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小舟同志的信

## 毛泽东批示：

　　印发各同志，全篇挑拨离间，主要是要把几个秀才划进他们的圈子里去，并且挑拨中央内部。

　　 毛泽东  八月十四日

　　（主席：）

　　八月十二日六时信敬悉，昨夜从您处回来，和周惠同志谈到深夜，把对您的指示要点的体会都谈到了。根据全会精神，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军事俱乐部是反党、反中央、反主席、反总路线的性质，彭的信是右倾机会主义的纲领，而我本人曾和彭有接触，和黄克诚同志的关系较深，和张闻天同志曾有一次谈话，其中详细经过，在八月十日晚以前有重要隐瞒，如此等等，推论结果，我必然是反党、反中央、反主席的俱乐部成员之一；同时我有许多右倾思想和观点，推论结果，又必然作出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的结论。周惠同志和我同住一处，我和彭谈过的话，有一些曾和他谈过，在庐山第二次到彭处去谈话，又是他完全出于好意地劝我去的，因此他也沾了军事俱乐部的边；他在群众运动和许多其他问题上的立场比较坚定，但是我既然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性质，他也不能完全没有责任，推论结果，他至少犯有这种性质的一定程度的错误。此从当前反彭反右斗争总形势来看，势有必然，而解剖我们自己，披肝沥胆，又感觉与实际情况确有出入，我想到假若戴上这样两顶帽子，我对主席、中央、全党，湖南党员和人民，甚至对自己的老婆和孩子，都必须说我犯了反党、反中央、反主席、反总路线，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两条错误，然而再说下去，势必泪潜潜下，不尽欲言。谈到这里，周惠同志感情奔放，放声大哭，我则吞声忍泣，泪与言俱。我在这样两个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这是完全肯定的（周惠同志与我有很大区别）。今早十时，接到您的来信，要我写成详细材料。本来昨天我是想把一切所想、所为系统地向您报告的，由于您插话较多，有时我的思路也被打乱，因此时间虽长，意犹未尽，我想趁这个机会，把我一切所知材料和我的思想状况向您报告。请求您相信我的忠实与诚恳，我以我对您、对党中央、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忠诚和我的生命保证我所反映的全部材料的真实，由于记忆力差，某些语言、细节或者记忆不到，至于关键性质的材料，是决无保留和遗漏了。

　　我想分作几个问题来写：

## （一） 我和彭德怀同志来往和谈话经过。

　　1·武昌会议后彭到湖南视察和谈话内容，具见八月三日我的检讨（全会简报第十号）。应该补充的是我现在觉悟到彭的那些谈话有抬高自己和拉我一把的用意，我当时是没有嗅到的。

　　2·到庐山后和彭的正式谈话两次，第一次是七月三日或四日上午，是我找他去的，不是他找我的，内容除见八月三日我的检讨以外，还有彭谈到的一些问题。

　　甲、 中央常委之间，少奇同志当了国家主席之后更不便说话，恩来，陈云同志犯过错误不能讲话，朱德同志意见较少，林彪同志身体不好，了解情况不多，不甚说话，小平同志，亦不便多说，意指常委之间，某些问题或者难于展开讨论。

　　乙、 他自己对于某些工作缺点，敢于讲话，并且时常给主席送些反面材料看，例如广州军区材料（他手里拿着，我当时未看），他说这一些，可能主席不满，撤职也不要紧，黄克诚可以当国防部长。

　　丙、 他从欧洲回来，向主席汇报，谈到铁托左右有数十人逃离铁托跑到阿尔巴尼亚去了，他说说到此处，主席顿时脸色发红。

　　丁、 一月省市委书记会议前，主席召集陈云、富春等六人讨论过今年钢铁指标，陈云同志提出二千万吨不可能完成，主席未表示意见，而会后外面空气则说武昌会议开完不久，即有人动摇指标，意指富春同志作出宣传，但未明说。

　　戊、 主席以个人名义直接写信给基层组织和干部，不知是否经过中央。

　　己、 彭在西北小组会议上的讲话摘录（见庐山会议简报四十八号）各项，除第二页七月四日第二条“我犯过四次错误”，第三页七月六日一、二、三条没有和我谈过之外。其余各条大体谈到，但语言没有这样露骨地直指主席，意思也不和摘录完全相同。

