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及其批判

　　<张世禄>

　　我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主要表现在下列的三个方面：1．对于汉语的错误的看法；2．对于语言的唯心观点；3．对于语言研究的形而上学方法。分别叙说如下：

## 一  对于汉语的错误看法

　　从前我竭力维持传统的错误说法：汉语是单音节语、孤立语、声调语、列位语；近几年来呢？虽然说是“有些是不正确的，有些是可以采取的。”而实际是保留原来的错误说法。

　　关于汉语是单音节语的看法，到近年我实在还没有完全改正过来，我过去是竭力主张这种错误看法的。到了1954年所写的“中国语言学概要”这种讲义里说：“语言词汇里的词，多是双音节的，而创造词汇的原料又原来是单音节的，同时那种单音节的文字，又给语言以一些反影响，所以在汉语当中，常常有复音词和单音词互相转化的事实。这种单音和复音伸缩变化的现象，就显示汉语里词的一种弹性作用。由此可见，汉语不是单音节语，但是它的复音节的性质，又不象别的语言里那样板定的。”这样表面上否定汉语的单音节性，可是又说汉语的原料原来是单音的，同时又强调单音和复音相互转化的现象，可以伸缩变化，实际就是维持原来的谬论，而且给以辩护。到了1956年，我讲词汇的时候，讲到词和字的分别，已经明白地主张汉语不是单音节语了。可是在写“文字改革的理论和实践”里的一段，这一段是讲表意文字的形成的，说：“这种简易化的图形，由于经常的书写和使用，又趋向于定型化，同时在意义方面也逐渐地明确起来；于是原来表达完整句子的图形，变做一个个的字体，用来表达语言里一个个完整的词了。这就是从图画文字转变做表意文字的过程。”这段话，原来是参考谢尔久琴柯“关于中国文字的几个问题”这篇文章里的话。原文是：“书写符号——表意文字在这里不象图画文字似的表达完整的句子，而是表达个别完整的词或是词的独立部分（可能是音节）。”（“中国语文”41期20—21页）原文的“或是词的独立部分（可能是音节）”给我漏掉了，而只剩作“一个个完整的词”；这样提法显然是旧有的“单音节语”的观念在作祟。

　　关于汉语是孤立语的谬论，到近年也还没有完全改正过来。我在1952年所写的“中国语文概论”讲义提纲里说：“形态三分法，认为中国汉语是孤立语，便不很确当；汉语里虽然没有变形作用，而有语法关系的派生作用，……所以现在可以断定中国语并不是纯粹的孤立语。”这样提法实际也就是肯定了旧有的“孤立语”的论点。后来在普通语言学的讲稿当中，说：“汉语不是绝对的孤立语，也有形态变化。”所谓“不是绝对”，就是“相对的否定”，也就是“相对的肯定”。

　　关于汉语是声调语的谬论，到近年还是承认的。汉语里是不是利用声调来作为表示语法关系的一种派生作用，这还待讨论。可是我就根据这一点来说明汉语为声调语的特性。又在“中国语言学语音篇”讲义里说：“过去利用声调的区别来作为单音语对于同音词的一种补偿，显然是不济事了，所以为着避免同音词增多的混淆，必须使语言促进词语的复合化。”“中国语言学概要”讲义当中也说声调的区别是避免同音词混淆的一种补偿作用。这种补偿的说法是采取房德累耶斯关于语言发展的“赔补作用”的理论的。首先应该加以批判。这里表明声调语对于单音节语的一种补偿，就是承认了声调语，实际也就是肯定了单音节语的性质。

　　关于汉语是列位语的谬论，到近年也还是竭力主张的。在1952年的讲义里，曾说：“语序的重要，确是汉语的特征”；“依照语序来确定词性，依照词性来解释意义，这便是掌握中国语文的唯一方法。”在1954年的讲义里，又说：“汉语是世界上分析语的代表，在语法方面，注重词、语位置的排列法和虚词的应用，正和许多印欧语的语言注重词形变化的综合语性质相对立的。”这是完全依照西洋人向来对于汉语的错误看法。

