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共江苏省委批转省委办公厅和兴化县委联合工作组关于兴化县三个不同类型生产大队的调查材料

　　（各地、市、县委：）

　　这个调查材料很好，现在连同工作组所提出的一些意见发给你们，请你们认真地读几遍。这几年来，兴化县在治水、生产和其他工作中是有成绩的，但是，工作中暴露的一个指头的问题是大量的，某些方面是严重的，部分落后地区，已经不止是一个指头的问题。在这些地区，有的干部已经蜕化变质，有些基层组织已经烂掉，生产倒退，生产力破坏，人口大量患病、死亡和外流，后果十分严重。兴化县委和各地党委都应该从这些调查材料中，找出产生一个指头的问题的症结所在，认真吸取教训，经常正视和不断纠正一个指头的问题，把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红旗高高举起，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大大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迎头赶上。

　　 中共江苏省委员会一九六○年十月九日

## 在兴化县三个生产大队看到的几个问题

　　（省  委：）

　　我们七月份在夏家、仲家、西冯三个大队进行了将近一个月的调查，这三个大队基本上可以代表兴化县大部分地区的情况。现将三个生产大队的调查材料，以及我们对兴化县过去工作落后的原因提出的一些意见，一并送上。

　　兴化县过去工作落后的主要原因，我们的看法是：

　　一、社会主义革命不彻底，特别政治思想战线上的革命不彻底。全县九百四十五个大队，有二百二十二个政治落后队，其中属于富裕中农当道的占百分之二十二点六，属于蜕化变质分子和违法乱纪分子（包括领导骨干中的蜕化变质分子和违法乱纪分子）把持领导的占百分之四十八点九，属于地富反坏分子篡夺领导权的占百分之二十八点五。值得注意的是：地富反坏分子之所以能窃取领导权，绝大多数不是过去漏网或漏划，而是由于蜕化变质分子的纵容、包庇，使他们重新打入我们内部，窃据了领导权。

　　兴化县从互助组转到合作社，土地和主要生产资料折价入社，归集体所有的过程中，生产资料基本上没有遭到破坏，生产也是稳定的。虽然私有制的尾巴比其他地区要大一些，但是所有制的革命基本上是彻底的。我们所说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不彻底，主要是指政治思想革命不彻底，从县委到基层的若干领导干部，对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准备是很不够的。有的严重右倾，有的埋头业务、不问政治，有的是严重的官僚主义，不了解下情，不顾人民死活，还有一部分干部已经蜕化变质或者成了新的特殊阶层，他们不去对资本主义自发势力进行彻底的揭发、批判和斗争，相反，他们里应外合，使社会主义革命遭到严重的阻碍。所以，这几年来，历次重大的政治思想革命运动，兴化县都搞得不深不透。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斗争，反了右派，忽视了整改；冬季整社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搞得很粗糙；一九五八年对改造政治落后队的工作，重视不够，抓得不紧；一九五九年春季中央郑州会议精神，有的根本没有贯彻执行，有的只算了一笔帐，没有兑现；同年秋后的反右倾斗争和整社运动，只进行了一般的教育，对以部分富裕中农为代表的农村资本主义自发势力，揭发批判不够有力。在这种情况下，部分地区资本主义自发势力泛滥，自留田扩大了，生产资料“归原主保管”，自由市场活跃，私有制的残杀，以新的形式重新抬头，使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成果受到严重影响，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大法宝的威力不能充分发挥，生产下降，坏分子乘机胡作非为，严重违法乱纪，浮肿病、死亡和外流事件大量发生。

　　二、严重的违反政策，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近几年来，国家对兴化各方面的支持是很大的，而且是逐年增加的。虽然这几年大型水利工程抽调兴化的劳动力多了一些，但是，造成兴化工作落后的原因，主要不是县委过去所说的“农业税负担重了”，“劳动力抽调多了”“物资支持少了”，而是兴化县、社党委缺乏坚强的、正确的领导和深入的、细致的、踏实的工作作风，加上部分基层组织不纯，因此，党在各个时期的政策，得不到严肃认真的贯彻执行，严重地挫折了群众的积极性，造成了群众思想混乱、生产力严重破坏的恶果。兴化这几年来，在分配方面，由于领导上的严重浮夸，大部分地区产量不实，没有坚持“按劳分配”和“三包一奖”，没有合理安排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关系；“共产风”露头很早，长期没有得到纠正；在劳动力物资的调拨上，大部分地区没有坚持“等价交换”的原则，并且一度盲目实行劳动力、生产工具的大集中。对社员入社的生产资料，部分地区没有折价，或者折价没有偿还和没有全部偿还。对社员的生活资料，有的地方也随便地无偿占有。在经营管理上，部分地区没有坚持勤俭办社的原则，任意扩大非生产开支，对高级社时期的经营管理制度不加分析地一概否定。在社、队规模上，部分地区没有执行中央和省委关于“相对稳定”和在变动过程中“上动下不动”的原则，而是因人设置，轻率多变。在劳动力、物资的分配上，也没有集中力量抓重点，产生了分散使用和严重浪费的现象。由于上述种种原因，粮食年年达不到“三定”产量，征购任务年年不能完成，群众生活越来越困难，群众的生产情绪越来越低落。

　　三、领导上严重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兴化农业生产的自然条件是很好的，这几年也没有遇到特大的自然灾害，因此，兴化工作落后的根本原因，不是自然条件差，而是在同自然作斗争当中，领导上有严重的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几年来，兴化在以沤田改旱田、土种改良种为中心的改制工作中，部分地区没有充分发动群众，与群众商量，忽而步子太大，忽而否定方向，忽而又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措施，结果不但没有达到增产的目的，相反造成了严重减产。在生产的技术措施上，部分地区没有根据当地的特点，狠抓关键性的问题，使耕耖和施肥水平逐年下降，草荒和缺肥现象日渐严重，生产严重倒退。生产上的落后往往会造成政治上的落后，兴化县部分地区长期落后，既有政治上的原因，又有生产上的原因，而政治上的落后更促成了生产上的落后。