　　3·第二次和彭谈话是在您找周惠、我、李锐同志三人第一次谈话之后的第二天或第三天（即七月十一日或十二日），我们体会主席的意思是庐山会议肯定成绩，总结经验，缺点也可以谈出来。周惠同志完全善意地认为主席的意见可以告诉彭（因为我曾给周惠说过，彭有些意见想给主席谈，但又怕谈错，情绪紧张），我同意周惠同志的意见。

　　这次谈话时间不长，我把主席找我们谈话过程和我们所体会的精神向他谈了，大约四点：甲、综合平衡，非常必要，过去计委对此搞得不好。乙、会议不应有什么压力，什么问题都可以谈。丙、谈到去年估产过高时，我曾说到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丁、主席谈到蒋干的故事，说曹营的事情不好办。国乱思良将，家贫想贤妻。

　　这时他说正要给主席写一封信，我说何不把你的西北小组的发言作为记录写出来送给主席（他说他在西北小组作了发言，但简报上未登出来，到底是些什么，他当时并未系统对讲）。他说，很好，你当了我的参谋。我劝告他写信必须冷静、客观，因为上次我规劝过他和主席谈话决不可以不冷静。

　　至于他要写的信，内容如何，如何写法，以及何时写好，何时发出，我完全不知道。

　　4·以后还有两次见面。一次在七月十八日上午，我、周惠、李锐同志同去看黄克诚同志，和黄谈话约一小时（内容另项详），之后一块儿去参加总理如今的会议，出门碰到彭，没有说什么。

　　又一次在七月二十三日晚，即主席讲话之后（主要是我和李锐的思想不通）感觉紧张，去找黄克诚同志谈话（内容另项详）将近结束时，彭到黄室内来，我说我们被抛到三十公里处了，彭说那有什么，还有三十公里嘛。他没有说几句话就走了。

　　5·我对彭的过去，除了听说百团大战他没有执行中央决议外，其它关于彭的历史情况完全不知道，总以为彭是个好人，故对他的有意拉拢，毫无警惕，对他说的话，也以自由主义的态度对待，由于我自己有许多右倾观点、错误观点，所以谈话也相投，我所谈湖南情况，其中包括许多右倾观点，可能对彭有影响，在这个意义上说，我起了向他提供材料的作用；反过来，我谈这些错误观点，又是当了他的义务宣传员。

## （二） 我和黄克诚同志的关系

　　1·我和黄系在湖南工作时相识，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零年底，他当省委书记，我当宣传部长，一九五一年至一九五二年九月，我当湘西区党委书记，九月，黄离湘来中央，我回省委任副书记。

　　2·他和彭过去是什么关系，我不知道，此次彭之向党进攻，黄起什么作用，我不知道。

　　3·我过去对黄敬重。认为他为人正派，处理工作果断，但粗一点，他对群众运动经验不多，思想右倾保守，从困难方面考虑的多。个人生活确实艰苦扑素，我和他比邻而居凡一年，故深有所感。他在湖南期间把地方所积累的钱都办了地方工业；省、地方盖房子，大体上是他离开后才开始的。

　　4·我每次到北京开会都到黄、雪峰、先念同志处（以后和震林同志熟了，也常去）谈谈工作情况，而黄处去得较多。对于工作情况，他总是从不利方面、困难方面要我设想者多。他不和我谈中央人事，只有一次我谈到湖南粮食情况涉到震林同志时，他说谭是好人，但是不准。我扯到中央人事时他便阻止，说不要谈这些。这是我过去对他有深刻印象和敬重的原因之一。我和黄偶有通讯，每年一、二次而已，都是具体工作问题。

　　5·他在二月间到过衡阳，我和他未见过面。他从衡阳打过一次电话给我，意思大体是：甲、从衡阳车江公社所见粮食情况尚好，乙、有那个地方现在还用木炭炼铁，要我停止；丙、他认为衡阳县委第一书记魏凡同志不能胜任，要我们考虑调换。其后他去郑州参加会议前在长沙机场候机，在机场和周惠同志见面，据周惠同志记忆，所谈大体也是这几点。

