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共张家口市委关于反右倾整风运动和农村整风运动的综合报告（代1959年第四季度工作综合报告） 　　根据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决议和省委一届八次全会决议，我们在党内广泛深入地展开了以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右对倾机会主义斗争为中心的整风运动。同时在农村展开了两条道路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三个多月以来，已经取得了很大成绩。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农村的反社会主义分子已经被揭发和斗争，一部分干部的严重右倾错误也受到了严肃批判。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已经深入人心，全党全民受到了一次极为深刻的教育。在提高政治思想觉悟的基础上，鼓足了更大的革命干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都在不断地出现新的跃进高潮。整风运动的结果是政治、经济双丰收。目前不率在政治思想战线上和在经济建设战线上，形势极为良好。刚刚跨入新的年度，就又出现了开头红的新局面。可以肯定，经过这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整风运动，1960年社会主义建设必将实现继续跃进。 ## 现将党内整风和农村整风运动的情况报告如下，作为我们1959年第四季度工作向省委的综合报告 ## （一） 　　一、党内反右倾整风运动的发展是迅速的，健康的，较之以往任何一次运动都深刻。 　　1．省委一届八次全会（扩大）以后，随着普遍传达贯彻八中全会和省委全会的决议，全党开始了学文件、反右倾、鼓干劲，掀起增产节约运动的新高潮。市委在9月下旬至10月中旬，先后召开了常委扩大会议和全会扩大会议。会上集中地揭发批判了原市委第一书记葛启同志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彻底揭露了原市委书记处书记，阶级异己分子史万修的反党罪恶活动，并且把他斗臭了。会议开得很成功。为了深入揭发批判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并肃清葛、史思想毒素的影响，10月下旬在市直和县（区）级机关、厂矿企业、学校中，深入发动了群众，普遍掀起了大鸣大放、自我交心、互相揭发的高潮。公社干部的整风运动从11月初也陆续展开。全市93．39％的党员干部参加了这次整风运动，在充分鸣放、彻底揭发的基础上，进行了重点批判。到12月底，全市共揭发出了重点批判对象572名，占党员干部总数2．89％，根据省委规定的确定重点的六条标准，经过审查最后批准的是464名，占党员干部总数的2．33％，其中已初步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29名（正式批准10名）占重点人总数的6．25％。严重右倾的247名，占重点人总数的52．23％，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150名，占重点人总数的32．33％。这次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是人民内部矛盾，但也联系到敌我矛盾，据初步排队：阶级异己分子、坏分子、反党分子和不可救药的蜕化变质分子有33人，占重点人总数的8．19％，从市县区各系统看：（不包括公社级） 　　党群系统重点人33人，占党员干部总数的2．29％ 　　国家机关重点人81人， ” 2．68％ 　　工业系统重点人106人， ” 1．90％ 　　财贸系统点人32人， ” 1．59％ 　　文教系统重点人55人 ” 3．46％ 　　其它（农干校、农科所、官厅、林场）重点人8人，占党员干部总数的2．92％。 　　按464个重点对象已经结束批判的437人，占重点人总数94．18％。目前，绝大多数单位，已经转向了深入学习、专题辩论，系统提高的阶段。除个别进度较慢的单位以外，一般单位的整风运动，可以在春节以前结束。 　　2．运动一开始，我们就注意了抓各级领导骨干的问题，因为这些人是当家作主的人，他们对于党的路线方针的贯彻执行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次党内斗争的中心问题又是路线问题。