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共山东省委肃反领导小组关于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运动的总结报告（一九五五年七月至一九六O年九月）

　　我省的内部肃反运动，在中央和省委正确的领导下，遵循着毛主席规定的：“提高警惕，肃清一切特务分子，防止偏差，不要冤枉一个好人”的原则，遵照中央制定的一整套正确的方针、政策、路线，根据阶级斗争的发展规律，从阶级斗争的实际情况出发，自一九五五年七月开始，便在全省范围内，自上而下，分期分批，大张旗鼓地进行了五年的紧张斗争，从这一阶段的斗争讲，已经胜利地结束。

　　这次伟大的群众肃反运动，是阶级斗争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完全符合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的。解放以后，我们虽然肃清了很大一部分公开暴露的反革命分子，但暗藏在我们革命队伍内部的反革命分子还未来得及清理，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飞速发展，有些部门又不断吸收新人员，致有一批反革命分子乘机混入了我们内部。正当我国社会主义革命高潮到来的前夕，阶级斗争呈现尖锐、紧张时，这些反革命分子便蠢动起来，与社会上的反革命分子相呼应，向社会主义事业发起了猖狂的进攻，进行各种破坏活动。就全国来说，潘汉年、杨帆反革命集团和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被揭露，更进一步暴露了在我们内部还暗藏着相当数量的反革命分子。这些事实都说明肃反运动是一场必不可免的斗争。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敌情的揭露，广大干部和职工群众擦亮了眼睛，提高了革命警惕性，先后积极地坚决地投入了对反革命分子的斗争。五年来，我省参加内部肃反运动的总人数共达三百余万人，运动是分作五批先后在省、地（市）、县、区、乡级的机关、厂矿、企业、学校和公私合营企业、手工业及五八年大跃进中新建扩建的厂矿、企业中开展的，至一九五九年九月群众性的运动结束后，为了巩固肃反运动的伟大成果，总结运动的丰富经验，加强对反、坏分子的控制和改造，有利于今后对敌斗争，我省各级肃反组织又在肃反运动的后期，认真地进行了各项善后工作。

　　五年肃反斗争的历史事实证明，党中央发出的肃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是完全正确的，肃反运动所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经验是丰富的。肃反运动的伟大胜利，是党的肃反斗争理论和实践的胜利，是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在我国的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肃反运动的伟大胜利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纯洁革命组织，保障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发展，保卫和促进社会主义建设大跃进的顺利进行，都起了重大作用。正如毛泽东所说：“我们在肃清反革命方面的成功，无疑是我们国家巩固的重要原因之一。”

## （一）

　　我省内部肃反运动取得的伟大成绩，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第一，在我们内部比较彻底地肃清了反革命分子。运动中清查出了33,265名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加上肃反运动期间以社会镇反方式从内部肃清的3,066名反革命分子，共计36,331名，占参加运动总人数的百分之一点一八。还有415名重大反革命嫌疑分子，因牵扯海外关系，运动中没有查清，已移交公安机关继续进行工作。

　　在清查出的反革命分子当中，特务间谍分子就有6,472名，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是美蒋特务组织中的骨干，并接受过潜伏任务。例如从掖县联合诊所查出的曾为中央公安部通缉的军统特务分子祝学圣，就是军统河南站的中校股长。一九三七年即从事特务活动，全国解放前夕，他烧毁特务机关的原始档案，两次部署潜伏任务，仅在河南和徐州等地就布置了16个潜伏组，并不断去各地分发潜伏经费，指导特务活动。解放后，祝犯潜至掖县，披上了医生外衣，混入了我内部。从青岛市清查出的潜伏特务分子黄象鑾，是中统鲁东区室第三组组长。青岛解放后，接受潜伏任务，妄图组织“游击队”，迎接蒋匪“反攻大陆”。再如从黄县诸由区供销社查出的中统特务分子王兆丰，曾任蒋匪新疆警务处少校股长，是一个在新疆参与匪首盛世才制造的“四一二”、“榆林”等四次大逮捕案的主要罪犯，也是一九四三年亲自跟踪、监视到逮捕陈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同志的罪魁。从昌潍地区查出的肃反前在公路总局第三工程局潍县桥公所任技电工的许经铮，是一个曾在“中美合作所第六特种技术人员训练班”受过专门训练的特务分子，解放后，又参加了蒋匪“保密局厦门直属小组”，曾多次接受任务，到我梅林海防和漳州飞机场搜集情报，并偷摄了我鼓山海军基地照片，供给蒋匪特务机关。为此，许犯曾受到蒋匪特务机关的“奖励”。清查出这样大批的美蒋特务分子，无疑是保证社会主义事业顺利的重要条件之一。