　　6·庐山和黄谈话两次，都是我、周惠、李锐同志三人去的。

　　第一次在十九日早八点左右，李锐同志是我电话约去的。除谈到湖南工作几个问题（木炭炼钢、浏阳工作缺点、衡阳县委书记不胜任等）之外，谈到会议情况，我和李锐同志说到会议空气有点不能多说缺点的压力，把主席和我们谈话的精神简单地谈了一些，黄说主席在郑州会议以后就已经注意改正这些方面的缺点了；谈到彭的信，黄说粗看了一下，有漏洞、有问题、，有刺，照实际说，还可以说得重点，但是不能对彭说。八点五十分左右，彭进黄室来，没有说什么，就到交际处去参加总理如今的会议了。

　　第二次谈话在七月二十三日晚九点左右。主席上午讲话之后，我思想不通，有抵触情绪（周惠认为方向完全对，但我们回去如何做法，还要具体考虑）。黄昏时候，我想到黄处去谈谈，周惠同志本不愿去，其时恰巧李锐同志来了，李的情绪大体和我相同，他说听完主席讲话，他和伯达、家英、冷西同志去游小天池，三人都感到沉重，思想有抵触。他的情绪很激动，我也很激动，说对主席讲话，根本不通，周惠的态度较冷静，并说，你们这样说法不对，李锐说到主席这篇讲话是钓鱼、翻云复雨，说主席几年来各方面取得胜利，国内外威望很高，有点“翘尾巴”，说到“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假若以后不加六条标准就是修正主义的东西；周惠同志虽然未多说话，这时也加了几句，说二中全会下马的决议，主席也参加的；在家看到主席和斯特朗的谈话记录，斯说马恩列都不如主席，主席当时应该说几句话。我当时由于有抵触情绪，想马上到主席那里去谈。因为其先已约到黄处去谈，周惠同志虽不愿去，也就拉着他同去了。在黄处谈约一个钟头。首先是我说到对主席讲话感到突然，一百八十度转弯，不知是何道理。李锐同志则把上面一些话都讲了。我说到主席是不是有些象斯大林晚年，意指有些骄傲、独断，并问到中央集体领导如何。我又说到我们想直接见主席去谈。周惠同志这时并未说话。黄劝我们不要激动，说中央集体领导很好；说主席讲到方向问题、立场问题是正确的；说有错误缺点可以检讨；劝我们不要在激动之下去见主席，于是我们才冷静下来，周惠同志这时说了几句，大意是主席讲话精神反右倾是对的，但如何做法，应该考虑，上面他所说的话这时也说了。这一段三人议论到四人议论，主要是我和李锐同志的错误，李的情绪比我更激动些。如此谈过之后，我们感觉冷静下来了，于是又谈到早稻收获和当前抗旱等一些湖南情况。将要回来时，彭进黄室内来，谈了第八页第四条上所写的几句话，我们就分头回来了。回来之后，我们很后悔，感觉情绪不对头，犯了错误，周惠同志的后悔心情更厉害，说犯了这样大错误怎么办，其实我的心情也很紧张，说错误已经犯了，以后总要还账的，这个时候只好暂时不说。这段谈话，当时和在以后列席常出门时，我曾要求黄暂时不要再谈，过些时候一定向党作交待，黄在十日下午小组会上把这些话都说出来了。

## （三） 我和张闻天同志的一次谈话

　　我在延安与闻天同志开始认识，但除在延安向他谈过一次一二九运动材料外，未作过其他谈话。闻天同志犯过教条主义的错误，这我是知道的。

　　七月十九日我在新编小组有一次发言（内容见庐山会议简报十八号第八页），会毕同路出来，我问他我的发言如何，他说可以，他邀我到他家里去谈谈，路遇田家英同志，田拉着我们同到他那里去谈谈，当时在座的除我们三人外，还有伯达、乔木、冷西同志，和主席处的警卫处长王同志，李锐同志碰着来了，扯到会议空气有些压力，肯定成绩之后，缺点也可以谈谈，当时乔木、伯达、冷西、王同志等四人未讲什么，但是看来这样一种思想是有同感的。不久，即在田处吃饭。饭后，闻天同志邀我“还是去谈谈吧”，我就去了，谈话约三、四十分钟，内容是：

