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富顺县1958年中学生社教运动调查报告 　　<四川省五八高三学生造反联络站> 　　[编者按：这是两篇有点联系的文章，“富顺调查报告”系文革中，1968年2月由四川省五八高三学生造反联络站，对富顺县在1958年中学生社教运动所作的一个调查。 　　这个调查报告较为典型的反映了左风盛行的年代，层层比左的情况，省会成都在高三毕业学生中搞社教，地市就扩大到整个高中学生，区县就扩大到初中学生。于是富顺县就抓了一个 13岁的初中生唐慧媛为反社会主义分子。 　　由于是同一个师父教出来的，因此整风学生的手法亦大同小异，无非是诱、骗、吓、逼这一套。富顺县的所谓“挤”虽然自以为是创新发明，其实早在58年初的成都中学生社教中就用过了，只不过不叫挤而叫专题鸣放而已，因此发明专刊归章文伦用其领导的成都中学生社教工作组。 　　“我的检查交待”系原富顺县县委宣传部长郁晋昌所写，郁从另一面大大地充实了富顺调查报告。这两篇文章均未作删改，保持原貌。] 　　毛主席教导我们：“调查就象‘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象‘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 　　为了彻底清算十七年来，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教育战线上的滔天罪行，为了充分揭露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伙，在58年精心策划和泡制的所谓“四川中等学校学生《社教》的事实真象，我们特地到富顺地区作了一个多月的实地调查。在县革筹武装部及各革命组织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我们顺利地完成了这次调查任务，收到了预期的效果，现将调查情况整理如下： ## 一、富顺县李氏“社教”的具体部署 　　富顺，是四川的大县之一。当时，全县人口约100万人左右，全县有一所完全中学，一所中师校和四所初级中学。当时的中学生（包括中师）约3000人左右。 　　富顺县的“社教”准备工作，是在57年11月16日在旧省委第九次宣传工作会议之后开始的。富顺师范校长兼支部书记曾祥林参加了这次这个会。在会上“李井泉、杜心源批发了一批所谓“对党怀有刻骨仇恨”的“右派学生”的所谓“典型材料”，要参加会议的人员认清形势，提高警惕，杜心源还翻印了一批外地所谓学生“聚众闹事”的“典型材料”。竭力制造紧张空气，造成参加会议的人对学生既恐惧又对立这样一种精神状态。在这样的基础上，李井泉、杜心源假冒“根据中央批示精神”公开反对毛主席和党中央在中小学学生中不开展反右派斗争的指示，向全省部署了在中专中等学校学生中开展所谓“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究竟如何搞法，杜心源说：“待成都搞出了经验后另行部署。”曾祥林同志回来后，向我作了汇报，并把带回来的材料交给了我。”“不久，黑省委宣传部批发了一系列的文件，对所谓在中专中等学校学生中开展“社会主义教育”作了具体部署，原泸州地委宣传部发了文件，抛出更为具体的方案。”（原富顺县委宣传部长郁晋昌：我的检查交待） 　　根据省地委指示，富顺县委决定郁晋昌、裴既清（富二中校长兼支书）和曾祥林组成领导班子，先作好准备工作，更露骨的是当时县委书记于家骏指示：“工作中如有困难，直接请示主管整风反右斗争的副书记马福太解决。”（郁晋昌：我的检查交待） 　　从县委书记于家骏的指示中，更可以看出李井泉泡制的这次“社教”，不是真正的对中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而是把中学生纳入反右的范畴，对中学生进行的一次反右斗争。于家骏的指示，就充分体现了李井泉的意图。 　　未开展运动以前，县委就叫学生搜集了学生的黑材料，对学生进行了分类排队，这和成都市委搞法一个样。这是第一步准备工作。 　　