　　在清查出的反革命分子当中，有身负血债的反革命分子10,366名，其中有1,915名是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主谋或积极参与制造大屠杀的血债累累的反革命分子。例如从聊城地区查出的反革命分子庞志升、赵乾英和特务分子王加，就是一九四五年勾结和指引日寇在我省茌平县制造“张楼惨案”的主要罪魁。这是一件令人发指、残不忍暗、灭绝人寰的大惨案，被惨杀群众333人，杀伤群众271人，捕去群众264人，烧毁民房2,743间。伟大的肃反运动，清查出并惩办了制造这一惨案的罪魁和重大犯罪分子二十余名，这就为死难的烈士报了仇，为广大人民雪了恨。从济南铁路局建筑段清查出来的曾任蒋匪金乡县自卫团副中队长的反革命分子李绍堂，在一九四六年冬金乡城解放前夕，率领蒋匪军在一夜之间屠杀了被监禁在敌狱中的我革命干部和群众360余人。从苍山县查出的骗取了县农业局副局长职务的反革命分子侯德俊，在蒋匪51军充当便衣时，刺探我军政情报，以致造成了一九四一年十月我鲁南区党委书记赵镛同志等14人遇害的“银厂惨案”。类似这样惨案，全省在内部肃反运动中共清查出了202起。

　　在查出的反革命分子中，有现行反革命分子753名，他们不仅在历史上有严重的反革命罪行，混入人民内部后，又寻机进行重大的反革命破坏活动。例如从德州卫运河工程事务所清查出的窃取了工程股长职务的中统特务分子刘兰甲，在一九五五年进行卫运河堤防春修工程时，偷改图纸，将应修×堤的地方改为不修，致在洪水猛涨时，河堤脱坡、下沉，严重地威胁着两岸人民的生活财产和津浦、德石铁路的安全；同年八月中央和省派员前去研究治理措施时，他又将真实的水文资料匿藏起来，结果估错了水位，造成了浪费二十余万个劳动日的巨大损失。从淄博矿务局清查出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苏宝金，一九五五年利用岩心鉴定员的职务之便，伪造资料，进行技术破坏，使三个钻孔和420公尺巷道全部报废，给国家造成了几万元的巨大损失；更为严重的是使寨里煤矿的开拓工程停工半年，影响生产计划的完成。从青岛铁路局清查出的曾任国民党区分部书记、中统胶济路小组组长的特务公子李树芳，经常收听台湾广播和美国之音，他听到蒋匪要潜伏在大陆上的匪特分子都为蒋党作“一件事”后，便利用车电员职务之便，将一块石头塞进电机内，破坏机车电机，企图造成灭灯事故，打乱全国运行图，破坏铁路运输计划。

