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彭德怀同志在党的八届八中全会上的检讨

　　（同志们：）

　　庐山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对我所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联系我在历史上所挂靠的错误路线和参与高岗反党活动的错误，进行了严肃的批判，对我有极深刻的教育意义，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次。我诚恳地感谢同志们对我的耐心教育和帮助。对于我的错误，我在七月二十六日和八月六日的小组会上，作过两次较为系统的检讨，但是都不够深刻。在最近几天的小组会上，得到同志们的帮助，逐步提高了一些认识，又作过几次检讨和交代。现在，根据毛泽东同志、党中央常委会和到会全体同志对我的帮助和我自己的体会，向八中全会全体会议，再一次检讨自己的错误，可能还是不深刻的，希望同志们帮助和指示。有些事实和材料我在小组会讲过了的就不多重复了。

## （一）

　　我首先检讨历史上犯过的几次路线错误。

　　我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由于我对于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不理解，不理解中国革命战争，就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战争，特别是不理解建设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战略思想；加上我从旧军队带来了浓厚的单纯军事观点，认为军队作战主要就是攻打城市。这就显然没有了解中国革命战争的长期性和人民战争的特点，也没有了解中国个体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相结合的潜在力，因此也就不能了解在共产党领导下，经过长期游击战争是可以逐步壮大革命军队，取得最后胜利。也就是不能认真的依靠人民群众。因此，就忍受接受了当时“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路线。

　　立三路线时期，我执行了错误的立三路线。原来红五军军委在毛泽东同志建立农村根据地思想的影响下，曾在一九二九年冬，向中央提出过的幕阜山区（即湘鄂赣地区）开辟根据地的建议，但是受到当时中央的批评，不仅没有完全实现，而且轻易地抛弃了正确路线，毫无抵抗的接受了错误路线。又看到军阀混战，敌人后方空虚，给攻打城市提供了便利条件上。这样，三军团前委就决定先攻占鄂南数县和湖南的临湘、岳阳等城。后来，又在粉碎何建部队对平红的进攻以后，在追击中攻占了长沙。这个战斗，虽然在军事上是个胜仗，但是在政治上是错误的，不仅没有利用有利时机扩大和巩固苏区，而且过早暴露了红军的力量，引起军阀对红军的过大注意，促成军阀战争的停止，并加紧了对红军的进攻。一、三军团会合成立一方面军以后，在袁州会议上，三军团有人仍坚持要打南昌。我这时没有坚决支持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不打南昌的正确主张。这次争执，几乎造成一、三军团的分裂。在这件事情上，我当时不愿意一、三军团分裂，但对打南昌也抱有怀疑，对三军团内部团结也有顾虑，又没有理由说服别人，这种矛盾的心理状态，在当时就的摆不定。在一军团打下吉安以后，在毛泽东同志为首的总前委领导下，三军团渡过赣江，避免了一、三军团的分裂。

　　在第一次王明路线时期，我执行了攻打赣州的错误决定，结果伤亡很大，攻城未克，又丧失了发动群众，扩大红军，准备粉碎敌人新进攻的有利时机。这不仅是战役、战术上的错误，也是路线错误。赣州战役后不久，毛泽东同志在江口会议上，提出了向赣东北发展的正确主张。我对这个方针仍然不理解，表示反对，同意了中央局一些同志的错误意见。特别错误的是同毛泽东同志争吵，态度很不好。并从此种下了对毛泽东同志极端错误的个人成见。