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准备之后，在第二次领导小组会议上，就进行了个体的部署。 　　一、学习时间，按上面规定二十天左右，集中富顺二中的高中毕业生和师范全校学生，在师范集中学习。二、确定每个班的依靠骨干（不超过三人）。三、整个学习动员、提高认识，辩论和批判，整改和组织处理。四、研究如何叫学生鸣放的问题。 　　具体到富顺县委搞这次“社教”的指导思想是什么呢？ 　　“我的指导思想就是要通过所谓‘社教’，把学生中有‘右派言论’的人弄出来，通过对具体的人的言论进行‘批判，消毒’，来达到所谓‘社会主义教育’的目的。事实是达到打击迫害青少年学生罪恶目的。这也是李井泉、杜心源一再强调的而又狡猾地不在文件上明确的主要任务。”（郁晋昌：我的检查交待） 　　对每次革命，每个运动，我们都要看它的指导思想是什么？也就是说，要看它的大方向，看它是否符合毛泽东思想。 　　从李井泉、杜心源、 肖菊人之流起，一直到富顺县的于家骏、郁晋昌、裴既清之流止，他们在搞的所谓“社教”中，根本不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根本不是以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为指导，而是以李井泉的五点黑指示为指导。 　　这次所谓的“社教”中，他们根本不叫学生学习毛主席著作，根本不提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根本不向学生讲党的光荣斗争史和解放以来所取得的伟大成绩，对学生不加强正面教育。反而把一些反面教材进行灌输，硬要学生照他们的框框，放出“右派言论”来，以达到抓“反社会主义分子”的目的。 　　这简直荒唐透顶！所以，这次“社教”，是李家独立王国的一个罪恶阴谋，是一次严重的政治迫害！ ## 二、巧言诱骗，暗设陷阱 　　郁晋昌、裴既清、曾祥林、王麟秋等人反革命两面派手段是十分阴险毒辣的。他们明明知道，当时富顺的反右斗争已基本结束，很多右派言论，已被群众批得很臭了。现在，要想使这些中学生放了他们所需要的东西，是不可能的。要这样，只有作假。为此，他们采取了一套资产阶级的手段来诱骗学生鸣放。一方面，他们在会上公开保证：“不抓辫子，不批棍子，不戴帽子，不影响升学，不影响操行成绩。”并且还说：“积极大胆鸣放是党忠诚的表现。不谈国际国内的重大方针政策的缺点错误就过不了关。就是表现不好，对党不忠实。谈了缺点错误，就是对党忠诚。”（裴既清：我的交待）另一方面，“我给同学们划定鸣放框框，逼得同学们谈国际国内重大方针政策。如中苏关系，党的领导，合作化，粮食统购统销，这个范围逐步缩小，由普遍鸣放转为专题鸣放，把同学们步步逼紧，硬要同学们鸣放，如不鸣放，就是对党不忠实。”“这次集中学习，采取的是一逼二骗的办法。逼，就是作动员报告，硬要同学谈国际国内重大方针政策问题，而且要谈缺点错误。报告的内容（现在想来）就是放毒。又给同学划定框框，这个框框逐步缩小，由普遍鸣放到专题鸣放。逼着同学们照这个框框谈。骗，是给同学们打保证，即使说错了也不影响操行和升学，事实上，就是欺骗同学，鸣放出来就好整人，进行批判、处分，高考结论为“不宜录取”。（裴既清：我的交待） 　　富顺县委在整学生的讨论中，还发明了一种“挤”的方法，通过这种“挤”，来达到“挖”目的。也就是达到抓“反社会主义分子”的目的。看吧，这就是郁晋昌的自供：“由于当时县里反右派斗争已基本结束，整风运动转入以整改为中心的阶段，右派分子的言论已被广大群众批判得很臭了，如果要学生自己鸣放出什么“右派言论”来，肯定是不可能的。为了使学生就范，放出我们所需要的“右派言论”，我竟违背了毛主席和党中央的贯彻教导，不惜采取资产阶级的手段，还美其名曰：“挤”的方法，来达到挖的目的。所谓“挤”，具体手段是：在动员报告时，就要学生集中在党领导和重大政策方针上（如中苏关系、农业合作化、粮食统购统销、肃反政策等）在讨论中把学生约束在党的领导和政策方针上，担负具体工作的教师和学生各级分子，引诱学生在党的领导和政策方针上去鸣放。如果鸣放的一般问题，就不鼓励，如是我们所需要的就予以鼓励，开放专题鸣放，还允许学生出小报等等。