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共辽宁省委转呈铁岭县泛河公社整风整社试点工作总结 　　（东北局：） 　　我们于十一月初旬，组织了一百多名干部，在铁岭县泛河公社进行了贯彻中央十二条指示的试点工作，现已告一段落。兹将试点工作总结送上，如有不当之处，请指示。 　　 中共辽宁省委员会一九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 铁岭县泛河公社整风整社试点工作总结 　　（省委：） 　　我们根据省委的指示，抽调省、市、县各级干部共计一百五十多人，铁岭县每个公社抽一名书记参加，组成工作组，在泛河公社进行了贯彻政策整风整社的试点工作。试点工作从十二月初起，现已历时一个月。兹将试点工作情况和我们的一些初步体会报告如下： ## （一） 　　泛河社位于辽河平原，土地肥沃，机械化程度较高，盛产粮谷、大豆，素称铁岭的粮仓。几年来在党的领导下，在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发挥了人民公社的优越性，各项工作都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从这次试点中暴露的问题看，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对生产瞎指挥风和购过头粮问题，极为严重。 　　这个社的共产风，从公社化一开始就刮。经过去年春天算旧账作了一次纠正，但不久又刮了起来。每一个运动，每一个“高潮”，每一个“大发展”，都刮一次共产风。大运动大刮，小运动小刮，没有运动零星刮。刮共产风的单位，上自省级，下至小队，各级领导机关都有，挂钩单位，试验单位和搞南泥湾的单位也在刮。刮共产风的范围，大自土地、劳力、车马，小至砖瓦石块、破铜乱铁、锅碗瓢盆、皮麻绳套，连慢杆子和供老祖宗的香炉也都刮了。气得群众说：“除了老婆孩子不要，剩下什么都要。” 　　据统计，在公社范围内共占用土地一百二十三垧，房屋一千八百五十七间，抽调劳动力四百六十五名（仅是社办事企业的），调用人工二十四万五千一百三十九个、车工一千九百九十五个、粮食四万七千七百五十斤、现款（包括多抽调的积累）十六万零三百元、动力机械十四台、农具一千四百九十二件、家俱四千六百八十七件、生猪一千二百零六头、队办企业六个，没收自留地一百五十垧，另调用其他各种物资价值七万四千多元。 　　省、市、县的各部门、各企业，共计二十一个单位，借着搞副食品生产，协作挂钩，试验研究等名义，占用生产队的土地一百二十垧，调用柴油机、锅驼机、电动机、水泵等共十台，另有土豆、苞米、稻草、肥料等价值三千七百多元。辽海屯生产队公社化前有耕地五百七十垧，已被各单位占用一百垧，公粮往往还叫生产队替交。长大公路段从生产队拉走八条大牛，白白使用了一年，生产队往回要时，不但不退牛，还要草料钱。去年秋后银行等部门不经生产队同意，就从卖粮钱中把欠的八年老账十万多元，一下全部扣掉。 　　公社为了发展社有经济，就破坏生产队的所有制，看啥好就过渡啥，美其名曰“白手起家，不花钱也办事”。大泛河生产队原来经营铁匠炉、缝纫铺、粮米加工厂、理发馆、砖瓦窑等五个小型企业，既方便群众，又有利生产。被公社过渡后，铁匠炉主要为工业部门加工，生产队给牲畜挂掌排不上号。另调走四台电磙，生产队派了两个人走遍半个县找了两个月才找到，结果，机器零件全部丢失。 　　大搞水利化，公社就叫生产队到处拆墙、砍树。