只有把各级、各部门的领导核心问题彻底搞深搞透，才能进一步加强党的团结，保卫党的总路线。市委全会首先解决了葛启同志和史万修的问题。在各县区委和公社党委的扩大会议上除了解决县区委领导核心中的问题外，对公社党委主要领导干部的问题也同时进行了揭发和批判。当然，右倾思想不仅在领导干部中存在，在一般干部中也是比较普遍的，因此，在这次整风运动中，除了彻底解决领导骨干中的问题以外，对一般干部中的严重问题，也进行了揭发和批判。不过，事实证明，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犯有严重右倾错误的人，在干部队伍中是少数，在一般干部中则更少。464个重点人中有市委级干部2人，占同级干部总数的4．55％，市直局、处长级干部26人，占同级干部总数的6．03％，县区委级干部19人，占同级干部总数的7．45％，县科局长级干部96人，占同级干部总数的7．15％，公社正副书记、正副社长43人，占同级干部总数的7．12％，一般干部278人，占同级干部总数的1．97％。 　　3．右倾机会主义、严重右倾错误都是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分不开的。有严重个人主义的人不会有革命干劲，也不可能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总路线，他们对党的领导和党的团结起着破坏作用，有的已经发展成为反党分子。因此，在批判右倾思想的同时，对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也进行了挖掘和批判。 　　4．这次运动揭发出来的问题表明，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虽然是极少数，但是他们的影响和危害很大。事实证明，这次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是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在整风运动以前，右倾思想和右倾活动已经发展到相当严重的程度。市委书记处有两个书记有严重问题，全市11个县区，有两个县委的书记处有严重问题，99个公社有22个公社的23个书记有严重问题。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从1959年1月以来，直到8月省委全会以前，越来越猖狂的对党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进行了一系列的攻击。他们认为58年的大跃进是“打了一年消耗仗”“违犯了客观规律”，带来了各方面的“比例失调”和“全面紧张”，“成绩越大，教训越深”，大办钢铁是“得不偿失”，公社是“强奸民意”，是领导上强迫命令轰起来的，他们的结论是人民公社“办早了”，“办糟了”。因此就大砍共产主义因素，主张核算单位越小越好，取消部分供给制，解散集体福利事业，主张搞大自由。全市农村的公共食堂曾经发展到24733个，加入食堂的户数达到总户数的98％，而到了反右整风以前解散了90％以上，留在食堂的户数只占总户数的2．64％。整社期间不该退给私有而退回私有的大牲口5400多头。他们反对大搞群众运动，对积极分子横加指责和打击。葛启同志对犯错误的干部不是从教育出发，而是主张“惩办一批”。阶级异己分子史万修在蔚县、张北背着市委取消了部分供给制，实行完全按劳分配的办法（下边有些抵制），并在张北大肆镇压群众运动，对基层干部实行了“撤职、开除、逮扑、入库”的所谓“八字宪法”。阶级异己分子史万修供给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葛启大量的黑暗面的材料，助长了葛启同志的错误路线的发展，反过来，由于葛启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又给了史万修以可乘之机，因而史万修就更加横行霸道，为所欲为。 　　犯路线错误的同志，都犯有组织上的错误，他们抗拒上级党的指示，违犯集体领导的原则，甚至公开诬蔑党的领导，葛启同志攻击中央和省委不了解情况，主观主义，甚至诬蔑党是主观战斗精神。市民政局副局长、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谢运章更恶毒的攻击党，说共产党“比国民党还恶，在国民党时期，逃荒的只是个别地方，公社化后人民生活都不好了，全面荒，逃都没处逃”。