　　抗日战争时期，同样由于我对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抗日战争的战略问题，理解得很迟。抗战开始后，我对国民党军队的力量和进行性估计过高，没有真正理解只有发动群众，才是抗战胜利的基本保证。对毛泽东同志在洛川会议上提出的正确路线和纲领，发生抵触，贯彻不力。首先，表现在一九三七年十月军分会的决议上，提出了与“基本的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相违背的错误的作战方针。其次，当王明错误路线的纲领提出时，我又接受了这个错误纲领，并在一九三八年春，在临汾作了传达。在这种右倾机会主义思想的影响下，民族义愤模糊了阶级立场，这就不可能真正的认识发动群众的重要性，太行地区的群众运动，这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内就作得不好，从反右到反“左”，三起三落，其中我是应当负主要责任的，但是我并没有接受这一教训。一九四零年的百团大战，在组织上说，未请求中央批准，擅自决定，是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行为；在政治上也是错误的。过早地暴露了自己的力量，把日本军队主力从正面战场吸引过来，有利于国民党，而给敌后抗日根据地带来了严重的困难。这很显然是民族义愤，模糊了阶级立场。在新民主主义论出山版后，我没有认真组织讨论，而且错误的宣传了法国卢梭的全民政治——自由、平等、博爱。也就是模糊阶级观点，混乱思想战线的又一表现。

## （二）

　　我在高岗的反党阴谋活动中陷得很深，成为高饶反党联盟的一个忠实成员。

　　高岗和我本来不熟悉，抗美援朝开始以后，才开始接近的。一九五零年十一月高岗到朝鲜，正是布置第二次战役的时候，只谈了一般问题，没有讲其他什么话。一九五一年六月，高岗第二次到朝鲜。向我讲了少奇同志的坏话，主要是讲彭真同志的坏话。一九五二年四、五月间，高岗第三次到朝鲜，又向我讲了恩来同志的一些坏话。还说他到莫斯科时，斯大林讲要撤我的职，他替我讲了好话。我从朝鲜停战签字回国以后（一九五三年六月中旬去朝鲜，八月下旬回北京），高岗到我家中次数较多，我也到高岗家中去过。在这些来往中，私下谈论很多，比较重要的是，他说少奇同志要篡党，当时我表示不相信，但是没有向中央报告。其次是财经会议，高岗说开得如何好，大概在九月约高对军队高级干部作过财经报告，他谈到组织工作会议时，他要军队提出补选中央委员名单，我说军队方面恐怕肖华、邓华两同志合适些，其他同志还须待考虑。一九五四年一月，我参加毛泽东同志在颐年堂召集的会议时，表示赞成毛泽东同志外出期间，由少奇同志代理主持中央工作，而高岗反对。第二天高岗来我处谈：“你为什么支持少奇同志代理，而不支持我来代理呢？”我说：“这是我个人的认识。”高岗当时就气势汹汹地走了。又过了几天，高岗到我家时说：“你这里增加了卫兵，加强了警卫，连我都很难出入了。”我说：“没有的事”。这两件事，当时虽然感到高岗情绪有些异常，但是，也都没有向中央报告。直到又过了几天，邓小平同志正式向我谈高饶反党问题，我才清醒过来，并将上述情况告诉了小平同志。我在高饶反党阴谋中进行的罪恶活动是：帮助高传播了对少奇同志、恩来同志的流言蜚语，破坏了党的团结，几乎造成了党的分裂。在不少同志中，替高岗吹嘘宣传，一部分同志对高岗有了错误的认识，为他的反党活动增加了资本。（比如，在朝鲜向志愿军和人民军干部们讲了高岗如何支援抗美援朝，应当给高授勋。在一九五四年军队高干会上，表扬高岗修改报告稿。）包庇了高岗的反党活动，“派”性超过了党性，相信高岗超过了相信中央。从上述事实分析，我不仅是高岗的义务宣传员，而且是高岗反党阴谋野心家的同伙。我所以同高岗搞在一起，是他的反党活动和我的资产阶级个人英雄主义臭味相投。而他所攻击的同志，又是我对他们也怀有不服、不满和成见的同志。所以对高岗的话就容易听得进去。同时，也因为被他所吹嘘的“一贯正确”、“积极学习”、“理论水平高”的假象所蒙蔽。

