟着右派分子随声附和，咒骂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成为右派分子进攻的“炮弹”；有些人甚至蜕化堕落成了右派分子。但是，正如古语所说：疾风知劲草。绝大多数的同志，包括一部分在肃反中被斗争或审查过的好人，他们在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中，能够站稳立场，经住考验，识破右派的阴谋，对右派的进攻展开了猛烈的反击。由此可见，对肃反运动的两种估计两种态度，集中表现了对待反革命分子的两种不同立场。在肃反问题上，坚决同右派划清界限，也就是在对待反革命问题上划清敌我界限，这对于每一个革命者都是极为重要的。

　　在肃反问题上我们跟右派的根本分歧，在于肃反是否必要、肃反成绩是不是主要的。在我们看来，肃反运动的成绩是巨大的、主要的，缺点和错误同巨大的成绩比较起来，只能说是次要的。对此，人民日报“在肃反问题上驳斥右派”的社论，已经讲得很透彻了。人民日报的估计也完全适合于军队肃反的情况。军队在肃反中查出了大批的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其中有血债分子，有敌人派遣进来的特务，也有帝国主义的间谍。这些反革命分子，有的已经混进了党内和要害部门。这些反革命分子，不用说几千，就是几十个甚至几个，都可能造成难以预料的危害。军队是拿枪杆子的，是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工具。军队如不巩固，还谈得到什么专政呢？肃反运动查出了反革命，割除了身上的毒瘤，使军队更加纯洁和巩固，这个收获难道还不大吗？一切站在革命立场上的人，一切主张肃清反革命的人，一切看到事情的本质和整体的人，怎样能不看到肃反运动的巨大成绩呢？右派分子否定肃反成绩，是因为他们从阶级本能上反对肃反；是因为肃清了反革命就将“物伤其类”，削弱和打击了他们进行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活动的基础。他们怎能不反对，怎能不怀恨在心呢？千百万群众对漏网反革命分子有着血海深仇，而我们某些革命同志对反革命分子却恨不起来；千百万群众对肃反成果热情歌颂，而我们某些同志却否定成绩，对肃反中的个别错误和缺点大加挑剔。这是什么样的阶级情感、阶级立场呢？这种阶级情感和立场，难道不应该严格加以检查和批判吗？我们绝不讳言肃反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但是，一切革命同志首先应该看到肃反的必要，应该看到肃反的成绩。错误是可以纠正的，我们不能因为怕犯错误就不去肃清反革命了。右派分子否定肃反成绩，实际上是要求有反不肃。我们跟右派恰恰相反，我们的正确态度应该是：肯定肃反成绩，坚持有反必肃、有错必纠。

　　在肃反运动中被斗争和被审查过的人，有一部分是在肃反运动以前，一直隐瞒着他们的政治历史问题；有一部分虽然在肃反前交代过，但是主要情节交代不清。因为他们有这些政治历史问题，在运动中他们引起群众和组织的怀疑，受到斗争和审查，是完全应该的。有些人的政治历史问题，不经过运动的审查要弄清楚也是很困难的。对于这些隐瞒了政治历史问题的人，不论问题大小，难道能说他们隐瞒得有理吗？而组织和群众在运动中追查他们，难道能说是错了吗？难道能把政治历史的审查说成什么“侵犯人权”吗？一个革命干部的政治历史问题，必须忠诚老实地向组织作彻底交代，这是最起码的政治品质。因为政治历史上的污点，如不彻底交代，往往成为敌人利用的目标。背着政治历史包袱的人，往往会对组织怀有戒心，存有隔阂，以至影响到政治情绪。这次通过肃反运动，把这些人的政治历史问题查清，有的甚至把隐瞒了十年八年甚至二十多年的问题也查清了，这样就可以堵塞反革命活动的漏洞，也使被审查的同志放下了包袱。很多人因此政治进取心空前提高，对党表示感激，这不是把过去存在的消极因素调动到积极方面来了吗？这不也是巨大的成绩吗？当然，有些单位，对这些隐瞒了政治历史问题的人，采取过粗暴的态度和非礼的行为，一度伤了感情，这是不好的。但是把他们问题弄清楚，怀疑取消了，使他们得到组织和群众的信任，却是一件好事情。右派分子把对政治历史问题的审查，说成“庸人自扰”、“劳民伤财”“破坏法制”、“侵犯人权”，这完全是恶毒的挑拨。