　　在运动中，还查出了52个有组织、有纲领、有计划的现行反革命集团，其成员378名，这些反革命集团当中有31个是在“匈牙利事件”以后组成的，他们妄图组织武装暴乱，在我国制造“匈牙利事件”。例如在章丘县小学教师中查出的“中华民族正义者同盟”，他们散发过反动漫画、传单，印制了“宣言”和“告人民书”，并密谋抢劫银行，夺取我干部枪枝，甚至自制炸药，两次阴谋炸毁平陵城铁路大桥。这个集团的首要分子刘国亨被我逮捕后，还在监狱里成立“突击队”，两次组织越狱，由于被我发觉未逞。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在清查出的这些反革命分子当中，有1,677名反革命分子已混进党内，有598名混入共青团内，不少的已经钻进了要害部门和窃据了领导职务。其中属地、县委管理干部名单以内的有201名，属于省委管理干部名单以内的有8名。例如从省政协查出的前秘书处副主任吴霜，是一个老牌特务分子。前惠民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崔茂斋，也是一个特务分子。即墨县查出的反革命分子中，有窃取县委的部长、县人委的科（局）长、供销社主任、区委书记、副书记、副区长、区委委员等职务的16人。骗取乡长、站长、所长、经理、完小校长、县委干事、县建委秘书、县社科长及相当区一级的干部39人。再如烟台港务局共190人，查出了14个反革命分子，占总人数的百分之七多。这个局的电台报务主任、船长、总会计三个人都是潜伏特务分子，作外轮工作的商务科长是一个反革命分子，另外五个外轮工作人员中，有四个反革命分子。让反革命分子窃据了要害部位和领导职务，就意味着敌人在我们革命堡垒里面埋下了按照敌人意志活动的“定时炸弹”。肃反运动清除了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的这些隐患，使我们避免了许多难以预料的损失，保证了我们事业的胜利前进。

　　在肃反运动中，我们还查出了普通反革命分子8,492名，其他刑事犯罪分子和反动分子398名。根据这些人的反动政治面目和一定的历史罪恶，本应予以惩办，鉴于对敌斗争形势的发展，人民群众觉悟程度的提高，人民民主政权的巩固，根据中央的政策策略精神，从宽处理，不以反革命分子论处，只在群众中揭露这些人的本来面目，批判其历史罪恶。这样，既有利于分化瓦解和孤立敌人，又教育群众提高了革命警惕。

　　在肃反运动中，还缴获了反革命分子的大批武器和反动证件。计有电台7部，机枪两挺，长枪280支，手枪354支，子弹26,399发，还有炸药、密写药、毒药、变天账、各种反动文件、委任状、反动标语、反动诗画，以及反革命分子作为活动经费的大批黄金、白银。

　　第二，在运动中，弄清了334,377人的政治历史问题，使这些人放下了历史包袱。他们经受了运动的教育，提高了觉悟，坦白交代了他们过去隐瞒的政治历史问题后，划清了敌我界限，积极投入了对反革命分子的斗争。这样就大大缩小了群众运动的后进面，有力地分化孤立了敌人。

　　由于查清了这些人的政治历史情况，建立、补充和整理了一大批人事档案，使党的组织更加全面了解与熟悉了干部情况，同时也加速了审干工作的进行。

　　由于我们严肃谨慎地贯彻执行了毛主席教导的不枉不纵的政策精神，实事求是地作出了结论，因此，通过肃反运动，调动了他们的积极因素，积极投入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例如青岛十四中教员李鸿成，历史上曾干过敌伪职员，但他在旧社会为抬高他的“身价”，对他的左邻右舍教员李鸿成，历史上曾干过敌伪教员，但他在旧社会为抬高他的“身价”，对他的左邻右舍吹嘘他是个“特务”，他还发展了两个人作为他的“特务”。在肃反运动中，他发展的两个“特务”检举了他，经过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最后给他作了实事求是的结论。李鸿成感激党感激政府，反右派时，他向报社写了“我这个冒牌特务在肃反运动中查清了”的文章，驳斥右派分子攻击肃反斗争的无耻谰言。再如省交通厅干训班报务教员丘伯凯，历史上曾干过伪电台报务员，他在旧社会为抬高“身份”，伪造了两张登记表，一张是曾干过国民党山东省部干事兼山东电台台长；一张是曾任国民党青岛市区党部书记。肃反中，从敌伪档案中查出这两份材料，组织上花费了很大人力、物力进行查证，最后实事求是的给他作了结论，丘伯凯放下包袱，积极工作，多次当选为先进工作者。据全省不完全统计，在一个年度里，因查清历史、放下包袱、积极工作、成绩显著而当选为先进工作者的就有5,750名。

