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共中央转发甘肃省委《关于贯彻中央紧急指示信的第四次报告》的重要批示 　　（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 　　（发去甘肃省委一九六o 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报告一件，很有参考价值，值得你们及地、县同志们认真研究一遍至两遍。甘肃省委在作自我批评了，看起来批评得还算切实、认真。看起来甘肃 同志开始已经有了真正改正错误的决心了。毛泽东同志对这个报告看了两遍，他说还想看一遍，以便从其中吸取教训和经验。他自己说，他是同一切愿意改正错误的同志同命运、共呼吸的。他说，他自己也曾犯了错误，一定要改正。例如，错误之一，在北戴河决议中写上了公社所有制转变过程的时间设想得过快了。在那个文件 中有一段是他写的，那一段在原则上是正确的，规定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原则和条件，是马列主义的。但是在那一段的开头几句规定过程的时间是太快了。 那一段开头说：“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是一个过程，有些地方可能较快，三、四年内就可以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较慢，需要五、六年或者更长的时间。”这种想法是不现实的。现在更正了，改为从现在起，至少（同志们注意，说的是至少）七年时间公社现行所有制不变。即使将来变的时候，也是队共社的产， 而不是社共队的产。又规定从现在起至少二十年内社会主义制度（各尽所能，按劳付酬）坚决不变，二十年后是否能变，要看那时情况才能决定。所以说“至少”二 十年不变。至于人民公社队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规定至少七年不变，也是这样。一九六七年以后是否能变，要看那时情况才能决定，也许再加七年，成为十四年后才 能改变。总之，无论何时，队的产业永远归队所有或使用，永远不许一平二调。公共积累一定不能多，公共工程也一定不能过多。不是死规定几年改变农村面貌，而 是依情况一步一步地改变农村面貌。甘肃省委这个报告，没有提到生活安排，也没有提到一、二、三类县、社、队的摸底和分析，这是缺点，这两个问题关系甚大， 请大家注意。） 　　 中　央一九六o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发至省市委书记处和中央各部委党组） ## 甘肃省委关于贯彻中央紧急指示信的第四次报告 ## （一九六o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中央、西北局（并发各地、市州委，各县委）：） 　　我省召开的三级干部会议，深入检查了一再发生“共产风”的根源，也更进一步地检查了省委的领导工作。大家认为：自大跃进以来，省委执行中央的路线政策， 高举三面红旗，是坚定的、明确的。因而在巩固和发展人民公社方面，在发展工、农、牧各业生产和发展财贸，文教、科学技术事业方面，在进行工矿交通和农田水 利基本建设方面，在进行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造方面，都取得了伟大的成绩。但是，在工作中，也产生了缺点和错误，今年以来，在一部分县、社发生了严重事故，情况是严重的，并且直到现在还没有完全解决。关于省委领导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今年七月间，作过一番检查，向中央作了报告。十月初在省级机关集中进行 “三反”时，又专门开了几天常委会，进行了检查。这次三级干部会议，充分发扬民主，省委先作了自我批评，地、县两级同志对省委领导也提出许多批评意见，大 挖刮“共产风”的根源使我们的认识逐步地更加深化了。为什么在人民公社化以后，全省的“共产风”一刮再刮，中央和主席三令五申也禁止不住呢？其根本原因， 应当也必须从省委领导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方面去寻找。 　　我们检查，省委领导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和刮“共产风”直接有关的，是在以下三个问题上： ## 一、关于执行中央政策问题 　　中央关于人民公社的政策，从北戴河会议决议、武昌会议决议到第二次郑州会议和上海会议所作出的十八个问题的规定，就已经明确地规定下来了。并且再三强调，必须彻底纠正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坚决贯彻队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现在从全省工作状况来检查，省委领导上贯彻执行中央政策的情况是大大落后于中央的 要求的。