　　这几种论点之所以是错误的，就是由于汉语的事实不是如此。汉语从古以来在词汇里就存在着复音的词。至于孤立语这一个名称，根本不能成立，因为一般词在语言里总是有组织的关系，不是孤立的。或者叫做“词根语”，这也和汉语里从古以来就有词根和词根组合成为“合成词”的事实相违背的。现代语里，更显然具有几种词头、词尾，所以词根语的性质一说，在汉语里也是不能成立的。用声调来区别词义，实在不只汉语或汉藏语系的语言里有这种现象，世界上其他语言，例如瑞典、挪威语，也有这种现象。我承认应用声调的区别来和单音节语相互补偿的说法，承认了声调语，也就是肯定了单音节语，这是整个错误理论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列位语的意思，实际就是孤立语的意思，就是所谓“好象一套建筑的木料，都是同一形式集合拢来”，“表象主义，原子主义，把许多事物一件一件地单独地排列出来，用原子安排让人看出其中所生的关系。”所以要否定汉语是孤立语的说法，就应该否定汉语是列位语的说法。至于汉语语法上关于词序规则的重要性，并不能和列位语的性质混为一谈，正象一些复音词和单音词相互转化的现象，并不能和单音节语的性质混为一谈。所以我过去对于汉语的原来的看法和旧有的观念，是完全错误的。

## 二  对于语言的唯心观点

　　我从前曾经根据布龙菲尔德的“语言学导论”里心理学的观点来说明语言的本质和起源，说：“语言是用语音来表现意义的，语言只是人类的‘表现运动’所演化而成。”又说过：“有了思想和感情之后，用语音机关所发的声音表达出来，就成为语言。……思想和情感的增进，就是语言内容的扩充；语言的发展，处处是依照心理上的发展的程序的。又说过：“我们要解答语言的起源问题，最好并采诸说，而以精神作用说为归宿。”（见“语言学原理”“语言学概论”，1929—1933年间所作）提出“表现性”“表现运动”来作为语言产生的根据，这是十足的单纯心理学的唯心观点。这种唯心观点，就是以语言的表达功能为第一性，语言的交际功能为第二性，认为语言不是反映客观现实，不是社会本质，而是根据于人类的表现运动，形成为一种社会的习惯；这是彻头彻尾的反马克思主义的语言学观点。

　　解放以后，虽然学习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以及斯大林的语言学著作，可是对于这种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语言学观点还没有经过彻底的清算，所以表面上好象有些改变，而实际是原封不动。我在1954年的讲义里还是写着：“语言既然是一种用声音来表达意义的工具，又是根据于社会的制约的；”接着就把工具和社会的关系分割开来说明语言的性质。在1954年讲义关于词汇和词义部分，也写着：“语言是用声音表达意义的，而用哪种声音来表达哪种意义，又是依据于社会习惯所决定的。”这还是把语言的表达功能作为它的第一性，把社会上的交际功能作为第二性。忽视了语言的社会本质和它的基本的交际功能，当然要泯没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以及其他一切社会现象实际在语言当中的反映。把表达功能当作语言的基本实质，当然也就把心理现象来代表语言的一切活动。因此在1954年的讲义里，也竟然把概念来替代词，错误地把“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样的词组也认为是词，说：“因为它们都是语言组织当中的最小单位，实际上都是在语言结构上代表一个概念或一种功用的。”这样，便把词和某些词组也混淆不分了。