　　正确地处理这几十万人的政治历史问题，不仅有利于扩大肃反斗争队伍，进一步地暴露、孤立敌人，而且有利于调动他们积极地投入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第三，提高了广大干部、群众的阶级觉悟和革命警惕性，广泛深入地教育发动了群众。

　　由于广大群众的阶级觉悟和革命警惕性的提高，全省共有592,794人提供了1,146,015件检举材料，其中检举反革命问题的即有381,312件。在坦白检举中还有14,725人大义灭亲，检举了自己的亲属。这就为肃反运动奠定了可靠的物质基础。由于广大群众参加了肃反斗争，一些隐蔽较深的反革命分子，也逃脱不了群众的雪亮眼睛。例如在日照县查出的身负六十二条人命血债的反革命分子杨寿亭，伪装卜封先生，潜入日照县偏僻山村的一座古庙里，他为了进一步麻痹群众，到村子里给群众代写书信，进而成了民师，以后又混入小学教员队伍。与此同时，他家里为他出了假殡，逢节日还到坟地去烧香纸。在肃反运动中，广大群众抓住他平日说他是“无父母、无籍贯的流浪儿”，以他在古庙里留下的“山院黄昏夜思情，孩娘绣房对孤灯，路途相隔几百里，各自凄凉在梦中”的诗句，揭破了他的谎言，撕下了他的画皮，最后查明他原是昌邑县杨庄的大地主、还乡团杀人犯杨立福。再如从莱阳粮食局查出的反革命分子朱光建，同样是以改名换姓出假殡等鬼把戏蒙蔽群众多年，当广大群众提高了警惕性以后，从他老婆的突然怀孕分析追究，这个亲手枪杀过我农会主任、村团长、民兵积极分子等十余人的反革命分子才显了原形。

　　第四，培养与锻炼了大批干部，建立了一支强大的肃反工作队伍。全省专职肃反干部47,051名，还有一大批积极分子参加了肃反工作。五年来，他们在肃反工作岗位上，发动教育群众，领导群众同反革命分子斗争，审查材料，甄别定案，进行艰苦细致的调查研究等等，表现了勇敢机智、百折不挠、埋头苦干、任劳任怨的斗争精神，甚至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单在外出调查工作方面的事迹就是不胜枚举的。如青岛市刁永春同志在甘肃祁连山上零下30度的严寒天气里，因找不着住处而冻坏了右腿。王明庆同志在上海遇到龙卷风，被卷出半里多地，摔伤了肠子。青岛市自来水公司基建科长、共产党员刘文芳同志，在郑州调查材料时，光荣地牺牲在肃反工作岗位上。就是象这样一些成千上万的肃反干部在五年的肃反斗争烈火中，被锻炼成为立场坚定、警惕性高，具有同反革命分子作斗争的一定知识和经验，比较熟悉党的肃反方针、政策和正确的工作方法的革命战斗。这是我省对敌斗争的一笔宝贵财富，是党和人民可以信赖的一支强大力量。

　　总之，我省的肃反运动在党中央和省委的正确领导下，在中央十人小组的具体指导下，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缺点错误是极小的，就缺点错误来说，主要有两点：一是一九五五年运动初期的一个短时间内，在一部分单位中，曾一度发生过“左”的苗头，主要是在揭发出一些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本来面目和严重罪恶之后，群众激愤，在材料查的还不充分、深透和一些反革命分子狡猾抵赖的情况下，积极分子产生了急躁情绪，加以领导经验不足，控制的不严，因而斗争面稍宽了一些，在个别单位里发生过“逼、供、信”的现象；另一点是在纠正了上述缺点错误之后，从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到一九五七年毛主席的“夏季形势”发表前，一部分单位中，又产生了一种右的偏向，表现在对个别反革命分子，该定不定，该捕不捕，该判不判等方面。在发觉这些缺点错误以后，各级肃反组织都采取了严肃态度，认真地进行了纠正。从整个运动来看，缺点错误一般都纠正在萌芽之中。并在斗争实践中，熟悉了肃反运动的基本规律和一些特殊规律，因而使运动没有重复已经发生过的缺点错误。

