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批判欧阳苹先生的反动资产阶级农业经济观点

　　<张庆泰>

　　刚才欧阳苹先生的检讨，完全不能令人满意。我们这里不是普通的生活检讨会，也不是一般教学工作上的检讨会！但他却仅在工作作风和教学态度上来检讨，而不接触问题的实质。欧阳苹先生不是对中央文件有不同看法吗？我现在想着重对这个问题谈一下。

　　对中央关于农业生产自给性问题，欧阳苹先生应该好好地来讲讲自己的道理，如果不然，那你这个大学教授究竟怎样来担任呢？我的发言不只是对欧阳苹先生个人的批判，也是对所有象欧阳苹先生这一类人的批判。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农业生产领导和组织建设的指示是在1956年9月发布的，其中指出：“农业生产不同于工业生产，农业生产的很大一部分是自给性的生产”。欧阳苹先生对这句话却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应该特别强调“商品性生产”。现在我们就来研究研究这个问题。我认为中央指示中这句话很重要，有多方面的重要意义。我们农业生产当中，很重要一部分是粮食。所谓自给，自给什么？主要是自给粮食。如果不明确这一点，合作化以后都会去专门搞商品性生产，那问题就多了。对中央文件我们允许有不同看法，如果你的看法对了，即符合客观实际，我们将欢迎并修正自己的指示和文件；如果证明你是错误的，并且坚持错误来同党对抗，那就值得研究了。欧阳苹先生刚才并没有讲出什么反对理由来，他只笼统地说：“我以为中央是错误的”，“要破除迷信”。现在我们来分析一下合作化后的事实。我们许多先生（欧阳苹先生也不例外），不总是自称为“客观主义”吗？那就是非常尊重客观事实的，我现在就提出事实来同欧阳苹等先生们很好讨论这个问题。

　　一，1956年合作化后农业生产力水平还是不够高的，农业生产的商品率也还是不够高的，我们之所以要加速合作化，正是要不断提高商品率。这是必然的规律，是农业发展的必然趋势。但合作化发展初期的实际情况又是怎样呢？当时生产水平不高，商品率也不高，全国生产3，600亿斤粮食，征购的粮食合计不过800亿斤左右，仅占总产量20％强些，而约80％为自给部分，这个事实证明中央提出的很大一部分是自给性的指示是完全合乎客观事实的。自称“客观主义者”，你那个客观事实又是在哪里呢？仅仅根据这个简单事实，也可以证明中央指示是唯一正确的，欧阳苹先生单纯片面强调商品性的论调是完全错误的。

　　二，如果按欧阳苹先生所说大部份就商品性生产，其结果会产生什么样的情况呢？第一，国家将不能很好解决粮食问题，不能很好贯彻首先发展粮食生产的方针，不能很好解决城乡人民粮食问题；这就给整个社会主义建设带来许多困难，给说“合作化搞糟了”的人制造根据，给社会主义带来不利，难道还不明白吗？可能这正是资产阶级学者和一切反对合作化的人一个不可告人的目的，不然为什么偏要强调“商品性”呢？第二，如果按照欧阳苹先生的意见，国家就不能在农业方面实现计划生产，按比例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因为片面的强调“商品性”就会单纯追逐利润，单纯从市场需要出发，它不可能按计划生产。第三，如果按欧阳苹先生的说法，农村资本主义会因此泛滥，社员们都去发展香瓜，人参……去了，粮食不够吃了，那我们将不能很好的把农业生产纳入社会主义轨道，这就糟了。可能这是欧阳苹先生们所想要得到的结果，但我们不能那样去作。

　　当然，应该指出我们并不否认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商品率可以愈来愈高的必然趋势，我们发展农业合作化，正是为了不断提高生产力，提高商品率的。可是我们所说“商品率”的这个概念和资本主义国家所提的含义也是不同的，这里不详细讲了。

　　三，欧阳苹先生为什么要这样说呢？第一，根本问题在于资产阶级立场，资本主义经营思想在支配着他，他在解放几年以来没有任何改变。因为资产阶级总是要追求商品率和利润；这与卜凯说更中国大量生产桐油……等商品，为帝国主义供给原料的说法不是一样的吗？！第二，他说自己是“客观主义”者，实际上是典型的主观唯心主义者。“客观主义”本来就是唯心主义，因为他这个“客观主义”是根本不顾客观事实，不从中国当时实际情况出发的。所以我说，不管欧阳苹先生自觉与否，实际上是用资产阶级立场观点来同党和社会主义总路线对抗，难道还不明白吗？！