　　肃反是不是可以只靠专门机关，无须采取群众运动的方法呢？采取群众运动的方法，是不是就会过“左”呢？我们认为群众路线是我们一切工作的根本路线，当然也是我们搞好肃反运动的根本路线。正是因为肃反采取了群众运动的方法，才大大地提高了广大群众的政治警惕性和对反革命分子的识别能力。正因为有广大群众积极检举和揭发，我们才能在较短时间内清查出大批伪装得很巧妙的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如果不发动和依靠群众，就不可能这样迅速地把反革命分子孤立和暴露出来。群众的眼睛是亮的。许多事实证明，领导和群众运动结合的方法，不但可以更有效地肃清暗藏的反革命，而且可以提高群众的警惕性，使反革命分子在今后的活动更加困难。右派分子反对发动群众参加肃反，实际上也就是反对肃反斗争。

　　右派分子把肃反中斗错了一些人叫做“肃反扩大化”。“肃反扩大化”是什么呢？就是肃错了好人，把好人错当了反革命分子判罪。我们在肃反过程中虽然有某些人被错斗了，但是并没有“冤杀冤判”（个别判错的也都及时作了纠正），怎能说是“肃反扩大化”呢？虽然，有的单位曾经发生过把某些落后言论当作反革命言论，把某些责任事故同政治破坏事故混同起来，也就是说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发生了混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错误。但是，从处理的结果来看，最后的结论是正确的、公正的，怎么能叫做肃反“扩大化”呢？我们肃反工作的方针，一方面是“有反必肃”，另一方面是“有错必纠”；一方面是“要提高警惕，肃清一切特务分子”，另一方面是“要防止偏差，不要冤枉一个好人”。为了防止偏差，在运动中规定了各种政策界限；为了纠正错误，在运动后期又审慎地进行了甄别定案、复查和善后工作。对于斗错、捕错、判错的人，原来在什么范围搞错的，就在什么范围宣布平反，恢复名誉，并进行妥善安置。可以肯定，不论从政策上、指导方针上、执行的结果上看，说“肃反扩大化”是没有任何根据的。

　　我们绝不隐讳肃反工作中的某些缺点和错误。我们对待错误的态度是“有错必纠”。肃反中错斗了一些好人，暂时损害了他们的名誉，伤了他们的感情，身受损害的人不免有种种痛苦，其中一些人暂时同党和组织有些隔阂。对于这些错误，我们是坦率地承认和严肃地纠正的。但是，对于这些错误需要有一个正确的、公平的认识，而不应作片面的、感情用事的判断。这就是说，这些错误的发生是难免的。它不是为了私人的恩怨、利害，不是明知故犯，而是为了人民的利益。因此，要求暂时受到损害的好同志，应该对此谅解，不要怨恨不已，更不应该给参加肃反运动的群众、积极分子、干部泼凉水。否则就要犯错误。刘少奇同志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说：“我们的敌人要利用每一个我们的缺点与错误来进行破坏我们党的工作，是不足奇怪的。我们除经常提高警觉性之外，应该在党内每一次缺点与错误发生之时，尽可能减少给敌人利用的一些可能机会，这是每一个爱护我们党的同志所应有的职责。如果我们的党员在党内斗争中不顾及这一点，如果他只图当时斗争的胜利，一时的痛快，甚至不拒绝坏分子的援助……那末，他就在政治上、党的纪律上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刘少奇同志这些话虽然是针对党内斗争的情况说的，但其精神实质对于我们某些在肃反问题上采取了不正确的态度的同志，也可以作为一个极为重要的忠告。我们肃反的成绩是巨大的，肃反工作中所发生的一些缺点、错误，只要我们采取正确的态度，从团结的愿望出发，是一定能够消除的。我们一定能够把这些暂时的消极因素化为长久的积极因素。

　　 ---- 原载《解放军报》1957年8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