为什么落后呢？就是对中央的政策研究不够，领会不深，贯彻不力，甚至产生了一些偏差。 　　（一）急于由基本队有制向基本社有制过渡。去年七月省委召开的农业书记会议上，提出要求，从一九五九年算起，五年至七年内完成过渡。主要条件是迅速发展社有经济，使社有经济的收入超过队有经济的收入。 办法是大量发展社营企业，主要是发展社办工业，也发展社办农、牧场和运输队等。要求到一九六三年或一九六五年，全省社营企业、事业的纯收入达到二十亿元， 公共积累提成五亿元，共二十五亿元。这个要求显然是很高很急的。到了下边，更是抢先求快，有些地方做出规划，要求一九六三年完成过渡，发展社营企业全面开花，片面追求产值，发生大量的“平调”现象、浮夸现象和强迫命令作风。在使用国家给予人民公社的投资上，今年二月省委曾决定，全部用于公社领导的水利建设和发展社办企业。这和中央规定百分之七十用于扶植穷队，百分之三十用于公社的精神，是不符合的。 　　（二）忽视小队小部分所有制和小队工作。省委 对于小队工作，在县长时期内注意不够。地、县、社各级也普遍忽视。上海会议文件规定的小队的小部分所有制、四固定和应有的管理权限。实际上没有贯彻下去， 连省委自己的东西，也没有切实贯彻下去。如去年六月，省委转发了仲良同志“关于给生产小队下放五项权利的意见”（种植密度、播种时间、施肥、灌水、调动劳 力、耕畜等），就没有认真督促实行。高级合作社时候所形成的一套生产责任制吹掉了，又没有建立起新的制度，就刮起了瞎指挥生产风。今年上半年，中央指示必 须加强小队工作，人民日报发了社论，介绍了湖北省的经验，我们才逐渐重视起来。 　　（三）对于发展生产队（基本核算单位）的经济重视不够，抓的不 狠。由于强调发展社有经济，刮起了新的“共产风”，使生产队的基本所有制一直处在动荡不稳的状态中。省委曾指示底下合并较小的生产队，因为做得不是时候， 也起了不好的作用。又由于吹掉了小队的生产责任制和小部分所有制，使生产经营指挥混乱，涣散无力。这样，就从上下两头削弱了生产队的经济，使农业生产受到 损失。 　　（四）在收益分配政策上，有两点定得不恰当。第一是扣留部分多，社员分配部分少。去年十一月，省委规定一九五九年收益分配，一般的扣留部分占百分之四十，社员分配部分占百分之六十，一部分收入较多的单位，社员分配部分可以占到百分之五十五；公共积累一般的占总收入百分之十五，因为没有详 细规定总收入的计算方法，又存在估产偏高现象，实际执行结果，扣留部分高干帐面数字，社员分配部分则低于帐面数字，这是相当普遍的。第二，供给部分大，工资部分小。工资、供给的比例，省委去年规定为四六开、三七开、二八开。今年四月，省委又规定普遍实行粮食供给制，条件较好的地方实行伙食供给制。到八月， 看到有困难，才又改变过来，决定实行三七开，但仍然保留了实行四六开或对半开。由于这两点处理得不恰当，在目前生产水平下，就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的贯彻，同时，具体政策规定前后变动较多，对基层单位的执行也造成了一些困难。 　　另外，关于自留地问题变动也较多。一九五八年冬天全吹掉了。去年算帐运动中一般的恢复了，个别社、队没有恢复。今年四月省委规定，将自留地收回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作为食堂菜地。下边 执行情况很不一致，有的收回了一部分，有的全部收回了，有的把自留地上种的菜无偿地收归食堂。群众对于这件事意见很多。 　　为什么在执行中央政策 中发生这些偏差呢？就是因为我们在思想上，对于正确处理公社内部所有制问题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对于革命发展的连续性和阶段性的辩证统一理解不深，对于不同发展阶段既互相联结又互相区别这一点，是不够清醒的。在去年算帐运动以前，是误认社会主义为共产主义，误认按劳分配为按需分配，误认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误认为人民公社一成立就可以实现完全的公社所有制，而不需要有一个发展过程。在算帐运动之后，还留了一个尾巴，就是误认为基本队有制存在的时间不会太 长，很快就可以过渡到基本社有制。因而在具体措施上，总想使社有经济发展得快一些，共产主义因素也多搞一点。再加在指导公社发展生产方面，有许多工作任务 安排的不恰当。影响所及，底下的　“共产风”就普遍地刮起来了。除了思想认识问题之外，有些具体政策规定没有及时地向中央请示报告，这在组织上也是有错误的。 ## 二、关于工作任务的安排问题 　　去年以来，省委在指导人民公社发展生产和农村工作安排方面，有许多不够恰当的地方： 　　（一）关于劳力安排：去年冬季，省委要求各地抽调三十万人搞短途运输，动员二百万人大修水利，动员一百万人搞小秋收和多种经营。几项合计，约占全省农村劳 力的百分之七十到八十。