拿走大跳板三十二块，草包五万二千五百四十个、草袋一万七千四百五十二个、柳条二万七千八百九十一捆、草绳一万五千七百一十斤、木桩一千八百四十根、秫秸三万六千四百三十捆。群众反映说：“大办大办，样样都要，人走家搬。” 　　搞生猪大发展，公社一下子从各队调走生产母猪一百零三头。从建立猪场起两年当中，除了死掉的，平均每头母猪产崽不到一头。 　　为大搞社办企业，公社在大泛河生产队规划工业大街，一色占用大院和街面的好房，共达二百六十四间，占全队房屋总数的百分之二十四点七。全队有一百一十七户搬过家，最多的一年搬过六次。四小队共一百二十户，其中有六十多户搬过家，占百分之五十。公社搞一个照象馆，就弄得四户搬家。社的邮电所两个人占两间房，而不少社员一间房却挤住三家。供销社也趁火打劫，收购社员的箱箱柜柜、坛坛罐罐，堆集如山。 　　搞卫生运动，也刮共产风。搞“公厕化”，就把各户的厕所都扒光盖在大街上。杨威楼生产队搞卫生运动，提出“厕所现代化”，把全队群众的门楼子、院墙全部扒光了。 　　上行下效，生产队对社员刮共产风，也是张口就要，伸手就拿，有谁说个“不字”，回头就是一句：“现在社会主义，那个还有你的？”搞全民食堂，就没收社员的自留地，理由是“自留地不收回，食堂就巩固不下去”。队干部看见那个社员偷着侍弄自留地，就责斥说：“总也扔不掉你这个资本主义脑瓜。”好多被没收的自留地，由于社员不敢种，集体没人种，闲着长草猫蛐蛐。 　　社员家庭养猪这条腿基本上被砍掉了。全公社七千七百四十四户，现有社员家庭养猪总共只剩二百多头，平均每三十户才有一头猪。五角湖生产队一百二十户，社员家庭没有养一共猪。前八里庄生产队第四小队要发展养鸡，就搞什么“借鸡献蛋”，看那家老鸡抱窝了就借去，鸡有了还没蛋就发动社员献。群众说：“这一招真绝透了。” 　　许多生产队为了搞福利配套，随便占用社员房屋，乱撵社员搬家，一搬就是一个院，一撵就是半趟街。大莲花泡生产队一个小队占社员的五间“海青房”作马棚，另外还有二十间闲着没用。社员害怕说不上那天叫搬家，一不盖新房，二不修旧房。现有房屋倒塌的二百二十多间，漏雨的有三千七百九十四间。江河泡子生产队的社员，买了六十一间大房木，仅盖了十二间小“爬房”。 　　对社员家庭的粪肥，用着就拉，既不记账也不给钱。因此社员无人拣粪，古城子生产队，五八年是县的卫生模范村，现在弄的家无厕所猪无圈，“夏天满地欢，冬天靠房山”，到处是粪便。 　　不少生产队已经不讲“按劳分配，多劳多得”了，流行的口头禅是：“有饭大家吃，有活大家干”，“男女两个饼，记分一道杠”。新兴铺生产队，去年平均每人分了十一元五角钱，供给费还超支五千元。群众不满说：“干一天挣二分八，还买不上两根烟，多干活的倒找钱，不干活的白吃饭。”今年社员干活，光记工不记分，不分大小月，全算三十一天。盲流户王世林九个月没在家，也照样记了工。有四个月，连社员出工日都不记。有的工账是一张纸写几个名，有的只记出工几个人。群众说：“干活不记工，缺勤满堂红，勤的不勤，懒的更懒，混饭熬日子，有活没人干。” 　　总的看，共产风是队队都刮，只是程度有所不同。大体规律是：在工作重点、富裕队、城市近郊、公社所在地、重点工程所在地，凡是离“官”近的地方，刮的就较严重。穷队和干部作风好的队刮的比较轻。 　　对生产的瞎指挥风，也给生产带来了严重的灾害。 　　制订生产计划，推行新的增产措施，都是上边一道命令贯到底，根本不考虑因地制宜，量力而行。这个社本来地势低洼，群众说是：“大旱大丰收，小旱小丰收”，但也提倡打深井，五八、五九两年全社打了一百零三眼深井，能用的不超过十眼。费工不算，光钱花了二十多万元，使用的铁筋一万六千斤，钢管三百节，砖十七万块，白白埋在地下。这个社原来地多人少，今春还叫生产队开了一千垧荒地，种二千五百垧水田。