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年文学创作者走哪一条道路?

　　<《中国青年报》社论>

　　我们的文学事业是崇高的事业。它是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的一部分。许多青年同志们热爱和向往这一事业，怀着崇高的愿望和理想，立志要在工人阶级文学的队伍中，充当一名战士。这种愿望受到我们社会的热烈支持。我们欣欣向荣丰富多采的现实生活，广大劳动人民对自己文学事业的热爱，老作家无微不至的帮助，特别是党和国家多方面的关怀，这一切条件都为立志从事文学创作的青年开辟了广阔的道路。这是任何时代，任何非社会主义国家所望尘莫及的。在我国文坛上，出现了许许多多朝气蓬勃的新手，他们遵循着党所指出的这条光明大道前进，并且已经取得不少成就。就照刘绍棠早期的情况来看，也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解放时，刘绍棠还是一个幼稚的少年。当他显示出爱好文学，并有一定文学才能的时候，立即受到了党、文艺界和社会的热情支持，在这种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培养下，他写出了一些比较生动地反映劳动人民思想感情的、清新和富有生活气息的作品。受到了大家的欢迎。当人们正期待他有进一步成就的时候，大家痛心地发现刘绍棠变坏了，他拒绝了走党所指引的道路，甚至忘恩负义地攻击党，堕落为可耻的资产阶级右派了。

　　那末刘绍棠自己所选择的是条什么样的道路呢?从他后来所发表的一些作品、理论、座谈会上的发言，创作生活以及作为一个作家的生活方式和道德面貌上，我们可以完全看出他在追求什么和反对什么；他在爱什么和恨什么。

　　刘绍棠在追求“创作自由”。他所谓的创作自由，就是“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也就是说要毫无选择地、用堕落的资产阶级的情调和趣味去写所谓社会生活中的“阴暗面”。这也就是他所再三追求的“写真实”。他一再唱着要写“人的命运”，要写“悲欢离合”，要写“令人流泪”的作品，他还高喊：“硬要艺术，不要政治”。很显然，这是一种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观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任务，是要用社会主义精神来教育劳动人民。这就要求它在题材的选择上要有典型性，能引导人们前进和向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真实，是经过概括了的真实；而不是自然主义的，毫不加选择的。何况，刘绍棠的所谓“真实”，不过是对现实生活的一种歪曲而已!

　　其实“创作自由”也并不是什么新的玩艺。列宁同志早就揭穿了资产阶级的所谓“创作自由”的骗局，他说：“资产阶级的作家、艺术家和演员的自由，不过是戴着假面具的(或者戴着伪善的假面具的)对于钱袋的依赖，对于收买的依赖、对于豢养的依赖。”对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无产阶级的文学，列宁同志指出，这将“是自由的文学，因为它将不是替饱食终日的贵妇人服务，不是替百无聊赖和胖得发愁的‘几万上等人’服务，而是替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这些劳动人民是国家的精华、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未来。”再想一想在旧中国的情况。我们不会忘记，当殷夫、李伟森、柔石、胡也频、冯铿、洪灵菲等等这些天才的青年作家，刚刚放出第一朵鲜花的时候就被国民党给枪杀了。这叫什么“创作自由”?新旧社会对比，究竟那个有创作自由，那还不明显吗?

　　刘绍棠在追求“创作生活自由”。他认为作家是否要参加一定生活，是否要在基层生产中担任一定职务，这是一个方式问题。因此他便选择了这样一种独特的方式：作品题材是写他的家乡农村，但是他既不在农村参加一定工作，也不住在农村，却长期逍遥自在的住在北京，只是偶而带着北京做好的干粮下乡去走马观花一看，旁观一番。这样“自由”地长期不到火热的实际斗争中去，创作的源泉枯竭了，他的思想感情也与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远远地脱离了。刘绍棠高唱的“天才”和“技巧决定一切”，实际上是在北京写一些粗制滥造的灰色的思想反动的作品。他写的“田野落霞”，就是对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新农村的生活进行了恶意的歪曲。“西苑草”则是企图以小资产阶级的阴暗情绪来改造党。这些作品的矛盾都是作者臆造出来的，不只没有任何的真实性和生活气息，而且是极端恶毒的毁谤。