在厂矿、学校比较普遍的问题是坚持一长制，反对党的集体领导，探矿机械厂厂长，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杨义来，顽固地坚持一长制，反对党委领导，他说：“厂长是一厂之主，党委是专作政治工作的，不能解决具体问题，党委喊口号，行政上不能跟着喊”。该厂党委决议增产节约指标为550万元，杨私自改为250万元。 　　除了极少数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以外，也还有一少部分干部，在大风浪中，发生了严重动摇。这些同志的错误正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借以活动的市场，反过来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又给了他们以很大的影响，助长了他们的错误观点。 　　一部分干部所以在历史紧要关头犯了严重错误，最基本的原因是：出身于非无产阶级的家庭，入党以后阶级立场和世界观没有得到根本改造，个别的虽然出身成分较好，但长期以来背着“老资格，成分好”的包袱，不求上进，政治上衰退，以至走向反党反社会主义道路。 　　在这次整风运动中，根据我们地区的实际情况，我们充分注意到了以下几个问题。 　　1．葛启同志的错误路线和史万修的反党罪恶活动，影响很大，尤其在坝上地区影响更为严重，葛启同志到处传播他的右倾机会主义观点，并公开发表文章，一度造成了思想上的混乱和某些政策上的错误。在干部政策上实行了惩办主义。在农村某些方面违背了“大集体小自由”的原则（突出的是公共食堂问题）。由于我们估计到了他们的影响，所以为了彻底肃清这种影响，就不能麻痹，就必须坚决把这次斗争进行到底。 　　在运动中，我们发现一部分干部确实在葛、史的影响和指使下，传达了葛、史的错误言论，并且有的执行了他们的错误主张，特别是在坝上地区，6、7月间史万修在那里发动了所谓“整风”运动，所有干部人人检讨58年的“错误”，凡是当时检讨的，现在几乎都有错误言论。对于各种错误言行必须坚决加以揭露和批判。但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如果把这些不加区别的统统加以批判和斗争，就必然会把许多好同志推到另一方面去，以致脱离大多数，违背党的政策。所以，我们提出了三条原则，第一，重点批判面在一个县区不超过党员干部总数的3％；第二，对那些基于组织服从自觉或不自觉的传达了葛、史言论的同志和那些本身就有右倾，受到葛、史影响发生共鸣，并积极为葛、史搜集材料，发展葛、史的现点的人严格加以区别；第三，坚决贯彻执行“批判从严，处理从宽”的原则，对那些犯有严重或比较严重的右倾错误的同志，只要认识了错误，检讨的好，决心改正错误，就放过去。 　　葛、史影响虽然很大，但是在中央和省委的正确领导下，一九五九年在经济建设上仍然取得了继续跃进的成就。葛启同志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给广大干部思想影响最大，但在实际上除了食堂散伙以外，在农村退牲畜、退树木，大量发展自留地等实际走资本主义回头路的还是少数的或个别的。这是因为：第一，中央和省委对于农村各项政策的指示是及时的，规定是严格的，一直贯彻到基层，各级党组织根据中央和省委的指示，对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给了一定的抵制。第二，葛启同志是从59年3月以后才主要抓农业，当他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农村具体政策上还没有系统起来的时候，中央就提出了反右倾，停止了他的错误路线的发展。第三，史万修是管农业的书记，但主要抓农业的是刘一鸣同志，在一些全面的重要政策问题上，史万修不能完全作主，他只是在他活动的坝上地区和蔚县背着市委搞了若干错误政策，而且也受到了基层组织的一定的抵制。 　　2．在这次斗争中，我们强调了放手发动群众，大鸣大放，自我交心和互相揭发。这样作的结果，使广大党员干部弄清了大是大非，检查自己的模糊认识、右倾情绪和个人主义，提高了思想觉悟，揭露了重点批判对象，挖出了右倾机会分子和其他各类分子，推动了运动的深入发展。凡是问题比较严重的都进行了重点批判，批判方式是中、小型会议为主，摆事实，讲道理。在批判过程中，我们注意到有些材料的事实和情节有出入，这在大鸣大放时期是难免的，但在批判时，特别是在运动后期，就需要加以甄别。这样作的结果证明，有些人材料确凿，死不承认，经过对证使他无法反案了；有些材料不实，经过查对，去伪存真，使被批判者心服口服了。