　　四，欧阳苹先生的错误，不在他自己所谓“无经验”，“水平不高”。而在其根本立场是错误的。比如说，他说“对党不满”，难道这是无经验吗？正是有经验，阶级成见太深，才是这样。再如，你说要对党“破除迷信”，这是什么意思呢？广大人民对中国共产党的崇高信仰，是因为几十年来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结合起来，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终于使全国人民获得彻底大翻身。应当说，这种对党的崇高信仰是完全自然的。这是资产阶级所不能动摇得了的！欧阳苹先生不懂得我们要破除什么迷信？解放什么思想？我们要破除的是对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迷信；解放的是共产主义思想。历史上有过资产阶级从封建思想中解放的时代，现在早已成为过去了。今天资产阶级要对共产党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实质上就是资产阶级垂死挣扎，同无产阶级争夺阵地；就是要再束缚劳动人民，反对思想解放的一种斗争形式，难道还不明白吗？

　　我们掌握解放思想的这一武器，不能让资产阶级学者利用它来反扑，夺取我们的阵地，敢想、敢说、敢干，是对资产阶级开火，而不是让他们利用这个口号来向人民进攻。资产阶级敢想、敢说、敢作的时代已经老早过去了。老实说，你现在还没有从封建阶级那个思想囚笼中解放出来，就想与无产阶级较量较量，你有什么资格？中国资产阶级学者在农村经济战线上，还不如欧洲国家的资产阶级学者有一套比较独立的思想体系。在中国，你们除了跟着洋大人，跟着卜凯这类帝国主义文化特务跑一跑，摇旗呐喊之外，还有什么本领呢？所以，欧阳苹先生，你那武器还是放下为妙！只有在马列主义思想指导下的敢想、敢说、敢干才是唯一正确的。

　　五，关于农业经济学的阶级性问题：我们说，农业经济学是有阶级性的；我们承认你们的那个农业经济学也是有阶级性的；不过我们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你们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区别就在这里。我们的旗帜鲜明，你们却偷偷摸摸不敢公开。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几十年的反帝反封建，实行土地革命，领导农民走合作化道路，历史事实雄辩地证明我们的道路是唯一正确的。资产阶级学者说农业经济学是超阶级的，不问政治，都是胡说；实际上资产阶级是维护地主资产阶级统治，地政学派、乡村建设派、梁漱溟、晏阳初等等各式各样的改良主义，他们的共同点是维护地主资产阶级利益。梁漱溟所说“外国侵略可怕而不可怕，民穷财尽可忧而不可忧”那反动的一套，不是赤裸裸地表明了他的奴才象吗？资产阶级学者们说：“土改后合作化搞糟了”，“统购统销搞糟了”，“价格政策不对头”，难道这是所谓“超阶级”“越政治”的态度吗？

　　再如，很多资产阶级学者在讲义中，谈到什么人口论问题，什么“土地报酬递减律”等等这一套。这种情况几乎普遍存在着。这说明什么呢？一句话，“中国前途未可乐观”！我们现在建设社会主义，不只是要搞现代化工业，还要建设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但从许多资产阶级学者讲义中可以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那就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农业没有前途，中国农业不能现代化；农业没前途，因此工业也没前途。工业没前途，那就科学文化一切一切都谈不上了。中国社会主义前途茫茫，未可乐观。在他们的眼睛里就看不出什么光明。试问，这样的大学教授讲师，在人民的讲台上，散布这样些悲观论调来教育青年，青年人怎能朝气蓬勃？怎能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呢？所以，我希望在座各位先生，都要考虑考虑这个问题。不要认为这只是“个别的”现象，我看会议中大会小会，大字报上，所揭露的绝不是个别的现象。个别的太多了，就不是个别的了。欧阳苹先生曾污蔑我们在工作中存在的一些缺点说“左一个个别的，右一个个别的，个别的与个别的凑拢来就不是个别的”。这句话，不应由他来说，我们正可以借用这句话来回敬资产阶级先生们，你们那些论点，左一个个别的，右一个个别的，那就成为资产阶级系统的东西了。怎么能说只是个别的呢？在今天，象欧阳苹先生那样的检讨还是不少，口是心非，言行不一，检讨是一套，过后又是一套；当面检讨，背后依然；这样绝对没有好处。现在我们全国到处都是红旗飘扬，气象万千，还是彻底把白旗拔掉，和人民在一起，沿着社会主义光明大道前进罢！我们党一向是尊重科学家的。不管是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也不管你学问大，学问小，甚至有一技之长，都是尊重的。我们党从来也是爱护科学家的，即使这些科学家思想上有些问题，有些错误，党的政策还是愿意团结、教育、帮助改造的。同时我们在教育改造的过程中，也是欢迎进步的，那怕是微小的进步也好。可是这种进步应该是货真价实的，而不是虚假的；是来自内心深处的，而不是心口不一，言行各异的。我们这次会议是很好的自我教育的会议，是共同力求进步的会议。必须指出在今天，再不能容许有人披着教授的外衣，顽固地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一有机会依然贩卖资产阶级私货，同党同人民对立，危害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我们这几天的会上许多同志发言，带着很大愤慨的情绪，来批判农业经济学中的资产阶级思想，这是一场拔掉白旗，树立红旗的两条道路的斗争，我们必须坚持把这个斗争进行到底！

　　来源：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编《我国农业经济科学战线上两条道路的斗争》，农业出版社，195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