结果是“一枪两眼”，水田一千多垧没插上秧，旱田有三百来垧没铲，扔了好地四百四十三垧，还浪费种子三十六万七千多斤。群众说这是：“熊瞎子掰苞米的干法”。 　　水田插秧时，有的队插不过来就叫夜里插；后来还插不过来，有些队就逼着往长满一、二尺高草的荒地里撒稻种。当时社员没粮吃，含着眼泪撒了二十五万多斤种，秋天一粒没收。 　　许多社、队干部指挥生产，是标新立异，追求形式，乱出新花样，拿种地当儿戏。一说积肥，就挖土拉泥，刨不动，就打眼放炮。大泛河生产队，光炸药钱花五百多元。群众编顺口溜说：“平时不积肥，用时现突击，打眼放炮崩黑土，掏坑挖洞抠紫泥。”一说搞小春耕，就下令停止铲地，全体出动，到处刨坑。有的还搞“南山抢红旗，夜打灯笼种”。一说消灭玉米螟，有些队就叫把苞米楂子就地集堆用火烧掉，社员家里没柴火，只得到处去搂草叶子。一说搞密植，就不管好坏地，一律规定一个株距，下种用棍量。有一个社员比规定的株距种宽了一点，就拉到会上辩论，直到本人承认是“破坏生产”才算完事。种秋菜时，老河湾生产队一垧三亩菜田满地是水，干部叫坐船种，结果，搭工不算，还扔了白菜籽。宋家泡生产队为追求日进度，青割了二十垧地小麦，结果减产一万八千斤。 　　各项活计安排，都是社干部（包括上边派下来的工作组）发令，大队干部传令，小队干部听令，群众只有怎么摆弄怎么动。不管干什么，都要求一个规格，一个期限，一个进度，完不成就大搞夜战，大搞辩论。突击送粪时，就要求“人不卸甲，马不离鞍”，大泛河生产队第四小队，突击一昼夜送粪，累死牲口二十四头。有的刨楂子、种地、铲地、插秧也搞夜战。社员提出夜里铲地伤苗，干部说：“铲掉的没有剩的多。”为了确定日进度，有的干部站在地头上，捏着手表计算铲地速度。水稻播种时，大莲花泡生产队给两名社员规定日撒种两千斤的任务，不管撒到那里，必须把籽扔出去。秋收搞日进度，那天割多少，割什么，都作一律规定，结果，全公社割伤镰两千多垧，少打粮食四十多万斤。 　　诸如此类的事情多得很，简直是古今中外种地史上未有的奇闻。气的群众说：“我们当半辈子庄稼人，现在倒不会种地了！”“五八年你们瞎指挥，我们提意见，五九年你们瞎指挥，我们还偷着干，今年豁出来了，叫我们种石头我们也种，反正我们挨饿，你们也得跟着挨饿。”这次鸣放，杨威楼生产队社员刘异玉编了一首打油诗：“种地不由民，生产乱调兵，草比苗还高，还喊产万斤。”这正是对干部瞎指挥生产风的一个生动的写照和尖锐的讽刺。 　　浮夸风、命令风，除了绞缠在共产风和瞎指挥生产当中，更集中突出地表现在购过头粮问题上。去年这个公社的粮食估产为六千一百万斤，实际产量只有三千三百九十万斤，而征购任务则为四千一百万斤，除去社员秋后吃掉的和留下部分种子，其余全部被征购，还挖了社员陈粮、自留地粮二百七十四万斤，才达到三千零五万斤。 　　在征购粮当中，公社党委提出的口号是：“先完成任务，后复查政策”“事事反右倾，层层抓典型”，并大喊“谁要对产量动摇，就是右倾分子边缘”“头可断，血可流，不完成任务不罢休”。当粮食已经基本购光时，还认为下边瞒产，派大批干部驻队查粮挖粮。对完成任务进度慢的就进行辩论，搞所谓“思想交锋”，公社、大队、小队干部受辩论的共达五十七名。后来粮食底已基本水落石出，公社党委还怕上边说右倾，挨撤职，仍然向上说假话，对下施加压力。公社党委书记王振儒讲：“在那个时候，党委每个人都心明如镜，知道粮食没有了，但谁也不敢吐露真情，怕说出去被摘掉乌纱帽”。 　　被派驻在各队查粮挖粮的干部，有些人更是无法无天。为了吓唬群众，就宣布：“谁藏一粒粮食，就等于私藏一粒子弹”“谁藏一粒粮食，就是反革命”。