　　在一九五四年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我虽然对这次错误作过检讨，但是其承认错误被高岗利用，当了他的义务宣传员，这是很不够的。是不符合上述事实的。是对党隐瞒，对党不忠诚的表现。同时，也是由于我一贯的无产阶级立场不稳，观点模糊所致。因此对问题的看法落后于客观现实，不仅没有预见，而且见事很迟。小事情容易看见，而且抓得很死，大是大非辨别不清，这是使我在高饶反党联盟问题上犯错误的基本原因之一，也是我在其他重大关键问题上犯错误的基本原因之一。

## （三）

　　现在，检讨我这次所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我在庐山会议的小组上，特别是在七月十四日写给毛泽东同志的信上，发表了一系列右倾机会主义的谬论。向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进行了攻击。同时，打击了广大群众和干部的积极性，损害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威信。现在我了解这是一种罪恶。七月十四日的这封信，事实上是反对总路线，反对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

　　同志们已经对这封信的右倾机会主义观点，进行了彻底的揭发和批判。我认为，是非常正确和必要的。因为这些右倾观点，不仅我一个人有，在党内还有一小部分人也有。另外有一些人，则表现认识模糊。经过这场严肃的思想斗争，将会使这些人头脑清醒起来，右倾情绪和右倾错误，将会得到更好更快地纠正，这对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继续跃进，是有利的。

　　我的右倾观点，主要表现在：把党所领导的广大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高度热情，说成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从资产阶级的立场出发，对轰轰烈烈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群众运动，大泼冷水，横加指责，伤害群众和干部的革命干劲和建设热情。把已经纠正和正在纠正的缺点，片面扩大，说成是“左”的倾向，政治性的错误。把个别的局部的缺点，夸大为一般的、普遍的缺点。把九千万人大炼钢铁的巨大意义，说成是“有失有得”。人民公社化运动，本来是适应我国工农业大跃进的需要而出现的，是人民群众的自发性运动。北戴河经毛泽东同志提出，作出决定加以推广，为全国民人欢欣鼓舞地接受和拥护。我却抱着消极的看法，认为搞早了些。把由于比例失调而造成局部的、暂时的紧张，并且这种紧张已经逐渐缓和，说成是引起了阶级关系的紧张，等等。更错误的是采用含沙射影的手法，攻击毛泽东同志，损害毛泽东同志的崇高威信，引起党内的思想混乱，破坏党的团结。

　　这次攻击，正是在党处于内外夹攻的情况下发起的，这就增加了严重的危害性。如果这些谬论传播出去，将成为敌人打击我党的有力武器，将助长那些反对总路线的人们的气焰，将使那些本来不坚定的人，更加动摇，对广大干部和群众来说，将起极坏的泄气作用。这些结果汇合起来，就会取消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陷于冷冷清清，少慢差费的局面。从这些分析来看，我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言论，是从资产阶级立场出发，反对无产阶级事业的，我事实上成为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言人。

　　这次错误的严重性，还因为它不是我一个人的偶然错误，而是一种有准备、有组织的行动。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军事俱乐部”，就是发动这次进攻的“司令部”。具体事实，就表现在我和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同志的关系上。

　　现在我来简单交代一下我和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等同志的关系。

　　张闻天同志在北京有时来我处，次数不太多。这次我出国回北京后一两天，他到我家，我谈了东欧各国的一般情况。他向我谈了毛泽东同志四月二十九日的“党内通讯”说：这封信起了好作用，但是也树立个人作用。我当时不仅没有表示不同意见，而且也有相同的看法。这次来庐山后，住地相邻，来往较多，谈的问题也比较多了。谈了对小土高炉的看法，他说是得不偿失，损失很大。还谈了一千三百万吨钢，三亿四千万吨煤难以完成计划。也谈了些他七月二十一日发言中的某些观点。他谈到庐山会议压力大，只能讲好，不能讲坏。政治局会议，只是一些大的报告会，没有集体讨论。我对此不仅表示同感，也交谈了些紧张情况，特别谈到甘肃情况出人意外。他提到毛泽东同志很英明，整人也很厉害（大概是指反教条主义），与斯大林晚年一样。我当时抱同情态度，并向他说，毛泽东同志对中国历史比党内任何其他同志都熟悉，历代的王朝第一个皇帝总是厉害的英明的。我七月十四日的信写出草稿后，张闻天同志恰巧来了，我念给他听，他未听完就走了。张七月二十一日发言，事先我不知道，那天晚饭后在门前散步碰到了，他说讲了三个小时，我说：“讲了些什么，看一下你的发言”。当天晚上他秘书送来了提纲，我要参谋念了一遍。第二天早上他来时带走了。毛泽东同志二十三日讲话以后，又见过一次，彼此心情都很紧张，他说不能讨论了，我说讨论一下弄清一些模糊思想也好。没有谈什么其他问题。