所以，发动群众与甄别材料相结合，把材料落实，才能正确的贯彻执行党的政策，也不致在运动中长期顶牛，不致在运动后遗留大量问题。 　　3．在厂矿学校中：坚持一长制反对党的集体领导是这次斗争中比较突出的一个问题。在运动初期，几个大厂矿的厂矿长几乎都有问题。经过检查，确实有些人存在着严重的一长制残余，但也有些是属于认识问题。有的把厂长和党委书记之间的某些意见不一致，认为是反党。有的认为厂长只管生产是不问政治的表现。对于这些问题，我们也作了区别。确实属于坚持一长制反对党委领导的，必须坚决加以批判，但如果厂长对党委决议执行很好，对书记有些不同意见，则不能认为是反党。书记和厂长的关系，作为书记是党委的核心来讲，对厂长有领导关系，但作为集体领导的党委制来讲，厂长是党委委员，又不是领导关系。因为厂长分工管生产，过问生产多是实事，但不能因此认为是不问政治。如果单纯业务观点反对群众运动，主张按步就班的去搞生产，则是错误的。 　　4．犯路线错误的同志，右倾思想是顽固的。因为他们自以为是真马克思主义，批评别人是假马克思主义。他们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是很深的。现在要让他们改变并不是经过几次斗争会就可以解决问题的。葛启同志就是先不承认事实，后来承认了事实，而不承认有反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思想，不承认反党。因此必须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错误事实和观点集中起来，提高到理论原则，加以系统的批判，我们已经针对葛启同志的论点组织了十四篇理认文章向他开展了辩论。经过辩论，他已经基本上认输了。 　　5．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对公社、管理区、生产队的干部关系非常密切。这三级司令部是农村直接当家作主的，他们当中的一少部分人确实代表了富裕中农的利益，起来反对“三面红旗”，替农民“叫苦”。过去的历次整风运动对这些领导干部的整顿都不象这次整风这样深刻。这次采取了三级司令部一锅 的办法，集中十天左右的时间，先解决领导骨干的问题，然后搞一般干部的问题，一次解决不彻底的又进行了补课，这样作的结果，效果很好。在公社整风中，发现有的干部在揭发批判时把社中一些正确的政策也当作右倾加以批判，也有的怕反右倾，正确的意见也不敢坚持了。对这两种情况我们都及时进行了纠正。 ## （二） 　　农村以两条道路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为中心的整风、整社运动，从59年11月开始，分两批进行。目前少数生产队已经结束，大部正在鸣放辩论，一部分正在整改阶段。两个多月以来，已经取得了很大成绩。一小部份反社会主义的富裕中农分子，农村党内代表富裕中农利益的人，隐藏在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和各种坏分子都已经或正在受到揭发、批判或清洗。全市揭发出来的重点批判对象10133人，占农村总人口的0．4％。其中已经批判结束的1780人，其余正在批判或准备批判。在这次斗争中，农村广大干部、党员和广大群众受到了一次极为深刻的教育，政治思想觉悟大大提高，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言行已被彻底搞臭，社会主义在农村的阵地更加巩固了，人民公社更加巩固了。 　　公社化是社会主义革命更加深入的发展，当公社化以后，要彻底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时候，一部分反社会主义的富裕中农就起来反抗，他们的反动的资本主义思想在劳动农民中有很大影响，而且这种思想影响直接反映到了我们党内。在富裕中农的背后，还有地主、富农的支持。他们反对社会主义的表现形式，最主要的就是反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反对政治挂帅，反对大搞群众运动，反对粮食政策，瞒产私分，强调“自由”反对集体，发展私有生产资料，企图退回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因此，当社会主义革命进入新的阶段的时候，贫农、下中农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要求和富裕中农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反动思想，就成为农村阶级斗争的主要矛盾。