## （二）

　　五年来，我们在工作中的几条经验体会是：

　　一、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大走群众路线是肃反运动的根本路线。肃反运动是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斗争，而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都是隐身于人民群众之中，利用某些群众的麻痹思想，进行各种破坏活动；但是他们在长期与群众相处的过程中，都会留下一些可疑的迹象，暴露出一些狰狞原形，因此，只有充分地发动群众，坚定的相信群众的多数，并且把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发动起来参加肃反斗争，才能使群众在斗争中受到实际的阶级教育和锻炼，学会识别反革命分子的本领，才能更迅速更彻底地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也才有可能从根本上避免主观主义、神秘主义的错误，保证运动正常健康地发展。

　　充分地发动群众大走群众路线的中心环节，是大张旗鼓地进行党的政策的宣传教育，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为了使整个运动成为既是发动、教育和提高群众觉悟的过程，又是对反革命分子的一个强大的政治攻势，我们利用了一切可能利用的宣传工具，采用了多种多样的形式，向群众广泛、深入地进行了大讲革命形势、大讲党的政策、大讲肃反意义和目的的宣传教育工作，使党的方针、政策深入人心，为群众所掌握，变成群众的行动，形成了一个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

　　在发展群众的过程中，必须特别强调发动处于中间和落后状态的群众，帮助他们解除思想顾虑，划清敌我界限，激起他们对反革命分子的义愤，组织他们参加斗争。落后群众起来了，就可以大大地丰富我们同反革命分子作斗争的材料，因这一部分人，往往同敌人接触的多，比较了解敌人的底细，常常又是反革命分子活动和利用的对象，将他们发动起来，不仅可以把极大多数的群众团结在我们党的周围，形成一支锐不可挡的群众肃反队伍，而且还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混我为敌，误伤好人的危险。能否把处于中间和落后状态的群众发动起来，是检验肃反运动深透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志。

　　在依靠群众大走群众路线的工作中，还必须把群众运动与专门工作密切结合起来，使群众运动有专门工作为指导，专门工作以群众运动为基础，二者紧密结合，相辅相成。我们在整个运动当中，无论在介绍敌情、调查研究、专案斗争等方面，专门机关都发挥了积极地指导作用。各地肃反组织和政法机关，都始终注意了内外结合，协同作战，共同研究，决定对策，树立一致对敌的思想，使内部肃反和社会镇反相结合，群众运动与专门工作密切结合，这就给反革命分子布下天罗地网，形成了内外夹击敌人的局面。

　　（经验证明，发动群众进行肃反斗争的路线，是一条无往而不胜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是毛主席群众路线在肃反斗争中的光辉体现。）

