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央批转湖北省关于农村三反整风运动情况的报告

　　（中央：）

　　我省农村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为中心内容的整风运动，是从二月中旬开始的。到四月十五止，全省生产队一级的整风，已经结束的有百分之七十点二，正在进行的有百分之二十九点八，预计到四月底，可以基本结束。

　　在整风运动中摸底，全省生产队、生产小队两级干部共九十四万七千人，这里面大约有百分之六十到六十五是好干部，有百分之三十到三十五的干部本质上也是好的，但是，都有不同程度的缺点和错误，真正的坏分子，包括钻进来的“五类分子”和被拉出去的蜕化变质分子，不到百分之五。

　　必须坚定不移地保护大多数干部的积极性，同时，也必须看到一部分基层组织的问题的严重性。在这次整风运动中，揭发出来的问题主要是贪污、浪费、官僚主义以及命令风、浮夸风、共产风；还有一些基层组织严重不纯的情况。初步统计，在全省三万三千个生产队里面，问题较多的有一万二千零五十二个，约占百分之三十六，问题严重的有五千六百二十一个，约占百分之十七。在这五千六百二十一个问题严重的生产队中，“五类分子”当权的占百分之二十点一，蜕化变质分子当权的占百分之十八，富裕中农当权的占百分之二十八点八。生产队、生产小队两级干部中，有贪污多占行为的占百分之二十三，计贪污多占现金一千零三十六万元（平均一个县十五万元左右），粮食二千三百一十九万斤，打人骂人比较严重的约占百分之五；弄虚作假严重的约占百分之五；不劳动或很少劳动的约占百分之七；长期“吃小灶”的约占百分之十。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坏人虽然为数不多，但是为害很大。坏人和人民群众的矛盾，是敌我性质的矛盾。在坏人掌了“印把子”的地方，简直就是封建式的、国民党式的统洁。阳新县三溪公社白杨生产队支部副书记明安国，是富农的过继儿子，本人参加过反动会道门，解放前一向不务正业。土改时受过斗争，但是却把他的成份错划为贫农，因而混入贫农团，后来因为贪污被撤职。到了一九五八年上半年，他又通过原三溪公社副社长邓昌先（也是一个坏分子）的关系，混入党内，窃取了支部的领导权，作了许多丧心病狂的坏事，找了个机会在土改时斗争过他的老贫农明昌柏打了一顿，关了八天（这个老头子回家后十天就死了），接着又把这个老头子的老婆、儿子和孙子逼死了。去年以来，他直接间接逼死人命十一条（其中贫农十人），活埋贫农一人，捆绑吊打群众七十六人（其中贫农六十三人），以“查瞒产”为名，三次挨家逐户地搜查，没收群众的粮食和其他食物供他吃喝；敲诈勒索，强迫群众给他“送礼”，据不完全统计，共有人民币二百四十六元，粮食四百八十斤，其他各种副食品和用品十六种。对“上面”欺骗逢迎，假报成绩，居然被“上面”赏识为“红旗干部”，而群众却对他恨之入骨髓，说他是“活阎王”、“东洋人”，说他所在的这个生产队是“老虎洞”、“鬼门关”，全队外逃的二十六户，七十余人。明安国的“上面”是谁？为什么这个生产队搞成了这个样子？原来这个生产队是县委委员兼三溪公社党委书记李延年的“重点”。干部和群众几次反映明安国的问题，都被他压下去了，还说明安国“立场坚决，斗争坚决，这个队没有他，生产就搞不好”。经过这次整风揭发，李延年本人就是一个蜕化变质分子。李延年娶了一个资本家的女儿做老婆，他的思想和生活也逐渐资产阶级化了。公社的公共积累十三万元，就被他贪污浪费了六万多元。他个人有四部收音机，两部照相机，还有价值四百多元的自行车，还有钢丝床、胶皮面子的麻将桌子等等。他还拆坏了一部全新的康拜因和另外两部机器给他做“小汽车”，买了一部录音机用录音向干部做报告；叫放映队到他房里放电影，他独自一人躺在床上看；春节到水库慰问的时候，大摆酒席，叫文工团唱歌跳舞给他“助兴”。这种腐烂透顶的人，在工作上当然是严重的官僚主义者，最可恨的是，他虚报成绩，隐瞒灾情，一九五九年元月至今二月，他所“领导”的这个公社死了一千九百五十七人，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四点三七，其中非正常死亡三百八十七人。这是最近揭发出来的一些坏人坏事当中的一个突出的例子。