　　我们认为，要迅速改变兴化的落后面貌，必须：

　　一、狠抓农村“三反”运动和改造政治落后社队的工作，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凡是社会主义革命不彻底的地方，县委首先应该整顿领导核心，大刀阔斧地精简机构，充实下层，组织各级干部深入第一线，坐镇落后社、队，深入发动群众，通过群众的革命斗争，彻底地加以改造。这一关是无论如何不能逾越的。

　　二、通过“三反”运动，进一步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以队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宣布五年不动。社队的规模，在两、三年内一般也不变动。原有的管理制度已经被打乱了的，可以先把干部、群众熟悉的、今天对巩固与发展人民公社仍然有利的、高级社的一套经营管理制度，恢复起来，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加以改进、补充和发展。

　　三、旧帐一定要算，能兑现的要兑现一部分，但是，更重要的是要把今年的分配工作做好。因此，从现在起，就要大抓秋收秋种，大抓勤俭办社，大抓副业生产，同时，积极做好核产工作，正确安排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关系，以体现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原则，力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社员增加收入，消除群众的疑虑。

　　四、在生产资料方面，今后一两年内，需要省委、地委予以适当的照顾，但是，主要还是依靠发动群众，发奋图强，自力更生，克服困难。在劳动力方面，要坚决从城乡、从公社内外、从水利方面，挤出一切可以挤出的劳动力，同时，妥善安排群众生活，注意劳逸结合，切实解决吃、穿、住和疾病医疗问题，充实与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的劳动力。在物资方面，必须首先保证农业，尽可能地加快生产工具的修复工作。

　　五、因地制宜地合理安排生产布局，狠抓积肥和耕耖等关键性措施。在改制问题上，要坚持正确的方向，同时又要根据各方面的条件，有计划地有步骤地逐步推行。因此，必须及早规划，及早准备，其他措施也要相应地跟上去，以保证今年能够获得一个较好的秋收，并争取明年能够有一个比以往任何一年要好得多的夏收。

## 中共江苏省委办公厅、兴化县委联合工作组

　　（附：兴化县夏家、仲家、西冯大队调查报告三分。）

## 夏家大队的变迁

　　夏家庄在兴化的西部，属圩外地区，地势平坦，河流纵横，土地肥沃，素有“粮仓”之称，是一个有“吃不完的陈粮，烧不完的陈草，吃不完的鲜虾，晒不完的咸鱼”的富庶之区。

　　夏家庄有二百三十六户，九百三十五人，二千五百九十五亩田。解放后连年增产，粮食总产量接近一百万斤。一九五五年特大丰收，粮食总产量达到一百二十五万斤，口粮每人平均吃到五百九十斤，单身汉吃到七、八百斤。那时“户户翻新屋，人人添新衣”，一派兴旺景象。这个庄，一九五三年开始办互助组，一九五四年就建立两个初级社，样样工作跑在前头，项项任务都超额完成，一直被誉为先进单位。

　　可是到了一九五九年冬、一九六○年春，在这里看到的却是另一种景象了。走进庄去，断墙残垣，通天破屋，废船坏车，触目皆是。不少社员衣衫褴褛，蓬面污垢；少数社员无床无菲，无垫无盖，有的几户同室，有的几代同堂，一旦下雨，“外面下小的，里面下大的”，便无栖身之所；个别社员更是除了一只碗、一条裤以外，一无所有，“宿在桥下避露水，蹲在塘里等裤干”。在两三个月当中，几乎天天要办丧事。在这样的情况下，生产就几乎完全停顿了。

　　前后仅仅相隔四年之久，夏家为什么败得这样快，垮得这样惨，从“粮仓”一变而为“洼塘”、从先进单位一变而为落后单位呢？让我们先回溯一下夏家这几年来的变迁。

　　一九五五年秋季丰收后，在群众的积极要求下，全庄二百三十六户办了一个高级社。但是过了一个月，原来的李健区委又把邻近的九个庄，一千七百户并成了一个启明大社，成为全县最大的一个高级社。

　　一九五六年，实行生产改制，全庄二千七百零八亩水稻，百分之七十改种了晚粳。这一年虽遭台风、大水，但仍获得大丰收。全年粮食总产量为九十二万零九百零三斤，比特大丰收的一九五五年下降百分之二十四，平均单产三百五十六斤，比一九五五年下降百分之十七；口粮每人平均吃到五百六十斤。但是，秋季没有认真进行分配，全年分配加预支共六千九百八十六元，每人平均分到七点六六元；同时，在大社指示下，在天下农民是一家的口号下，把四头耕牛敲锣打鼓地无偿送给了泗洲大队，把三百亩耕过三交的粮田连同种籽无偿送给了许黄大队，并且仍由夏家承担了征购任务。“一平二调”就从这时候开始了。

　　一九五七年春天，干部、群众被连续两年丰收所陶醉，吃喝玩乐，不事生产，赌钱直赌到农历正月二十九。接着又闹分社，干部前后开了一个多月的会，把大社又分为一庄一社。这样，使对改制后带来的新问题，没有很好地解决，有一千七百多亩晚稻坂田未冬耕，积肥直挤到蒔秧时才动手。于是，在改制问题上刮起了一阵冷风，又回过头来缩小晚稻扩大早稻，结果一千三百多亩早稻，因烂秧、缺肥和栽插失时等原因，平均只收了一百三十六斤一亩。一季失时，季季失时，晚稻秧直栽到小暑头上，还有六百多亩田未栽下去。群众说：这“三脱”（松劲、分社、改制），就造成了一九五七年的严重减产，使夏家庄从此走上了下坡路。全年粮食总产量下降到五十四万四千一百五十斤，比一九五六年减产百分之四十三点五，比一九五五年减产百分之五十七点一；单产一百九十四斤，比一九五六年减产百分之四十五点五，比一九五五年减产百分之五十四点六；口粮每人平均吃到四百二十九斤。秋后，从上到下开了个把月会，大反瞒产私分，区、乡要高级社承认八百斤单产，高级社就按社员养猪、养鸭、养鸡的数量分摊私分粮食，闹得上下关系、干群关系十分紧张。这一年，原李健区委又把自首分子周凤久、漏划富农周维扬下放到夏家高级社当了社长和总会计。这两个坏分子当道后，就排挤当地的贫农干部，提拔叛变分子周春洪当助理会计。他们狼狈为奸，贪污腐化，做尽坏事，把当年收入的五千多元，也零打碎敲化用殆尽。这一年，除了干部和与干部有关系的社员平时预支了二千三百九十一元，平均每人二点九六元外，全年就没有进行分配。