　　我又把词汇里的一些变化简单地看做“事物名称的变更”。例如过去的“薪俸”变做现在的“工资”，过去的“仆人”变做现在的“工友”等，我虽然说“有些是直接反映着社会制度的发展、变化的”（“普通话词汇”73页），而把它们只是属于名称的变更。这是泯没了阶级斗争的历史事实的。“仆人”、“薪俸”是阶级社会的产物，和“工友”“工资”是本质不相同的概念；这种变化是反映社会本质的变化，不只是名称的变更。又如我在现代汉语词汇的讲稿里，把“好人”“老实”认为可以当作委婉说法来代替“懦弱无能”“没有活动能力的人”等，这也是违反当前社会现实的。（这两个例子，我是和高名凯先生犯了同样的错误，在本年9月号的“中国语文”413页里他已经受到批判了。）又如我在1954年的讲义当中说：“在战争当中的报道，对敌军的移动或撤退说是‘奔窜’‘逃跑’等”是属于“增强刺激作用，用强烈的说法来更换词语的”；说“自己军队的移动或撤退，则说成是‘转进’‘转移阵地’等”是属于“缓和刺激的作用，用委婉的说法来改造词语”的。这不仅是抹杀语言词汇反映客观现实的真实性，而且代表了反动派所惯用的虚伪宣传的污蔑语言的手法。这是由于泯没阶级斗争和社会实际现象在语言当中的反映。

　　至于把心理现象代表一切语言的活动，我在1954年讲义当中以及在词汇的讲稿中，可以找到很多例子。用缓和刺激作用来作为委婉说法的根据，用增强刺激作用来作为强烈和夸张说法的根据，我当时自以为有巴甫洛夫的“词是条件刺激物”这句话做依据的，实际还是用心理现象来代替语言活动，抽掉语言对于社会的绝对依赖性。又如，我一向应用心理学上联想的作用来说明语音和语义的关系、同源词的产生和词义的变化等。说：“声音和意义之间，在民族的习惯上，常常形成某种联想的关系，这就是所谓‘音义相关’。”“同源词是以同样的音素来表示相同或相类的概念。”又说词义的变化，依据于联想作用的“类似律”、“接近律”、“对比律”；说多义词也可以分做类似的（歧义）、接近的（歧义）、对比的（歧义）三大类。这可以见得当时完全是用心理学观点来处理词汇、词义的现象的。

　　在1954年的讲义当中有一段话：“语义的确定，是为着适应社会生活的需要。而语义的变化，也是为着适应社会生活的发展，所以每一个词有它的‘特定的价值’，又有它的‘现行的价值’。”这又是用房德累耶斯把语义作为价值的唯心观点来掩盖语言里的社会作用。又如我讲到词汇、词义的形成和变化，强调词的“适应作用”，说“没有这种适应作用，就要失去它的生活力；”强调构词里词的发展“成熟”的程度；这又是用自然主义的生物观点来抹杀语言里所反映社会发展的实际斗争。讲到语言的连续性或继承性，又说语言“是在历代的传习当中，创造、发展、形成的，”强调语言创造、发展、形成的方式，没有注意到人们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的历史是语言创造、发展、形成的原动力。其他，讲到文字发展、词汇变化、音韵源流、语音历史等，都是语文本身的发展、变化的现象，很少跟社会发展的历史和当前社会现实的斗争联系起来说。这都是由于用心理学的观点来看语言现象，并且认为表达功能是它的第一性，因而忽视了它的社会作用。

　　其他如房德累耶斯语言发展的“补偿作用”的理论，是一种唯心主义的理论，我应用它来说明声调的区别和单音节语的关系，这就是用唯心派的理论来卫护对汉语的错误看法。此外，我的唯心观点，在对于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各家各派的态度上也完全暴露出来。我在普通语言学的教学当中，对自然主义派、个人心理主义、心理社会主义、结构主义、唯美主义等，都是先肯定它们的所谓可取的一面，认为是“优点”，再来批判它们的错误；这显然是站在资产阶级语言学的立场来批评它们的。