这样提还嫌不解渴，有的在队党团员会上提出“没有杀人的心，就购不出粮来。”原公社党委书记徐广仁（坏分子，已处理），在杨威楼片召开生产队党支部书记会时，把绳子摆在桌子上，问大伙“你们认识这个东西不？有粮没粮看着办”，当场把药王庙生产队的支部书记崔凤伍斗争的尿都撒在裤裆里。崔一时有心想自杀，后来一想自己是党员，死了算叛党才没死。徐在药王庙生产队召开小队长干部会，第一小队长刘春林有病没来，徐叫用车把刘拉来在会场上辩论，审问刘：“生产大跃进没有？”刘说：“大跃进了”，又问：“人民公社优越不？”刘说：“优越”，紧接着又追问：“那你为什么不拿粮？”在英守屯生产队，购粮干部安玉清（县委宣传部的）逼社员李墨林（贫农）回家拿来七十斤陈粮后，还说有，李说这是逼人命，安就给扣上“破坏粮食运动”罪名，送县公安局押了十五天。购粮干部魏长久（县农林局股长，后改工作组长，国民党统治时期当过警察）在药王庙生产队逼社员刘玉青（贫农）拿粮，刘说没有，就把刘绑起来跪在地下，魏亲自用脚踢不算，还领着游街，斗了一天—夜，后来刘因受屈过甚自杀了。刘的老婆也气疯了。魏在老河湾生产队开大会动员群众拿粮时，群众跑步走，他上台训话学着日本鬼子的腔调：“你们把粮食统统地拿出来，粮食大大地有”，会后领三十多人到各家翻粮。群众给他起个外号叫“魏扒皮”，说“比伪满挎洋刀的警察还厉害。”公社秘书李兴民（已撤职）在城南堡生产队私立公堂，审讯逼粮。这次干部和群众鸣放时，都气愤地说：“李兴民的办公室好象‘阎王殿，，走到门口腿都吓软了。”很多群众提起来去年购粮事，都伤心落泪。在去年购粮过程中，全社统计，有六十七名干部打过人，被打的八十八人，被“辩论”的群众一百一十二人。 　　把各队粮食全部购光之后，接着又派干部下去安排生活。方法还是换汤不换药，到处搞假“安排”。在古城子生产队的干部，先培养六个“典型”人在会上说假话，一个党员叫赵振和，家里只剩二升苞米楂子，为了带头，含着眼泪说：“能够吃半年，保证不向政府要粮。”参加会的社员看得明白，为了避免挨“辩论”和受处罚，就都跟着说：“家家还有粮食，不要粮了。”因为没粮，群众普遍吃了两个月左右的大白菜，并有大批人跑到沈阳买东西吃，最多一天达千余人。据不完全统计，当时群众共拿了一万二千多尺布票、六千八百多只小鸡，换粮票，换吃的，不管饼干、罐头、盘菜，遇到什么买什么。后来饿的受不了，就大批外逃。群众讲：“那时候三十六招，走为上策。”全公社共外流四百七十户，二千七百一十九人，其中有一千一百四十二个劳力，社员得浮肿病的达四百七十多人。 　　命令风除了在指挥生产和征购粮中有严重表现外，还有两个突出的花招。一个是“克扣口粮”，卡社员出勤。公社规定口粮“三不给”：地主富农不给，富裕中农不给，在城里有亲戚的不给。后来大泛河生产队支部书记马永庆（外号“马坚决”）又添了“三不给”：有病的不给，不出勤的不给，到食堂吃饭过钟点的不给。社员周维成的父亲患严重气管喘息病，根本不能干活，初期因没粮吃去沈阳女儿家吃几顿，天长日久，老头感到重病缠身，吃饭无着，于今年四月投河自杀了。前八里庄生产队，被克扣口粮的劳动力占劳力总数的百分之二十。社员李素芳，因怕扣口粮，在临产前仍坚持下地拔草，结果跌摔了，住院开刀，小孩死掉，大人还未好。有的小学校学生缺课也采取克扣口粮的办法。 　　另一个是随便给社员提“成份”。辽海屯生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工作组，把五十三户社员给“上升”为富裕中农当众宣布。并时常叫他们和五类分子一起开会，动不动就说：“不许你们胖中农说话。”动员投资、派购鸡蛋等，也叫他们多拿，不给就开会“辩论”。 　　