　　那百分之三十到三十五的干部的主要缺点和错误是手脚不乾净，强迫命令，弄虚作假，“吃小灶”，不爱劳动等，群众对于这些行为也是很有意见的，群众批评说：“有的干部是三子：穿的衣服象公子，做起事来象戏子（指做假），吃起饭来象‘月母子’（产妇）。”又说：“有的干部是三化：生产指手化，回报说假话，生活小灶化。”社员们特别是贫农社员不容许这种情况继续发展下去，他们迫切要求整风。麻城县宋埠公社大塘角管理区五队的贫农们写了一张大字报说：“干部大不该，贪污又抹牌，小灶天天开，超支个个来，生产不领导，跃进从何来？要求上级党，快快作安排。”

　　（为什么会产生上面说的那些情况？我们认为，这是过渡时期的两条道路斗争的表现，也就是阶级斗争的表现。）

　　有的地方民主革命不彻底，钻进来的“五类分子”虽然经过历次整风的清理，总是没有彻底解决问题。这些坏人钻进来的时间愈长，他们捣鬼的手段愈巧妙，揭发他们的工作也就愈困难。

　　有的“五类分子”过去清除出去了，但是他们还和我们生活在一起，和我们的一些干部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有一点空子就又钻进来了。据公安部门的统计，全省公社化以后，“五类分子”混入党内的有五百一十五人，当上生产队、生产小队的干部的有八千三百多人。由于干部工作中的组织手续不严，坏分子几进几出的，大有人在。英山县南河公社麻园墩管理区红星二队支部书记胡志甫是个富农，在浠水县两次参加工作被开除，又到英山县第三次钻了进来。襄阳地区不完全统计，被开除回乡的一千四百八十九个人中，就有七百六十二人又当上了干部。

　　干部和“五类分子”的家属结婚，也是一个很大的漏洞。襄阳地区不完全的统计，公社以下的干部中和“五类分子”的家属结婚的有三千八百多人，其中有一部分人就因此变坏了。光化县红金生产队支部书记秦小东和地主韩国保的女儿结婚后，就把韩国保的成份降为富裕中农，并且把他提拔为小队长。老河口公社一个小队长娶了一个富农的女儿，这个女人很坏，有一次贫农斗争她，要她跪下，她不肯。这个小队长竟无耻地说“我代她跪算了”！薛集公社同兴生产队支部书记陈文启娶了地主的女儿张珍英。张珍英的两个哥哥都是反革命分子，有一个现在还在劳改。她本人寻加过工作，因搞皮绊被开除。她和陈文启结婚并不是真心，曾经三次企图谋害陈文启。

　　阶级敌人千方百计钻进来进行破坏活动的情况是这样严重，可是我们有些干部却熟视无睹。有的人认为“现在用不着再讲什么阶级不阶级了。生产只分‘三类苗’，开会都是‘同志们’，除了干部就是群众”。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不少的干部忘记了依靠贫农，忘记了对于本来容易动摇的富裕中农又要团结又要改造的道理，错误地认为富裕中农听话，会生产，钱多不会贪污，见了干部恭恭敬敬，会说会写会算，贫农调皮，爱提意见，填不满的坑，说话结结哽哽，不会写，不会算，到他们家里茶水也不方便。说什么富裕中农有几大“优点”，贫农有几大“缺点”。这种喜欢富裕中农不喜欢贫农的思想行为，对于贫农出身的干部来说，是一种忘本的表现，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叫做“饱人不知饿人饥，好了疮疤忘了痛“。经过整风之后，这些同志省悟过来，才懂得：富裕中农从来是动摇的，过去如此，在他们没有得到彻底改造以前总是如此。一些资本主义思想严重的富裕中农，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在农村的代理人。真正树立了贫农领导优势的地方，中农还比较听话，有一些积极性，可是，一旦他们掌握了领导权，就把贫农踩到脚下，因让那些社会的渣滓又浮上来。光化县荣光生产队支部书记王发章是个富裕中农，他任用的十个小队长中有五个富裕中农，一个兵痦，一个狗腿子，一个惯匪；十个小队会计中有三个富裕中农，二个富农，一个地主。全省五千六百二十一个落后队中，因为富裕中农当权而造成落后的就占百分之二十八点八。在会计、出纳、保管、食堂管理员，记工员这些干部中，富裕中农的比例很大，他们犯错误的最多，对贫农干部的腐蚀影响也很深，有的生产队和生产小队实际上是他们暗中当家。如何才能更好地团结中农、改造中农，关键问题是树立贫农优势，依靠贫农去做团结改造的工作。有的干部说得好，千点万点，阶级观点第一点，千线万线，阶级路线第一线。的确是这样，农村整风的中心内容，应当是加强阶级观点和阶级路线的教育。