　　一九五八年，在总路线、大趺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鼓舞下，社员干劲很足，生产搞得很好。但是，成立人民公社后，刮起了一阵共产风。八月，洋（脚）车、船、犁、罱子等大、中、小型农具和社员私养的生猪、家禽实行了大集中；九月底、十月初，先后抽调三百四十多个劳动力(占整个劳动力的百分之七十一)到白山去种麦，到宦家去砌居民点，时间长达三、四个月之久。材料、工具不够，就大拆房，大倒树。先后共拆房七十间，村庄周围的一百二十几棵树，一棵不留，统统倒光。带出去的大、中型农具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新置的一百五十部车、三十多个绞关，除带回来三十几部车当柴烧掉外，也全部丢光了。原有的管理制度和责任制度给一风吹光。生产工具遭到了一次严重的洗劫。劳动力大批调走后，家里留下的全是老弱妇孺，庄上失火，全庄只剩下八个男子(七个是干部)去救火，割稻一直割到腊月底。群众说：“看到没有拿到，大丰产没有大丰收。”全年粮食总产量七十万四千八百二十一斤，比一九五七年上升百分之二十九点五，比一九五五年下降百分之四十四点一；单产二百七十九斤，比一九五七年上升百分之四十三点八，比一九五五年下降百分之三十四点八；口粮每人平均吃到三百七十九斤。这一年，坏分子周凤久、周维扬、周春洪撤职了，换了周久保、周正坤、周祥开。他们仍学前任的样，特权自私，欺压群众。春天提出“要粮不要墙，要墙不要粮”的错误口号，拆毁了一部分社员的住房；秋天，周久保因和周正坤闹私人意气，不阶破坏集体生产，超过公社规定，拉走大批劳动力和领导力量，使家里生产难以进行；秋后又瞒上欺下，谎报产量，最高报到亩产一千六百斤。群众反映是：干部净夸，群众浮肿。全年除夏季分了一千五百五十二元，平时预借了一千三百五十元，平均每人三点二一元外，再也没有进行分配，甚至连个帐也没有了。冬季，公社下令把全部稻坂田放干晒白，群众思想不通，一面流泪，一面放水，虽到第二年春天，公社又下令沤上水，但已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

　　一九五九年从农历的腊月二十七日到二月二十八日，食堂七十二天没有开饭，造成了严重的外流、生病和死亡现象。全大队外流九十三户，三百一十五人，患浮肿病、青紫病、消瘦病的七十五人，非正常死亡的五十六人。干部对此严重情况置之不顾，他们仍旧逍遥自在，吃喝玩乐，贪污腐化，走上了严重蜕化变质的道路。在十二个大队干部中：有七个有严重贪污行为，管理员周祥开一人即贪污现金七百多元、大米二千多斤；有五个搞腐化，大队长周正坤一个人搞了五个腐化对象；全部都不大参加劳动，干部家属也有七个不参加劳动。大队集体饲养的四百多只鸭子，被大队干部吃掉了三百多只，一年时间吃了夜餐米五百多斤。社员没有饭吃，保管员周祥开却“一人当官，四户（自己、姐姐、岳父、姘妇）冒烟”，结婚时依旧大摆筵席，吃掉大米二百二十斤、鸭子二十多只，连他结婚用的马桶也是用三十斤大米跟人家换来的。群众气愤地说：“到夏家从脸上到身上，就可以分清谁是干部，谁是群众？大肚子生小孩的，有几个不是干部家属？”在这一年中，大队、生产队的规模又一变再变，先把夏家、许黄、戴家三个大队合并为一个大队，一个月后又分为三个大队，生产队也从四个变成十二个变成六个又变成四个，弄得人心更加不定，不少农具也变到灶堂里和供销社里去了。为了搞田头扎营，住房又遭到一次洗劫，一次拆走了二十多间。郑州会议后，群众听到要算旧帐很高兴，怎奈公社、大队干部化了一个月时间，算来算去，还是不了了之，连个交代也没有，群众称做为“一场空欢喜”。在这样的情况下，群众那里还有心思去过问生产。因此，这一年，插秧直插到立秋，还有八百多亩田没有栽下去，有三百多亩田栽迟了末莠。全年粮食总产量只有二十一万零一百七十四斤，比一九五八年下降百分之七十点二，比一九五五年下降百分之八十三点三；单产一百零六斤，比一九五八年下降百分之六十一点三，比一九五五年下降百分之七十五点二，成为解放后产量最低的一年；口粮每人平均只吃到二百八十六斤。这一年工分时记时断，是一笔糊涂帐，好在除在过年时分了一千三百元、平时预支一千二百二十元，平均每人三点五二元外，再也没有钱分配了。

　　一九六○年一月至三月，食堂又有六、七十天不开饭，因社员身体更亏和家底更枯，生病、死亡情况就比一九五九年更加严重。患浮肿病、青紫病、滑瘦病的最高达一百二十二人，非正常死亡的五十六人，外流的七十一户、一百四十六人。人死多了，棺材没有，就拆房、拆农具。先后被拆掉四条农船、八部脚车；后来，房子、农具没有拆了，就二人合一口棺材，甚至肉埋。直到今年四月，县委派了工作组来进行整顿、改造工作，逮捕了蜕化变质分子周久保、周正坤和纠察队员周日龙、周兆营等四人以后，食堂又重新开门，才制止了这一严重情况的发展。