在同一个时间内，这样大规模的动员，打乱了生产队、小队的劳动组织，很难实行正常的评工记分，就产生了许多“平调”现象。 　　（二）关于水利建设：今年元月，省委布置修建容量百万立方米以上的水库二百零九座，一九六o年完成一百九十一座，蓄水库容二十，八亿立方米。到今年九月底，实际完成二十一座，占原计划的十分之一；蓄水库容三亿九千六百万立方米，占原计划的九分之一。动员劳力最多的时候，达到二百七十万人，除专区以上专业 队七万五千人由国家发给工资以外，其余都是义务工，吃用由公社负担。 　　（三）关于发展养猪：去年十一月养猪会议提出发展养猪的数目，由当时的二 百零三万头，至一九六o年底发展到七百万头，增长二点四倍。甘肃日报社论表扬了办千头猪场、万头猪场。各地在执行中又层层加码。甘南自治州提出办万头猪场 二十个，千头猪场四百个。天水市提出，市办万头猪场，社办千头猪场，队办百头猪场。 　　（四）关于发展公社工业：去年十二月全省公社工业书记会 议，要求一九六o年每个公社建成九厂、一队，即农具制造厂、电（厂）、化肥厂、农药厂、综合加工厂、粮油加工厂、缝纫厂、砖瓦石灰厂、煤矿或采矿厂和建筑工程队。原来意图，是把已有的许多小厂子整顿一番，加以提高，再求发展。但执行结果，公社乱调生产队的小厂子，调劳力调资材，大刮了一阵“共产风”。 　　（五）关于社办农牧场：今年三、四月各地召开六干会以后，各个公社纷纷办起农牧场。省委知道这种情况，没有抓紧研究，在政策上给以具体指导。发现有些地 方调生产队的土地、耕畜、劳力，提出了批评，但态度不坚决，没有认真纠正。结果办起来的农牧场，除少数是自己开荒和出价购买牛羊以外，绝大多数社办农牧场的土地、劳力、耕畜、羊群，都是“平调”来的。 　　（六）关于丰产方：今年二月，省委指示，要求队队（生产队）都搞丰产方，组织专业队。各地在执行中，又搞了不少新花样。定西地委提出，县办万亩丰产方，社办千亩丰产方。酒泉市搞了三个五千亩包谷丰产方，两个万亩棉花丰产方。青年团在全省抽调了七十多万青年，三百八十多万亩土地组成了二万三千多个青年专业队。、有的地方将青年妇女组成百花战斗团。有的地方以“农业大学”的形式办丰产方。这些组织，都是从各小队抽调得力干部、强劳力、好土地、好牲畜、好农具，甚至口粮标准还有优待这种做法，很多社员不满意，有怨言，“他们是亲娘生的，我们是后娘养的。” 　　（七）关于建立商品基地：省委去年十月提出，。在全省四十个县（市）的二百七十五个人民公社建立粮食和工业原料等商品基地，要求各地作出全面规划，逐步实现。但是对于土地、劳力、牲畜以及所有制问题应当怎样解决，都未作具体规定。西礼县用大量“平调”劳力、牲畜的办法，在一个月内建立商品基地二十七个。省委没有察觉这种错误作法，反而当作好的经验，批转各地参考。 　　（八）关于厂矿企业、机关、学校建立副食品基地：这件事，省委去年就提出来，今年夏季又提出大办农场。在指示文件和会议上，曾再三指出，不能“平调”公社的土地、牲畜和劳力，也提出了一些可行的办法。但是，没有采取具体措施，认真解决。结果下面还是产生“平调”。有时省委机关在处理具体事情上也不够坚决，如省计委要求在榆中县拔给一些土地，省委办公厅就给县委打电话，给解决了。 　　上述工作任务，都是好事，也都有成绩，有的成绩很大；但也出了不少毛病，刮了很多“共产风”；原因何在？现在看得很清楚了，就是我们没有好好学习中央和主席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一个严重的缺点，就是没有很好地把安排工作任务和贯彻政策结合起来。提出的任务大、要求急，热冷结合不够，-有主观主义，对需要考虑的多，对可能考虑的少，在政策许可的范围内难以完成任务，就必然出现一些违犯政策的事。我们看问题常常带有片面性，看有利条件多，看困难因素少，向最好的方向努力想的多，从最坏的情况设想少。例如，我们掌握甘肃的特点，对更穷更白、干劲大这一面，是充分注意了，对于底子薄、困难多这一面，则注意不够。有些事情，没有经过试验，就全面铺开，给下面干部分派任务多，交代办法少，他们寻不上好办法，就想出坏办法，这就犯了错误。这样的错误，多半是领导上逼着他们犯的。 ## 三、关于领导作风问题： 　　各级干部作风有毛病，和省委的领导也很有关系。省委领导工作中有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农业估产偏高。 　　有些地方的同志反映，从一九五六年起就有估产高于实产的现象。但影响大的是一九五八、一九五九两年，一九五八年原定估产一百八十五亿斤，去年秋季核实为一百二十亿斤，今年再次核定为一百一十亿斤，高估了七十五亿斤，为百分之六十六。一九五九年原定估产一百三十二亿斤，今年核实为八十五亿斤，高估了四十七亿斤，为百分之五十五。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这是一条客观规律。粮食估产偏高了，高得大大超过实际，对各方面的工作都有不利影响，使领导失去主动权。特别是对于人民公社的巩固和发展，对于农业生产的持续跃进，起了不好的作用。主要是以下六条： 　　（一）基数大，包产指标高．三包不能落实。