　　我们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是随着运动的开展而逐渐深刻起来的。一九五五年，一九五六年，一九五七年我省农村几次整风、整党，都强调了阶级观点和阶级路线。一九五八年没有大搞整风，一九五九年春天整顿人民公社，主要解决政策问题，也没有深入地整顿基层组织和干部思想作风。一九五九年秋天贯彻执行党的八届八中全会精神，在农村中进行了总路线和社会主义教育，我们很注意这个问题，很强调在打击“五类分子“的破坏活动的同时，要集中火力，和一部分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开展斗争，揭发和处理了一些坏人坏事，改造了一些组织不纯的落后队。一九五九年我省遭受了七十年来未有的大旱，我们对生活问题，作过几次安排，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经过几次检查，发现问题总解决不透，相当一部分生产队群众“粮不能到口，钱不能到手”，主要的原因就是干部思想作风有问题。二月初我们在地委书记会议上提出了整顿干部作风问题，制定了十条规定。贯彻实行得好的地方把群众发动起来以后，揭发出了许多问题，使我们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决定开展以解决干部关系为中心的整风运动，当时也提到了这次整风是八届八中全会以后进行的总路线和社会主义教育的继续，是解决领导和群众的矛盾，进一步调整生产关系。运动开展以后，越搞越深，揭发的问题越来越多，正在这个时候，接到了中央关于反官僚主义的指示和主席对山东六级干部会议情况的指示，使我们进一步明确了这次整风运动的意义。党中央和毛主席反复教导我们，过渡时期的阶级斗争时紧时松，有时甚至很激烈，这种阶级还要继续斗下去，甚至要斗几十年。看来这一次农村的“三反”非搞不可，对于我们省来说，不搞“三反”就没有办法战胜春荒、夺取丰收，也就很难巩固人民公社，胜利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经过这一段整风，我们体会到，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性的关键，是领导下决心和放手发动群众。省委下了决心，还要下面各级领导机关下决心。许多地方领导干部亲自下去，摸清了一两个点的情况，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决心就来了。也有少数地方领导上总是下不了决心，一怕伤害干部积极性，二怕耽误生产，不敢放手发动群众，结果整风搞得冷冷清清，生活和生产也抓不上去，回过头来还是得搞整风。

　　我们根据整风搞得好的地方的经验，在运动中提出了在“三个条件”下，实行“五放手”。“三个条件”是：选拔好领导整风的骨干，真正依靠贫农，向群众交代好政策和在运动中掌握好政策。“五放手”是：放手让群众揭发坏人坏事；放手让群众批评有错误的干部；放手让群众表扬和选择干部；放手让群众参加管理工作；放手让群众讨论、制定必要的制度和纪律。现在的事实已经证明，领导决心越强，群众发动的就越充分；群众发动的越充分，对坏人坏事的揭发批判就越彻底，犯错误的干部转变就越快，群众对好干部就越拥护，生产就越搞得好。群众的生活也就得到了妥善的安排。

　　群众说得好：“在困难面前，最好的人、最坏的人，都现出来了。”我们在这次运动中，紧紧地抓住了两头：一头大插红旗，表扬、宣传那些立场坚定、大分无私、密切联系群众的好干部；一头狠狠打击坏分子，在领导力量上突出地抓住落后队的改造工作。好坏两头一抓，是非界限明确了，政策界限明确了，很自然地引导群众端正了对干部队伍的看法和对运动的认识，并且启发了那些有错误的好干部自觉地检查和改正自己的错误，在新的基础上和群众亲密地团结起来。