　　就在这四年多的时间里，夏家死了一百六十二人（后两年死一百四十二人），生了八十一人（后两年生二十一人），生死相抵人口从九百三十九人下降到八百五十八人，下降了百分之九；劳动力从原来的四百九十二人下降到二百零七人，下降百分之五十六；船从七十条减少到二十条，耕牛从二十三头减少到十二头（其中尚有三头不能耕田），洋车从二十四部减少到十六部，脚车从七十四部减少到十四部，犁从九十一张减少到二十六张，耙从十五张减少到二张；全大队只有四副尿桶，三副罱子，已经找不到一把锄头，一把钉耙；住房从四百二十二间减少到二百二十九间，减少了百分之四十六，而且有三十间需要大修，一百一十四间需要中修或小修，现在有十一户社员没有房子住，有一百二十四户是两户、三户、四户或者五户同住一屋；社员家具变卖一空，剩下的不足原来的三分之一；衣服破烂不堪，一九五六年后添置新衣的极少，现在缺褂子的二百三十六人，缺裤子的二百三十二人，缺帐子的三十五户，缺席子的一百四十六户。

　　从这变迁中，可以清楚的看到：夏家大队变到今天这样严重的地步，不是从一九五八年、一九五九年才开始的，有的在一九五六年就伏下了祸根，有的在一九五七年就露出了苗头，而一九五八年、一九五九年仅是问题的总暴露而已。夏家大队落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是与社会主义革命不彻底、组织不纯、干部思想作风不纯和严重不执行政策等等分不开的，而这些原因又象一堆烂桃子，是互相腐蚀、互相影响的。面对这个事实，我们应该接受的主要教训是：

　　一、几年来，夏家大队不但没有认真地执行党的政策，而且严重地破坏了党的政策，甚至发展到自己制订政策，什么等价交换，什么价值法则，什么按劳分配，他们全不理会，群众说得好：“上面的好政策，到了夏家就变了样，”因而，严重地破坏了生产，破坏了党与农民群众的关系，伤害和挫折了群众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积极性。实践证明，党在各个时期的政策都是正确的，是代表广大群众的意愿的，只有严格地执行党的各项政策，才能具体贯彻党的总路线，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保证生产的持续大跃进。夏家大队在互助组转初级社、初级社转高级社的过程中，是基本上执行了党的自愿、互利等原则的，因而，群众的积极性很高。办了高级社后，连续三年没有分配，社员的农具折价款一文未给，肥料投资连个帐也没有，社员的家具要拿就拿，社员的房屋要拆就拆，社员的家也是要查就查；公社化以后，又刮起一阵共产风，郑州会议后又没有切实纠正。这样，群众还有什么积极性呢？他们反映：“工分没有用了！”“干不干，三顿粥！”“老实人吃亏、倒霉，尖头户讨巧、占光。”“少劳的多得，多劳的反而少得。”“好处都给干部占去了，那个还愿出劲干。”因而，出勤率和劳动效率很低，生产工具遭到严重破坏。更严重的是，周正良、周久保等干部还自订政策，鼓励社员出去偷窃，规定偷一只船奖三十斤大米，偷一张犁奖十斤大米，自己带头出去偷菜等，结果，庄上偷风大盛，逼得老实人也不得不做贼。几年来，夏家大队没有很好执行政策，基层干部有重大的责任，但是与公社、县的领导上没有认真贯彻党的政策和没有经常检查党的政策的执行情况是分不开的。比如，生产资料的大集中、劳动力的大调动，都是根据公社的指示执行的，不能全怪基层干部。

　　二、几年来，夏家大队在社、队的组织规模上，没有坚持相对稳定和在变动的过程中“上动下不动”的原则，没有根据生产力发展需要，群众的觉悟水平、干部的领导水平和目前的居住状况等条件，而是凭少数人的愿望，想并就并，想拆就拆。因此，造成严重的思想混乱、政策混乱、经济帐目混乱和生产上的混乱。群众说得好，并并拆拆，人心越乱，农具越少，帐目越混，生产越槽。夏家庄是一个二百三十六户的大庄子，一庄一社（高级社）原来是比较适合当前情况的。可是，四年多来，前后一共并拆了七次，从一庄一社开始，结果还是回到一庄一队；生产队也并拆过上十次，许多次也是属于没有必要的。

　　三、几年来，夏家大队在生产改制等重大革命性措施上，既没有坚持正确的方向，又没有采取踏实的步伐，更没有同群众商量，听取群众的意见，把领导意图真正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因此，忽左忽右，有时步子太大，有时又全盘否定，有时又主观地、片面地、孤立地提出一些错误主张，结果好事变坏，不但没有达到增产的目的，反而造成严重减产。夏家历史上是一熟沤田地区，常有水患，故绝大部分栽种早籼。过去栽种早稻时，依靠一部分外力（包括劳动力、畜力和工具）的支援。这几年来各方面的条件起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水患基本消除了，外力支援也没有了，原来的耕作制度必须改革；同时，为了实现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亩产八百斤的指标，和满足城乡人民生活日益增长的需要，原来的耕作制度也需要改革。因此，改变耕作制度，实行籼改粳、沤改旱、一熟改两熟的方向，无疑是正确的，也是群众的意愿；但是改制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水、肥、土、种、管等措施都必须相适应的跟上去，所以又必须是有步骤的。同时，这样一项新的革命性的措施，没有群众的自觉行动是不能成功的。夏家第一年（一九五六年）改制是基本上成功的，获得了增产；但是，因为步子跨得太大，对下年生产带来了一些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领导上能够头脑清醒，顶住冷风，坚持方向，采取积极态度，来解决改制后产生的新问题，适当调整步骤，也就不会给生产带来什么不利影响。可是，领导上不但没有能够这样做，相反对改制加以全盘否定，回过头来走老路，以致造成一九五七年的严重减产。一九五八年又不与群众商量，不顾群众反对，错误地命令群众把全部稻坂田放干晒白，结果因欠耕缺肥，又造成一九五九年的严重减产。群众说：“这些事能听我们一言半语就好了！”

　　四、公社化以后，夏家大队在管理制度上把高级社的一套不加分析地统统丢掉了，而新的一套又没有建立起来，造成青黄不接，打乱了原来集体的和个人的责任制度，造成了生产工具的严重破坏。事实上，高级社的一套管理制度，在公社化以后，有的是仍然适用的，有的是略加修改就适用的，有的是需要改变的，因此，应该有分析地加以处理；同时，中央早在“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中就指出：“把原来的各小社改为耕作区或者生产队，原来的一套生产组织和管理制度暂时不变，照常经营，一切应该合并调整的东西和合并中应该解决的具体问题，以后再逐步合并、逐步清理、逐步解决，以保证生产不受影响。”夏家大队没有这样做。公社化后，耕牛、船、风车、脚车，都弄得无专人管理、专人使用，临时派人，随用随丢。一九五八年以来，少掉的四十三条农船，其中因管理制度不严而损失的即有二十五条（平时淌掉十条，外流户带走十二条，社员偷卖掉三条）；少的十头耕牛，全部是由于管理不善所致（死掉九头，跑掉一头）；少掉的六十部脚车，其中因管理不善损坏的十七部，还有十六部至今不知去向。