去年五月下达包产指标二百亿斤，今年下达计划指标一百四十五亿斤，实际都没有包下去； 　　（二）误认为粮食相当多，安排水利和农田基建任务过大； 　　（三）对农业生产盲，目乐观，增加城市人口，从农村抽调劳力，数目都过多； 　　（四）粮食安排不落实；一方面，口粮指标高，穷日子当富日子过，吃粮前松后紧。另一方面征购任务和水利建设用粮挤了口粮、饲料，这是今年一部分县、社发生事故的重要原因； 　　（五）误认为农业增长很快，社员收入不低，就想多搞共产主义因素，快些向基本社有制过渡；由于对客观情况的认识有片面性，估产偏高，要求过高过急，作了一些不适当的宣传，作了一些不恰当的表扬，作了一些不很准确的批评。这些情况都助长了下面的“共产风”、浮夸风，干部特殊风、强迫命令风和瞎指挥生产风，有些干部，不说老实话，不反映真实情况的现象很严重。也让某些不纯分子钻了空子，乘机违法乱纪，打击报复，陷害好人。 　　我们深深感到，正确地提出生产指标和严格核实产量，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是个严重问题，关系到发扬党的优良作风，关系到贯彻中央的方针政策，关系到高举三面红旗。各项重要产品，都要切实注意核实产量，而特别重要的是粮食。粮食是一切工作的基础．估产有浮夸，盘子打的大，安排不当，牵涉各，方，必然陷入被动境地。如果积极可靠，留有余地，藏一手，则立于不败之地，掌握主动，高屋建瓴，势如破竹。去年主席写的那封党内通信，就是为的解决这个问题。今年六月北戴河会议时，主席又作了极为深刻的指示。我们对于主席指示的领会是很差的，贯彻执行也是很差的。 　　地方党的领导机关必须十分严肃地执行党的政策，执行中央和主席的指示。对于党的政策，对于中央和主席的指示，不作认真的研究，不在干部中进行反复的教育，不用全力去在实际工作中贯彻执行，思想作风上存在着严重的缺点，这些都是党性不强的表现。对于一种带普遍性的缺点错误，没有十分坚决的态度，不用大力去抓，是纠正不过来的。对于“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去年十一月间开六干会时，就看到苗头，给各地同志打了招呼，提起注意，今年二月又专门发了一个通知，结果是抓而不紧，等于不抓，而领导机关对待政策的态度，领导机关的缺点和错误，对于被领导者，对于基层，是有重大影响的。必须肯定，在下面，有很好的党员，有很好的干部。去年在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一度挂帅的地方，有些同志顶住了他们刮起的歪风。现在也检查出，在大刮“共产风”的地方，也有些同志坚决抵住了“一平二调”，不过，这样的同志的情况是少数。通常情况下，多数人是上行下效的。上边“失之毫厘”，下边“谬以千里”，给党的事业带来损失。我们将深刻地记取这一点，对自己的缺点错误，认真检查，努力改正。 　　现在看来，去年纠正“共产风”为什么不彻底？除了对党的政策钻研不透，贯彻不力而外，还由于没有联系到很好地安排各项工作任务，-没有联系到改进领导作风。今年冬季的整社就必须吸取这个经验。党的政策是统帅一切的，是为了调动全党全民的力量，实现社会主义建设大跃进的各项任务的。为了胜利地推进党的事业，首先必须正确地理解党的政策，全党有一致的认识，用共同的语言，念一本经，而不是歪嘴和尚满天飞。其次，要很好地安排工作任务，使干部有高度的信心，旺盛的士气。否则，“政策是软的，任务是硬的”，丢了政策，也损害了任务。再次，要有良好的作风，也就是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发扬忠实地执行党的政策的作风；实事求是的作风，遇事和群众商量的作风、艰苦朴素的作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这样，才能使政策深入到群众中去，政策掌握了群众，变为巨大的物质力量。总之，必须使政策、任务和作风统一起来。在今冬整社，纠正“共产风”，一定要这样做。推而广之，任何时候，任何事情，都要这样做。政策、任务和作风的统一，也就是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统一，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培养干部又红和又专的统一，政治挂帅和群众路线韵统一。这就是我们总结出来的一条重要经验。这一条经验是付出很大代价换来的，是一项极可珍贵的财富。我们将用心地保存这项财富，充分地运到今后工作中去，它的积极作用将是非常之大的。 　　以上这些，就是我们的检查和认识，是否妥当？请给予指示。 　　 甘肃省委一九六O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来源：根据中共中央文件刊印 　　（注 释） 　　(1) 此批示是毛泽东代中共中央起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