一句话，通过所谓形式灵活多样，迎合学生特点的种种资产阶级手腕，把学生“挤”到我们所需要的内容上去。迫使学生掉入我们布置的圈套里来。” 　　另外，据裴既清、王麟秋等人交待，他们对每个班所依靠的那两三个骨干分子，预先就向他们交了底，对他们进行了训练，并叫他们带头鸣放。这几个骨干的带头鸣放，是不记帐的，是起的点火作用。特别是要引导那些预先被排为三四类的学生鸣放出“右派言论”来，以便进行批判斗争。 　　从这里，我们又可以看出这次“社教”运动，使手段多么阴险毒辣！他们竟把资产阶级政客的手段，搬来对付这些年仅十六七岁的在毛泽东思想抚育下成长起来的中学生。这难道对新中国青少年学生的社会主义教育吗？ ## 三、究竟鸣放了些什么？ 　　在富顺县革筹、武装部和各革命组织的帮助下，我们清查到了一大批当时的鸣放原始材料，这些材料，一直被郁晋昌、裴既清、王麟秋之流视为至宝，很好地保存了下来。其中有初一中、初二中和富二中的原始材料。 　　初一中有一个汇编材料，共同31篇，全是大会发言记录整理的，题目也是学校加的。 　　其中： 　　有19篇谈农民的缺粮情况和乡干部的浮夸、弄虚作假和作风问题。 　　有2篇是提学校的教育问题。 　　有1篇是谈商品供应问题。 　　有5篇是谈学生毕业后的分工问题。 　　有1篇是谈勤工俭学的问题。 　　另外三篇是谈城乡和工农差别问题。 　　初二中，有一册“学生反动言论汇编”，共101篇，我们都详细地读了，可以没有一篇是反动言论。相反地，每一篇都是很好的正确意见。这101篇，几乎全是谈的农村问题，而且多是粮食浮夸虚报，干部作风问题。这些意见提得很好。 　　富顺二中，几乎每班都有油印报，而且学校也有意仿照泸州专区中学教师反右时办法一样，办了一个学习报，“这个报，主要是刊登同学来稿，在选稿时，在意选有问题的，而且认为问题大的稿件。”（原富二中人事干事兼团总支书记、三反分子、坏分子王麟秋再次检查交待）这样才好搜集学生的“反动言论”，以便将来好批判斗争，装档案。 　　高二中现在保存的刊物有： 　　高二（1）班的“暴风” 高二（2）班的“怒放” 　　高二（3）班的“狂涛” 高二（4）班的“放” 　　高一（1）班的“火山” 高一（2）班的“鸣” 　　高一（4）班的“瀑布” 　　初二年级学生合力的“烈火” 　　如果把学校有意办的“学习报”加上，共九种刊物。 　　既然学校把“问题大”的都集中“学习报”上，那么，我们就来仔细分析一下“学习报”，了解一下富二中学生的鸣放情况吧。 　　（这个集子，共有材料179篇，全是初一二年级、高一二年级的学生放的。（高一和初三的材料没有查到。）我们对每篇材料进行了仔细地分析，得出其中有97篇完全是比较的正确言论，占总数的55.3%。如：） 　　高一（1）班的于金说：“省委检查团耀武扬武，不深入农村调查，辜负了毛主席的愿望。” 　　（另一个学生刘明高：“工农学生不受重视，教育为工农开门，根本不够。在评助学金上，教师的班委为了表现自己工作做得好，就尽量压缩金额、名额，使很多工农子弟享受不到助学金，他们吃高等。请问党，培养什么人？”） 　　初五八级三班有个金智容：“地方干部在乡里乱抽税，养鸡上两角的税，鹅三角，鸭一角五，羊子要上肆角的税，我认为是社干想捞一把，请有关部门及时取消。” 　　（高一（2）班的学生张得银在谈到中苏贸易问题时，很尖锐地提出：“很明显，完全是苏联想赚钱。”） 　　高一（2）班的学生李德文说：“目前，我国的各项工业几乎都依靠苏联专家建成的，难道我国真的不能用自己的双手建设祖国吗？不能过于崇拜苏联。” 　　“学校在培养虚伪” 　　“地主翘起了尾巴” 　　“富顺文教科——独立王国” 　　这97篇，完全是很好的正确意见，根本不是郁、裴、王之流认为的“右派言论”，在整改中，应针对这些意见来改。可是他们却偏偏认为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化。这是什么逻辑？！ 　　另外，属于提法不恰当，用词欠妥，但又有些正确的言论，共70篇，占总数的39.1%，如： 　　高一（1）班的赵俊华说：“我觉得居民23斤粮食，确实较低。” 　　高一（1）班的郭修武说：“读师范的同学，生活费用都由国家担负，毕业后，工作也有保障。我们读普高的人，生活费用几乎都是自己负担，而毕业后，工作也没有保证。