　　（1） 会议在具定成绩之后，应该谈谈缺点方面的经验，均有同感。

　　（2） 党内民主问题：一方面每个人应该有话就说，敢说，另一方面要造成一种使人敢说敢讲的气氛，当时对此点有同感，并无实指，只是泛论。

　　（3） 刘杰同志在小组会上的发言，说大跃进中某些缺点，只是由于缺乏经验，对于某些主观主主义、片面性根本不说，闻天同志认为不妥。

　　（4） 闻天同志主张取消公社供给制，我不赞成他的意见。

　　谈话只此一次，内容就是如此。

## （四） 和李锐同志的关系

　　1·我和李锐同志认识在一九四九年南下到湖南时。当时他任报社社长，我任宣传部长，在直接工作关系，以后有一个短时期我任部长，他任副部长。我对他的印象是聪明、颇有才华，过去印象为人尚好，骄傲，狂妄，没有实际工作经验。他和周惠同志早在个案青委时代即相识，周惠同志对他的印象与我大体相同。这次来到庐山，在七月二十八日列席常委会议之前，他来我们处闲谈约有四、五次。七月二十八日之夜，就没有再来过了。

　　2·李锐同志八月十一日中午所写“我的反党、反中央、反主席活动的扼要交待”（全会文件四十六）是一个言不由衷、推卸自己政治责任的东西，前提错误，其一、二、三条基本不是事实，四条之前提不对，其余所写许多自由主义和无原则的谈话，有的不合事实，有的夸大。而且这次我们犯这样目无党纪、破坏领袖威信的严重政治错误，一方面主要由于各人都有错误根源，但另一方面确实首先是由于李锐同志的狂妄胡说而引起的。

　　3·但是他隐瞒了他谈到的许多问题：

　　甲、 田家英同志谈过想要求离去主席秘书职务，离去之前，他将要向主席大胆建议三事：（1）希望主席避免斯大林晚年的错误；（2）主席能治天下之事，而于左右人员某些错误难于知道；第三件李说后，我忘记了。

　　乙、 乔木、伯达、家英等同志认为会议将要肯定成绩，总结经验，而在彭德怀同志信件出来后，乔木同志认为基本形势变了。

　　丙、 在主席怀疑我们有派别活动之后，乔木同志示意田家英到主席主席处谈清，同时李锐同志向主席写那封检讨的信。

　　丁、 乔木同志曾谈过主席谈到海瑞，但又不要海瑞。

　　戊、 在主席提到湖南派的时候，他听说中央已在起草反对反党集团的决议了。

　　己、 陈云同志在反冒进后有些灰溜溜的，说柯庆施同志等似乎拉着大棒打人，说他是经过大风浪的。言谈之间，有些情绪。李锐同志曾担任过陈云同志的秘书，故所知较多，李说好在陈云同志此次未来，否则恐怕把他扯进去。

　　这些自由主义的乱谈，是否事实，我完全不清楚。谈后他说当作烧掉，他的用意是乔木、伯达、家英、冷西等同志确实都是好人，不要连累他们，并且又把事情弄得愈来愈复杂。他的交代不谈到这些，我认为这一点用心是善良的。请您考虑，可否把这段情况只在中央少数同志之间查明，不要传布开去，因为我确实认为乔木、家英、伯达诸同志都是善良的（虽然也有自由主义的错误），把他们扯进去对党没有好处。

　　庚、 彭德怀同志和我谈过话以及谈话内容，除了和周惠同志谈了一些以外，确实未向任何其他人扯过，李锐同志曾问过我，我也没有告诉过他。

## （五） 我还和乔木同志、尚昆同志谈过话。

　　和乔木同志谈过两次话：一次是讨论主席的两首诗，第二次是在我们和您第一次谈话后，我把我所体会的精神告诉了乔木同志，他说好，对他写“形势与任务”（第一稿）有帮助。谈完之后，我还扯到，（1）主席、中央有的指示（自留地、出布告事）直发基层，此种做法，似不可多，曾举湖南执行六月十一日指示有困难，两次请示震林同志批准我们的办法的例子。（2）中央集体领导情况如何。和乔木同志谈到这些，是因为李锐同志扯到他们那种思想状态我才谈出来的（我和乔木同志过去并不很熟悉）我在当时，并无用心，乔木同志却很注意了。在八月十一日下午的小组会上，乔木同志据此推论我是从俱乐部里得到什么东西来活动的，这个完全不是事实，这种思想完全是我个人的，并且和乔木同志谈过的这些话，不是乔木同志提起，我确实已经忘了。

　　和尚昆同志谈过一次话，是在送“形势与任务”稿的一个晚上，把我所体会的主席和我们第一次谈话的精神和他谈了，尚昆同志说好。在后一、二天的一次会上（彭信出来之前）相遇，尚昆同志告诉我，你们提些意见很好，要顶住。我的体会，尚昆同志也有对会议在肯定成绩之后应该谈些缺点，总结经验的感觉。

