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郊区五个试点乡在辩论中反映出来的问题

　　据北京郊区上岸、东冉村、六里屯、赵辛店、八宝山等五个试点乡的统计：各阶层在鸣放期间共提出意见一万一千六百四十九条。其中：合作化六千零七十六条（占52.2%），统购统销三千五百零八条（占30.1%），工农关系六百九十三条（占6%），肃反及法制五百零四条（占4.3%），其他方面八百六十八条（占7.4%）。

　　全部意见中：恶意攻击的一千三百三十五条（占11.5%），积极拥护的二千八百三十一条（占24.3%），善意的批评七千四百八十三条（占64.2%）。

## （一） 合作化问题

　　关于合作化问题，据五个乡的统计，各阶层共提出六千零七十六件，占全部意见的52.2%，比重最大。在六千零七十六条意见中，属于恶意攻击的言论七百一十八条，占11.8%；属于正面拥护的一千四百二十八条，占23.5%；属于批评建议的有三千九百三十多，占64.7%。

　　在鸣放中，公开揭骂、诋毁、攻击合作社的多为入社后减少收入的上中农，七百一十八条恶意攻击的言论中，上中农占三百三十七件，地主、富农占一百二十五件，其他二百五十六件是出身不好、政治历史上有问题的贫农、下中农和小商小贩发表的。他们对合作化的攻击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合作化以后产量降低了，生活下降了，合作社没有优越性，入社不如单干。

　　2、认为入社太不自由，花钱不方便，处处受限制。他们说：在社里捆的发木，泡的发麻。入了社当了牛马，还不如给地主扛长活，合作社真好比是阎王殿。

　　（3、丑化、谩骂乡社干部，说乡社干部是“土皇帝”、“剥削阶级”、“败家子”。）

　　贫农和下中农同时以主人翁的姿态，对合作社提出大量的批评和建议。

## （二） 农产品统购统销问题

　　五个试点乡共提出三千五百零八件，占全部意见的30.1%，仅少于合作化问题。对统销统销的意见中，一般是粮食问题所占比重最大（上岸乡对粮食问题的意见占全部统购统销意见的三分之二），而粮食问题上又以定量不够吃的意见为最普遍。在菜区，特别是无照商贩活跃的地方，对蔬菜统购包销的意见比较多，主要反映“菜价低”“菜站剥削农民”。对统购统销意见中，有五百零一件（占14.3%）是恶意攻击的，而另外三千零七件（占85.7%）的意见是拥护统购统销政策，对工作提出大量的恶意的批评建议和某些疑问。

　　这五百零一件恶意攻击的意见中：上中农占一百四十五件，地主、富农、坏分子占一百零五件，其余二百五十一件多是不务正业或政治历史有问题的中、贫农和小商贩提出的。他们以下三个方面对统购统销政策进行了恶毒的攻击。

　　1、攻制度：上岸乡上中农黄桂山说：开天辟地那有农民没粮食吃的，世界上那个国家的法律把老百姓的肚子治的一边大？东郊星火社上中农果兆元说：自留地的菜也要到菜站去卖，我就反对这个，政府屁大的事都管，准管得了吗？上岸乡周呈凤（当过和尚）说：现在让粮票把亲戚都断了。

　　2、攻定量：上岸乡上中农孟宝森（流氓）说：社会主义是可怕的大水灾，这个社会，老年人愁死（统购统销），中年人累死（入社活多），我作禁闭还吃四十六斤粮食，农民只给三十斤，不如犯人，熬粥吃都不够。东冉村有人说：“棉布不够穿，外宾再来参观我们穿破烂点给他们看看”，“这社会再往前就到原始共产主义社会，该穿树叶啦！”

　　3、攻价格：老中农李振和说，农民再有六辈子也翻不了身，买东西依人家的价钱，卖东西也得按人家的价钱，这是剥削我们。菜是我们的愿卖给谁就卖给谁，愿卖多少钱就卖多少钱。老中农王世荣说：政府是暗使家伙，慢慢把私商都拉倒了，就剩他们一家，说多少钱就是多少钱。上中农刘福顺说：什么都涨钱，就是粮食不涨，因为政府是打你农民手里买的。东郊星火社中农社员张瑞说：社内西红柿卖三分五一斤，菜站一转手卖七分一斤，蔬菜统购包销是谁剥削谁？

