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州、内蒙古自治区天主教神职人员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表现

　　新华社广州28日电　控制广东六个教区的广州教区主教邓以明采取一系列的行动抗拒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他除及时向香港帝国主义分子传递情报、请示对策外，并采取了如下的措施：

　　(1)加强对内部的控制。召集神职人员会议，布置他们不参加政府召开的会议，或装病躲避政府人员。他要求神职人员和政府人员谈话，必须向他汇报谈话内容，并总结出他们对付政府“最好”的办法是在任何会上都不发言，一声不响的听政府谈。最近他又以“避静”(一种宗教活动方式)为名派得力神甫到各地串连，召见各地神甫、修女到广州，动员他们为梵蒂冈、为主殉命。

　　(2)诋毁爱国会，阻挠教徒参加爱国活动。邓认为“爱国会是多余的”“各阶层都不要成立爱国会，而政府偏要我们成立，是加于天主教的耻辱。”他又说：“爱国会在根源上是革新的，在组织上是和教宗弃绝的，在做法上是反对教会的。”他认为这个组织是否属于天主教，值得怀疑。他对其他地区的一些主教参加爱国会表示很痛心，说广州的天主教爱国会是被共产党利用的工具，说神职人员参加爱国会是“叛变”。不久前他并向汕头、佛山、顺德、中山等地发布反动命令，一律不准教徒参加爱国会。

　　(3)布置代理人。邓以明认为北京全国天主教代表会议提出的和梵蒂冈割断政治、经济的联系是“挖天主教的命根子”，独立自主办教会是“裂教”，散布什么“教难来临了”，并表示坚决要斗争到底，随时准备着坐牢，“坚贞不屈，无愧于教皇”。据反映，现在他已经布置了第三、第四线的代理人。

　　（此外，部分教徒从宗教感情出发，不愿和梵蒂冈割断关系。如有的教徒说：“教皇从来就不问政治，经济上亦无往来，因此，政治上和经济上早就割断了。”“作为教徒就应该听命，不听命就是犯罪”。汕头一个教徒施天国更荒谬地将政府比作丈夫，将教皇比作父母，因此，他认为都要服从，不能反对。）

　　教徒中的积极分子对待政府的政策也存在着不少的模糊看法和顾虑，如有些教徒担心经济上和梵蒂冈割断联系后，教会将无法维持，神甫如都出外找工作去了，就再无人来“搭救大家的灵魂了”。惠阳专区一个做宗教工作的干部说：分布在惠阳专区的神甫和修女都是靠香港教会供给的，如果割断联系，他们的生活费我们是否可以包下来？有些人怀疑独立办教会是不是排外的，如有人提出天主教独立自主办教会后，如果有外国神职人员来中国长期居住传教是否准许？否则算不算是排外？如果梵蒂冈发出宗教性的命令，应不应该执行，又如何区别那些是政治性的那些是纯宗教的。(方元慧)

　　新华社呼和浩特26日讯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宗教事务局，于10月21日开始在天主教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一运动是采取集中神职人员学习文件的方式进行的。参加学习的共一百五十一人(内有主教二人，代主教、副主教三人，神甫七十八人，修女十三人，贞女二人，修道生四十人，教徒十三人)。

　　教徒们参加学习前后的表现如下：

　　一、守口如瓶，遵守会规。集宁教区右派分子献堂会总院长张熙兰在修女们动身前向修女们说：“这次去学习，要严格的遵守会规，一定要用修女的精神来对待学习。”有三个修女到呼和浩特市以后，每天向张熙兰汇报情况，甚至小组会上发言提纲都要经过张熙兰审查，说错了话不要到右派神甫面前办神工。主教樊恒安在参加学习前把1950年6月9日爱马关于坚固信德的指令发给各教堂，作为抵制学习的精神武器，借以威胁或拉拢一些人反对爱国会。

　　二、打击左派，拉拢落后分子进行对抗。有些参加学习的神职人员在学习中称立场坚定的左派为“太积极、太危险”的人物，暗中调查登记，有的还背后活动，企图拉拢或组织一些落后分子进行对抗，或用“绝罚”来威胁左派。致使集宁教区参加学习的左派和中左分子一度表现了犹豫、动摇。学习逐渐深入后，初步明确了大是大非，有些左派才开始揭发集宁教区神职人员中右派小集团的反共反人民的阴谋活动，并对集宁教区主教樊恒安进行了说理斗争，这时，中间分子才开始摆脱右派的影响，逐步向左转。

　　三、神职人员中的右派分子开始被迫低头认罪。经过一番说理斗争之后，参加学习的天主教上层分子，为了缓和斗争，保存教会实力，极力说服右派分子同意爱国主张。右派分子对大家揭露的一些反动活动不得不检讨认罪，但仍然极力否认有组织活动，有的还继续放毒，进行顽抗。

　　目前，内蒙古宗教事务局领导上确定：集中在梵蒂冈与爱国问题上进行辩论，以便彻底揭露梵蒂冈的反动本质，借以解除中间分子的“良心”束缚，进一步暴露右派分子的反动原则上，并教育群众分清大是大非，在政治上划清敌我界限，在此基础上逐步把斗争锋芒引向右派分子头上，以便彻底打垮天主教界的右派分子。

　　 (师海云根据内蒙党委和宗教事务局材料编写)

　　来源：1957年11月29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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