　　从上述情况看，我和张闻天同志都存在着右倾思想，并且事先也有过交谈。而且由于我们两人都对毛泽东同志心怀成见和不满，这就促成我们一起向党发起了攻击。虽然这种攻击没有什么具体的计划，但是两个心心相印，互相配合，确是很明显的。

　　我和黄克诚同志相处很久，工作上接触很多。上海会议后回到北京时，我向他谈了毛泽东同志在会议上主要批评了我。还向他说了毛泽东同志讲的挂帅问题，我认为应从一九四二年整风运动时算起，不是从现在才挂帅。我说，不知道常委同志们怎样看法？黄当时就向我提出不要到处乱讲。从现在看来，由于我对毛泽东同志有成见，怀疑毛泽东同志推卸责任，曲解了毛泽东同志的意思。 这次从国外回来，我向黄谈了东欧各国一般情况，和在毛泽东同志那里所谈相同。黄向我谈了国内情况，提到有些地区严重，特别是甘肃情况严重。他在谈这些问题时，也表现有火气。人民公社搞早了一些的观点。另有一次谈到庐山会议，我要黄来，我因出国疲劳想休息，他不来我只好来。我七月十四日写给毛泽东同志的信，黄事前完全不知道（黄在高饶反党联盟中提他当政治局委员事，我是不知道的），黄到庐山后，信已印发，他看了以后说：“写得不好，有刺”。他在小组会上的发言，事前我也不知道。我们的右倾观点相同，过去交谈中相互有影响。因此，两人都发表了反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谬论，这绝不是偶然的。我不愿当国防部长和主持军委日常工作问题，对他谈过多次，他认为我提出这些问题不对，而且中央已作决定不要再提。

　　周小舟同志来庐山后，到我处两次。第一次谈了湖南的一般情况。第二次谈话中，他表示感到庐山会议总结经验不够，有压力。周对当前困难看得严重惯，去年粮食收得不好，小土高炼铁等浪费很大，这一些不仅与我有共同点，而且与他交谈这些意见。我向他谈了自己有些意见，往西北小组零碎谈了一些，有些未谈，想写信给毛泽东同志。他劝我亲自向毛泽东同志谈，周说他们三人（大概是周惠和李锐同志）和毛泽东同志最近有一次谈话很好，要他们把不同意见提出来。我说，我有时爱“戳”人，谈不清楚。这些谈话是七月十二日以前的事。我给毛泽东同志写信的内容，他事前是不知道的。我回忆武昌会议后，我在湖南时，周小舟同志对我说，粮食产量本来没有这样高，可否向中央反映，周说，可以。我回京后忘记了，现在看来，周对谭震林同志恐有不满情绪。我和周只在思想上有一些共同的地方。

　　上面就是我和几位犯错误同志间的联系情况。

　　我这次犯错误的原因，除了政治思想的右倾以外，其中最重要的原因还夹杂有对毛泽东同志的个人成见，这些将在下面谈到。

## （四）

　　我在历史上屡犯错误，直到现在，又一次犯严重错误，这次不是偶然的。我参加革命以前，无产阶级的政治思想准备很差，也可以说根本没有准备。相反的，在当时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中，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对我的影响却很深。我所以走上革命的道路，主要是由有着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思想，加上党的影响的结果。当时对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理解还是很抽象的。参加革命以后，虽然长期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参加实际斗争，但是由于个人发展比较顺利，经常存在自满情绪，党内组织生活的锻炼很差，主观努力也非常不够，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始终没有得到改造，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没有真正确立。