　　新洲县凤凰公社民主管理区第九生产队的支部书记董全蓉，就是一个坚决依靠贫农，全心全意为群众服务，十年如一日的好干部。去年春天，她自告奋勇到最落后的小队去帮助工作。她一去，小队干部就告诉她说贫农刘六姐劳动不积极，是个“落后分子”，程天顺、程贵林爱调皮，应当“整一整”。她想，水有源，树有根，这些人为什么“落后”、“调皮”，总有个原因。她到刘六姐家里去帮刘六姐看孩子、做家务，一天、两天，刘六姐说了真心话。原来刘六姐是个寡妇，四个孩子，浆、洗、吃、喝，一个人忙不过来，家里很穷，工具不全，劳动效率不高，一些富裕中农老说她懒，动不动整她一顿。程天顺、程贵林也是因为类似的原因，落得一项“调皮”的帽子。董全蓉了解了这个情况之后，很难过，她想：“贫农有困难，我们没有帮助解决，还说他们调皮落后，这怎么行？”她就从生产队给这个小队预支了一些钱，解决了一部分社员生产、生活上的困难，接着又帮助这具小队办起了食堂、托儿所。困难解决了，生活搞好了，群众的干劲越来越大。“落后分子”刘六姐当了妇女小队长，“调皮”的程天顺当了生产小队长，程贵林当了炊事员。经过一年的苦干，战胜了一百三十多天的大旱灾，全小队粮食产量比大跃进的一九五八年还增产百分之十五以上，从落后小队变成了红旗小队。她无微不至地关心群众生活，忘掉了自己。有一天，她的孩子不见了。她去找孩子，路过欧有梅的家，发现欧有梅的三个孩子都病了，病很重，眼看没有救了。欧有梅的丈夫正出外搞副业去了。董全蓉忘了自己的孩子，一心着急欧有梅的孩子。这时天黑了，大风大雨，打雷闪电。董全蓉冒着风雨雷电摸了五里多黑路，把医生请来。欧有梅手头没有钱，董全蓉把自己的孩子戴的项圈、手镯取下来卖了给欧有梅的孩子买药。欧有梅的几个孩子都治好了。欧有梅感动得流泪说：“毛主席，难为你给我们教出了这样好的干部！”从此，欧有梅也成了积极分子。

　　就在董全蓉这个管理区的第十生产队，有个队长叫刘家富，是个贫农，过去表现还好，后来慢慢忘了本，思想作风变坏了。他曾打过三个人，贪污多占八十多元钱，八尺布票、八斤米票，不在食堂吃饭，一九五九年一年只做了十几个工，还私自喂了一头牛，看来要越变越坏了。正在这时候，县委号召开展学习董全蓉的运动。他对照董全蓉检查自己，心里很难过，觉得对不起党、对不起群众，把贪污多占的钱都退出来了，每天带头劳动，三月份一个月做的工分超过了去年全年，还带头办食堂、吃食堂。他要把多占的八斤米票退出来，群众不要他退，说：“这留下吧，你的老婆要生孩子了。”他很受感动，工作更加积极，这次改选又当选为队长。

　　坚决依靠贫农，放手发动群众向坏人坏事作斗争的结果，全省五千六百二十一个落后队中，现在已经有百分之五十六左右初步从组织上改造过来了，这是一个极大的胜利。枣阳县太平公社李岗生产队在斗争三个坏分子的大会上，群众斗志昂扬，几次宣布散会都不肯散，最后自发地高呼：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人民公社万岁！食堂万岁！英山县杨柳公社胜前三队撤掉了原任支部书记和财经队长两个坏分子，从贫农积极分子中选拔了新的领导以后，群众喜欢若狂，他们写大字报说：“贫雇三种人，当家做主人，政权再不让别人。”过去这个队贫农议论的中心是“过不开日子”，现在议论的中心是“怎么把家当好”。狠狠地打击坏分子，正是保护和发扬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对坏分子不气愤、不斗争，就是对人民群众的残忍，就是对那些有错误的好干部不爱护、不挽救。在这里我们得到了一个深刻的教训，就是在干部工作中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依靠贫农的阶级路线。要坚决从贫农中选拔优秀的干部到领导岗位上来，确立贫农的领导优势。要用最大的决心和努力去培养贫农干部，提高他们的政治水平和文化水平，再不受“会说、会写、会算”的富裕中农和坏分子的气。在选拔干部或处理干部的时候，一般地要经过群众，发扬民主，按照贫农的意见办事。要根据党的领导和群众监督相结合的精神，切实改进干部管理工作，尽可能地做到使阶级异己分子和坏分子没有空子可钻。