浮夸风已发展到故意弄虚做假的严重程度，下面是当地群众盛传的三件“奇闻”： 　　一是“人背坐车送公粮”。去年冬天药王庙生产队送征购粮，原公社党委书记徐广仁为大造声势，“搞全民送粮运动”，全队车马一齐出动还显得不够热闹，另叫二、三十名老弱妇女劳力每人背一、二十斤粮食，排队走到村外，然后再坐在车上，临到粮站，又让群众下来背着粮食走。 　　二是“大战六路”。今年夏天，公社接到县里通知，知道省、市委检查团来检查工作，就召集大泛河附近的队干部开片会，叫他们把社员、学生都调到检查团经过的公路上去铲地头草。检查团到了以后，一看路上人山人海，地头干干净净，一时莫名其妙。问到社员是怎么回事，社员不说话只是笑，后来检查团到地里一看到处是草，这才明白真象。这只是一条路，其他地方还有五条路也是这样干的，故名曰“大战六路”。 　　三是“就地全堆”。今年春天，公社提出满粪化，要求垧施肥十万多斤。大泛河生产队怎么突击也完不成任务，就告诉各小队把地头、道边的土堆起来就算粪，小队堆了许多土堆还嫌慢，有的就到坟地里往坟上扔土，然后上边盖层粪就算一堆。 　　干部特殊化，也十分严重。有些下乡的干部不是和群众“四同”，而是和群众“四不同”。住房要好的，吃饭单立小灶，光吱咀，不干活，干部权大压天，群众敢怒不敢言。购粮工作组一个干部，外号叫“贾大咀”（县防疫站的），在古城子生产队，群众一天吃两顿稀粥，他吃大米饭炖猪头肉，临定时还带二百个鸡蛋，一百斤大葱，两麻袋萝卜，还要了三十八斤肉票。在江河泡子生产队的三反工作组六个人，每天吃净面粉，剩下的麸子给群众吃，吃了半个月，还带走二十斤粮票。公社党委组织委员刘凤举和落改工作组共十五人，在城南堡生产队工作，单独立伙，找一名女团员做饭，一天吃四顿，一共吃了大米二百多斤，猪肉五十多斤，猪头五、六个，下水三、四付，粉条二、三十斤，豆油五十多斤。走后还欠饭费三十九元，一百七十六斤八两粮票。群众说：“这帮工作组除了吃就是喝，把老百姓整了一顿，简直是国民党作风！” 　　有些基层干部，工作组一来他们就陪前陪后，帮吃帮喝。还有些人利用职权，为非作歹，乱用私人，私迁户口，送姑娘、儿子上工厂，把自己老婆安插在食堂、托儿所、幼儿园，不上生产第一线。英守屯生产队副支书朱左清，撵一户社员搬家，把房子让给他老丈人住，群众称之为“阁老府”。 　　总起来看，“五风”是互有联系，互为因果，其中以共产风为主导，瞎指挥生产风也很突出。刮共产风和瞎指挥生产风，碰到群众不同意时，就靠命令风保驾，最后执行不通或完不成任务时，就弄虚作假。征购过头粮，除了上边的压力外，也是由于弄虚作假所造成的恶果。 ## （二） 　　“五风”带来的后果，表现在经济上、政治上共有十大危害： 　　第一、生产连年下降。泛河公社一带素称“铁岭粮仓”，粮食总产量一九五八年为五千四百三十六万六千斤，一九五九年下降到三千三百九十万斤，一九六○年又下降到二千一百八十万斤，一九六○年比一九五八年减产百分之六十。全社生猪，一九五八年五千八百四十八头，一九五九年六千零三十六头，一九六○年下降到三千五百七十六头，减少百分之四十多。 　　今年粮食产量急剧下降，固然有天灾的因素，不能与没遭灾害的五八年相比。但这里五三年也遭受严重水灾，泛河水位七十七点八三米，秒流量二千三百九十公方，当年粮食产量是二千四百八十九万斤，今年泛河最高水位仅三十四点六米，秒流量一千六百三十公方，而粮食产量却较五三年低，而且五三年是合作化以前；六○年是公社化以后，情况更不该如此。因此足以证明这里今年粮食严重减产，人为因素是主要的，群众说，有些干部光借口天灾是“一灾遮百丑”，这句话是有道理的。 　　第二，收入逐年减少。