　　广大贫农和新老下中农认为统购统销政策好，物价稳定，但是他们在鸣放中也提出了一些疑问和大量的善意的批评建议。

## （三） 工农关系问题

　　五个试点乡共提出六百九十三件，占全部意见的6%，总的比例虽然不大，但在各社各队的鸣放会上都有人提。工厂、农村相邻的地方，对工农关系提的意见比较多，而且很尖锐。丰台区赵辛店召开的一次社员、工属座谈会上，由于上中农的煽动，工人家属与社员竟当场争吵起来，使座谈会不欢而散。对工农关系的意见主要集中在：1、工人收入高、福利多、生活好；农民收入少、生活苦，没人关心。2、油、布、面票工人多农民少，生产水平较高的近郊农民对这方面意见更多。3、工业品贵，农产品贱，工人占便宜，农民吃亏。对工农关系的意见中，有八十一条（占11.7%）是挑拨工农关系，企图瓦解工农联盟。这些反动言论还在农村各阶层中暂时引起了某些共鸣，甚至有的党团员、乡、社干部在这些言论面前也感到理敢词穷。

　　这八十一条破坏工农关系的言论中，上中农占二十一条，地主、富农、坏分子占九条，其他五十一条多是不务正业或政治历史有问题的中、贫农和小商贩提出的。他们利用农民中的平均主义思想，从以下三个方面煽动农民破坏工农关系：

　　1、夸大工农生产差别，煽动农民对工人不满：星火社老上中农相全说：工人生活提高很多，农民生活根本没改善，工人农民的生活相差天地。马池口乡樊长庚（被开除党籍分子）说：工人一天挣我们好几天的钱，妇女都和工人搞对象，农民差不多要断后了。该乡新中农李永臣说：妇女们流传着说一嫁工人二军队，嫁给农民活受罪。丰收社新中农王继亮说：毛主席提出工农联盟，现在农民连工人的三分之一也赶不上，我看这个口号提的不合适了。

　　2、歪曲党关心工人，不关心农民了：东郊区星火社韩连文说：工人农民不一样看待，两个儿子，疼大儿子，不疼二儿子。友联社党支委张文秀说：社会主义改造把农民改造了，现在就是美了工人，工人有病还管治，社员有病没人管，简直不如牲口。上岸乡退党分子诬蔑党是忘恩负义，他说：抗战、解放战争时期，军政人员和农民差不多，现在军队、工人、干部都比农民生活高的多，农民在革命战争中出力很大，那时上级说大家努力干吧，将来有大家的好处，现在看来是说瞎话，共产党进城忘了农民。

　　3、鼓动分裂工农联盟：丰收社上中农尤起说：为什么他们坐小汽车，为什么我们吃不上饭？如果我们农民不干，他们连饭也吃不上，反正他们不会“下老米豆”。上岸乡段德祥（恶霸地主养孙，一贯道徒）说：工人一月挣六、七十元，农民穷得光屁股眼子，他还和你搞个屁联盟？我看不要工人也行，和他割断关系，我看工人离了我们农民就不行。曙光社一女队干部说：“再种棉花叫队长耪去，我算不去了，反正种了棉花也穿不上”。马池口乡有人说：工人这么剥削农民，咱们得和他们斗争。友联社竟有人谩骂说：农民不生产，全饿死他们王八蛋（指工人、干部）。

　　在一般农民当中，比较普遍地存在平均主义思想，他们片面地夸大工人生活水平，处处与工人相比，他们的主要意见是：

　　1、比供应标准：上岸乡贫农李德全说：工人每月吃一斤油，农民种油料才让吃四两，工人农民怎么是一家？

　　2、比福利：有人说：工人干部看病不出钱，农民入社也交了基金，为什么看病还要自己出钱？工人有礼拜休假制度，农民就连轴转。

　　3、比生活：丰收社十一大队中农尚雨说：工人吸洋烟，农民就吸不起，有的说工人干部骑自行车、带手表、穿制服，农民是吃不饱、穿不暖。有的说：工人白薯不顶口粮，农民吃白薯就顶口粮不合理。

　　此外，还有一些问题需要向农民进行宣传教育，或由主管单位研究改进：

　　1、工业品涨价问题：马池口乡新上中农王成龙说，去年三斤粮换一尺布，现在三升粮换一尺布，薅锄过去一把三角，现在要七角，保险火柴过去一包一角，现在要一角四分，盐也涨价了。

　　2、短工工资问题：东郊星火社第三队副小队长王景才说：我们社员连个做小工的都不如，他们每月收入四十多元，我们在社里能给个小工待遇就行了。

　　3、工人干部家属问题：八宝山乡贫农王继祖说：农民上晒下蒸，倒没有工人家属坐在阴凉下给的油、布多。也有人提：工人干部不管挣钱多少，把爱人都接走了，挣钱少的国家补助，给房住，结果农村少了一个劳动力，城里多了一个寄生虫。

　　4、保护庄稼问题：有的提出工人家属养猪、养鸡吃了农民的庄稼，有的单位轧坏了农业社的庄稼，为此不断引起纠纷。（摘自北京市委报告）

　　来源：中共中央宣传部《宣教动态》（总第三OO期）一九五七年九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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