　　五、几年来，夏家大队党的支部失去了战斗力，党的领导仅没有确立，而是坏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当道，他们所作所为，按群众的说法，是同国民党、二黄没有两样。因而，这里不可能有巩固的无产阶级专政，彻底的阶级路线和群众路线，不可能正确地执行党的总路线和党的各项政策，抓好思想、生产和生活。这是一条最为深刻的教训。夏家大队支部建立很早，但长期不过组织生活，支部的堡垒作用和党员的模范作用没有发挥，十三个党员在大队、生产队当干部的只有四人（包括蜕化变质分子两人）。这几年来，在夏家当道的坏分子，一部分是打进来的，一部分是拉过去的。党内的蜕化变质分子周久保、周正良都是贫农成分，是在社会主义社会里长大的，但是由于失去了党组织的监督和群众的监督，放松了旧意识的改造，在坏分子、坏思想侵蚀下，终于走上了蜕化变质的道路。因而，忽视基层干部经常的政治思想领导是十分危险的。夏家大队组织严重不纯的情况所以长期没有得到改造，与历次政治运动不彻底，与公社领导上党不管党，用人不通过组织，与公社某些干部的纵容包庇和个人患得患失情绪，与县委领导上的严重官僚主义，都是分不开的。几年来夏家一直是区委和公社党委的重点大队，李健区委副书记杨志华、宣传科长杨育文和公社党委副书记高中淦、组织科长周万生曾经常驻在夏家，他们对夏家的情况是了解的；特别是周万生对周久保等组织纠察队，设地牢，吊打捆绑群众是一清二楚的，他自己也使用过纠察队，并且常在周久保家吃吃喝喝，群众称他们是“一条裤腿”。这些坏干部不少是犯过错误撤过职的，但是往往不要过多久，又被提拔起来当干部。最典型的是大队副周金敖，几年之中竟“七上七下”。群众说：“撤职不撤党，科长来培养，几天又把干部当。”因此，群众对干部的违法乱纪行为，敢怒而不敢言，害怕干部报复，不敢向上反映。这样，坏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的胆子也就越来越大，就给群众带来了更大的灾难。

　　经过三、四个月的整顿和改造，夏家的落后面貌已经有了初步的改变。在外面调来的二百多个劳动力的支援下，稻田全部按时栽下去了；食堂又重新开了门，保证了顿顿开饭，并且种了不少瓜菜；外流的劳动力已经陆续回归；各种病人经过治疗，健康状况已经逐渐恢复；目前，正在积极动手修房、修船，解决群众的住房、穿衣和生产工具不足的困难。群众收敛已久的笑容，又开始舒展开来了；许久听不到的歌声、号子声，也在田里和会场里响起来了。劳动出勤率有显著增加，工效也逐步上升。但是，由于几年来破坏太大，底子太枯；由于新选出的一部分干部还不能以身作则，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商量；由于还没有认真评工记分，体现按劳分配的原则，因而，群众对彻底改变当地的落后面貌，还缺乏信心和勇气。

　　经过多次座谈，大多数基本群众对党和政府的照顾，说不尽的感激话。许多人激动地说：“没有党我们今天就不会坐在这里了。”他们目前的要求是：第一，党已经提了我们一把，但是底子太枯了，希望能够再提一把；第二，希望上级派工作组来帮助夏家闹翻身；第三，要求大队、生产队干部（包括家属）积极参加劳动，与群众吃一样的饭；第四，要求经济帐目公开，分配公平合理。

　　现在，县委决定派一个工作组到夏家大队去，把夏家大队作为改造落后地区的典型。在这里，当前抓思想、抓生活和抓生产，抓当前和抓明年，要一齐下手。

　　一、通过三反运动，进一步发动群众大鸣大放，揭问题，挖根子，教育干部，认真接受教训，彻底转变作风；同时向群众加强正面教育，指明前途，克服消极悲观和等待依赖思想，树立雄心壮志，依据自己的力量，重建夏家。

　　二、通过算旧帐，进一步端正政策。不这样，不足以取信于群众，不能进一步调动群众的积极性。据统计，目前大队欠社员共二万二千六百七十元，而社员欠大队和国家的共三万二千四百二十二元，因此，算经济帐，实质上主要是靠政治帐、政策帐。在这基础上，健全评工记分，搞好三包一奖，正确体现按劳分配的原则。

　　三、切实解决群众住房、穿衣的困难，积极办好食堂，逐步改善生活，进一步稳定群众的情绪。经过排队，急需修旧房一百四十四间，急需解决衣服被帐八百七十三件，要国家支援八千一百三十六元，和解决木头六百根、毛竹二千五百根和铺草四万三千斤以及一部分其它物资。县委打算分清轻重缓急，逐步加以解决。

　　四、切实解决劳动力和生产工具不足的困难，因地制宜地研究和调整作物布局，狠抓当前生产，确保早稻丰收和晚稻超早稻。根据现有劳动力，按每人平均十亩田计算，尚缺七十三个劳动力，县委打算从东部移一部分群众来办农场。农船需修十八只，添二十七只，洋车需添两部，犁耙*（左耒右曼）秸缺三十张，罱子缺三十七把，共需投资一万八千零四十二元，县委打算分期分批有重点地加以解决。并从现在起，立即加强劳动力、生产工具的管理，建立明确的责任制度。根据干部和社员预计，如果从现在起，一着不让，狠抓到底，全年约可收到五十万斤到六十万斤粮食。

　　五、健全支部生活，充分发挥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

　　坏事可以转化为好事，落后可以转化为先进。夏家大队虽然象一个久病的病人一样，亏损得很厉害，但是，只要做艰苦、细致、踏实的工作，充分发挥人民公社的威力，发扬群众的苦干精神，加上国家的支援，有两年或者三年的时间，完全有可能恢复元气，赶上先进，把夏家建设得比过去更好。