农副业总收入，一九五八年为四百四十八万元，一九五九年为四百一十二万元，一九六○年下降为二百九十三万元，比一九五八年减少百分之三十四点六。社员纯收入，一九五八年平均每人五十四元，一九五九年平均每人四十四元，一九六○年平均每人三十六元，比一九五八年减少百分之三十三。收入逐年减少的结果，给社员生活带来了很大困难，群众说：“再这样干两年，连饭都吃不上。” 　　第三、由于生产下降，对国家的贡献也跟着逐年减少。这个社一九五八年卖给国家粮食三千一百四十六万九千斤，猪三千零七十八头，土副产品总值一百零九万二千五百四十五元。一九五九年卖给国家粮食三千零五万八千斤（扣除购过头粮，实为一千六百四十六万四千斤），猪三千一百二十五头，土副产品总值一百二十六万八千零七十五元。一九六○年卖给国家粮食一千二百三十三万斤，猪七百六十八头，土副产品总值一百零九千九百七十二元。 　　第四、由于粮食减产收入减少，负债逐年增加。生产队欠公社和国家的债务，一九五八年为九万九千九百二十九元，一九五九年为三十九万二千二百二十七元，一九六○年为四十七万元。社员个人负债，据二十一个队的统计为十七万九千元，生产队负债和社员个人负债两笔加在一起，平均每户一百二十五元。 　　第五，生产基础受到严重破坏。两年来全公社死亡耕畜八百八十五头，占耕畜总数的百分之三十，损失车辆十三台，损坏动力机械三十五台，中小农具损坏丢失一千七百三十七件，土地极为荒芜。 　　第六、劳动力减少，劳动效率大大降低。今年全社共外流四百七十户，二千七百一十九人，其中劳动力一千一百四十二个。直接参加农业生产的劳动力，一九六○年比一九五八年减少百分之二十三。劳动效率一九六○年平均比一九五八年降低百分之三十到五十。以种植苞米为例，过去一垧地，铲用四个工，割用五个工，今年铲用十个工，割用十三个工。 　　第七，五风严重的生产队，干部严重地脱离了群众。群众见着干部，不是热热呼呼，而是躲着走。古城子生产队的群众说：“干部来了是灾难，这一年，弄的我们饿得愰里愰当，逼的我们蒙头转向。” 　　第八、群众对社会主义的误解增加。错误地认为社会主义就是“什么都拉平”，“不分公私、你我”，“共产党喜穷不喜富”，严重地曲解了党的政策。 　　第九、党的组织原则遭到严重破坏。“五风”严重的地方，在执行政策上，把“全党服从中央”“无条件执行党中央的决议、政策”的重要组织原则，看成可以执行，也可以不执行。用“扣帽子”“搞辩论”，拒绝下级组织和党员的正当批评，严重地损害了党内民主制度。用吹牛、说假话，心里一套、咀上一套，代替党员“对党忠诚老实”的原则，使一些弄虚作假的坏干部，受到表扬，取得了领导信任，使一些说老实话的干部受到了压抑，挫伤了积极性。 　　第十、坏了一批干部，毁了一些党的组织。公社和大队两级坏了干部四十名（混进来的坏分子除外），毁了党的支部三个。 　　这个社“五风”是较普遍存在的，但各生产队之间程度却有所不同，生产力遭到破坏的程度也有所不同。据了解，“五风”和生产力遭受破坏严重的有六个生产队，占全社二十八个队的百分之二十一点四；“五风”较多，生产力受到一定程度破坏的有十四个队，占百分之五十；“五风”较少，生产力未受到多少破坏的有八个队，占百分之二十八点六。 　　下面是两个“五风”严重的生产队的现状： 　　新兴堡生产队，过去在经济上属下中等，由于“五风”严重，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今年好地扔了五十多垧，占耕地面积的八分之一。播种三百五十一垧，其中苗荒一百六十三垧。粮食产量，由一九五八年一百二十六万斤，一九五九年下降到四十八万斤，今年又下降到二十五万斤。