　　这次整风运动中，发动贫农、依靠贫农的一个很好的形式，是以生产队为单位召开贫农代表会和以生产小队为单位组织贫农代表组以及食堂管理委员会。只有组织起来，才能发挥贫农的力量，体现贫农的领导优势。今后我们打算采取社员代表会议和社员代表小组的（贫农、新老下中农占绝大多数），把这一个经验巩固下来，形成比较完善的以贫农为骨干的民主管理制度。

　　在政策上，我们对有错误的好干部采取教育为主、治病救人的方针；对坏分子的处理采取严肃认真、实事求是，按照情节轻重区别对待。这样执行的结果，已经结束整风的生产队初步统计，受开除党籍、留党察看、撤职（包括非党干部）处分的大约占百分之五，逮捕法办的大约占百分之零点二，另外在改选中选掉的干部大约也占百分之五，体现了保护绝大数干部积极性的精神。对贪污多占的，我们这次强调一定要全部退出，一次退不起的，也要打条子分批退出。到现在为止，贪污的现金已尼退出约百分之四十，粮食已退出约百分之三十三。这一条是群众的要求，也有利于教育干部。

　　群众发动起来了，坏分子清除了，干部作风转变了，生产的面貌也很快改变了。现在食堂普遍办起来了，农村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参加了食堂。全省农村二十三万个食堂中，第三类食堂（只能吃到半斤米，没有菜和代食品，柴火也不大够）只占百分之十四左右。再努一把力，这少数第三类食堂也可以赶上去。一九五九年分配未兑现的原来有一万三千五百九十五个队，现在已有百分之六十五的队全部兑现了，百分之二十六的队兑现了一部分，完全没有兑现的队只有百分之九了。一九六○年一二三月份的工资，已经有百分之七十八点七的生产队发下去了，平均每个生产队发到一万元左右。群众说：“现在饭也吃饱了，气也出了，干劲也来了。”整风不仅没有耽误生产，而是有力地促进了生产。今年的春播工作比去年抓得早，抓得好。截止四月二十一日统计，全省早稻播种已完成计划的百分之七十二点四，棉花播种已完成计划的百分之八十。各种作物的播种，一般的比去年提早了一个季节。现在各地干部和群众正在结合整风，热烈地讨论大面积平衡增产问题，誓夺一九六○年的大丰收。

　　我省农村前一段的整风已经收到了很大效果，证明中央关于反官僚主义的指示、关于召开六级干部会议的指示，是完全正确的。下一步我们打算一方面继续把生产队一级的整风整到底，同时就开始管理区以上各级领导机关的整风。

　　生产队的整风必须搞深搞透，不获全胜决不收兵。现在正在进行的，要抓紧搞。已经搞了的，据初步检查，大约有百分之八的队没有整好，需要补课，不能滑过去。整得比较好的队，也还要进一步从思想上组织上和制度上进行建设，以巩固整风的成果。

　　在生产队整风的过程中，联系着揭发了不少上面领导的问题，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共产风、命令风、浮夸风也是相当严重。郧阳景阳公社是个重灾区，党委书记魏光才总是向县委报告生活安排好了，最近县委下去检查，发现非正常死亡一千多人。群众没有吃的，公社却盖了二十六间楼房，过春节时十几个公社干部吃了二百斤猪肉、五十斤羊肉、五十斤鱼、五十斤酒，还放了四十多元钱的鞭炮。有一个社员拿了公社一点干粮吃，党委书记亲自动手吊打。当阳、远安两县初步调查，十一个公社从生产队无偿抽调的东西有耕牛七百四十二头、骡马驴三百零三头、猪八百八十七头、羊二百一十一只、鸭一百七十四只、大中型农具一千一百一十四件、马车板车四百六十五辆、房子六百三十九间、现金一万六千多元、粮食六万三千多斤、耕地六千五百二十亩，另外还抽调了二千一百九十六个劳动力到公社农场。管理区以上各级领导机关的整风，也势在必行。在城市三反的试点工作已经开始，五月或六月可以全面展开。情况另报。

　　省的六级干部会议已经在四月二十日开始，打算解决三个问题：先以阶级观点和阶级路线为中心，解决干部思想作风问题；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运用阶级观点和有分析的方法，讨论解决政策问题和党的建设问题。讨论干部思想作风问题这一段，王任重同志作了“做一个共产主义的革命战士”的报告，着重讲了阶级观点和阶级路线问题。到会干部反映很好，说这一次“找到了根子，明确了方向，学会了办法”，纷纷联系思想和整风中的情况检查自己，……（下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