经过这次斗争，贫农、下中农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更加坚定了，一部分富裕中农见于大势所趋，也放弃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企图，少数反社会主义分子已经孤立起来。对这些反社会主义分子的批判方式是摆事实，讲道理，不打不骂，一般的是小会辩论，选择最典型最有教育意义的人进行大会辩论。对于贫农和下中农出身，一时觉悟不高，受到富裕中农的影响而犯有严重资本主义思想的人，采取了回忆对比的方法，正面教育，不进行重点批判，经过教育是容易觉悟过来的。 　　在这次整风整社中，我们强调了先抓三类队、三类支部，因为这是农村资本主义的堡垒，必须集中力量首先加以解决。全市2060个生产队中有三类队261个，共有农村基层支部3837个，其中有三类支部248个。第一批搞了三队175个、三类支部214个。在这些落后支部和落后队中的特点是富裕中农在思想占着领导优势。其中也发现有少数的支部（全市34个）严重的组织不纯，地富、反、坏掌握领导权。如问题最严重的崇礼区西湾子公社太平庄支部，45名党员有22名有政治历史问题（当过敌人的军政人员17名，投敌叛爱分子2名反动道教徒3名）。小队长郭进才与地、富分子勾结起来，把集体养的猪、鸿、鸭退回到户，让社员自搞副业，不参加集体生产。大队长（支委）孙贵偷杀生产队的公有羊。由于党内这样不纯，坏分子乘乱破坏，挑拨离间，害死耕牛，这个生产队原来正气不能抬头。经过这次整顿，纯洁了组织，正气上升，邪气被压下去了，生产情况大有好转。 ## （三） 　　整风运动直接推动了工农业生产的新高潮，市场情况日趋繁荣。在工业方面，全年总产值61686．6万元，比一九五八年增长了9．59％，其中第四季度的产值占全年总产值的32．59％，相当于反右倾以前的第三季度的155．31％。在主要产品方面，全年生产生铁38·7204吨（包括锰铁11100吨），比1958年增长53．58％，其中第四季度又比第三季度增长53．51％，原煤全年生产1846625吨，比1958年增长24．47％，其中第四季度又比第三季度增长18％。57种主要工业产品除10种没有完成计拟外，47种超额完成了全年跃进计划。交通运输方面：1959年铁路货运量比58年增长68．10％，公路货运则比58年增长52．51％。在工业战线上开展了以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为中心内容的高产、优质、低成本、安全生产竞赛运动，在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中，又提出了“学、赶、超、帮”的口号，所以保证了群众运动的持续发展。在农业方面，全年粮食总产量达到22亿斤，比58年增长4％，油料总产量8000万斤，比58年增长2．5％。秋收以后，掀起了大搞水利、积肥和多种经济的群众运动，劳动出勤率达到了115％。全年多种经济总产值19350万元，比58年增长2．3倍，其中第四季度完成8981万元，相当全年产值的46．41％。59年夏季到年底积肥1200亿斤（平均每亩7000斤），其中第四季的积肥数量就占三分之二。水利建设，到年底已完成大小工程4858处，可以扩大浇地面积105万亩，改善面积51万亩，宣化的芦山大渠长达68华里，工作量128万方，全长43坐建筑物，原计划两年完成，党的芦山会议以后，发动了农、工、商、学、兵和机关干部1万多人上阵，只用了四十五天就完成了干渠工程，这条大渠灌溉面积7万亩。现在全市水利战线仍有35万民工，除了小型工程以外，正在施工的大型工程20处，中型工程39处。1960年全市的水地面积可以达到总耕地面积的34％，其中将有300万亩实现园田化。养猪业发展很快，九月底实有生猪59万口，第四季度国家收购肥猪6万多口，到年底圈存生猪75万多口。粮食征购任务已经完成62300万斤，商业全年购进总值超过年计划16．4％，比58年增长18．5％，市场另售总额比58年增长15．6％。 　　总之，目前形势极为良好。我们一定要把整风运动进行到底，抓住整风以来政治战线和经济战线上出现的大好形势，进一步贯彻党的总路线，坚持大搞群众运动，迎接1960年新的更大跃进。 　　主送 河北省委 　　（共印 50分） 　　抄送 各县、区委。市委整风办公室。 　　来源：本件12页 中共张家口市委 1960年1月16日印发 　　· 来源： 　　河北省某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