社员收入由一九五八年每人平均三十八元，下降到一九五九年十一元五角六分，今年又下降到十元（尚未留积累）。耕畜死亡百分之二十四点四，散牛死亡百分之六十，生猪死亡百分之四十，盲流占户数的百分之十八，占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三十，占劳力总数的百分之四十。 　　大泛河生产队，过去在全社是富队，是刮“五风”最严重的。今年苗荒面积一百零三垧，占耕地面积十分之一强。粮食产量，由一九五八年三百九十万零六千斤，下降到一九五九年二百四十四万八千斤，今年又下降到二百五十万斤。总收入，由一九五八年三十万零六千元，下降到一九六○年十二万八千元。每人平均收入，一九五八年四十六元，今年入不抵出，每人尚须向队倒找二十六元八角。耕畜比一九五八年减少百分之二十九点五，车辆比一九五八年减少百分之五十五点八。生猪死亡四百八十八头，占总头数的百分之七十七点四，比一九五八年减少百分之七十八点八。盲流户数占总户数的百分之二十一点七，占劳动力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一。 　　广大社员群众都看到了“五风”为害深重，一致要求来个彻底纠正。我们和一些贫下中农社员座谈交心，他们诚恳地说：“我们相信党和毛主席的政策是不会变的，过去干的这些事情，都是下边瞒着毛主席，想毛主席早晚一定会知道的。”还有的人很关切地质问干部说：“我们挨了饿，你们受苦恼，土地撩荒，牲畜死亡，究竟为了啥？”我们听到这些话，深感痛心。 　　造成“五风”的原因，据我们分析，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思想认识水平不高，不少干部在许多问题上思想界限不清。他们不懂得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区别；不懂得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区别；不懂得从基本队所有制过渡到基本社有制，要有一个过程；不懂得大集体下的小自由和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区别；不懂得共产主义和“共产风”的区别。许多人以小资产阶级的平均主义的观点来曲解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有些人错误地把“方向对头，宁左勿右”，“晚过渡不如早过渡”，做为行动的指南，并且过早地否定了按劳分配的原则。在作风问题上，也有一些界限不清：把敢想敢干理解成胡想蛮干；把从实际出发看成是“右倾保守”；把对上级负责和对群众负责对立起来；把完成任务和贯彻政策对立起来。没有使干部真正理解政策的所以然。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教训。 　　二、思想上、组织上不纯。根据落改、三反和揭发出的问题看，思想上、组织上的不纯是严重的，是刮“五风”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个公社大队以上干部大体上可分如下四类： 　　第一类、成份好、立场坚定、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工作积(原稿未完) 　　· 来源： 　　辽宁省某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