为啥我们工作没有保证呢？” 　　高二（3）班何聪智说：“镇反前紧后松的现象的确存在。” 　　高二（4）班的程家泉说：“粮食供应不合理，自贡居民25斤，富顺居民3斤，形成了居民与居民的差别，对粮食供应不满。为啥自贡吃东西不要米票，富顺要？” 　　“吃仙米，原来知道，但我没谈。原因是社长、村支书向上级说：够吃，没有粮食。实际农民分一百多斤粮，几斤麦子、一两斤豌豆，粮食根本不够吃，政府虽然有贷款的政策，但有些地方干部没有很好执行，不了解情况，望政府调查清楚，赶快贷款，有些农民饿了，干不得活。” 　　从整个学生鸣放的材料中，我们就想到了一个问题。什么藤结什么瓜，什么阶级说什么话。那些资产阶级老爷们，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对待基本革命群众的态度，往往是得出相反的结论，把正确的说成是错误的，把错误的说成是正确的。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把毛主席的阶级陈线搅乱，以达到他们一小撮从中渔利、蒙混过关的目的。 　　混淆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把水搅得越浑越好，这是那些资产阶级老爷们一贯使用的手法。 ## 四、无限上钢，人人过关，打击一大片 　　如果说，这次运动是要真正地在学生中进行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课的话，那么，就应该按照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课，学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和毛主席的有关文章，对中学生加强正面的教育。 　　可是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伙，不是采取正面教育，而是采取反面灌输，反面引诱，逼学生放，通过学生的口放出他们所需要的“右派言论“，以达到他们“社教”的目的。 　　“我为了打击迫害同学，便把他们的言论无限上网，把正确的说成是错误的，把认识问题说成是立场问题，反党反社会主义问题，混淆了黑白，颠倒了是非…… 　　（如张芳玉同平时表现好，是少先队辅导员，是一个好同学，好团员，平时爱提意见，对错误的东西敢于斗争，具有造反精神，我却认为她“不听话”，“意见多”，“情绪偏激”等等。在学习中，我把她的言论无限上网，如她批评班团干部邓淑贤在工作中的一些缺点错误，我上网为“攻击团干部”，她批评“女生宿舍晒衣服的条件不好，学校不关心同学的疾苦”，我上网为“攻击党支部”，她说农村有个别干部有虚报情况，影响农民的生活安排”。我上网为“攻击农村干部”。她又说：“苏联对我国的帮助有大国沙文主义”，我上网为“反对苏联”。 　　“有个同学说：“城内有条街很烂了，也不修整，大概是领导干部不走那条街。”这本是个好意见，我却硬上网为“丑化领导”。有的同学批评刘志诚（党员同学）的资产阶级恋爱观，这是善意的正确的批评，我却说是“攻击党员”，又如钱定能同学说：“苏联十月革命热烈的庆祝，我国的国庆就没那么热烈”，又说：“中学生每周十节俄语课，而语文课只有四节课”，我上网为“反苏言论”。 　　“又如丁荣汉同学批评我在工作上的许多缺点错误，我上网为“反对党的领导”，又如何为智同学写大字报、写文章批评我在工作上的缺点错误，我上网为“反对党的领导”，他谈了些团支部发展新团员工作中的问题，我便认为是因为入团未被批准而不满，是“对团的攻击”。又如洪方圻同学，他的父亲在富师校工作，因生产上的问题而自杀，他一再表示对党的组织没有意见，我仍抓信他对一个教导主任（非党团员）在处理他父亲的问题时，有不当处，提了些意见，我便无限上网为“对党不满”，等等。我把同学们的言论进行无限上网，以达到打击迫害的目的，事实是很多的。”（裴既清：我的交待） 　　究竟当时受迫害学生的面有多大呢？