　　从错误的世界观出发，加上经验主义的思想方法，自然，对于观察革命问题的立场，解决革命问题的方法，就不可避免地要经常发生错误。例如：在革命战争问题上，我对于毛泽东同志用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所规定的正确革命路线，长期不能理解。常常自觉不自觉地执行错误的路线，或者自以为是地提出错误的主张，同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相对立。在对待群众运动问题上，我虽然在毛泽东同志的影响下，从道理上懂得了群众运动对于革命的重要，但是，由于对群众的恩赐观点，包打天下的英雄思想，不是依靠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思想，因此，在实际指导群众运动中，并不真正懂得群众路线和群众运动，常常是在群众刚刚发动起来，就急于反“左”，而扼杀了真正的群众运动。对群众运动的态度，不是满腔热忱的爱护群众的积极性，而是站在群众之外，评头品足，横加指责，向群众泼冷水。

　　由于我的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不仅使我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常常在革命的路线上，革命的方法上犯错误，而且使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阶段，缺乏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准备。虽然自己主观上也有实现社会主义的要求，但是，因为立场、观点的错误，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路线、政策和措施，容易表现支援，有时表现怀疑，有时甚至表示反对。一九五四年，农业生产合作化运动，正在广大农民的自觉要求下，迅速发展起来的时候，我就表现了动摇，同情了停止发展，加以巩固的错误政策。一九五六年冬大跃进出现了不协调现象，我也主张慢一点。这一次写给毛泽东同志的信，从认识方面来检查，也是正在全国人民争取社会主义建设继续大跃进的时候，我对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发生了严重的动摇。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造的具体政策和措施上，我也有不少错误的认识。其中有许多错误，都是产生于缺乏社会主义革命思想准备的。在庐山党中央常委会上主席批评我时，我插话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内恐怕还要一次思想革命，这是指自己所感而言的。

　　以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来对待和处理社会主义革命问题，就必然陷入右倾机会主义的泥坑。我写给毛泽东同志的信，就充分表现了这种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因此，那封信，虽然表面上似乎是为了社会主义革命利益，实质上却是要按照我的资产阶级的观点来改造党，改造世界，是一个反对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纲领。

## （五）

　　我犯错误的另一个思想根源，就是资产阶级个人英雄主义思想。这种思想，是和无产阶级的集体主义思想针锋相对的，是根本不相容的，而这种思想却在我的意识中根深蒂固，长期存在，没有得到克服。

　　这种思想，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常常使我在革命的集体事业中，自觉或不自觉地渗杂着个人野心和杂质，以正确的态度对待党，对待领导同志和其他同志，常常不是为着整个革命利益，维护团结，照顾大局，维护党的领导威信；而往往是为了维护自己不正当的自尊心，感情冲动，这样就会涣散党的团结，伤害党的领导威信。不能虚心听取正当的批评，不能愉快地接受党的监督。我对毛泽东同志感情上的成见，对其了同志的成见，大都是由于这种狭隘心里状态所形成的。毛泽东同志在历史上曾经对我的错误进行过多次严厉的批评和耐心的教育，最近在上海七中全会上，再一次对我进行批评，同时还有鼓励和支持，这些批评本来都是对我有益的，我却从个人英雄主义出发，心怀不满。这次我写给毛泽东同志的信，就夹杂着这种不正常的情绪，有意识地要“戳”他一下。这种行为，就是一种私人报复，破坏毛泽东同志的威信，反对毛泽东同志的行为。如果不是及时受到揭发和批判，就会发展到个人野心家的严重地步。危害党、危害人民、危害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我这种个人英雄主义思想，在组织纪律方面，是无组织无纪律行为的基础。我曾经对全国性、全军性的重大问题，擅自作主，不请示报告中央，不在一定范围内征求意见。一九四零年的百团大战，一九五八年告金门蒋军官兵书和宣传口号，以及这一届国防部副部长和副总参谋长的名单，未经军委讨论，就用军委名义报告中央，在组织原则上，都是有严重错误的，我是有严重责任的。