　　 一九六○年七月三十一日

## 仲家大队是兴化一个较好的大队

　　仲家大队属陶庄人民公社，在圩里地区。这个大队生产条件比较优越，不仅土质好，河道多，稻、麦、棉、绿肥轮作，而且劳力很充裕。全大队一百八十户，七百五十七人，其中男劳动力一百六十一人，女劳动力一百四十七人，共三百零八人，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四十。土地一千五百八十一亩，平均每人二亩零九厘，每个劳动力负担五亩零一分。此外，这里的生产资料也比较齐全，有耕牛十五头，洋风车二十部，脚踏车十五部，农船三十一条，按照现有的田亩计算，每头耕牛负担一百零五亩四分，每部洋车负担四十五亩（稻田），每部脚踏车负担四十七亩（稻田），每条农船负担五十一亩。

　　这样好的生产条件，农业生产应该年年大跃进，粮食产量应该大跳特跳，但是，几年来，这里的粮食产量虽有所增加，但是上升的幅度很小；棉花产量虽是跃进的，但因原来基数较低，单产还不是很高的；社员的收入是增加了，但是也不很多。

　　粮食单产：一九五六年四百七十六斤，一九五七年四百七十四斤，一九五八年四百九十二斤，一九五九年四百八十九斤。一九五九年比一九五六年增长百分之二点七。

　　棉花亩产籽棉：一九五六年三十五斤半，一九五七年一百二十四斤，一九五八年九十六斤，一九五九年九十三斤。一九五九年比一九五六年增长百分之一百八十。

　　每人平均收入：一九五六年二十九元七角，一九五七年四十七元六角；一九五八年三十七元三角；一九五九年四十一元二角六分。一九五九年比一九五六年增长百分之三十八点八。

　　因此，从大跃进的要求来衡量，这个大队增产幅度是很小的。但是，与兴化其他地区比较起来，还是一个较好的大队。根据我们调查，主要原因有：

　　第一、比较认真地贯彻执行了党的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的政策，正确地处理了大集体与小集体、集体与社员、社员与社员之间的关系；公社化以来，这个大队从未放松过三包一奖制的执行，就是在那劳动力调动非常频繁、粮食收获不按小队进行的时候，他们还是根据当时的生产情况，承认差别，设法执行三包一奖。评工记分，他们也只间断过几个月，当发现等级工资制暂时没有条件实行时，就立即恢复了。评工记分不但比较经常，而且比较认真，每天傍晚，生产队长都亲临劳动现场验收生产，就地评比，就田记工。他们现在是五簿俱全（排工簿、验收簿、记工簿、工分榜、劳动手册），工分做到四对头（验收簿、记工簿、工分榜、劳动手册工分对头），因而帐目一清二楚，没有什么差错。农具折价款都按照规定偿还的比例如期偿还。社员投资物资的价款，也能定期归还。社员的肥料，他们不是“不分好丑，挑了就走”，而是按质论价。价款在夏秋两季分配中还清。特别要提起的，就是在去年兴修水利和大搞车子化运动中，拆去社员的十一间房屋，大队已在去年和今年，砌了五间房子，赔偿给社员。

　　第二、在耕牛、农具和劳力等方面，建立了一套比较完整的管理制度，保证了生产资料的不受损失，农业生产的有秩序进行。仲家大队在从高级社起，他们就有农船、耕牛、洋风车、场头管理制度。公社化以后，他们又建立了粮食、食堂、劳力、养猪管理制度。在生产资料方面，他们始终坚持执行集体保管、专人负责、分队使用、无故损失赔偿的原则。几年来，生产资料不但没有什么损失，有的生产资料还有所增加。一九五六年，全大队有耕牛八头，洋风车十九部，农船三十六条；现在有耕牛十五头，洋风车二十部，农船三十一条。而且质量都很好，耕牛八、九、十个膘；农船只只能装粮，满船的艎板，篙子桩绳俱全；洋风车车水听不到咯吱声，全是“铁风车”。爱护公共财物的共产主义思想已在这里迅速成长。洋风车管理员仲旭旺，五年来只用坏柫板两片半，每年秋天，他把洋风车蓬卸去竹子洗干净，折好放在箱子里，保护得很好。

　　第三、大队、生产队的规模虽有过几次变动，但由于他们执行了“上动下不动”的原则，原来的一套管理制度没有打乱，因此，糊涂帐目不多，生产资料没有受到什么损失，干部和群众的思想也比较安定。一九五五年冬，这里开始建立初级社，下设四个生产小队，同年年底，初级社转为高级社，生产小队没有动。一九五八年秋，成立人民公社，仲家就和邻近的五个村子合并为一个大队。仲家是第一生产队，生产队下面设两个排，他们就把一、二小队合并为第一排，三、四小队合并为第二排，干部和管理人员都没有动。一九五九年一月，大队又有变动，由原来的五个庄子一个大队，变为三个庄子一个大队，仲家为舍王生产队，生产队下面仍设两个排。郑州会议后，大队又划小，仲家为一个单独的核算单位，他们就把两个排，再一分为二，成四个小队。