　　二、必须从阶级斗争的实际情况出发，正确地执行党的政策，灵活地运用斗争策略，这是保证运动健康发展的决定条件。要正确地贯彻执行中央的政策、策略，必须根据党的肃反方针、政策，实事求是地分析敌情，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划清反革命问题和政治历史问题；政治问题和思想问题；政治事故和责任事故；反动言论和落后言论等一系列的具体界限，并根据我省有些地区因敌人重点进犯时，实行的“抹血政策”而造成的敌我斗争的复杂情况，按照中央制定的政策精神，规定若干具体界限，划清若干敌伪组织性质、范围，明确其中应该打击的对象。这样，就避免了混敌为我或者混我为敌的危险，既保护了好人，又狠、稳、准、细地打击了反革命分子。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须正确贯彻执行党的肃反政策，促使敌人进一步分化瓦解。五年来我们一直坚持了中央规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折罪，立大功受奖”的政策，对于我省清查出来的33,265名反、坏分子，除自杀、病死、定案后又潜逃的以外，都根据每个分子的犯罪情节轻重，罪责大小，坦白程度等不同情况，按照严肃慎重、区别对待的原则进行了处理：对于罪恶民愤很大，抗拒改造，非杀不可的反、坏分子，判处了死刑；对于罪恶民愤虽然重大，但又不是非杀不可的10,674名反、坏分子，分别判处了死缓、长期徒刑或短期徒刑（其中判处死缓的116名，判处长期或短期徒刑的10,558名）；对于罪恶不大严重而又属于可捕可不捕的18,295名反、坏分子，分别给予了判处管制和行政开除的处分，其中判处管制的9,814名（送劳教的3,016名），行政开除的8,481名（送劳教的2,267名）；对于罪恶比较轻微，真诚坦白悔改，或者有立功表现的3,693名反、坏分子，免予了刑事处分。通过这样处理的结果，不仅充分地体现了党的政策，教育了群众，而且进一步促使了敌人的分化瓦解，达到了“惩办少数，改造多数”的目的。

　　正确贯彻党的肃反政策，还必须根据每个时期的敌我斗争形势灵活地运用斗争策略。事实证明，反革命内部并不是统一的，有坚决反革命的死硬分子，也有可能分化瓦解的动摇分子。根据这种不同情况，正确贯彻“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灵活地运用斗争策略，就会加剧敌人内部的动摇分化，从而加速消灭敌人。这就是，当敌人疯狂嚣张的时候，就强调从严的一面，让敌人感到革命力量的强大，促使一部分反革命分子从幻想破灭走向动摇。反之，当敌人内部动摇分化的时候，就强调从宽的一面，使敌人知道坦白交代是唯一的出路，迫使一部分反革命分子从动摇走向投降，孤立极少数的死硬分子。但是在强调从宽的时候，还必须有从严的一面，在强调从严的时候，也必须有从宽的一面，以灵活的运用宽中有严，严中有宽，松中有紧，紧中有松，一张一弛的斗争策略。还有的时候，为了促使敌人充分暴露，也有意识地放松一点，以便诱敌深入，聚而歼之。一九五五年，在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到来的前夕，阶级斗争趋于尖锐，反革命活动十分猖狂，根据这种情况，同时发动了社会镇反和内部肃反运动，严厉地打击了敌人。一九五六年，由于三大改造的胜利和经过了一九五五年的打击，敌人内部有了很大的分化，我们又适当地强调了从宽的一面，强调开展政治攻势，造成兵临城下之势，进行“和平谈判”，迫使尽可能多的敌人坦白交代问题。一九五七年夏季以后，由于右派分子向党进攻，阶级斗争又趋激烈，反革命活动又有抬头之势，因而，又强调了从严的一面，对一九五六年因政策界限放宽，不以反革命分子论处的普通反革命分子、其他反动分子、运动前作过交代的历史反革命分子和起义人员中不咎既往的反革命分子当中的1,904名右派分子，实行了“二罪俱罚”，按反革命分子从严进行了处理，一九五八年以后，由于反右派斗争的胜利，敌人内部有了更进一步地分化瓦解，并且出现了工农业生产大跃进和社会秩序更加安定的局面，因此，又着重强调了从宽的一面，在处理上也贯彻了中央规定的“少杀，不捕，管制也要比过去少”的政策。

　　由于我们在运动中始终贯彻了党的“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适时灵活地运用了斗争策略，因而就准确有力地打击了敌人。

　　三、调查研究实事求是，是肃反运动取得胜利的基本方法，是党的肃反工作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广泛深入地调查研究，充分地掌握可靠的证据材料，实事求是地进行分析判断，才能正确的区分两类性质的矛盾，准确地打击敌人，保护好人；才能分清是非，判断真伪，才不致以伪成真造成主观主义的错误。