　　我这种个人英雄主义思想，表现对同志的关系上，对上级是傲慢任性，公开顶撞，不顾影响。我这种傲上思想，从社会历史根源来看，是在旧社会中反抗反动统治和压迫所养成的，在当时有一定的革命作用。但是参加干革命以后，没有用无产阶级的思想彻底改造，没有认识到这是错误的。因而常常带着这种思想情绪，来对待党的领导和党的领导同志，这就成为一种极其有害的东西。对同级和下级，是盛气凌人，方式粗暴生硬，责人严，对己宽，使人望而生畏，严重脱离群众。对别人的功绩，常常不加重视，对别人的错误和缺点，甚至是已经改正了的错误，倒是念念不亡，别人对我的批评，即使是正确的，也表现难予公开接受。对批评我的同志，如果感情不合，或者批评与事实稍有出入，常常不能从批评的基本精神去理解，而斤斤计较方式，态度和枝节问题，即心怀不满，产生成见。我在高岗反党活动中，表现和高岗情投意合，陷得很深，以致成为其中的重要成员，和我这个缺点是有重要关系的。对外关系上的大国主义思想，也是个人英雄主义表现的一个侧面。

　　我在工作中，表现主观任性，自以为是，简单粗暴，方式生硬，虚心听取和采纳别人的意见很差。在口头上自己非常强调党的集体领导，发扬民主，集中大家的智慧。而在会议上，常是自己讲的多，很少给别人充分发表意见的机会。听到反面意见，有时不让人家讲完，给顶回去，态度很不冷静。认为别人对于会议上要讨论的问题没有很好研究，发表的意见不是真知灼见，即不加重视。在工作中，深入调查研究很差，到下边去走马观花多，下马观花少。不是耐心同下边同志研究情况，而是看到一点，就急于发表自己的意见。因此，有时下去产走了很多地方，还不能了解下边的真正问题所在。所有这些不良的工作作风，和我的个人英雄主义思想，都有着内在的联系。

　　总之，资产阶级的世界观，经验主义的思想方法，个人英雄主义的思想意识，形成我在革命斗争中反动性的一面，已经给革命事业带来过重大损失。如果再不警惕，痛改前非，任其发展下去，后果是非常危险可怕的。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张国焘、项英、高岗、饶漱石等人分裂党、分裂军队的错误，就是从这些根源产生的。这是前车之鉴，我现在重温这些惨痛的教训，不禁毛骨悚然，但是对我避免重犯类似的错误，却是极其有益的。

## （六）

　　不了彻底纠正我所犯的错误，最主要的是要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主义，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彻底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学会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观察问题，克服同马克思列宁主义背道而驰的经验主义。在中国，在我们党，学习马列主义最有效、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向毛泽东同志学习，学习他的各种著作，学习他在中国革命实践中对于马列主义的运用。我过去对于这一点，重视不能够，既没有好好学习马列主义理论，也没有好好向毛泽东同志学习。因此，就陷入经验主义的泥坑里，在政治上常常迷失方向。

　　当然，我的学习，首先必须和当前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密切结合。我这次所以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主要在于自己既不懂得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又不完全了解中国当前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仅仅凭着一知半解的经济概念，凭着零星片面的材料，就估计形势，发表意见。以致在当前需要反对右倾的情况下，我却错误的提出反“左”，在某些少数同志中一度造成认识上的混乱。因此，对我来说，密切联系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加强学习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是改正错误的重要工作之一。