　　第四、干部作风好，不但带头参加劳动，有事能和群众商量，而且能关心人，注意劳逸结合，因而，群众的干劲较大。充分发扬民主，遇事就跟群众商量，是这里的大队干部的特色之一。比如今年在制定夏收管理公约时，所有大队干部都深入到群众中去，广泛收集意见，然后进行研究，提出初步方案，召开小队干部会议议论，意见一致后，交群众讨论，大小队干部根据群众的意见，再将初步方案进行修改，最后召开群众大会通过，没有异议，公布执行。跑在群众前头，积极参加劳动，是这里的大队干部的特色之二。每个大队干部都分工掌握一个小队，小队干部分工带领一个作业组，做到组组有干部，事事有干部。干部家属也全部参加生产，而且听小队长指挥。党支部书记仲日友同志的岳父死了，他老婆向他请假回去吊唁，他回答说：“此事不属我管，你去问小队长，小队长如果准假，我没有意见。”群众说：“我们的干部家属好，大小人等，没有一个坐在家里，全在田里参加生产，服从小队领导，不挑肥拣瘦。”关心人，注意劳逸结合，注意保护劳动力，是这里的干部的特色之三。他们安排劳力的原则，妇女分三等：（1）青年妇女、无小孩的妇女，安远不安近；（2）身体弱的，月经期间，做轻活，不做重活；（3）有小孩的妇女，做近活不做远活。男人也分三等：（1）身体强的，做重活，做大活，但两天一轮换。例如罱渣两天，手丫要发烂，就换去挑粪，待手丫好了再罱渣；（2）身体弱的，做杂活，做轻活；（3）有一技之长的，到专业性组织里去，如盖屋的、养鸭的、木匠等等。几年以来，他们从来不开夜工，就是大忙期间，也基本上能保证社员有八个小时的睡眠时间。因此，在口粮比较紧的情况下，群众的健康情况还是良好的。五年来全大队共死亡六十九人，生养一百三十六人，生死相抵，增加一倍。一九五八年到现在，生四十八人，死四十人，生死相抵，增加八人。人口的不断增加，劳动力也就不断的扩大。五年来，共增加新劳动力二十二人，目前，全大队患浮肿病的只有二人，其中一人还是刚从河工上回来的，患轻微消瘦病的十五人。

　　第五、基层组织纯洁，领导权掌握在贫农和下中农手中，对党交代的各项任务，都能不折不扣的完成。这个大队，共有大小队干部二十五人，其中九个大队干部，全部是贫农和下中农，十六个小队干部，十四个是贫农和下中农，两个是上中农。十一个党员，全部是贫农、下中农，八个团员，也全部是贫农、下中农。同时，这些干部部很年轻，朝气蓬勃，干劲冲天。二十五个大小队干部中，二十岁到三十岁的十五人，三十岁到四十岁的九人，四十岁以上的一人。社员对干部，干部对干部都推心置腹，无所不言，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忠实地反映情况。

　　目前，仲家大队还存在一些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品种改革上，这几年品种变换过多，常因群众摸不到特性而减产；特别是目前在干部和群众中，滋长了一种自满情绪，对某些问题缺乏应有的警惕。

　　仲家大队要实现农业生产持续大跃进，提前实现农业发展纲要所规定的指标，今后除了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加强党、团组织建设以外，在生产上必须抓积肥、造肥，这是能否大增产的关键问题。目前这里有百分之八十的田缺少肥料。解决肥料有三个办法，一是养猪，一是罱渣，一是种绿肥。现在大队集体养猪数量不多，必须发动小队和社员也养猪。现在每天只有八条船罱渣，必须从其他方面腾出一部分劳动力出来罱渣。

　　 一九六○年八月四日

## 西冯大队近几年来为什么没有大跃进

　　西冯大队属茅山人民公社，在圩南地区。这个大队稻麦两熟田占三分之二，一熟水田占三分之一。

　　全队有一百六十一户，六百五十六人，有劳动力三百一十七人，划分为三个生产小队。耕地有一千五百零三亩，每人平均二亩二分，每个劳力负担四亩七分。现有大型农具基本够用，小型农具也比较齐全。有风车三十三部，每部灌溉四十五亩；有大小农船四十三只，每只负担三十五亩；有脚车四十部，可以弥补风车的不足。现有耕牛十三头（能耕田的十一头），每头负担一百一十五亩，牛力稍有不足，但只要安排得好，困难不大。

　　西冯庄从一九五三年开始建立互助组，一九五五年一步上升为高级社。一九五八年建立人民公社后，周围十三个庄子合并为一个大队，西冯庄为其中的一个小队。一九五九年调整体制，又由小队变为大队。这几年体制上的几次大变动，西冯庄的组织并没有被打乱，基本上执行了“上动下不动”的原则。

　　西冯大队既有如此优越的自然条件、物质基础和组织基础，照理说生产应该大跳特跳，但是事实并不是如此，这几年的生产平平，基本上还是原地踏足，停滞不前。

　　粮食产量，除一九五八年总产量比一九五五年略有超过以外，其余几年，都比一九五五年有所下降，特别是一九五九年下降最多。逐年产量变化情况是：一九五五年总产量为五十八万九千二百二十五斤，单产为四百三十三斤；一九五六年总产量为五十三万二千二百五十一斤，单产为三百一十九斤；一九五七年总产量为四十九万零四百八十七斤，单产为三百二十九斤；一九五八年总产量为五十九万九千四百四十四斤，单产为四百九十九斤；一九五九年总产量为四十二万六千九百六十六斤，单产为三百四十斤。

　　棉花产量，一九五七年总产量（籽棉）为八千八百二十二斤，单产为六十一斤半；一九五八年总产量为二万一千四百八十四斤，单产为九十二斤；一九五九年总产量为一万四千二百四十四斤，单产为八十斤。

　　这几年来，粮食征购入库数字虽然有所增加，但是扣除返还数字，国家实际拿到的粮食并没有增加。一九五五年交给国家的粮食为二十四万一千二百二十五斤，一九五六年为十五万九千九百六十九斤，一九五七年为二十三万三千九百斤，一九五八年为二十二万八千斤，一九五九年为十八万六千六百十四斤。实征入库的农业税款也是逐年减少的。一九五六年为一万三千四百四十六元，一九五七年为一万零六百二十七元，一九五八年为一万零七百三十五元，一九五九年为九千五百五十七元。

　　这几年来，社员的收入减少，口粮偏紧，生活水平下降。每人平均纯收入，一九五六年为三十九元，一九五七年为二十元，一九五八年为二十七元，一九五九年为二十五元。社员的口粮，除一九五五年超过了三定标准（四百八十斤），每人平均实际吃到五百一十五斤，一九五六年接近三定标准，每人平均吃到四百七十二斤以外，从一九五七年以来，连续三年都没有留足基本口粮，特别是一九五九年每人只吃到三百一十三斤，低于三定标准的百分之三十四点八。几年来虽然没有发生人口大批外流、生病和不正常死亡现象，人口也是增长的（从一九五五年至一九六○年上半年，共计生一百人，死五十七人），但从一九五九年开始，就改变了过去生多于死的规律，而变为生死相平，今年上半年又变为死多于生。人民的健康水平较前下降，生病人数有所增加，目前还有浮肿病十五人，消瘦病十四人，子宫下垂病七人。