　　特别严重的是刘绍棠的极端狂妄自大。他忘记了党是怎样把他培养起来的，相反的，在稍有一点成就之后，就自认为是什么了不起的天才，了不起的大人物了。他目空一切，不仅否认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需要改造，相反的他已决心以他的资产阶级思想改造别人，改造党了。并且进而跟其他的资产阶级右派一起，猖狂地攻击党的文艺路线，诋毁党的文艺政策，否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否定苏联和我国近几十年的文学成绩。这样他就完全丧失了作为无产阶级作家的应有思想品质，而堕落为资产阶级右派了，这也就是刘绍棠自己所选择的道路的结果。

　　从最近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被揭发，从刘绍棠等一些青年作家堕落为右派分子，使我们清醒地看到，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在我们文艺界中还有相当大的影响。在我们文艺界的队伍中，还有这样一些败类。他们竭力要把我们崇高的社会主义的文艺事业，变为他们个人追求名利的阶梯。他们提倡什么“一本书主义”；说什么要“留芳百世”；高唱要追求什么“艺术性”。他们污蔑党的领导，拒绝思想改造，并且在生活上、道德上腐化堕落。他们时刻在腐蚀青年，企图把文艺青年引向毁灭的道路。因此，为了保卫和发展我们的无产阶级文艺事业，为了纯洁和壮大我们的无产阶级文艺队伍，我们正面临着同资产阶级右派的一场你死我活的决战。一切从事文艺工作的青年，都要积极地投入到这场斗争中来，并且在斗争中进一步改造自己的思想，提高自己的共产主义的觉悟。要作一个人类的灵魂工程师，就首先要使自己具有崇高的灵魂。

　　陆定一同志最近在一次讲话里，特别指出知识分子有两条道路。一条是资产阶级的道路，那就是脱离群众，脱离实际，脱离党的基层组织的领导。这种知识分子充满自私自利的思想，争名夺利，稍有成就目中无人，骄傲自大。只能受赞扬而受不得批评。我们所要采取的一条道路，这就是无产阶级的道路。那就是让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到工作中去，到群众中去，经常受到党的基层组织的领导和群众的监督，越是有学问有成就就越是尊重党的领导，越是谦虚谨慎。对文艺工作者说来，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表现得更为尖锐。这不只是因为前面所说的今天在文艺界还存在着严重的资产阶级思想，而且也由于文艺本身的特点。文学所反映的是阶级的集体的群众斗争，而写作又是通过个人的劳动。同时我们的社会给予作家在物质上、荣誉上的待遇也是特别的优厚。这就使得那些没有经过很好改造，而又缺乏随时警惕的青年，容易脱离群众，脱离领导，把荣誉全归于自己，狂妄自大，目空一切；容易滋长资产阶级的个人名利思想，在生活上和道德上，放松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因此跟资产阶级反动的“自由论”相反，我们从事文学创作的青年比其他人更要强调党的领导，更要强调改造思想，更要强调和工农群众结合。

　　刘绍棠的堕落，为我们敲起了警钟。我们所有从事文学创作的青年，都要坚决地跟资产阶级道路划清界限。我们要坚决地遵循党和毛主席所指示的文艺方向，立志做一个有出息的无产阶级作家。要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生活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生活里去落户。在基层党组织和群众的监督下，首先做一个优秀的工作者，其次是个业余的作家。这里，我们认为青年文学创作者过早的职业化是不妥当的。它会使青年文学创作者脱离生活，脱离群众，脱离领导。

　　一场激烈的反右派斗争还在继续和深入。我们相信，在这次深刻的反右斗争中，我们一定能够取得更伟大的胜利。我们青年文学创作者一定能够得到更深刻的锻炼。我们的文学事业一定会更加繁荣茂盛。

　　（----来源：原载《中国青年报》一九五七年八月二十七日，选自《为保卫社会主义文艺路线而斗争上册》，新文艺出版社，一九五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