　　对于汉语的错误看法和对于语言的唯心观点，当然是和我在语言研究当中所应用的形而上学方法分不开的。

## 三  对于语言研究的形而上学方法

　　把单音节的孤立语当作汉语固定不移的性质，这是十足地代表一种形而上学的语言观；形态三分法把世界的语言划分做孤立语、接合语、变形语好象绝对有区别的三种类型，其实是和事实相违背的。形态三分法的开始成立，在方法上也是极不科学的。当十九世纪初年，德国有个斯拉喀尔（F．schlegel）开始认为梵文和欧洲许多语言有亲属关系，于是他把印欧语和非印欧语分做两大类，后来又把中国语列成一类，这样就成为形态三分法。它原来是以印欧语为本位的一种分类法。我没有推究这种分类法的来源，就依据传统的说法，用它来规定汉语的性质，并且应用汉语词汇里一些伸缩变化的现象，所谓“弹性作用”来给它找证据，作辩护。这又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实用主义方法了。又如我把产生于本质不同的社会的词语，如“仆人”和“工友”、“薪俸”和“工资”等，竟然等同起来，认为是名称的变更，正如“中国语文”上所说“在方法论上是形式主义的，在认识论上是缺乏阶级观点的，实质上是资产阶级的。”把表达功能作为语言的第一性，就把语言看成是心理的活动；这样就把语言里的声音和意义分割开来，把语义和社会的现实分割开来，把语言的产生、发展的经过和人民的历史、社会的历史分割开来，这都是孤立地、片面地对待语言的问题。

　　除了上面所说的三个方面——对汉语的错误看法、对语言的唯心观点、对语言研究的形而上学方法——以外，还有重洋轻中（例如讲语言学理论，以西洋语言学为基本教材）、厚古薄今（过分强调古代作品的优点，甚至推崇儒家思想的作品，以致造成为封建主义思想来作辩护的后果；又以现代的事实任意地来和古代的事实相比附，产生许多不良的影响）、客观主义态度（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学说，都用优、缺点并举的方式来批判）、脱离实际（烦琐的考证，不从解决实际的问题出发）等这些资产阶级的学术思想的表现。

　　这种种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存在，当然有其阶级根源和社会根源。我从少长期受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教育，也受了帝国主义奴化教育的影响。所以解放以前，我的教学和科学研究当中，整个充满着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里一部分所形成的封建殖民地思想。当初主张所谓“全盘西化”，想用西洋资产阶级的伪科学来作为整理中国学术的基础；对于西洋的所谓语言学，几乎想全部地无原则地加以接受。在语言学理论方面，开始引用布伦菲尔德的“语言学导论”，后来又采取房德累耶斯的学说。在汉语语言学方面，完全接受高本汉的学说，到处给它介绍、宣传。甚至高本汉有些污蔑我们中国和汉语的论点，也不加觉察、欣然地加以接受。当时又有很浓厚的封建资产阶级思想，高本汉推崇汉字和文言文的学说，也加以接受；同时又维持许多传统的学说，象形态三分法等。此外还有个人名利思想在作祟，想抓冷门，赶时髦，认为高本汉的音韵学是新科学；当时有“古今中外派”来跟“高本汉派”对抗的，我认为古今中外派是陈旧的，势力也不及高本汉派之大。再后来，我曾经和一些反动政客有来往，想找所谓“根据”来为反动统治者粉饰，来为反动统治者散布有毒的思想；例如我在解放以前曾经根据高本汉的谬论，发表过反对新文字和汉字拼音化的文章，和当时进步人士处于对立的地位。所以解放以前，我之形成那种学术思想，是跟我的阶级立场、政治面貌以及个人浓厚的名利思想分不开的。

　　解放以后，党给我很多教育，虽然在政治思想上有所转变，而在学术思想上改变得很少，或者原封未动。例如学习了斯大林的语言学著作，偏重于“语言学的主要任务是在于研究语言发展的内部规律”，而疏忽了斯大林的这段话：“语言是属于社会现象之列的，……因此要了解某种语言及其发展的规律，只有密切联系社会发展的历史，密切联系创造这种语言、使用这种语言的人民的历史，去进行研究，才有可能，”不能领会斯大林语言学著作的唯物思想，所以我的语言教学和研究还是没有抛弃唯心观点，以致忽略了语言发展当中的社会作用。对于在汉语学说里的一些错误看法和高本汉学说当中的一些反动本质，还没有加以严肃的正视和彻底的清算。这是由于我自觉革命的努力不够，同时又错误地把政治和业务两方面分割开来，以为学术思想并不象政治思想那样急需改造。这样，我就放松了业务的改造和学术思想的批判，以致继续散布了资产阶级语言学说的毒素，造成教学和科学研究上的巨大损害。这是我深深地辜负了党的教育和期望。