按裴既清迫害学生的情况时，是这样写的“三反分子裴既清在58年学生中开展整团中受处分的学生43人，约占团员（当时约20人）总数的25%，其中工农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学生31人，占受处分人数的75%……整团中，人人都有自我检查。” 　　应当说，刘富烈的数字是保守的，不准确的。因为还有一部分团员受了批判斗争后，“认识错误得好”，同样考上了高中和大学的，而这部分人的档案已送成，不在学校了。而刘的数字，是档案还留在学校，未被转走的一部分数字。如高三（2）班的团员同学廖常聪，当时她也是全班重点批判的同学，后来硬逼她认识“错误”，所以才升为二类学生。考入了工学院。又如高三（2）班的曾崇敏，当时也是全班受“重点”批判的团员同学，后来，逼他写了一张血书认错，就升为二类学生，考入了南充师专。如果把这样一些受重点批判二类团员人数加上，富顺二中，高初中受处分的团员人数有40%以上。这个数字才是比较准确的。 　　我们为什么要把富二中作为重点调查分析呢？因为富二中是富顺县唯一的一所完全中学，是学阀裴既清苦心经营了十几年的老窝！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修正主义的教育方针，在这个学校很严重地表现了出来。 　　有关裴既清的三反言论，以及他在县文卫系统犯下的滔天罪行，我们就不再这里叙述了。 ## 五、在富顺了解到的其它材料 　　在富顺，我们共调查了三十几天，在中学教师中开了四次座谈会，另外，还和很多教师进行摆谈、回忆。多数教师很热情支持，并表示，这次运动，不是对学生进行的社会主义教育，而是资本主义教育，这是李井泉在学校搞资本主义复辟的一次大暴露。应该把这个问题，揭露出来批深批透，应该给这一大批受了十年迫害的学生，彻底平反！ 　　我们在县革筹、武装部和各革命组织的支持下，了解到很多受迫害学生的典型材料，在很多受害学生和中学教师的愤怒要求下，县红旗指挥部同我们一道组织了一次大的批判会，斗争了三反分子郁晋昌、裴既清、王麟秋、吕孟雪。（郁在宜宾学习，未到会）有44个革命组织参加，共1729人。发言控诉的，不仅有长达十年的受害者。而且还有受害学生的家长。有个李蓝君的家长（即丁荣汉的妈妈），她在会上，谈到她的儿子是怎样从一个穷孩子，得到了读书的机会，在党的培养下，入了团，历任班干部、团干部、学生会学习部长、团委宣传部长，在校一直很好，可是58年那次“社教”，不知为什么就被开除了学籍，开除了团籍。当她控诉到丁荣汉因开除团籍、开除学籍，到处找不到工作，无路可走，曾两次服药自杀的经过时，全场的很多同志都伤心得哭了起来。 　　这次批判会以后，影响很大。很多受害学生纷纷来信来访。 　　从很多控诉中，我们发现富顺初三中有个叫唐慧媛的女少先队员，她在年仅13岁时（即58年）就被大恶霸地主出身的王麟秋（王系坏分，是裴既清的爪牙，因整58高三学生有功，被郁、裴提升为校长）以莫须有的罪名打为“反社会主义分子”了。 　　有个贫民出身的洪方圻，刚解放时当儿童团长，斗地主很积极，他家就是王麟秋的佃客，他不仅斗过王的一家人，而且还分了王家的地。在58年那次“社教”中，洪方圻提了一些意见，并骂过王麟秋一次，因此，裴、王二人恨之入骨，加以（当时是富二中团总支书记），在这次“社教”中，倒成了“右派”，对他的佃客的儿子提了他的意见，就成了十年的“罪人”，这是什么逻辑？！这是典型的阶级报复！ 　　另外，我们还收到一些外县的控诉材料，有灌县水校的，有泸州医专的，有泸州化专的，据医专的同学讲：“医专化专搞得更凶，完全和教师一起进行反右，受打击的学生更多，泸州医专有个68班，全班应届毕业39人，但是经过这次“社教”后，只毕业了21人。”也就是说，有将近一半的学生受到了严重处分。比富顺的情况更为严重。 ## 六、结束语 　　“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 　　以上就是我们在富顺地区调查情况的总结。现在，我们可以肯定的说，这次所谓“社教”是李家独立王国在四川地区复辟资本主义的产物，是他们大规模地迫害中学生的一次罪恶运动。这次“社教”，必须全盘否定！ 　　 一九六八年二月 　　· 来源： 　　根据文件翻印件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