　　运动一开始，党和毛主席具体明确地指出肃反运动必须经过一个准备阶段，并指示我们不打无准备之仗。根据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精神，我省自运动的准备阶段一直到最后的复查验收阶段，始终坚持了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工作方法，采用了反复进行人员摸底排队，开展忠诚老实坦白检举运动，清查人事和敌伪档案，依法搜查和询问嫌疑分子等方法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广泛地搜集了罪证实据。特别是全省通过58,204名外调干部，进行了1,102,439人次的调查工作，取得了很大一批宝贵的材料，从而为肃反斗争奠定了可靠的物质基础。

　　作好调查研究工作，必须贯彻认真负责、艰苦细致、实事求是、依靠群众的作风。事实证明，肃反运动是一场极其复杂的斗争，反革命分子为了迷惑和试探我们，有时会编造一些假口供，甚至为了搞乱运动而诬陷好人；某些仅有一般政治历史问题的人，在误解了政策的情况下，也会交代一些假情况；有些人在旧社会中为了抬高自己的身份而伪造资历，使敌伪档案中往往也有虚假情况。如果没有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就有误伤好人，放纵坏人的危险。五年来，各级肃反组织，以极其严肃负责的精神，加强了对调查研究工作的领导，对所收集的一切材料，从材料的内容、来源到取得材料的方法，无不反复进行审查，坚持了毛主席规定的“重证据，不轻信口供”的原则，切实作到定案有据，结论恰当，处理正确。这对于避免斗争中的盲目性，保护好人，打击坏人，保证肃反运动的健康发展，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四、全面地、认真地作好这一阶段肃反运动后期的各项善后工作是巩固和扩大肃反运动伟大成果的一个重要步骤。根据中央和省委关于保证肃反运动善始善终的指示，为了彻底解决肃反运动中的各项遗留问题；为了总结肃反运动的伟大成就及其丰富经验；为了教育、提高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的阶级觉悟和革命警惕性；为了巩固肃反运动的伟大成果，加强对清查出来的反革命分子的控制和监督改造，在群众运动结束后，全省各级肃反组织都保留了一定数量的专职肃反干部，认真地进行了一系列的善后工作；编印了“肃反运动政策界限汇编”、“肃反运动文件汇编”等资料，并集中了力量将运动中清查出的三万多名反革命分子逐个地按照姓名、简历、罪恶、处理情况、现在下落等项目，编写了一部（十卷）“肃反案件汇编”。这样，我们就把这些反革命分子牢牢地控制起来，使专门机关和广大群众今后能够更有效地监督改造他们，防止了某些反革命分子到处流窜，甚至重新混入我们内部。在进行这一工作的过程中，我们还按照中央的政策，对全部反、坏分子的罪恶事实、处理情况，普遍地进行了一次核对、审查，对所发现的152名处理畸轻的和个别处理畸重的以及应定反革命性质而未定和不该定而定了的案件，都依据党的肃反方针、政策，结合每批运动的不同特点，分别作了处理。同时，还根据中央指示，对全省519名保留公职、安置生产劳动的反、坏分子进行了全面处理。通过上述一系列的善后工作，进一步地贯彻了党的方针、政策，比较系统地总结整理了肃反斗争经验和资料，更深入地教育了干部群众，加强了对反、坏分子的控制和改造，从而，巩固和扩大了肃反运动的伟大成果，确保了运动的善始善终。

　　五、党的领导是肃反斗争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肃反斗争是阶级斗争的第一线，强调党的领导，更有其特殊意义。五年来，我们正是坚定不移忠诚不渝地贯彻执行了党中央和毛主席制订的“严肃与谨慎相结合”的方针，“提高警惕，肃清一切特务分子；防止偏差，不要冤枉一个好人”和“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原则，以及“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注意了不同时期的斗争策略，坚持了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法，坚决地实行了全党动员，群众动员，因而运动始终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