　　今后必须尽最大的主观努力，继续进行自我批评，把错误思想的根子彻底挖掉，克服个人英雄主义思想。一九四五年，在延安举行的华北座谈会上，大家对我的个人英雄主义思想，虽然进行了严肃的批判，但是后来旧病仍然经常复发。主要原因，就是当时自己总在一些枝节问题上纠缠，过后又没有注意进行经常的自我批判，因而错误思想的孽根未除，等到气候适应，就乘机复发。这个沉痛的教训，一定不再重复。

　　加强党性锻炼，加强组织纪念观念，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在我的思想意识中，渗杂着许多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个人英雄主义思想，是其中比较突出的。此外，还有一种无政府主义思想，这种有害的思想，主要表现在对待毛泽东同志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态度上，不够尊敬。其中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是由我自己的思想意识有毛病；另方面由于自己在旧社会中，认为依靠个人的“英雄”行动就可以改变社会，忽视集体组织的作用，这种思想，也影响了我的组织观念。

　　同时也由我对于阶级、政党、领袖的关系，特别是对领袖在革命斗争中的重要作用，领袖对于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作用，认识不清。在这次会议上经过同志们的批判，经过自己的反省，现在我认识到领袖的威信和党在群众中的威信是一致的。自觉地维护领袖的威信，就是维护革命的利益，维护全党和党中央的团结，就是维护党的生命。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经过群众千百次的亲身体验，经过千百次的事实证明，是全党和全国人民挑选出来的、代表正确路线的，最有威信的领袖，是全党和党中央团结的核心。我过去在这个问题上觉悟是低的，今后必须努力提高这种觉悟。我长期以来，错误地认为，只要不是反革命，什么话都可以讲。因此，讲话常常不看场合，不顾影响，随意“放炮”，不计后果，犯了严重自由主义的错误。以致伤害党的团结，损害领导同志威信，也容易为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

　　毛泽东同志讲的“骄傲使人落后，虚心使人进步”，对我来说，是特别需要牢记的。今后要彻底放下包袱，老老实实地、虚心地向别人学习。我在待人接物上的横蛮、粗暴，决心改正。要真正作到以平等态度待人，把自己当作一个普通劳动者，站在群众之中，而不是站在群众之上，作一个人民踏实的勤务员。在党的原则下，坚决和同志搞好团结。

## （七）

　　这次会议，全面地、严肃地揭发和批判了我的错误，对我个人、对全党全国人民都有极大好处，这是党的一个伟大胜利。三十多年以来，毛泽东同志一直对我进行无微不至的帮助和教导，并且不止一次地将我从错误中挽救出来。在我这次陷入错误泥坑而不自拔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又一次伸出热情的手，对我进行耐心的帮助，更使我感愧交加。我现在向全体同志诚恳表示，我坚决地全部地抛弃那封信的错误立场、观点，坚决抛弃对毛泽东同志的一切成见，坚决回到党的立场上来，脱胎换骨，重新作人。竭诚拥护党中央，拥护毛泽东同志，拥护党的总路线，永远作党的驯服的工具，不管今后党中央的领导人有什么变化，都愿坚决服从领导，在党的监督下，老老实实地为党工作。并愿尽自己的余生，无限忠诚地为党的革命事业而奋斗。

　　最后，我恳切的向党中央表示，人民解放军是党的有力工具，是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我这样的人来掌握，是非常危险的。加上我缺乏马列主义基本知识，军事科学也非常贫乏，继续搞军事工作也很困难。我万分诚恳地提议，撤销我国防部长和军委委员职务，并愿接受党的任何处分，请求党分配我去作党认为适宜的工作，籍以加强自己的锻炼，从实际工作中改造思想，认真读些马列主义书籍和毛泽东同志著作。并建议把我的错误，在全党、全军殿开批判，进行教育。以补救我的错误给党造成的损失，使大家引以为戒。

　　我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已近六年，缺点和错误不仅很多而且严重，这里不作详细检查，等以后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再进行专门检讨。

　　来源：一九五九年八月二十九日中共甘肃省委办公厅翻印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