　　为什么近几年来生产没有大跃进？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

　　一、几年来，对富裕中农的自发资本主义倾向，揭发批判得不够，对发展生产带来了不利的影响。过去，西冯庄的小农经济比较发达，中农阶层面广量大，他们在合作化高潮的影响下，虽然都参加了合作社，但多数是随大流进来的，多少有一点勉强；加上这几年来，历次政治思想战线上的革命运动贯彻得不彻底，特别是一九五九年的农村整风、整社运动，搞得不深不透。因此，目前富裕中农的自发资本主义思想还相当泛滥。有些富裕中农公开要求“包产到户”，攻击集体生产是“大呼隆”，平时消极怠工，做活不讲质量，敷衍了事，并且煽动贫农不要关心集体生产，说是“吃的现成饭，心事不要担”；有些富裕中农热衷于发展家庭副业，搞自留田，养家禽。对这种情况，大队领导上不但没有引起警惕，相反作了某些让步，把稻田锄草包工到户，结果，造成锄草进度不快，质量不高，不少稻田杂草丛生，只见穇子，不见稻穗。因此，两条道路的斗争还相当尖锐；如果不取得这场斗争的彻底胜利，生产是不可能大跃进的。

　　二、在执行政策上，基本上是好的，这几年没有出大的乱子，但是有些政策执行得不全面、不彻底。几年来，西冯大队的分配工作，基本上贯彻执行了“按劳取酬”的原则，问题是分配给社员的部分太少。一九五六年分配给社员的部分，仅占总收入的百分之四十三点五，后来动支了国家贷款一千零八十一元，才使社员实际分配部分达到总收入的百分之七十点九；一九五七年按照方案分配给社员的部分占总收入的百分之四十一点二，但是由于扣还一九五六年分配过头的部分，社员实际所得仅占总收入的百分之三十三点四；一九五八年原方案分配给社员的部分占总收入百分之四十五点八，但由于被公社调去资金四千九百二十六元，粮食一万一千八百九十七斤，以致社员实际所得仅占总收入的百分之三十七点七；一九五九年分配给社员的部分最少，仅占总收入的百分之三十八。这主要是没有很好贯彻勤俭办社的方针，开支过大，一九五六年生产费用和管理费用，占总收入的百分之十九点六，一九五七年上升到百分之二十八点三，一九五八年上升到百分之三十二点四，一九五九年上升到百分之三十，生产费用年年增长，有些是合理的，但也有很大一部分是可以节约的。这几年来，在粮食问题上，搞得相当紧张，下面虚报浮夸，上面官僚主义，产量一变再变，影响三者关系的合理安排，从一九五七年以来，连续三年征购了过头粮。一九五七年返回五万九千六百斤，一九五八年返回五万六千九百斤，一九五九年返回四万三千三百三十六斤。不但增加了工作的困难，而且严重地挫伤了社员的生产积极性。

　　三、在生产改制方面，方向是对头的，步骤也是稳健的，其所以没有大量增产，主要是劳动力外调过多，耕作水平下降。一九五八年秋季，全队外调劳动力二百二十人，占劳动力总数百分之七十。一九五九年长期在外的劳动力有四十二人，占劳动力总数百分之十三，还有临时外调的一百七十一人，占百分之五十五。由于投放到农业方面的劳动力减少，大大影响了农田加工。一九五六年以前，水田耕耖大多数是春秋六交（春三交、秋三交），少数的是五交，而一九五九年大多数只耕四交，少数田只耕二交；施肥水平，一九五六年以前，水稻田基本上做到亩亩有基肥，并有一半以上的田施追肥，而一九五九年虽有百分之九十的田施基肥，但肥料量少质差（过去海南施基肥泥渣三百多担，一九五九年不足二百担），加之追肥面积不足百分之十，这是造成产量不高的直接原因之一。这几年来，品种变化也过多，几乎年年翻新，社员摸不着品种特性。一九五九年把早稻“青森五号”、“光谷”当作中稻栽，把中稻“黄壳早”当作晚稻栽，结果造成了四百多亩水稻严重减产。

　　四、这个大队的组织，基本上是纯洁的，贫农、下中农占了绝对优势，但是，支部的战斗力不强。十个人队干部中，有贫农、下中农六人，新上中农四人；十七个小队干部中，有贫农、下中农十人，新上中农四人，老上中农二人，富农子弟一人，上中农和富农子弟都没有担任重要职务，这个大队从一九五四年开始建党，但至今还只有四个党员。支部书记强扣，不问政治，能力较弱，从一九五八年以来，从未召开过支部会议，大队的领导权，被大队长余长发（非党员、贫农成分），一手包揽，独断独行，余长发曾经包庇地主，目前表现也不好。公社党委试为余长发工作有办法，特别加以器重，甚至连县委召开的大队支部书记会议，公社也特地指明要由余长发代替出席。党支部一旦失去了战斗力，当然就不能抵制资本主义思想的侵蚀，近年来干部特权自私，强迫命令的坏思想、坏作风有些发展。一九五九年以来，大小队干部共超支三千三百多元，其中副业大队长强兆来一人即超支四百六十七元。随便克扣社员口粮的现象，相当普遍，目前干群关系比较紧张。

　　上述问题，交织在一起，互为作用，就使集体生产的优越性不能得到充分发挥；这种情况发展下去，必将影响到人民公社的巩固。

　　当前首先要通过三反运动，彻底揭发和批判自发资本主义倾向，把资本主义思想搞臭，坚决纠正“包工到户”等等错误做法，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生产的大跃进。

　　 一九六○年八月四日

　　已发：各地、市、县委。

　　中央、上海局，省委各常委、各部委，省人民委员会各党组，南京铁路局党委，省级机关各党委会，各新闻单位，各科学研究机关党组，各大专学校党委。江苏军区党委，南京军区、军事学院、海军学院党委。

　　（共印1000份）

　　来源：中共江苏省委办公厅    一九六○年十月十二日印发

　　· 来源：

　　江苏省某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