　　还和罗瑞卿同志谈过一次对主席第一次谈话的体会。此外，任何别的地方都没有谈过。

## （六） 我的思想状态和严重错误

　　1·我对主席有几条意见：甲、南宁会议反对反冒进是正确的，但是当时目标指向恩来、陈云同志，批评很重，是否可以采取其他方法，既反冒进，对同志批评又不太重。乙、上海会议批评的人是否多了一些。说到小平同志当副帅，是否使少奇同志等人不太好做事。丙、主席讲话有时是远大理想（如土地使用三三制等），我们体会应该懂得这些道理，不能不根据具体情况办事，又如某些具体工作作法，似不能规定太死，如麻城经验要从算账入手解决干部与群众关系这一点是完全正确的，但各地办法可以容许有所不同。

　　2·庐山会议，我们带着“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的思想来的，希望总结经验带着任务回去，根本没有想到总路线、大跃进会有路线上的争论，对于会议初期在肯定成绩之后，提到一些缺点方面的经验，许多同志有不同看法这种心情我们体会不深，在几件具体事情之后我感觉有些“压力”（见会议简报十号，我的发言）所以向您谈了，这完全是个看法，不是从军事俱乐部里来的什么东西。彭信出来之后我之所以基本上同意，除了由于有许多思想、观点一致的根本因缘，当时也是出于这种心情。直到七月二十三日上午主席讲话，把彭信提到方向问题、立场问题上来，提出新的反右倾任务。这在我当时确实没有转过弯来，思想上抵触很深。我的想法是在肯定成绩总结经验之后提出新的任务。要提反右，我的思想是能够接受的，因为我们下面工作已经经出现右的现象，我们在六月底的县书会议上并且已经作了一些布置，但是我想必须在总结经验之后。同时，当时对彭之向党、总路线进攻，由于对彭过去历史不了解，从信的字面来看，又有和自己的许多右倾思想相同的地方，故完全处于突然，思想毫无准备，转不过弯子来。怀疑事情那有如此严重，这种思想，在二十三日我上我是想直接向您来报告的，在黄克诚同志处的谈话，使我冷静下来。直到列席常委会议，了解到彭确实是向总路线进攻，锋芒直指中央和主席，这时才如梦初醒，懂得是怎么回事情。

　　3·为什么我在八月二日给您的信不讲真话，欺骗主席呢？第一、周惠同志劝我去彭处（第二次）确是好心，毫无恶意，扯到这些，势必累及于他，心有不安；第二，特别重要的扯到在黄克诚同志处的谈话，势必把李锐同志所谈那些都扯出来，影响所及牵涉面甚广，而我所了解这些同志（乔木、伯达、家英、冷西、尚昆诸同志）都是好人，即令事实总会查清，而正当会议高潮，势必增加许多麻烦；第三，事情像三个圈子，李锐同志和秀才那里有一个圈；我、周惠、李锐同志这里又有一个圈；我和彭谈过话，与黄关系较深，又和张闻天同志谈过话，故我又与彭的俱乐部有这样的联关，哪此三环相扣，我一时很难于自解。为此原因我想把一切后果由我自己承担下来，蒙混过关，等到一定时机，冷静下来之后再向您和中央彻底交代。正国为这样一种心情，所以决定隐瞒这些情节，同时自己又知道即令是暂时隐瞒，也是对党不诚实，痛苦万状，如在煎熬。十日晚这些情节被迫揭开后，这种心情才稍有改变，也才敢于在昨天请求和您谈话。

　　4·我这次所犯错误是极其严重的。深刻的根源在于我的立场没有得到彻底改造，脑里存在许多右倾思想观点，加以对党的历史知识太少，政治上嗅觉不灵（当然还是立场不稳），言语行动有缺点，另上骄傲自满情绪，这些就使我在紧要关头，发生严重动摇，造成严重政治错误。在您、中央和同志们帮助之下，我已经彻底觉悟过来，希望深刻地接受这次错误的严重教训，彻底改造自己的错误立场。至于我的许多右倾错误思想，我将另作检讨。

　　（敬礼！）

　　 周小舟八月十三日早二时

　　来源：一九五九年八月二十九日中共甘肃省委办公厅翻印影印件。