　　党不仅给我们制定了正确的方针、政策、路线，而且在运动的每一个重要环节，都及时的发出了明确的指示，引导运动从一个胜利走向一个胜利。运动开始时，中央向全党发出指示，指出我们内部敌情的严重性，因而迅速地克服了麻痹思想。当运动进入高潮，有些同志开始有些头脑发热，产生急躁情绪的时候，中央又适时的发出了保证运动健康发展的指示，向我们敲起了警钟。从一九五五年到一九五八年，敌人的活动有过几次起伏，中央都适时地向我们指出了敌我斗争形势的这种发展变化，使我们能够在曲折复杂的斗争中，保持清醒的头脑，及时批判纠正了“宁左勿右”和“宁右勿左”的思想偏向，保证了中央方针、政策、路线的正确贯彻执行。在运动中党还根据第一批运动发展的经验，及时总结出运动必经的准备工作、小组斗争、专案审查、甄别定案和复查验收等五个阶段。我省各级肃反组织贯彻执行了这五个阶段的工作过程以后，就使肃反运动一批比一批好，一批比一批更加顺利和健康。

　　在具体工作中，省委和各级党委始终加强了对肃反工作的密切领导，坚持了书记挂帅和党委定期讨论肃反工作的制度。对于制订肃反计划、确定肃反清查对象、定案处理等等，都实行了严格地控制。这就从组织、制度上保证了肃反运动的顺利发展。

　　为了使肃反运动紧密地为中心工作服务，同生产建设相结合，各级党委始终注意了对生产、肃反的统筹规划，全面安排，妥善地组织力量，使生产、肃反紧密结合，并且批判了只顾生产忽视肃反和只顾肃反不问生产的偏向，从而保证了肃反、业务两不误，使生产运动带动了肃反运动，肃反运动保卫和推动了生产运动。

　　肃反运动的全部实践证明，党中央和毛主席制定的一整套正确完备的方针、政策、路线，是毛泽东思想对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重大发展，是肃反斗争取得伟大胜利的源泉。

## （三）

　　经过伟大的肃反运动，暗藏在我们内部的反革命分子是比较彻底地被肃清了，我们革命组织的内部是大大地纯洁了，同时，经过肃反斗争，广大群众的阶级觉悟和革命警惕性大大地提高了。但是，这并不是等于反革命分子没有了，正如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所说：“还有反革命，但是不多了，首先是还有反革命。有人说，已经没有了，天下太平了，可以把枕头塞得高高地睡觉了。这是不合事实的，事实还有（当然不是说每一个地方每一个单位都有），还必须继续和他们作斗争……”，因此，我们绝不能万事大吉，肃反斗争还要继续进行，我们必须充分估计到：经过肃反运动，虽然相当彻底地肃清了反革命分子，但是还有少数隐蔽很深的反革命分子还没有被挖掘出来，他们是更狡猾、更坚决的反革命分子，他们必定伺机进行破坏。同时，把已经清查出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彻底改造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有用的新人，还需花费更长的时间，作更艰巨的工作。留在内部控制使用的四千五百多名反革命分子，遇有风吹草动，他们还有乘机抬头活动的可能性。在我们国内还有阶级存在，残余蒋匪帮还盘踞在台湾，在国际还有帝国主义存在，随着革命事业的发展，原有的反革命分子被肃清了，还有新的反革命分子产生。特别是美蒋匪帮正在千方百计地派遣特务来破坏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山东又是地处国防前哨，是祖国的大门，我们更不能有丝毫麻痹。我们必须记取肃反运动的经验教训，加强工作，严密组织制度，经常不断的教育全党全民百倍地提高革命警惕，严防敌人的破坏。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提高警惕，保卫祖国，不管那个地方出现反革命分子捣乱，就坚决消灭它。

　　来源：中央山东省委肃反领导小组《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运动文件汇编》，1991年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