　　我对于汉语的错误看法和对于语言学的唯心观点、形而上学方法，这样一些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表现，从它们的然害性来看，主要可以举出如下的几点来说：

　　（1）说汉语是单音节的孤立语，用来证实形态三分法，实际是为着种族主义者的语言优劣论做注脚，在语言学上为着帝国主义侵略者对待殖民地的罪恶行为来找理论的根据。

　　（2）说汉语是列位语，导致汉语无形态、无词类的结论，以及虚无主义的汉语语法论，实陈也就是说汉语是无机的、原始的、低等的语言，对于我们伟大的民族及其语言横施以罪恶的污蔑。

　　（3）说汉语是单音节的孤立语，用来说明汉字的性质很适合于汉语，否认汉字和语言之间矛盾的存在，为着主张单音节制的方块字不能加以改革的论调找语言学理论上的根据。

　　（4）说汉语是声调语，特别强调汉语里声调现象的重要性，对于单音节语有一种补偿作用；于是就以为拼音字母不便于表示声调的变化，以之作为一种反对文字拼音化的理由。这是一种违反广大人民利益的谬论。

　　（6）用心理现象来代表一切语言的活动，导致语言的研究脱离社会的现实，脱离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不但使得语言学成为一种空洞的理论，而且用来给帝国主义者和反动统治阶级供作粉饰和散布毒素的“根据”。

　　（6）把一切语言的活动看作是心理的现象，在词汇学上也就抽除了词义的客观真实性，把词义的解释引导到近似反动“语义学派”的结论。

　　（7）把语言的发展和社会的历史分割开来，使得音韵学和历史语音学都成为一种脱离实际的科学，并且使得词汇的研究也脱离了社会现实的斗争。

　　（8）把语言学脱离现实的社会，因之对于古代作品的解释，就不能结合当前的思想教育来给古代的封建思想以有力的批判，甚至对封建思想给以无意识的宣传。

　　从上面所举出的几点危害性看来，我的种种腐朽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过去不知毒害了多少青年，迷惑了多少读者，给了他们多少恶劣的影响，而招致教育文化上难以估计的损害。在解放后这几年，受到了党的教育，还是保留着这种包含毒素、变质发臭的所谓“知识”，没有加以彻底批判，以致在教学和科学研究方面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巨大的损害，这实在是无可原恕的。近几年来，我自己在政治思想上，也受了这种沉重的学术包袱的拖压，不能轻装前进地迅速改变自己的阶级立场。

　　当前处在一天等于二十年的时代，祖国正在加速社会主义的建设，向着共产主义过渡，时不我待，如果还不决心自我革命，脱胎换骨，那末，我的存在的意义，正如人民日报社论所说，将只是个“反面的教员”而已。毛主席指示我们说：“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同志们、同学们给我的帮助当中，曾经提出关于我的思想改造和政治立场问题，世界观的问题，对于新社会的感情问题等等，确实使我最受感动，我必须不断地用来警惕自己。我一定要端正自己对学术批判的态度，克服种种顾虑，诚心诚意接受党的教育和同志们、同学们的帮助，一方面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一方面把存在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加以彻底的清算，同时对于高本汉等语言学说的反动本质也加以无情的揭露和有力的批判，务期拔尽白旗，树起红旗。希望同志们、同学们继续多多帮助。

　　来源：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系语言教研组编《资产阶级语言学思想批判》，上海教育出版社，195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